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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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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兵所败。英舰十三，逃出者一而已矣。我直隶提督、大沽协副将亦死焉。英、法使皆走上海，美使华若翰后至，遵照会由北塘入清，乃许其递国书，即在北塘换约而去，欲以风示英、法也。时英人议论亦多以航行白河为非，而英相仍主战，以额尔金为使，发本国及印度、好望角兵万三千，益以香港戍卒5000，使克灵顿率陆，何伯率海。法仍以葛罗为使，蒙他板率陆军7200，谢尔尼率海军从之。先照会何桂清，谓若守天津原约，仍可罢兵。桂清奏闻，奉上谕，普鲁斯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由自取。所有八年（1858）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若彼自知悔悟，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贻后悔。于是衅端之起，无可挽回矣。
咸丰十年（1860）二月，英、法兵北犯，过舟山，见其无备，陷之，以储军需，于是克灵顿还香港，何伯率兵而北。时朝廷亦惮用兵，命留北塘，为款使议和之地。僧格林沁亦听人言，欲纵洋兵登陆，以马队蹙而歼之，遂撤防赴大沽，而埋地雷于北塘。汉『奸』侦得以告英人，英人发之，遂陷北塘，时六月二十六日也。进陷新河，占唐儿沽。时僧格林沁守南炮台，直隶提督乐善守北炮台，大学士瑞麟以京兵万驻通州。七月五日，英兵攻北炮台，乐善败死。诏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僧次张家湾。七日，英兵陷天津，朝命侍郎文俊、粤海关监督恒祺至津议和，为英、法所拒，改命桂良及恒福。英人欲增兵费、开天津、入京换约，朝命严拒之。时副都统胜保自河南召回，命与贝子绵勋率旗兵万人，助瑞麟、僧格林沁守通州。时文宗驻海淀，谋幸热河，尽括京城车马，人心大震，官民皆徒行避难。六部九卿台谏侍从力请还宫，胜保亦以为言，乃命发还车马，人心少定。命怡亲王载垣赴通州议和。或告载垣，巴夏礼衷甲将袭我，载垣惧，以告僧格林沁，僧执巴夏礼送京师。英、法兵攻张家湾，僧格林沁败绩，瑞麟、胜保之兵亦皆败。八月四日，英、法兵入通州，长驱而北。八日，文宗走热河，留恭亲王奕囗守，明日以为全权大臣。二十一日法军至海淀，据圆明园，二十三日，英兵亦至焉。中国乃还巴夏礼。二十六日英人胁开安定门，以三日为限，中国不得已许之。二十九日，遂入城，时与巴夏礼同拘者死十余人，额尔金怒，焚圆明园（九月五日），欲替清室代以洪秀全。俄使伊格那提也夫止之，且劝奕囗出议和，奕囗不敢，俄使愿以身任之，乃出。七日，革僧格林沁、瑞麟职，恤英人监毙者银五十万两，和议乃成。英约于十一日，法约于十二日签字。
时清人方与太平军剧战，八月十一日尝诏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勇二三千入卫（谓其能俯身猱进，可避枪炮），曾国藩、胡林翼奏请于二人中简一人北上。山西巡抚请西巡，官文请驾陕代，俟敌兵退出大沽返跸，以和议旋就，皆未果行。其英、法占广州之兵，则于十一年（1861）三月退出。是时赔款尚未交清，其能早退者，则法使哥士耆调停之力也（见谕旨）。
第十三章戊午、庚申和约大要
咸丰八年、十年（1858、1860）两条约，其受亏远较《江宁条约》为巨，今撷其大要：
英约第二条，规定彼此得互派公使，法约同英约。第三条规定英使拜中国皇帝之礼，与拜泰西各国君主同，此项礼节，直至《辛丑条约》附件方行更改。
英约第七条，订明领事与道台同品，副领事、翻译官与知府同品。其后桂良等在上海复照会英、法、美三国使臣，定总领事与藩、臬同品，惟美国覆文言该国从无此制，可无庸议。其法约第四条规定，彼此大臣行文，皆用照会，二等官用申陈，中国大宪用札行，商贾仍用禀，则英《江宁条约》之旧也。
英约第八条，许传天主、耶稣教。法约第十三条但言天主教，又规定得持执照入内地。美约第二十九条，则言耶稣基督圣教，即天主教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保护。
英约第九条，许英人持照往内地游历、通商。照由领事发给地方官盖印。《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京都不许通商。法约第七条，商人持执照可在各口往来，而不得在沿海沿江各埠，私买私卖，否则船货入官。
英约第十条，沿江自汉口以下，开放三口（后开汉口、九江、镇江）。第十一条，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口。法第六条多淡水、江宁而无牛庄，然既均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异同，亦不足较也。
英约规定领事裁判权者，为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三条；法约为第二十八、第三十五、第三十九三条；美约为第十一、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三条。其词句互有异同，然既皆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同异，亦不足较矣。
英约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条，规定税则为值百抽五，又因前所定税则，物价低落，暗中加重，规定派员赴沪会议，以后满十年一改，惟须于六个月前知照，否则再行十年。法约第二十六条，规定七年一改。后在上海以另款改，与英同。
英约第二十八条，规定英商运货往来于内地及口岸之间，应输税项，总数由领事备文询问各关监督，关监督应即照复，彼此出示晓谕，英商愿在首经子口及海口，一次完纳者，应给票，以为不另征之据，其额为值百抽二有五。后来《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确定在首经子口及海口完纳，用照会将移文询问，照复出示办法撤销。
英约第五十条，规定中、英文字以英文为准，法约第三条规定以法文为准。英约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文不得称英为夷。
最惠国条款英约在五十四条，法约在第四十条，美约在第三十条，而法约第九，美约第六、第十四、第十五各条，亦有涉及。
英另立专条，订明中国偿英商亏200万，军费200万，由粤省督抚设措交清，乃还粤城。法补遗第四条，规定赔款及军费总额为200万两。
以上乃英、法咸丰八年（1858）条约也。上海所定《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除规定子口税外，又定洋『药』每百斤税30两，第九条所谓许英人持照往内地通商，第二十八条所定税法，均与洋『药』无涉，嗣后修改税则，亦不得按照别货完税（第五条）。又裁向来缴费每百两加一两二钱之倾镕费（所谓火耗也），并得邀英人帮办税务。按此项规定，盖为中国人不谙税法及海口事务而设。故其条文云：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自应由中国设法办理，条约业已载明。又云任凭总理大臣（总理各国通商事宜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法、美二约皆同，亦非英人独有之权利也（第十条）。
咸丰十年（1860）英约续增九款，废八年（1858）约之专条，改商欠为200万，军费为600万，共800万两（第三条），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第四条，法约第七条），许华民出洋做工（第五条，法约第九条。此事至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乃与英、法使臣订立章程），割九龙司（第六条）。法约亦改赔款为800万，以700万为军费，100万赔偿法人在粤损失（第四条）。
美约与英、法二约颇异。当咸丰八年（1858）谭廷襄奏陈美国所求条款时，奉谕添设贸易口岸，准于闽、粤两省酌添小口各一处，至于大臣驻扎京师，文移直达内阁礼部，赔偿焚劫船货等条，不能准行。桂良、花沙纳至津议约，美遂照此删改，故美约无赔款。第十四条订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潮』州，台湾即所谓酌添之小口。第四款规定驻使与内阁、两广、闽浙、两江督抚均属平行。而第五款规定，遇有要事，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派出平行大宪酌议，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后迅速定议，不得耽延，若系小事，不得因有此条，轻请到京。第四款又规定照会内阁文件，或交以上各督抚（两广、闽浙、两江）照例代送，或交提塘驿站赍递。清廷当日最忌外人进京，及与中枢直接交涉，故于此曾再三饬桂良等与英使磋议，欲令照美约办理。又九年（1859）许美使换约，谕云：换约本应回至上海，念其航海远来，特将和约用宝发交恒福，即在北塘海口，与该国使臣互换，以示怀柔远人，敦崇信义。则在津换约，尚出特许，而入京无论矣。十年（1860），英约第二款诏英使在何处居住一节，戊午年（1858）九月在沪会商所定之议，作为罢论。将来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则当时在沪磋商，不为不力，然至此则皆成画饼矣。又法约第二款规定法使进京换约时，宜以优礼接待。则入京换约一节，前此竭力争持者，至此亦皆无效。美约第六条规定他国使臣驻京，美国即无庸更议，一律办理。第十四条规定他国条约更开他口，美人亦得居住贸易，则英、法以干戈得之者，美使并不费笔舌之争，而于暗中得之，相形之下，劳逸巧拙，可谓悬殊矣。中国当时甚以美国为恭顺，故八年（1858）条约第一条云，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盖以美为易与，而不知其所取权利却未尝后于他国也，亦可笑矣。
以上述英、法、美三约，其俄约则受损，尤属不可思议，于下章详之。
第9章 讲义（8）（）
第十四章中俄咸丰戊午、庚申两约
凡事不进则退，中国自尼布楚、恰克图两约订后，于边防之地，仍恝然置之，俄人则逐渐经营，此其所以卒有咸丰八年、十年（1858、1860）割地数百万方里之事也。当尼布楚、恰克图两约订时，俄人于东方情形，亦属茫昧。道光二十七年（1847），尼古拉一世以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使尼伯尔斯探察鄂霍次克海、堪察加半岛及黑龙江，始知库页之为岛。初，俄人以库页为半岛，则入黑龙江口，必航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冻之期甚长。今知库页为岛，则可航鞑靼海峡，鞑靼海峡不冰，且可容吃水十五英尺之汽船，则黑龙江之利益大矣。三十年（1850），俄遂定尼科来伊佛斯克为军港。咸丰二年（1852）占德克斯勒湾，遂占库页，而东北之危机至矣。
道光三十年（1850），俄人请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通商。理藩院议许伊犁、塔尔巴哈台，而拒喀什噶尔。文宗立，命伊犁将军萨迎阿与议，旋召入京，以奕山为将军（本参赞大臣）、布彦泰为参赞大臣（本塔尔巴哈台大臣）。八月，定“通商章程”十七条，两国贸易皆免税（第二条）；我由伊犁营务处派员，彼派匡苏勒管理（第三条）；俄商来者，清明后入卡，冬至停止（第八条）；居住之地，由我指定；入市，必持执照（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禁止赊欠（第十二条）。而严缉失物（第六条），交逃人之约（第十条），犹是乾隆以前之旧眼光也。
咸丰二年（1852），俄、土开战，英、法将援土。穆拉维约夫西归，见俄皇，极陈当占据黑龙江，于是决议与中国重行议界，而俄外务大臣尼塞劳原不以为然，乘穆拉维约夫卧病，致书中国请协定格尔必齐河上流界标。明年，吉林将军景淳奏闻，诏派员查办，于是吉、黑、库伦同时派员会勘，此时若能迅速定议，自是中国之利，而或以冰冻难行，或以期会相左，辗转经年，事迄不行，而俄与英、法开战，尼古拉畀穆拉维约夫以极东全权，得径与中国交涉矣。
于是穆拉维约夫致书中国『政府』，言为防守太平洋岸起见，由黑龙江运兵及饷，须与中国定界，请派员会议。使至恰克图，中国不许其入京。穆拉维约夫虑迟延，径航黑龙江，赴尼科来伊佛斯克等处布防。瑷珲副都统以其兵多不敢拒。咸丰五年（1855），穆拉维约夫与黑龙江委员台恒会，借口为防英、法计，黑龙江口与内地必须联络，请划江为界。台恒以咸丰三年（1853）萨那特来文示之，诏该文明认黑龙江左岸为我地，何得翻议。穆拉维约夫不能答，乃要求航行黑龙江，而境界诸缓议。时朝命景淳及黑龙江将军奕格、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照会俄人，言此次划界，止以未设界牌之地为限。会尼古拉一世卒，亚历山大二世立，俄外务部仍不以穆拉维约夫举动为然，穆拉维约夫乃再西归，觐见新皇，自请为中俄划界大使，代主东方之将，仍航行黑龙江，且在江左岸置戍，时咸丰六年（1856）四月间也。穆拉维约夫在俄都遂请合堪察加半岛、鄂霍次克海岸及黑龙江口之地，置东海滨省，江以外殆尽所占。朝廷但命景淳及黑龙江将军奕山据理折辩，并命理藩院行文萨那特衙门，请其查办而已。
咸丰七年（1857）七月，普提雅廷至天津，投文以划界为请，奉谕中俄接壤，惟乌特河一处未曾分界，从前委员会议，因该国持论未能公允，是以日久无成。今该使既系该国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饬令折回黑龙江会办。未几，萨那特衙门来文，援恰克图约第九条，请仍令普提雅廷进京议事。廷议以所行条约，系指使臣到边界而言，并无进京明文，驳之。十二月，英、法犯广东，俄、美以调停为名，赴沪赴津，文书杂沓。理藩院行文萨那特衙门，令其毋庸干预，仍照前议，将乌特河地方会同勘定，江岸居人，速行撤去。又命普提雅廷回黑龙江，普提雅廷又投文声称实为英、法说合而来，请加沿海通商口岸。其勘界一事，穆拉维约夫已前往经理。奉旨该国既以界务为重，自应先办，其余通商各事，俟粤事了结，再行商议。八年（1858），英、法陷大沽，时局益亟。穆拉维约夫以兵万二千赴黑龙江口，使告奕山，将过瑷珲，可以就便开议。于是中国派奕山为全权大臣，与俄定约三条，割黑龙江北属俄，而以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而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霍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管理。案此约汉文云“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此松花江不知何指。中国人因谓指松花江口以下之黑龙江并下文“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之松花江，亦欲以此说解释，谓俄人航行松花江，实与条约相背。然据钱恂《中俄界约斠注》，则谓满蒙文、俄文及英、法各文，均无上两松花江字，而下文则确有之也。
此约成后，侍讲殷兆镛劾奕山，以黑龙江外5000余里，借称闲旷，不候谕旨，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论者亦皆咎奕山之愚懦。然据日本稻叶君山之《清朝全史》，则奕山当日未尝不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当时情势与结《尼布楚条约》时适相反，中国断非俄敌，其屈服亦出不得不然。边备废弛，由来已久，实不能专为一人咎也。
时普提雅廷在津沽仍以添设通商海口，由陆路赴黑龙江，派员再清疆界为请。清廷诏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已有三口，再援五口之例，则共有八处，他国要求，无以折服，命谭廷襄于五口之中，选择两口，至多三口，嗣亦准其一律，于清理疆界，亦许派员查勘，盖欲倚俄、美，以拒英、法。及英、法兵占炮台，又先与俄、美立约，欲使俄与英、法商，将遣使驻京，改如美约。镇江通商，缓至太平军平后举行。天津互市，易以登州，事皆无效。俄人乃请馈军械，并派人教演，修筑炮台，以为见好之地。清仍以谕旨嘉奖，亦可发一噱矣。
咸丰八年（1858），中俄《天津条约》凡十二条，其要者，以后行文，不由萨那特衙门及理藩院，而由俄外务部径行军机处或特派之大学士，彼此平行。俄使与大学士、督抚亦平行，遇有要事，得由恰克图故道或就近海口进京（第二条）；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通商，他国再增口岸，俄亦一律照办（第三条）；并得设领事（第五条）；陆路通商人数不加限制（第四条）；俄人居京城学满、汉文者，亦不拘年份（第十条。案乾隆十六年〈1751〉，库伦大臣奏称俄罗斯学生已届十年，请派人前来更换，则前此以十年为限）；许在海口及内地传天主教（第八条）；派员查勘边界（第九条）；京城、恰克图公文（信函亦得附带），由台站行走，以半月为限；运送应用物件，三个月一次；台站费用，中俄各任其半（第十一条）及最惠国条款（第十二条）是也。英、法、美三国所得利益，俄亦皆得之，而陆路陆商之利，则又非英、法、美所及矣。
九年（1859），英、法遣使换约，俄亦遣伊格那提也夫为驻华公使。时穆拉维约夫发现彼得湾，定海参崴为海军根据地。十年（1860），伊格那提也夫又在北京订续约十五款，尽割乌苏里江以东（第一条）。交界各处，准两国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第四条）。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雍正六年（1728）所立沙宾达巴哈界牌，西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第二条）。兴凯湖至图们江，订于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会立界牌，沙宾达巴哈至浩罕，则不限日期（第三条）。恰克图照旧，到京所经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亦准行销（第五条）。库伦设立领事（第八条）。俄商来者每处不过二百人，须有本国边界官路引（第五条）；中国商人亦可往俄内地通商（第五条）。得在俄京或他处设立领事，开喀什噶尔，设领事（第八条）。除不许赊欠之例（第七条）。领事与地方官平行，犯罪争讼各归本国治罪（第八、第十条）。边事向惟库伦大臣与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伊犁将军与西悉毕尔总督行文办理，今增阿穆尔、东海滨两省。固毕尔那托尔与吉、黑将军行文均平行。恰克图事有驻恰克图部员与恰克图边界廓米萨尔行文，要事由东悉毕尔总督行文军机处或理藩院。并规定行文交送之法（第十一条）。恰克图至北京书信，每月一次，限二十日，物件二月一次，限四十日。商人愿自雇人送书物者，准先报明该处长官，允行后照办（第十二条）。
此约论者多只知东北割地之巨，而不知西疆亦暗伏损失之机。其余诸条，受损亦甚巨也。别于后文详之。
咸丰末年陕西募回勇设防，而人民亦办团练自卫，同治元年（1862），捻党合太平军入武关，回勇溃，伐竹于华州之小张村，与汉民讧，死二人。回民相聚声言欲复仇。适云南回民赫明堂、任五至，遂起兵，与河南回勇合攻村镇，戕团练大臣张芾于临潼，围同州、西安。于是甘回马化龙、白彦虎等亦起事，据金积堡（在灵州西，后于其地设宁灵厅）。朝廷命胜保攻之，逗留不进。改命多隆阿，颇致克捷。而川蓝大顺入陕，陷盩厔，多隆阿还攻之，大顺走死。多隆阿亦以伤重卒于军。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又以追击捻党，不暇兼顾陕事。捻党平。十月，宗棠还西安，时延、榆、绥各属游勇到处滋扰，马化龙居金积堡，资以粮马，而阳代乞抚。白彦虎据宁州之董志原，北接庆阳，南连邠、凤，东北达鄜、延。宗棠分兵破之邠、泾、鄜、凤、庆阳之间。八年（1869）二月，白彦虎走灵州，延、榆、绥亦平。五月，陕西遂定。宗棠驻泾州，分兵一由定边进宁夏灵州，一由宁州进环庆，一由华亭规平凉，一由宝鸡趋秦州。以宁、灵之间为回众根据所在，宗棠特进驻平凉，遣兵助攻。回众复分入陕西，再入邠州，宗棠分兵攻之，十年（1871）五月，陕西再定。七月，合出宁州之兵围金积堡。十一月，克之，杀马化龙。至十一年（1872）六月，自河以东，次第平定。七月，宗棠进兵兰州，十月复西宁。明年九月，复肃州，甘肃亦平。白彦虎先已自肃州走出关矣。
陕回之起事也，使其徒四出联络，于是回酋妥得璘以同治三年（1864）据乌鲁木齐，自称清真王，遂陷吐鲁番，下南路八城。五年（1866）正月，陷伊犁，二月，陷塔尔巴哈台，将军明谊死之。初博罗尼都（大和卓木）之死也，其子曰萨木克奔敖罕。萨木克子张格尔，于道光六年（1826），以敖罕兵陷西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为清提督杨芳所擒。清谕敖罕执献张格尔家属，敖罕不可，清绝其贸易。道光十年（1830），敖罕迎张格尔兄玉晋尔，资以兵，再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清卒许其通商乃和。道光二十七年（1847），和卓木之族加他汉复入侵，往来于喀什噶尔、叶尔羌之间，回民无应者，而伊犁兵至，乃遁去。及妥得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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