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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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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经济情形，则以我国抗敌之久和战区之广，所受的创伤自然是很深的，但亦有可以乐观之处。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来偏在沿江沿海一带，此次抗战，根据却建立在内地。新式工业，有一部分迁移到后方。旧式的工业，亦以合作社等方法经营，而渐见发展。从今以后，当可逐渐矫正偏枯之弊了。东北及台湾，被敌人占据得很久。抗战以来，敌人在华北设立振兴公司，在华中设立开发公司，所经营的事业颇多，且多能利用现代的经营方法。现在被我缴获，亦于我国的经济进步有裨。我国现在的急务，在于工业化。所谓工业化，就是利用现代机械之力，而不再限于从前的人力、畜力等。这包括一切生产事业，并非专指狭义的工业而言。关于这一端，我们自希望得到经济上先进之国的援助，而其进步乃快。在“九一八”以前，我国即有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设立。由国际联盟，与我以技术上的合作。当时敌人曾宣言反对，可见其与我国的前途关系之大。抗战胜利之后，我国又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从事于决定计划，制作方案，以利用全国的资源。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即将于此等计划方案之下与我合作。我国的形势和美国最相像。地形的平坦不如美，而复杂则胜之。人力的充裕，则远超过美国创建之时。现在所可利用的资本及技术，亦速非美国创建时所能比拟。美国自创建至兴盛，不过数十年，我国的繁盛，苟能善自为之，亦必可立而待了。
外交上的情势，亦在好转之中。国民『政府』虽努力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然因为国势所限，实未能推行尽利，如关税虽云自主，卒受日本的压迫，订定了名为互惠而实则有利于彼的税率；领事裁判权的撤销，更因“九一八”之变而未能实行，即其明证。太平洋战争起后，我国和盟邦的关系密切了，侵略主义的不合理，各国亦更有觉悟。英、美二国，乃于三十二年（1943）一月十一日，同时与我订立新约。将领事裁判、沿海及内河航行、得在我境内驻兵及租界等非法的权利，概行取消。此后和我订立新约的，又有多国，都本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不平等条约，到此才真算取消了。
国际大局，在战后亦现出光明。当三十年（1941）八月，英、美两国，业经宣布了《大西洋宪章》。太平洋战争发动后，更觉有扩充其范围的必要。三十三年（1944）八月，我与英、美会议于美京附近的邓巴顿，始讨论《联合国宪章》。三十四年（1945）二月，克里米亚会议中，又谈及国际安全当设保障。四月，联合国全体在旧金山开会。六月十六曰，遂通过《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机构，大会而外，有安全保障理事会，以常任理事国五，即我与英、美、苏、法，及选任的非常任理事国六组成。国际纠纷，和解乏术，即得运用外交和经济制裁。并得要求所属的军事参谋委员会，对侵略国采取行动。而军事参谋委员会，则得运用加盟诸国的陆、海、空军。其维持国际的和平，较诸国际联盟，力量要强得多了。又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调剂各国间食粮、货币、投资、劳工等问题。有国际信托统治委员会，以统治（一）旧国联委任统治之地，（二）新自敌国分离之地，（三）会员国自动托治之地。虽其办法还有些和国联的委任统治相像，然其统治须顾及被统治之国的利益，且须受其他国家的监察，也进步得多了。此外列国互助的组织，又有善后救济总署，以三十二年（1943）设立于美国，我国亦设有分署。是年布里敦森林会议，又订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两协定。前者以供给长期间的资金，后者以稳定各国间的货币。真利必存于两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及二十年而大战又作，法西斯主义的扰『乱』，固为其一因，而各国在经济上缺乏调剂，竞以关税壁垒，汇兑倾销等政策，互相争斗，实亦为其重要的原因。这次战后，列国能注意及此，未始非一线的曙光。我国为五强之一，其责任自然也相当重大了。
中国在国际间地位的改善，及其前途无限的希望，实缘其艰苦的奋斗有以致之。论者或以此次的胜利，中国并未能用兵力将敌人驱逐出境，疑其实系倚赖盟国之力，这是错误的。竞争的胜负，本非专决之于军事；即以军事论，我国亦已经尽了很大的力量。三十四年（1945）国庆日，美国的军事评论家曾撰文以贺我，他说：“中国的崛起，当归功于其保持民族自由的决心，及其人民与军队的精神。二年前，远东的局势为联合国阵线中最黑暗的一面。在苏联保守中立之时，联合国的援助，几乎完全隔绝。日本有大批的新式战具，中国则缺乏重兵器及货车、铁路、车辆等。英、美兵工厂虽有上述物资，然只有一条脆弱的、长五百英里、由阿萨密自空中越喜马拉雅山至云南高原的生命线，仅能运少数汽油、炸弹及子弹，以供给空军分队，对于中国迫切需要的战具，则无法尽量供给。然在此时期内，中国的精神绝不少馁。当时中国的情形，许多人认为绝望，易以他国处此，必早已崩溃，而中国人毫不失望。此种精神，证明中国为联合国主义的堡垒。假若中国崩溃，则日本可任意吸取中国的资源，而大增实力；欧洲战事结束后，英、美军虽可调攻日本，日本军阀亦可移至中国，继续抵抗。果尔，盟军所付的代价，将不堪设想。而中国并未崩溃，以其最后的力量，努力抗战，绝不稍懈。中国的英勇，诚将留为人类历史上的胜绩。中国对于结束战争的贡献，将为其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外人之称道我者如此，我们亦不该妄自菲薄了。但抗战的胜利，只奠定了建国的基础，建国的前途，须待努力之处还很多，我们正不可不格外奋勉哩！
第48章 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1）（）
第一章商业篇
市舶司之设，元明二代亦皆有之。元设于上海、澉浦、杭州、庆元、温州、泉州、广州，凡七处，时有省置。明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以通日本，泉州以通琉球，广州以通占城、暹罗及西洋诸国，诸国皆听时至，惟日本限其期为10年，人数为200，舟为2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作伪，以其时正值倭寇为患也。嘉靖初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嘉靖三十九年（1560）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部议从之。四十四年（1565）浙江以巡抚刘畿言仍罢，福建开而复禁，万历中悉复。永乐中又尝设交阯云南市舶提举司。明之设司，意不在于收税，而在以此抚治诸夷，消弥衅隙，以其时倭寇方张也。在当时未尝不收制驭之效，然习之久，而畏恶外人之心日增，欧人之传教，又颇与华人习俗相违。清嘉庆时，又有西北教匪、东南艇盗之祸，遂并攘夷排教御寇为一谈，中西之交涉，生出无穷纠葛焉。原因虽多，而倭寇滋扰，致中国之视海客咸有畏恶之心，亦其中之一也（《明史·食货志》曰：“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生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明之与外国通市，其意皆非以为利，故永乐初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成祖不许。武宗时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于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旨所载，例不当预也”。夫许外国互市而曰入贡，许附载方物贸易，而市舶司且若以接待贡使为职，永乐三年〈1405〉又置驿于三市舶司，以待诸番贡使，岂真以其来，为入贡而不为贸易哉？夫亦曰入贡而后许贸易，则不致与沿海之民私相市，而官司无所稽考，以是为制驭之一策云尔。此办法似乎多事，而亦不能尽谓为不然。盖客强主弱，乃清中叶以后之情形，前此则适相反。故嘉靖倭变，朱纨访知“由舶主皆贵官大姓，市番货皆以虚值，转鬻牟利，而值不时给”。而史且谓“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益无所施”也。盖市舶官吏原来未尝不有赃私之行，然视土豪势家，则终有间矣）。
北方游牧民，虽时与中国以兵戎相见，然通市亦恒不绝，史所载虽不详，亦可考见其盛者，则如汉设马邑之权，匈奴单于觉之而去，自是绝和亲，攻当路塞，然“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之”，又如唐杀突董，九姓胡死者千人，突董回纥毗伽可汗叔父也，而毗伽谓唐使，“国人皆欲尔死，我独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杀尔，犹以血濯血，徒益污。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为我言有司，所负马值百八十万，可速偿我。”若宽仁能以德报怨者，实贪马值不能绝耳。明初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一在广宁，以待朵颜三卫。正统三年（1438）始设马市于大同以待也先，其后王振裁其马价，遂有土木之变，也先桀骜终必反。然非裁马价，有以激之，其叛或不至于是其速也。其后北抚俺答，东驭女直，亦藉大同马市，辽东义州木市。努尔哈赤之攻尼堪外兰，明人不能讨，顾开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关，许其互市。论者谓满洲之致富厚，习华事实于此有关焉。盖中国与外夷通商，不徒资其困乏，亦足牖其文明矣。蠢彼建夷，不思木桃之报，而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其罪可胜诛乎！
第二章财产篇
吾国虽久行私产之制，然贫富之相去实不可谓之悬殊。（一）因封建久废，有广土者甚少。（二）则财产久由各子均分。大家族在后世既已罕见，即有巨富之家，一再传后，财产亦以分而日薄。（三）则恤贫抑富，久为政治家所信奉。人民亦能互相救恤。（四）则地处大陆，人事之变迁甚剧。每一二百年，辄有大战『乱』。贫富之变易较易。此吾国民所以久有均贫富之思想，而数千年来，卒能相安无事者也。然今后之情形则非复曩昔矣。
今日生计之情形，所以大异于昔者，在舍器械（有口曰器，无口曰械，合二字，为凡用具之总名），而用机器。器械仅能少助人力。且其为物单简，一人能用之，则人人皆能用之；一家能有之，则家家皆能有之。故众人生利之具，无大不同。其所生之利，亦略相等。至于机器，则非复人人所能制，亦非复家家所能有。于是购机器，设工厂，不得不望诸资本家。其物必合众力而后可用，则其业必集多人而后可营。而管理指挥，遂不得不有企业者。资本家安坐而奉养甚厚，劳动者胼胝而饱暖犹艰，则易致人心之不平，企业者之利害，恒与资本家同，其于工人，督责既严，犹或肆行朘削，则易为工人所怨恨。旧日商工之家，师徒如父子之亲，主佣有友朋之谊，至此则皆无之矣。况手工造物，皆略有乐趣。机器既用，所事益简，终日反复，不出一两种动作，则易生厌倦之情。于是劳资相疾如仇矣。吾国之用机器，盖启于同、光之朝。初办者为军事（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后渐进于交通（如汽车、汽船），又渐进于开矿纺织等业（如汉冶萍煤铁矿厂公司，李鸿章所设上海机械织布局，张之洞所设广东缫丝、汉口织布、制麻等局）。其初多由官办，或官督商办，其后民业渐起。而外人亦投资中国，经营一切。中日战后，又许外人设厂于通商口岸。于是新式事业，日增月盛。劳资相轧，遂日甚一日矣。今之论者，每谓中国人只有大贫小贫，而无所谓富。人民只患失业，不患业之不善。此诚然。然此特今日内『乱』不息，百业凋敝之时为然耳。一旦战事息而国内安，人民率其勤俭之习，以从事于实业，将见财富之增，一日千里。美利坚自赤贫以至富厚，不过50年，况于吾国，人口本庶，国土久辟者乎？《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日之劳资，虽若未成阶级，然其成为阶级甚易，固不容不早为之计也。
社会主义派别甚多。约其大旨，不越两端：一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之尽其能否，固无督责之人。其取其所需，不致损及他人，或暴殄天物与否，亦复无人管理，一凭其良心而已。此非民德大进，至“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之时，未易几及。程度不及，而欲强行之，将有后灾，岂徒说食不能获饱而已。一则主按劳力之多少，智识技艺之高下，以定其酬报之厚薄。其主张急进者，欲以国家之力，管理一切。主张渐进者，并只欲徐徐改良而已。此则于现在情形为近。马克思曰：新社会之所须者，必于旧社会中养成之。今欲行社会主义，所须者何物乎？以人言：一曰德，一曰才。以物言：一曰大规模之生产器具，一曰交通通信机关。必有大规模之生产事业，而后生产可以集中；而后可由公意加以管理。否则东村一小农，西市一小工，固无从合全国而统筹并计也。大规模之生产器具，交通通信机关，既非一时所能有，人之经营擘画之才能，又非既有此等事，无从练习。其公德心，亦不能凭空增长。则人我不分之理想，断非今日所能行，无俟再计矣。故今日者，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合全世界而统筹并计，以定生产之法，分配之方；而人之生产，仍无一不为公，其消费则无一不仰给于公，与部落『共产』时代无以异，为最终之蕲向。而且前则暂于较小之范围内，求生产之渐趋于协力，分配之渐进于平均，随生产之渐次集中，徐图管理擘画之才能之增长；日培养公德心使发达，而徐图尽去其利己之私”，则进行之正规也。
无『政府』主义，我国无之。近人或以许行之说相附会。案许行之说，乃欲取法于极简陋之国家耳，非无『政府』也。说见《政治史·政体篇》，至于凭借国家权力，大之则制民之产，谋贫富之均平；小之则扶弱抑强，去弊害之大甚。则我国之人，夙有此思想。以政治放任既久，幅员辽远，『政府』之威权，不易下逮，奉行之官吏，难得其人，故迄未能行耳。然其思想，则未尝消灭也。试引王安石、龚自珍两家之言以明之。
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曰：“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此为安石变法，首重理财之故。盖国不能贫富予夺人，则贫富予夺之权，『操』于豪强，国家欲有所为，其事恒不得遂。然国家所行，多为公义。豪强所行，多为私利。国家所欲不能遂，而豪强则所为必成，则公义不伸，正道灭绝，社会将永无太平之日矣。安石之言，自有至理，后人或訾其挟忿戾之心，以与豪暴争，误也。
第49章 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2）（）
龚自珍《平均篇》曰：“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其邃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与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醵然。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则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则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石而浮，则不平甚。涸而踣，则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为邃初，则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则骉然喙之矣。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呜呼！此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上有五气，下有五行，民有五丑，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渟焉，决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礼：岁终，太师执律而告声。月终，大史候望而告气。东无陼水，西无陼财，南无陼粟，北无陼土，南无陼民，北无陼风，王心则平。听平乐，百僚受福。其《诗》有之曰：‘秉心塞渊，騋牝三千。’王心诚深平，畜产且腾跃众多，而况于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马毶常嗜送恰！浯握略唬骸手螅渎須玉，皇人受谷。’言物产蕃庶，故人得肄威仪，茹内众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东有陼水，西有陼财，南有陼粟，北有陼土，南有陼民，北有陼风，王心则不平，听倾乐，乘欹车，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积重轻者而变易之。其《诗》有之曰：‘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阳。’言营度也。故积财粟之气滞，滞多雾，民声苦，苦伤惠。积民之气『淫』，『淫』多雨，民声嚣，嚣伤礼义。积土之气，多日，民声浊，浊伤智。积水积风，皆以其国瘥昏，官所掌也。且夫继丧亡者福禄之主，继福禄者危迫之主。语百姓曰：尔惧兵燹乎？则将起其高曾于九京而问之。惧荒饥乎？则有农夫在。上之继福禄之盛者难矣哉！龚子曰：可以虑矣，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谆也。民固未知贸迁，未能相有无，然君已惧矣。曰：后世有道吾民于富者，道吾民于贫者，莫如我自富贫之，犹可以收也。其《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夫尧固甚虑民之识知，莫如使民不识知，则顺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还，何底之有？彼富贵至不急之物，贱贫者犹且筋力以成之，岁月以靡之，舍是则贱贫且无所托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玩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禄之肆，若盗圣贤市仁谊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贾有枭，商有贤桀，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其智力虽不逮，其号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则非号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诗》曰：‘挹彼注兹，可以餴饎。’‘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岁。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而乃试之以至难之法，齐之以至信之刑，统之以至澹之心。龚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几于平矣。”此篇大意，以贫富不齐，为致『乱』之原。而以『操』其本原，随时调剂，责诸人主。盖古者国小民寡，『政府』之威权易于下逮。而其时去部落『共产』之世未远，财产之分配，较为平均。此等情形，习为后人所讴歌，所想往。后世虽以时异势殊，『政府』不克复举此责，然特为事势所限，以理论，固无人谓『政府』不当举此责；且皆以克举此职，为最善之治也。故借国家之权力，以均贫富，实最合于我国之国情者也。
然借国家之力以均贫富，亦必行之以渐，而断非一蹴所能几。何也？借国家之力，以均贫富，则国家之责任必大。为国家任事者，厥惟官吏。服官之成为谋食之计旧矣。监督不至，焉不朘民以自肥？监督苟严，又虑厩长立而马益癯也。况夫监督官吏者，亦官吏也。任事之官吏不可信，为得可信之官吏，而任以监察之责乎？借使大业皆由官营，挟其权力，以为身谋，民之疾之，犹其疾资本家也；犹其疾企业者也。其自视，徒为求食故而劳动；而绝无劝功乐事之心，与今日之工人同也。安保其不反抗？而是时一反抗，即涉及政治。较之今日，劳资之争斗，愈可忧矣。且今日欲图生利，必借外资。借用外资，必所兴举之事，皆能获利而后可。否则有破产之忧矣。前清末叶，议借外资。即有人谓：宜以银行承受之，而转贷于民者。以民业较易获利，必多能复其本；其规模不如官业之大，即有亏败，成功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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