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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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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太祖、太宗，都可以算能祖述周世宗的人物。但是彼此的政策，似乎有一异点。周世宗之意，似乎是想先破辽，恢复幽州的。对于以后，作何策划，无从揣测。伐后蜀，伐南唐，不过是除掉后患，以便并力向前的意思。宋太祖、太宗，却是先平定内难，然后从事于辽。大约是“先其易者”的意思，原也不失为一种政策。但是辽当穆宗在位，实在是有隙可乘的时候。景宗初年，南边也未能布置得完密。穆宗死于九六九年。已在太祖代周之后十年。此时努力进取，颇较后来为容易。失此机会，颇为可惜。
还有宋太祖和太宗的继承，这件事，也是所以结五代之局的。据《宋史》说：太祖母杜太后死时，太祖和赵普，都在榻前受遗命。太后问太祖“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说：“皆祖考及太后之余荫也。”太后说：“不然。正由周氏使幼儿主天下尔。汝百岁后，当传位汝弟”云云。太祖顿首受教。于是太后叫赵普，把这件事笔记起来，藏之金匮。太宗在太祖时，是做开封尹的。即位之后，就以秦王廷美为开封尹。征辽之役，德昭也从行。有一次，军中夜惊，失掉太宗所在，有人谋拥立德昭。太宗知之，不悦。失利而归，并太原之赏，也阁置不行。德昭为言。太宗怒曰：“待汝自为之，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九八一年，太平兴国六年。秦康惠王亦卒。太祖四个儿子，都没有了。又有人告亲王骄恣，将有阴谋。乃罢其开封尹，以为西京留守。时赵普和卢多逊，互相排挤。赵普失掉相位。就上疏自陈预闻顾命的事情；太宗又发见了金匮的誓书；于是再相赵普。把卢多逊和廷美两人，罗织成狱。多逊窜死崖州。如今广东的崖县。廷美房州安置，忧悸而死。太宗就传位于自己的儿子了。这许多话，自然不是这件事情的真相。“斧声烛影”等说，出于李焘《长篇》。也是“齐东野人”之谈。我说太祖篡周，太宗原是与闻其事的。当时一定早有“兄终弟及”的成约。杜太后遗命等话，都是子虚乌有的。这件事，也不过结五代“置君如奕棋”的局面罢了。
杜太后：邕王元济早亡、太祖（滕王德秀早亡、燕懿王德昭、舒王德林早亡、秦康惠王德芳）、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赞早亡。
skbshge
第104章 宋初和辽夏的交涉（）
宋太祖专力平定国内，对于北方，是取守势的。史称太祖使李汉超屯关南（瓦桥关），马仁瑞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如今直隶的正定县），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镇棣州（如今山东的惠民县），以拒北狄。郭进控西山（卫州刺史兼西巡检），武守琪戍晋州（如今山西的临汾县），李谦溥守隰州（如今山西的隰县），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如今陕西的肤施县），姚内斌守庆州（如今甘肃的庆阳县），董重诲守环州（如今甘肃的环县），王彦昇守原州（如今甘肃的镇原县），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都待之甚厚；给他们的钱也很多；军中的事情，都得以便宜从事；由是二十年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到太宗时候，中国既已全定，就想乘此攻辽，恢复燕云。然而辽自景宗即位以后，已非复穆宗时的腐败；这时候，辽距开国未远，兵力还强；又有耶律休哥等良将；所以太宗北伐，竟无成功。
太宗既灭北汉之后，就进兵攻辽。克顺蓟二州，进攻幽州，兵势颇锐。已而辽将耶律休哥来援，王师败绩于高梁河。九八二年，辽景宗卒，圣宗立。年幼，太后萧氏同听政。专任耶律休哥以南边之事，形势益强。而太宗误听边将的话，以为辽女主当国，有隙可乘。九八五年，再命曹彬、潘美、田重进，分道北伐。彬出雄州，取涿州，为耶律休哥所败。潘美出雁门，取寰、朔、应、云四州，亦为辽将耶律色珍所败。太宗遂急召田重进还师。田重进是出飞狐口的。
从这两次以后，宋朝就不能进取。而契丹却屡次南侵。九九七年，太宗崩，真宗立。九九九年，辽圣宗自将入寇，至澶州。遣偏师渡河，掠淄、青。真宗自将御之，次于大名。契丹乃还。一○○四年，圣宗和太后，又大举入寇。到澶州，中外震骇。群臣多主张迁都。幸而宰相寇准，力主亲征。于是车驾渡河，次于澶州。辽人不意真宗亲出；这时候，圣宗和萧太后，亲在行间，用兵也不免偏于迟重些。前锋攻澶州，又不利；统军萧挞凛，中弩箭而死。于是用宋朝降将王显忠介绍，和中国议和。索价是要关南之地。磋议的结果，以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成和；辽主称真宗为兄，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
宋朝对于契丹，虽始终不能得志。然而从一○○四年成和之后，到一一二二年，再开兵衅，差不多有百二十年。其间只有辽兴宗初立的时候，看见国家富强，慨然有取关南之意，差刘六苻等来求地。一○四二年。宋朝遣富弼报之，弼力言用兵则利在臣下，言和则利在主上；反复开陈，兴宗才算取消用兵的意思。这句话，是出于《辽史》上的，所以可信。但增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这一次，又争岁币用“纳”字用“贡”字。据《宋史》说，是用纳字；据《辽史》说，则是用贡字的。没有第三者做证据，也无从判决其真假。总而言之，宋朝对辽朝的交涉，是始终处于弱国的地位的。然而言和甚久，实际上受害还不算利害。实际上受害最厉害的，倒在西夏。
西夏出于党项。始祖名拓跋赤辞，大约是鲜卑人在党项中做酋长的。唐太宗时归中国。他的后人，有一个唤做思敬的，讨黄巢有功。唐朝赐以国姓，用他做定难节度使，世有夏、如今陕西的怀远县。银、如今陕西的米脂县。绥、如今陕西的绥德县。宥、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静如今米脂县北。五州。宋太宗时，其后人李继捧入朝，尽献其地。继捧的兄弟继迁，叛走地斤泽。在夏州东北三百里，如今怀远县境。九八五年，袭据银州，明年，降于辽。九八八年，宋人仍用李继捧做定难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想要招徕他。继迁请降，宋人也用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旋继迁又叛，继捧也与之合。宋朝讨擒继捧，而继迁卒不能获。一○○二年，继迁陷灵州，改为西平府，迁居之。元昊又改名兴州。明年，陷西凉府。旋给吐蕃族潘罗支所攻，中流矢而死。参看第四章第四节。子德明立。使子元昊，西取河西。这时候，河西为回鹘所据。德明在位凡三十年，总算没有窥边。一○三二年，德明卒。元昊嗣立，宋朝的边患就起了。
元昊是西夏一个豪杰，他是兼吸收中国和吐蕃两种文明的，所以《宋史》说他“晓浮屠法，通蕃汉文字”。参看第二篇下第二章第三节。所以即位之后，西夏的情形，就焕然丕变。定官制，造文字，设立蕃学汉学，区划郡县，分配屯兵，其见《宋史·西夏本传》。一○三九年，元昊举兵反。宋朝初令范雍、夏竦，分守鄜延、环庆和泾原、秦风。旋用夏竦做陕西招讨使，韩琦、范仲淹两个，做他的副手。韩琦主张出兵，范仲淹主张坚守；两人议论不协，出兵的事情，就没有成功。西夏人来攻，韩琦的副将任福，倒大败于好水川。在甘肃隆德县东。范仲淹又擅和夏人通信。于是韩、范和夏竦都罢，用陈执中代他。后来又用韩琦守秦凤，王讼守泾原，庞籍守鄜延，范仲淹守环庆，也总是不能得利。一○四三年，元昊虽屡打胜仗，而国中也觉得困弊，才遗书庞籍请和。明年，和议成，宋朝封他为夏国王。岁赐银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元昊的反叛，虽也不过五年，然而宋朝用兵的耗费，和沿边的破坏，所受的损失甚大。陕西地方，元气差不多始终没有恢复。西夏兼吸收中国和吐蕃的文明，立国有二百多年，规模很有可观。可惜记载极为阙略。《西夏纪事本末》一书，搜辑得还算完备。可以参考。
skbshge
第105章 宋初的政策和后来腐败的情形（）
宋朝的对外，既如此失败，而内政也日即于腐败。原来宋初所患的，便是
禁军的骄横，
藩镇的跋扈。
禁军是承五代的余习，时时想把天子卖给别人。这时候的天子，原是节度使变的。他们看了他，还和前此的节度使一样。卖一次，总有一班人得升官发财。藩镇的所以跋扈：是由于他一个人常兼统数郡；既有兵权在手里，支郡节度使所管而非其所治的，谓之支郡。自然给他压倒。于是先把财政把持起来；地方上的款项，都用“留使”、“留州”的名目，开销净尽；只把一小部分“上供”给国家。这还是表面上服从中央的；和中央断绝关系的，就自然一个大钱也没有了。既有了钱，就再拿来养兵，以违抗中央政府。
宋太祖得天下之后，自然首先要除掉这种弊病。所以乾德初，就面讽带禁军的石守信等，解除兵柄；开宝初，又因藩镇王彦超等入朝，讽他们也把兵柄解除。参看《宋史》诸人的本传。这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不至于时时怕“肘腋之变”；外面有兵柄的，又先去掉几个；事情自然就好办了。于是以后节度使有出缺的，就都用文臣代他。
命以前节度使所管的支郡，都直隶京师。
在诸州设立通判，一切事情，皆得直达朝廷。
各路皆设转运使，以管理一路的财赋。诸州的经费，除本地的开支外，悉送阙下。
各州精壮的兵，都送到京师，升为禁军。其留本州的，谓之厢军；大都老弱，而且不甚教阅，不过给役而已。
各处要兵防守的地方，再派中央的兵出去，一年一换，谓之“番戍”。
这种政策推行以后，中央集权的形势就很稳固；唐中叶以后的弊病，就都除掉了。然而日久便腐败起来。你道为什么？原来
（1）宋初务弱外兵。其后中央的军政，不加整顿，禁军也弄得很腐败。番戍原是叫兵士习劳的意思；然而不熟悉戍守地方的形势，以致遇有战事，毫无用处（西夏造反的时候，陕西屯兵数十万，然而缓急时候，仍旧要倚仗民兵。后来就大签乡民为兵，弄得十分骚扰）；倒反借此要索衣粮，看得出戍一次，是一个要钱的机会。又历代厢军升为禁军的很多；每遇荒年，又把招兵看作救荒的政策；于是兵数骤增。
开宝太祖年号九六八年至九七五年三七八○○○人
至道太宗年号九九五年至九九七年六六六○○○人
天禧真宗年号一○一七年至一○二二年九一二○○○人
庆历仁宗年号一○四一年至一○四八年一二五九○○○人
治平英宗年号一○六四年至一○六七年一一六二○○○人
（2）在财政上，宋初用度尚小；平吴、蜀、江南、荆南、湖南、南汉诸国，都颇得其蓄积；所以颇称富饶。后来兵多而官也多；真宗又因外交上的关系，去封泰山，祠汾阴，这件事，散见于《宋史》寇准、丁谓、王旦、王钦若诸人传中。然而并不是真相。据《宋史》说：澶渊之役，寇准主亲征，王饮若主迁都。和议既成，真宗颇优待寇准，寇准也自鸣得意。王钦若内怀惭愧，就对真宗说：澶渊之役，实在是“城下之盟”，寇准以陛下为“孤注”耳。真宗颇以“城下之盟”四字为耻，问他有什么法子，可以雪耻？王钦若说：只有封禅，于是妄言有天书降，就出去封泰山，祠汾阴。以封禅为雪耻的方法，真宗愚不至此。宋朝人素好说话，果然如此，断不能不起哄的；然而当时也并没有多少人反对，可知其中一定别有用意。《真宗·本纪赞》说：“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宋之诸臣，意者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欤？……”颇得当时的真相。未必吓得倒敌人。而因此大兴土木，广营斋醮，财政的耗费，倒弄得一天大似一天；仁宗在位岁久，万事因循；更加以陕西的用兵，财政更形竭蹶。原来宋朝最为无名的费用，是“郊祀”、祭天时的赏赐。至道末，五百余万缗。景德（真宗年号一○○四年至一○○七年）七百余万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余万缗。“养兵”、“宗室吏员冗禄”真宗时，九百七十八万五千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万缗。治平视皇祐（仁宗年号），增十之三。元祐（哲宗年号）则一倍皇祐，四倍景德。三项，其数都日有加增。所以他的岁入，是：
至道末二二二四五八○○缗
天禧末一五○八五○一○○缗
皇祐元一二六二五一九六四缗
治平二一一六一三八四○五缗
天禧末的岁出，是一二六七七五二○○，还有盈余。治平二年的岁出，是一二○三四三一七四，再加以非常出临时经费。一一五二一二七八，就不足一五七二六○四七了。
（3）宋朝的政治，还有一种毛病，便是防弊太甚。不但削弱外官的权柄便对于中央的官，也是如此。唐中叶以后，因为宦官掌握兵权，枢密使一职，就渐渐尊重，前面已经说过了。前篇第三章第一节本篇第一章第四节。却到五代时，还相沿设立此官，改用士人，宋朝也是如此。又唐朝中叶以后，因财政紊乱，特设度支使一官，以整理财政，又因这时候，盐铁两项，都是入款的大宗，又特设盐铁使一官。宋朝都没有裁掉；于是合户部度支盐铁，为一个机关，谓之三司。就成一个“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局面。宰相的权柄太小。当时的人说：财已匮而枢密还是添兵；民已困而三司还是叙财；中书看着民困，司宽财，枢密减兵。这就是行政不统一的毛病。而谏官的气焰却极盛。这个（一）者因宋初的君主，要想防制权臣，特借台谏以重权。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二）者，也因为五代时候，风俗大坏，气节扫地，发生了一种反动力。宋朝的大夫，就多有“务为名高”、“好持苛论”的气习。喜欢求名，就遇事都要起哄，到后来就弄成一种群众心理的样子。好持苛论，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当的“竞争”、“报复”手段。——所以喜欢结党，喜欢排挤，喜欢标榜，喜欢攻击，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气习。恭维自己的同党，便说得比天还要高；毁骂异党的人，就说得连禽兽也不如。叫后世读史的人疑惑，这时候，何以君子这样多，小人也这样多，其实谁也算不得君子，谁也不定是小人，不过是风气已成，人人为群众心理所左右。其中起哄得最利害的，就是英宗时所谓“濮议”，欧阳修有一篇文章，记这件事情，颇为穷形尽相。惜乎太长，不能抄录；读者诸君，可自己取来看一遍。宋朝的党祸，实在是从真宗时闹起的。当时王钦若和寇准，就互相排斥。读史者都说寇准是君子，王饮若是小人。天书一件事，似乎是王钦若等几个人弄出来的。其实寇准也并没反对，而且也上书献符瑞。可见得两派之争，其中并没甚政见的异同了。天书的事情，丁谓是其中一个有力的人物，因为丁谓是做三司使，全靠他筹了款来，然后封禅等事得以举行的。真宗末年，复相寇准。真宗的皇后刘氏，“警悟，晓书史”，颇与闻政事。真宗末年久病，事情更都是皇后管的。内侍周怀政，不知怎样，忽然想请太子监国（刘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刘后取为己子，叫杨淑妃抚养他；后来立为太子，这便是仁宗），去同寇准商量，寇准亦以为然。后来事情泄漏了，便罢寇准，代以丁谓。怀政忧惧，要想废刘皇后，杀掉丁谓，再相寇准，而逼真宗传位于太子。事情又泄漏了，于是诛怀政，贬寇准，诏太子开资善堂，引大臣决事，而后裁制于内。这件事情，据《宋史》说：想叫太子监国，原是真宗的意思，不过对周怀政说及，而怀政出去告诉寇准的。然而羌无证据。若果如此，周怀政也不负多大的责任。何至于就想废皇后杀宰相呢？若本来周怀政和寇准毫无关系，废掉皇后，杀掉宰相，去请他来再做宰相，寇准又如何肯来呢？所以这件事，殊为可疑。寇准既贬，丁谓自然得法了。未几，真宗去世，丁谓和内侍雷允恭，去营视山陵。雷允恭误听人言，把皇堂移了一块地方。太后叫王曾去覆看。王曾就说他“包藏祸心，有意移皇堂于绝地”。借此把丁谓挤去。这种手段，殊不正当，而宋人非常赞美他。丁谓既罢，代以王曾。后来吕夷简做宰相。吕夷简这个人，《宋史》上也说他不大正当的。然而也没甚显著的坏处。仁宗是李宸妃所生。当刘太后在日，始终自己没有知道。刘太后死后才有人对他说起。于是仁宗大恸，去易棺改葬。先是李宸妃死的时候（李氏本是顺容，疾急时，进位为宸妃），刘太后本要“用宫人礼治丧于外”。吕夷简对大后说：“礼宜从厚。”又对承办丧事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当用后服敛，以水银实棺。异时莫谓夷简未尝言也。”罗崇勋也听了他。及是仁宗开棺验视，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叹曰：“人言其可信哉。”（当时告诉仁宗的人，说宸妃是死于非命）待刘氏加厚。吕夷简这种事情，读史的人，不过说他有心计，能替刘氏打算，其实这等处，消弭掉无数无谓的风潮。不然，早就兴起大狱来了。仁宗即位之后，吕夷简仍做宰相。仁宗的皇后郭氏，因和尚美人、杨美人争宠。自己去批尚美人的颊。仁宗自起救之。误批上颊。仁宗大怒，要废掉郭后，吕夷简不曾反对。这时候，孔道辅做台长，率谏官范仲淹等力争。一时都遭贬谪。这件事，宋人也算他一件大事情的。西夏既和之后，仁宗用夏竦做枢密使。谏官欧阳修等攻之。说他是奸邪。竦才到京城，就罢去。代以杜衍。于是国子监直讲石介，就做了一首《庆历盛德诗》，以称美仁宗。杜衍之党，和夏竦之党，就互相指目为党人，大相攻击（欧阳修《朋党论》，就是作于此时）。一○四三年，仁宗以范仲淹为宰相，富弼为枢密使。范仲淹是王荆公以前一个有心改革的人。《宋史》上说他锐意裁抑徼幸，考核官吏。然而不便者多，不过几个月，就罢去。杜衍继为宰相。御史中丞王拱辰攻其婿苏舜钦，和他所引用的集贤校理王益柔。杜衍不自安，罢职而去。于是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也联翩辞职。拱辰大喜，说：“吾一网打尽矣。”而夏竦又继为宰相。再以后的大事件，便是濮议了。以上竞争的事情，一一详叙起来太繁。《宋史》中诸人的传，读者可自取参考。但是《宋史》的议论，全是一偏的。须得自出眼光，用精密的手段考校。总而言之：宋朝的党争，不过是闹意气。并无甚真有关系的事情。却因此弄得政局不能稳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放手做事情；就奋勇去做，也四面受人牵掣，不得彻底；即使一时勉强办到，不久政局转变，也要给人家取销掉的。后来的王荆公，就是榜样。这个却贻害甚大。
而其最可痛心的，就是民穷财尽。原来从藩镇擅土以后，就多用武人做地方官，管收税机关；又创设了无数麻烦的杂税。这种苛税，无有不是拣着地方上贫弱的人欺的（因为豪强的人，都是有势力，能和官府相结托的）。于是贫弱的人，就只得献其所有，以托庇于豪强；有产的人，就逐渐变为无产者。这么一来，豪强的力量更大了，就更可以兼并贫弱的人。而且干戈之际，田地总有荒废的；还有那贫弱之人流亡的；田地也都入于豪强之手。于是贫富就大为不均。宋朝的收税，是很宽的。每破一国，必把他所有的苛税废除，或是大加蠲减（累朝相承，又递有蠲减）。而且“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阁’，殆无虚岁。倚阁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吠亩转易，丁口隐漏，并兼伪冒”，也“未尝考按”。然而历代开国之初，都有一种改良分配的政治。譬如晋之户调，魏之均田，唐之租庸调制。宋朝却丝毫未有。所以取民虽宽，只是优待了一种豪强兼并的人，贫民丝毫得不到好处。而且受豪强的压迫更甚。民间借贷的利率，春天借米一石，秋天就还他两石，还算是普通的，见《宋史·陈舜俞传》。司马光说当时穷民的情形，“稼一不登，则富者操奇赢之资，取倍称之息；偶或小稔，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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