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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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睿做了皇帝，立皇太子司马绍，“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以贺循行太子太傅，周（yi）为少傅，庾亮以中书郎侍讲东宫”。司马睿不仅让太子思想上接受“用申、韩以救世”，而且为太子指定了“太子党”，其中庾亮后来就和王导针锋相对。

　　　　司马睿喜好法家刑名之学，但是他对陈综名责实的建议却没有采纳，或者说隔着王导也没法采纳，是不是自己无法作为，才向太子赐《韩非》书？

　　　　是年六月，司马睿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刁协“『性』刚悍，与物多忤，与侍中刘隗（wěi）俱为帝所宠任”。司马睿宠任刘隗、刁协干了些什么呢？“欲矫时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强”。这些人和他们做的事“为王氏所疾”，并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刻碎之政”，这显然和“网漏吞舟”是两种政策两种政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王导和顾和（代表江南士族）都主张不折腾，不改变，甚至是不作为，因为这样，他们的利益才能是最大化。

　　　　刘隗和刁协主张“崇上抑下”，这是典型的法家思维，加强君权，针对的正是分享君权的王氏。因为政治主张是严肃纲纪，强化管理考核，加之『性』格也就刚忤，刁协“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皆侧目惮之”，不像王导这样温润如玉讨人喜欢，所以政见之争最后肯定变成人品『性』格的冲突，结果是没有对错，只有一地鸡『毛』——中国的政治大抵如是。

　　　　是年，除了提拔任用刘隗、刁协，司马睿还发起过一次反思论坛，“诏群公卿士各陈得失”。御史中丞熊远的上疏，以为：

　　　　“胡贼猾夏，梓宫未返，而不能遣军进讨，一失也；

　　　　“群官不以仇贼未报为耻，务在调戏、酒食而已，二失也；

　　　　“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惟事请托，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三失也。”

　　　　熊先生沉痛地指出：“朝廷群司，以从顺为善，相违见贬，安得朝有辨争之臣，……又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济务，『奸』无所惩。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乱』，难矣！”

　　　　锐圆哥哥只能点头附和：“难矣！难矣！”

第5章　老丈人造反（）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汉主聪寝疾，征大司马曜为丞相，石勒为大将军，皆录尚书事，受遗诏辅政。曜、勒固辞。乃以曜为丞相，领雍州牧；勒为大将军，领幽、冀二州牧，勒辞不受。以上洛王景为太宰，济南王骥为大司马，昌国公为太师，朱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范隆守尚书令、仪同三司，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皆迭决尚书奏事。

　　　　癸亥，聪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号弘道皇后，武氏号弘德皇后，王氏号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为皇后，子元公为太子。大赦，改元汉昌。葬聪于宣光陵，谥曰昭武皇帝，庙号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无礼，无复哀戚。

　　　　在晋国重组朝廷欢庆伟大复兴新时代到来的时候，匈奴汉国的h1n1猪流感开始失控。刘渊开创的革命事业仅传到第三代，就遭遇清洗和篡夺。

　　　　小时候曾经和小伙伴讨论过皇帝的日常生活：

　　　　这个说：“皇帝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个说：“皇帝天天吃炸油糕。”

　　　　“不，天天吃扁食（饺子）。”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喜好想象皇帝的奢侈。

　　　　更成熟的则说：“皇帝可以天天娶媳『妇』。想娶几个娶几个……”

　　　　我们关于皇帝的幼稚的想象其实相当地符合事实，起码符合匈奴汉国的皇帝生活。

　　　　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娶谁家的姑娘就娶谁家的姑娘。他先是占有年轻的庶母，后来就是收罗大臣的适龄女子，太保刘殷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辅汉将军张实的两个女儿，中护卫靳准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因和侍卫偷情被『逼』『自杀』）……到了后来，口味又转了，开始喜欢内侍太监的养女。刘聪骄奢『淫』逸，那当然也和司马氏的子孙一样，不可能到战争一线亲当矢石，结果就是刘曜和石勒两大军头尾大不掉。

　　　　刘聪死后，儿子刘粲继位，刘粲尊靳准的女儿、自己的庶母为皇太后，随即纳为己有，文辞叫“蒸”，此儿极肖乃父，蒸了靳太后，又娶了靳准的第三个女儿为皇后。蝉联国丈的靳准先生此时升任为大将军、领尚书令——这个职务自霍光担任过以后，位居此职的人物仿佛得了老天的授权，可以撤换皇帝。

　　　　靳大将军冷不丁地发动了一次政变：他先让两个女儿忽悠刘粲同意收捕了几乎所有的核心高层，然后杀掉。继而又把刘粲逮捕，狠狠数落一通，然后杀掉。

　　　　靳准凭借自己的女儿服侍两代帝王，混到了人臣之极，实践了古往今来外戚掌权的标准路线图。但是，他没有做好篡夺的准备，而且真要篡夺也很不具备可行『性』，刘曜、石勒拥兵左右，岂能不加干涉。是贪图更大的富贵还是不堪再忍屈辱？靳准在极不靠谱的情况下突然杀死“宿主”，给历史留下了一个难解的问号。

　　　　刘曜是刘渊的族子，石勒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投靠的刘渊，他们臣服刘渊没有问题，看在老爷子的面子上，表面上再臣服刘聪也没问题，但是到第三代刘粲就不好说了，即使没有靳准诈胡，这把牌打到最后也肯定是刘粲下庄。王敦、苏峻等拥兵自重，司马睿父子不能控制他们，刘聪刘粲父子也不能控制刘曜、石勒拥兵，石勒、石弘父子同样不能控制拥兵自重的石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玩到极致就是刚玩完人就被人玩，这局一直玩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算是对历史教训有所总结。

　　　　治时文官爱钱，『乱』时武将擅权，对于老百姓来说，前者先要财后要命，后者先要命后夺财，反正是没有活路只有死路。我们这一代人对贪污腐败恶政害民算是有所见识了，不过还算幸运，没有遭遇军阀混战兵匪横行的情况，不过，这两种状况存在于一个硬币的两面，腐败黑暗到末了，就是社会失范，就是兵匪横行。

　　　　杯酒释兵权不过也是重申皇帝指挥枪的原则，被犬儒文化浸泡过的军队，对外抵抗侵略你是不能指望的，但是欺负老百姓参与内部争权夺利，那还是绝对好使。

第6章　选举（）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先是，帝以离『乱』之际，欲慰悦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试，普皆署吏。尚书陈亦上言：“宜渐循旧制，试以经策。”帝从之，仍诏：“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于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托疾，比三年无就试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书郎孔坦奏议，以为：“近郡惧累君父，皆不敢行；远郡冀于不试，冒昧来赴。今若偏加除署，是为谨身奉法者失分，侥幸投『射』者得官，颓风伤教，恐从此始。不若一切罢归，而为之延期，使得就学，则法均而令信矣。”帝从之，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

　　　　南渡之后，东晋司马睿政权疑似积极于国家治理，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恢复选举秀才、孝廉的制度。经明行修者为孝廉，看重的是德行，高才博学者为秀才；后汉为避刘秀的名讳，也叫茂才，看重的是才华。

　　　　首先，建康铺开朝廷的摊子，部委编制一下来，必然要大量补充干部；其次，通过这个制度的执行，可以大大增强东晋政权的正统权威；第三，恢复这个制度，应该也有安抚江南精英的考虑。总之，和“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意义差不多。大『乱』之后，拨『乱』反正很容易获取人心。

　　　　对东晋来说，当时有根据地，有游击区，有敌占区，即在平常，官缺也是有瘠有腴，何况战时，靠近敌占区的某些领导岗位恐怕安全系数很低，所以，从民间选举干部，也有替士族高门贴心考虑的一面。自从有了领导干部必需带班下井的规定，估计就会有一批领导从一般职工中选拔出来。

　　　　根据魏国最初的制度，孝廉每年每十万人推举一位，秀才则不按人口比例来，有则举之。选秀举孝是汉代的制度，晋沿汉制，同时也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秀举孝充实公务员队伍，九品中正制推举的上品充实领导层，大概如今天人事部门管一般干部，组织部管领导干部。

　　　　可能是干部缺乏，也可能如史书所讲，是司马睿为了慰悦人心。最开始的选举的秀、孝，不用考试，全部安排工作，后来陈上疏说：“皇上啊，这样不行啊，没有质检把关，水货太多啊。”司马睿一听也是，于是决定恢复旧制，选举上考一下，然后根据成绩安排工作。问题是司马睿又画蛇添足加了条规定：如果考试不合格，推举他们的刺史、太守一律撤职。结果导致三年没有人报名考公务员，这个规定让主持基层选举的地方官风险太大了。

　　　　古代也搞问责制，甚至有严格的连带责任，但官场向来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下级糊弄上级，地方忽悠中央，各种连带责任往往是落实不了的。

　　　　司马睿一看不行，又要掉回头来实行免试政策，主管这项工作的尚书孔坦（孔夫子后人）说：“自丧『乱』以来，十有余年，于戈载扬，俎豆礼戢（ji），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意思是十多年浩劫，到处武斗，学校都惨遭打砸抢，到处盛行读书无用论，家长也不关心学习，国家也不关心教育，现在突然要严格考试，恐怕有一定难度。

　　　　但是不考也不行，会失去公平，所以孔坦建议让他们先回去上补习班，过若干年再考试录用。

　　　　《资治通鉴》读到这段，锐圆哥哥查阅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从汉代选举秀才、孝廉，其实就一直有考试这个环节，也可以叫“先选后考”，也就是说唐代开始的科举，其实早有滥殇，科举的特别之处是放低了准入的门槛，是“先考后选”。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干部制度都是“先难后易”，就是晋身官僚队伍比较难，混个干部身份比较难，但是一旦进入门槛，以后混起来就比较容易，如果不捅大娄子，不犯严重错误，基本上就是终身制铁饭碗。

　　　　过去我们把干部入职的门槛设置在高考这个环节，各级国家机关都是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补充人员，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大跃进式膨胀和人为扩招，大学毕业包不了分配了，这个门槛就后撤到公务员考试了，大学文凭（在官本位还吃香的时代）贬值是必然的。近三十年来，只要民营经济发展迅猛，社会上的机会多，官场的大门就相对冷清，甚至有“下海”的风『潮』；如果经济发展放缓，大家就会往『政府』大门里面挤，吃官饭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在古代也基本上是这样，国家实力上升的时候，官吏的人数少，效率高；国家实力走下坡路的时候，就像大船要沉，人们自然会往最高层拥挤。是盛世还是衰世，由此可以大致分别。

　　　　当然，古今都会对在职官吏进行考核，不过考核制度比考试制度更复杂更难标准化也就更难执行，考核最后都会简化为上级给下级打印象分，做到公平很难，做到腐败很易。

第7章　“吾何如司马家儿？”（）　
中宗元皇帝大兴二年（公元319年）

　　　　汉主曜还，都长安，立妃羊氏为皇后，子熙为皇太子，封子袭为长乐王，阐为太原王，冲为淮南王，敞为齐王，高为鲁王，徽为楚王；诸宗室皆进封郡王。羊氏，即故惠帝后也。曜尝问之曰：“吾何如司马家儿？”羊氏曰：“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何可并言！彼贵为帝王，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于尔时，实不欲生，意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zhi）已来，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宠之，颇干预国事。

　　　　靳准杀了匈奴汉国第三代领导人刘粲，刨了第一代刘渊、第二代刘聪的坟墓——这三代领导人，有两代是他的亲家，有两代是他的女婿，靳准看来是有荣辱观的好同志。

　　　　刘曜、石勒闻知消息，分别从长安、襄国（今河北邯郸）杀到平阳（今山西临汾），石勒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匈奴刘氏“退避三舍”，靳准遣人投降，石勒把受降权客气地交给了刘曜。

　　　　刘曜非常幸运，有靳准主动干脏活干掉了刘粲，他可以堂而皇之地篡夺刘渊的政权。刘曜上台以后，不再挂靠刘邦、刘秀、刘备以及整个刘氏集团，也不在乎这顶红帽子了，他定自己的国号为“赵”，定都长安，五胡十六国的国号都是老字号，说不准当时人们心里确实认为时光穿越至战国时代了。

　　　　匈奴族与羯族的联盟再难维系，刚开始刘曜还试图通过封官加爵稳住石勒，但后来却极不理智地杀害了石勒派来祝贺的使者，刘、石于是分裂。后来石勒不顾国号犯重的问题，也把自己的国号定为“赵”，后来的史家就把刘曜的“赵”称为“前赵”，石勒的“赵”称为“后赵”。

　　　　刘曜回到长安，立羊氏为皇后。这位羊皇后，名叫羊献容，先做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后做前赵皇帝刘曜的皇后，她在做惠帝皇后时曾经几废几立。猫有九命，羊献容有n次皇后命。

　　　　刘曜曾经俘虏过两个晋皇帝，怀帝和愍帝，羊皇后也是他的战利品。皇帝要青衣行酒，皇后要侍奉巾栉，若论一国之耻辱，可有过之哉？要说起来，司马子孙还真不如靳准讲八荣八耻。

　　　　皇后被敌酋睡了（不好意思，用个俗字）是国家的耻辱，但具体到这位羊献容女士，好像没什么事儿，就像今天离婚再嫁一般，她做到了政治归政治、情爱归情爱——有点诧异的是司马光先生对此事没有来一段“臣光曰”，想必他老人家也不好置词，我不知道道学家朱熹在他的《通鉴纲目》里有没有对羊女士口诛笔伐，倘若有，想来是可作为广电部文明办之类机构的范文，值得反复精读的。

　　　　史家把镜头对准了刘曜的床头，记录下了他和羊女士的私房话（见本节引文）。

　　　　刘曜和很多男人一样，想得到女人对自己『性』能力的“准确评价”：“吾何如司马家儿？”

　　　　战争还原了人本质的一面，动物打架一是为了争夺交配权，二是为了争霸食物领地，说到底也就是妻子、财帛。男人为漂亮的女人打架或发动战争，是符合人间正道的，希腊史诗《伊利亚特》讲的就是这个，司马家的男人如果不认，也许就会写《伊利亚特2》。

　　　　晋惠帝司马衷不仅脑袋有问题，看来腰带以下也有问题，他的唯一儿子司马遹的来历颇为含混，小遹同学的妈妈原是司马炎的才人，小遹同学是在四五岁的时候由爷爷司马炎带着介绍给自己的爸爸的。小遹当时兴许看到爸爸木讷的脸上有些诧异的神情，他分不清米饭和肉糜，能分清楚儿子和弟弟吗？证明司马衷能力低下的还有贾南风，这位权力欲极强的女人似乎从来没有把生儿子的希望寄托在老公身上。羊献容貌似很“纯洁”，没有上过生理课，也没有看过黄片，“意谓世间男子皆然”，被刘曜霸占后，『性』意识觉醒，“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

　　　　现代的选举政治同样喜欢刘曜这样的sexy型男，而决不会让司马衷这样的愚蠢兼『性』无能的家伙上台的。克林顿和实习生的那些事儿，让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很兴奋，原来我们的总统精力这样充沛！检察官追究的不是那些事儿而是老克对那些事儿没说实话，没有像中国史家这样把刘曜和羊女士的对话一句不落地全盘汇报。克林顿之后，意大利的总理要不时曝光他和美女们的活动，法国总统要娶一个比自己个头还要高点的麻豆，都是在高调声明“我能”。至于小布什骑单车，普京亮肌肉，则是异曲同工地声明“我也能”——人民不放心把权力交给一个雄风不在的男人。

　　　　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皇帝儿子多，朝廷官员少，国运上升；皇帝ed了，冠带满街跑，气数将尽。

　　　　当年司马炎平吴后，把吴主孙皓的后宫佳丽全部邀请到洛阳，孙皓也一同来到了洛阳。司马炎对刘禅、孙皓都很客气，没有让他们青衣行酒，司马炎和女婿王济下棋的时候，孙皓居然可以坐在一边观战。试想一下，这是一个多么家居的气氛啊——不知道司马炎有没有问过孙皓的女人：“吾何如孙家小儿？”

第8章　哪儿凉快到哪儿待着去（）　
中宗元皇帝大兴三年（公元320年）

　　　　京兆人刘弘客居凉州天梯山，以妖术『惑』众，从受道者千余人，西平元公张寔（shi）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涉、牙门赵卬（áng），皆弘乡人，弘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涉、卬信之，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主。寔弟茂知其谋，请诛弘。寔令牙门将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怀刃而入，杀寔于外寝。弘见史初至，谓曰：“使君已死，杀我何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于姑臧市，诛其党与数百人。左司马阴元等以寔子骏尚幼，推张茂为凉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内，以骏为抚军将军。

　　　　天下纷扰，凉州遂有缘独立自治。

　　　　前凉的实际创始人是张寔的父亲张轨。张轨，字士彦，家世孝廉，一般干部子弟。最初和很多“弱势官吏”一样，受知于张华。卫将军杨珧（杨骏的兄弟）提拔他做属官，后来做到太子舍人、散骑常侍、征西军司。

　　　　永宁初（301—302），张轨看到天下将『乱』，于是请求到凉州做官。历史上多有脑子清醒的人，索靖知道洛阳铜驼将栽倒在荆棘中，张轨不仅知道这个，还知道应该找块地方割据起来，趁机占有国有资产，再找机会mbo，成为真正的“先富起来”的那个人。

　　　　张轨到凉州得到了朝廷公卿的赞同，这帮孙子一定是认为凉州这个地方又苦又危险，有傻子要去宣示主权，何乐而不为？

　　　　因为来的目的很明确，张轨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当成地方官，而是长期经略的土皇帝。地方官为政绩胡『乱』折腾，而土皇帝为子孙计，做事就不那么急功近利了，有点“经国远图”的意思。张轨到了凉州，就讨伐鲜卑人，“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阴充、汜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看上去一切都有模有样。张轨在凉州十三年，还办了一件中央『政府』才能办的事，那就是恢复使用五铢钱。魏晋时期多次废钱，用布帛作为货币，找零的时候，就把布撕成数截，根本没法再用来做衣服。张轨恢复用钱，“人赖其利”。

　　　　其间，虽然有其他官僚和本地士族试图取而代之，一来张轨得人心有实力，二来朝廷不愿意让这个对胡人有牵制能力的地方丢掉，尤其是在长安登基的愍帝司马炽，对张轨一直有意慰纳，先晋升张轨为司空，后再委任为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所以反张势力未得其便。

　　　　公元314年，张轨中风病死，其子张寔继之。刘曜进攻长安，张寔也派兵救援，但是在行动中始终坚持保存实力是第一位的，保护皇帝是第二位的。愍帝时，南阳王司马保（兼秦州刺史，驻在上邽，今甘肃天水）和江左的琅邪王司马睿被任命为左右丞相，一时间被天下倚为国家柱石。愍帝被俘，司马睿和司马保先后称晋王，晋王是王上王，潜台词不言自明。司马保体胖喜睡，为部下所叛，他曾想投奔张寔，张寔一看，这么个大领导来了，于自己的工作生活大大不便，于是派兵名为欢迎，实则防御。还好，司马保最后死在部下手中，没脏张寔的手。

　　　　张寔此后大玩凉州“实质独立”。他虽然派人到建康上《劝进表》，表示服从司马睿的领导，但在凉州却继续使用愍帝司马邺的年号“建兴”，是为十六国中间由汉人建立的“前凉”政权。

　　　　关于张寔不用司马睿的年号，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是这样分析的，张寔的《劝进表》到达建康时，司马睿已经登基了，也就是说，元帝司马睿之立，必需得有几方重要力量的推举，否则就不算有足够的选票。司马睿没有尊重张寔的势力，张寔就拿年号做文章，给司马睿甩脸子。

　　　　中央打不过胡人，其他汉人得便就会独立。凉州此时还算安静，自然会有各『色』人等来此避难。京兆人刘弘客居凉州天梯山，听这山名就透着股仙气，刘弘在这里讲法布道，冒充神仙哥哥。

　　　　这事儿咱们现代人也能常见，每每有人要么得道，要么成仙，要么练成了不世神功。中国人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最讲究眼见为实，什么上帝佛祖，你不显灵，不帮我办事，我就不信你。反过来，倘有神棍神婆会变戏法，魔术九段，大伙儿一看事实俱在，于是就不能不信，于是就作为第一批用户替人家广为传播，待到形成气候，逻辑就演变成“那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