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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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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荣城。明年正月，攻破威海卫。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军舰降敌，而自己服毒身死。山东巡抚李秉衡，从芝罘退守莱州。日军遂陷文登、宁海。二月，日本一二两军，并力攻辽东。营口、盖平皆陷。辽阳、奉天，声援全绝。日本舰队，又南陷澎湖，逼台湾。中国不得已，以美公使调停，派张荫桓、邵友濂到日本去议和。给日本人拒绝。乃改派李鸿章前往，定和约于马关，其重要条款是：
（1）中国认朝鲜为独立国。
（2）割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
（3）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4）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许日本人于内河通航。
条约既定，俄德法三国，出而干涉。日本不得已，才许中国把银三千万两，赎还辽东。台湾人推巡抚唐景崧做总统，总兵刘永福主军政，谋独立。不多时，抚标兵变，景崧逃走，日兵遂陷台北。永福据台南苦战，到底不敌，内渡，台南亦亡。中日战争，姚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颇为翔实。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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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章 教士保护权的变迁和德据胶州（）
藩属完了，就真正要剥床及肤了。光绪一朝的朝局（内而练兵，外而交涉），差不多是李鸿章一个人主持的。参看第四章第二节。所以中日之战，有人说：日本人不是和中国打仗，简直是和李鸿章一个人打仗。李鸿章半世的心力，都花在练兵和交涉上头（虽然也举办别样新政，只是为达强兵的目的的手段）。忽然给一个“向来藐视他为小国的日本”打败，如何不气？就一心想报仇，就不免有些急不择路了。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行加冕礼，李鸿章前往道贺。就和俄国人订结密约，许俄人筑造东省铁道，并许租借胶州湾为军港。密约不曾宣布，而意外的变故又起了。原来中国对于传教徒（1）身体，（2）财产，（3）宗教上惯例的执行的切实保障，都规定在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的《中法条约》上。这条文中所规定的，是“欧洲教士”，不是法国教土，所以以后欧洲到中国来传教的教士，都由法公使独任保护之责（游历内地的“照会”，也都由法使馆发给。遇有教案，总是法公使独当交涉之冲，中国人颇以为苦）。其中尤甚的，就是一八七○年，即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这件事，因有个拐匪，在天津被破获而起。当时“教党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谣言大盛，人民就群起而焚毁教堂，并且把法国领事丰大业打死。这时候，曾国藩做直隶总督，和法公使交涉。法公使要把天津知府知县偿命，国藩不答应。交涉的结果，乱民正法的十五人，军流的二十一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都遣戍。这件交涉，并没丧失别种权利，比后来的交涉，究竟还强些。而当时的人，还沸沸扬扬，大不以曾国藩为然，这件交涉的结果，国藩的名望，几乎为之大减，——而北京陷落之后，法国人又在京城里造了一个教堂，以为《天津条约》的纪念。其影子，恰恰落在清朝的皇宫里。日曜日祈祷唱歌之声，在宫里也听得逼真。孝钦皇后觉得心上很多感触，要想除去了他，而又无法可想。警敏的德国公使，不知怎样，把这件事打听到了。就对李鸿章说：教士是得教皇管的，要想他拆掉教堂，只要和教皇交涉就得了。李鸿章一想，不错。历来教案的交涉，都很受法公使刁难，傥使换了和罗马教皇交涉；教皇是没有兵船，没有大炮的，就不至于如此棘手了。就派赫德手下的一个英国人，去见教皇。运动他派公使到中国来。教皇听得东方最大最古的中国，传教的事务，一旦归他直辖，如何不喜欢呢？然而法国不以为然。教皇是没有兵船，没有大炮的。在欧洲，也要靠法国的保护，如何敢十分违拗法国的意思？此事就成为画饼。然而德国人要想破坏法国人“这种专有的保护权”的念头，始终未息。这时候，德国恰有两个教士，在山东传教。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起而自任保护之责，以后德国教士游历的照会，就在德使馆领取。关于德国的教案，也要和德国人直接交涉了。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杀掉两个德国教士。德国就以兵舰闯入胶州湾（这件事情，欧洲的舆论，有说他是海盗行为的）。明年春，订租借九十九年之约。
胶州湾突然给德国人占去了，俄国人却怎样呢？就和中国人再行订约，租借旅顺、大连湾。东省铁路，并得造一支路，以达旅顺。英国人也租威海卫以为抵制。法国又以兵船突入广州湾，然后议租借之约。而筑路、开矿等事，又纷纷而起。中国人到此，也就不能不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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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章 革新的原动力（）
中国的变法，来源是很远的。原来从秦朝统一以后，直到西力东渐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状况，没什么根本的变更。而从中古以来，屡次受外族的征服；到清朝入关，这种现象，已反复到第五次了。五胡、辽、金、元、清。而治化的不进，民生的憔悴，还是一言难尽。物穷则变，到这时候，中国思想界，便要起一个根本上的变动了。——便是对于向来社会的组织，根本怀疑。却是这时代，闭关独立，并没有外国的情形，可资比较；怀疑于当时的社会组织，要想从根本上改革，求一种参考的资料，就只得求之于古。所以当明末清初的时候，社会上就发生了两种思想。
（一）觉得向来支配社会的义理（社会上人人承认的），并无当于真理。向来所视为天经地义的道理，到此便都要怀疑。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等篇，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这是精神上的。
（二）其在物质上：则觉得当时所行的治法，彻底不妥，无可修改；欲图改善，非从根本上变革不可。就有极端复古之论。当时主张封建的人，便是这一种心理。顾亭林的《封建论》，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吕晚村、陆生柟等，也是主张封建的）。封建原是不可复的事情，然而至于疑心到郡县，几乎要主张封建，就真可算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组织，根本怀疑了。
有了这一种趋势，就是没有西力东渐的事实，中国的社会，慢慢儿也要生根本上的变动的；不过变得慢些，又不是现在这种变法罢了。
宋学在当时，是支配全国人心的。东汉以来儒家的道理，虽不和宋学一样，究竟还同宋学相近。清朝时候，因人心都有上述的趋向：始而汉学发达，对于宋朝人的话怀疑；继而汉学之中，又分出今文和古文，对于东汉之学也怀疑。至于疑心到东汉之学，定要追求到西汉；争有许多义理，和现社会所行，是格不相入的；人心上就生了极端的变动了。
至于具体的办法，要提出方案，却不是一时办得到的事情。恰好这时候，西力东渐，和西洋人的社会，渐渐的接触多了，关系密了；始而认识他的社会，和我们组织不同；继而认识他那种组织，我们实在不可不仿效；于是改革之事，就起了轩然大波。
所以近世的改革事业，来源是很远的，蓄势是很久的。这种变动，不发则已；一发之后，就如悬崖转石（看得他似乎也有顿挫，其实算不得什么），非达到目的不止。所以现在正是个变动的时代；正是个变动了，方在中途的时代。要讲什么保存国粹，什么变动得不可太快，都是白说掉的话。这个无关于是非，且亦无所谓是非，只是大势如此。本节请和第五章第八节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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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章 咸同光三朝的朝局（）
但是虽然如此，变革之初，总还是发端于政治上。那么，我们要讲近世中国的变革，就不得不托始于戊戌政变；要明白戊戌政变，就不能不晓得咸同光三朝的朝局了。
文宗即位之初，颇为振作。这时候，承五口通商屈辱之后，主持和议的人，颇不为清议所与。而国家经过这一次大创，当时议论政治的人，也觉得有刷新的必要（自然不是要效法西洋）。文宗于是把耆英、穆彰阿等斥退，前经贬谪的林则徐等起用。又下诏求直言，通民隐（当时应诏陈言的很多）。总算有振作的意思，而且是能顺从当时舆论的趋向的，所以海内翕然，颇有望治之意。无如前此的乱源，种得太深了，一时间收拾不来。即位之初，太平军就已起事。连年用兵，未能平定。英法交涉，更为棘手。就此弄得心灰意懒，抱着个“且乐主人”的观念，就不免纵情声色。于是载垣、怡亲王，允祥之后。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肃顺，端华的兄弟。一面引导他游戏，一面结党揽权。这三个人，也不是绝无道理的近幸。其中肃顺尤有才具。恭亲王和这三个人的起仆，咱们也只认他是满洲亲贵，争夺政权的事情，用不着替他分什么是非曲直。况且恭亲王究竟是个无能为的人。傥使当时争夺的结果，肃顺等获胜，后来的内政外交，许反要好些。兴科场之狱以立威等，自然是他的坏处，也只是手段之拙。这种事情，在君主专制时代，是历来权臣公共的罪恶，不能因此一笔抹杀。军机处的权柄，渐渐的移于宫中，暗中就只在这三个人手里。端华、肃顺始末，请参看薛福成都《庸庵笔记》。
文宗从一八六○年逃到热河之后，就没有回京。明年死了。载垣、端华、肃顺等，就矫遗诏，自称辅政大臣。当时辅政大臣，共有八人。禁遏在京王公，不叫他们奔丧（这就是忌恭王前去的意思）。然而在京留守的恭王，也不是没人附和他的。当时的政治中心，就分为两处：一处在热河，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为中心；一处在北京，以恭亲王为中心。
文宗正后钮祜禄氏，孝贞后。无子。妃那拉氏孝钦后。生穆宗。当时还只八岁，就有御史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王公辅政。而恭亲王也乘机走到热河，“得间独见”两太后，密定回銮之策。恭亲王先行，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和载垣、端华，另从间道入都。到京之后，趁他猝不及防，把他两个捉下。肃顺也被执于途。旋杀肃顺，赐载垣、端华死。两宫同时垂帘听政，而以恭亲王为议政大臣。
清朝的歧视汉人，虽不如元朝之甚。然而从道光以前，汉大臣实在没有真握大权的。关于兵权，尤不肯轻易落在汉人手里。当时有大征伐，带兵的总是满人。却到文宗时候，满人实在不中用了。军机大臣庆祥，就竭力主用汉人。肃顺虽然专横，却极爱才。胡林翼的巡抚湖北，曾国藩的总督两江，都是他所保荐（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里，被人参劾，几乎大不得了，也靠肃顺一力保全）。恭亲王虽和他是政敌，而这种宗旨，也始终没有改变（以事势论，却也无从改变）。到底能平定太平军、捻军和回部，号为中兴。然而从此以后，满洲的朝廷，就不过抱着一个空名，寄居于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维系天下的能力了（当时满洲政府，也未尝不忌这班人。所以太平军才平，就把湘军遣散。然而湘军才散，淮军又起。以后内政外交的重心，仍旧集中到李鸿章身上）。因中央政府的没有实力，以后并且渐渐的变成“外重”的趋势。
其在宫廷之内，则孝贞皇后本是个庸懦不堪的人。虽然垂帘，不过徒有虚名。一切实权，都在孝钦手里。穆宗虽是孝钦后所生，却和孝钦不甚协。关于国事，孝贞后差不多全不过问。至于家事，却偏要问问信。一八七二年，穆宗年已十八岁了，就有大婚问题发生。孝贞后主张崇琦的女儿，孝钦后主张凤秀的女儿。两宫相持不决，乃命穆宗自择。穆宗拣了崇琦的女儿。孝钦不悦。禁止他到皇后宫里去。穆宗郁郁不乐，就此出去“微行”。因而传染了病。一八七四年，死了。明年，皇后绝食自杀。
清朝当世宗时候，定“储位密建”之法。皇帝将拟立的儿子，亲自写了名字，密封了，藏在乾清官最高处正大光明殿匾额之后。高宗时，又定立嗣不能逾越世次。从高宗的儿子一辈起，以“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阖、增、秩”十二个字命名。穆宗是载字辈的人，死后无子，应当在溥字辈中选立。然而（一）者，孝钦不愿意做太皇太后。（二）者，德宗的母亲，奕的福晋，是孝钦的妹子。（三）者，德宗年止四岁，便于母后专权。于是孝钦就决意选立了德宗。两宫从一八七三年穆宗大婚之后归政，到此不满两年，却又垂起帘来了。
孝钦本不是十分安分的人（当穆宗时候，便宠任了太监安得海，违反祖制。叫他到山东去。这时候，山东巡抚是丁宝桢，颇为骨鲠。就把他捉住，奏请正法，孝钦无如之何）。然而当穆宗初年，乱事还未平定，不敢十分怠荒。又孝贞是文宗的嫡后，虽然不懂得什么事，孝钦总有些碍着他。到德宗初元，乱事已定，自谓中兴之业已成，便不免有些骄侈。一八八一年，孝贞后又死了，格外肆无忌惮。于是乘中法之战，罢恭亲王，而反命军机处有什么事情，同个幼稚无知的醇王商办。又宠太监李莲英，修颐和园。一切用度，都十分奢侈（当时的海军，固然练得不好，然而海军衙门经费，都给孝钦用掉，以至不能整顿，也是失败的一个大原因），就不免政以贿成。用人行政，都渐渐的腐败起来了。德宗于一八八九年大婚，孝钦循例归政；然而实际上，什么事情，都还要参与；德宗毫无实权。德宗是个英明的君主，加以这时候，外交迭次失败；至中日之战，而形势大变；更加以俄订密约，德据胶州，形势更为紧急，不得不奋然英断，以定变法之计。而戊戌、庚子种种的变故，就要相因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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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章 戊戌政变和庚子之乱（）
从戊戌以前，中国人对外的认识，可分为四期：
（一）教士的译著书籍，是从明朝就起的。然而除掉天文、算学之外，竟毫不能得中国人的注意。——便看见了，也不信他。譬如纪昀修《四库总目》，对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提要上就疑心他是说的假话，世界实在没有这么大。——这个是毫无认识的时代。
（二）到五口通商之后，而中国人始一警醒。于是有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江上蹇叟所著的《中西纪事》等出来。对于外国的情形，稍稍认识。然而这时代，所抱着的，还是闭关的思想；所讲求的，还是把守口岸，不给洋人攻破等等法子。这是第二个时代。
（三）太平军的平定，在清朝一方面，实在借用一部分的外国兵力的。其事起于一八六○年，上海为匕首党徒刘丽川所陷。法兵助官兵收复县城。这时候，英人久经组织义勇团，以为保卫租界之计。各处富人，聚集上海的颇多。也共同集赀，与外国人合筹保卫之法。于是美人华尔（Ward）、白齐文（Burgevine），始募欧洲人一百，马尼亚人二百，组织成一队，名日常胜军。华尔死后，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代为统带。克复太仓、昆山，并随李鸿章攻克苏州。中兴诸将，亲眼看见过外国兵的，知道中国的兵力，确非其敌。于是乱平之后，就要注意于练兵。设船政局，制造局，开同文馆，广方言馆，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以至兴办铁路、汽船、电报等事，都是如此。这是第三个时代。
（四）这种办法的弱点，经中法之战而暴露出来，中日战后，更其尽情暴露。当时自然有一班比中兴名将时代较后，和外国接触较深，知道外国内情较真实的人，但是这种人，在中国社会上，不易为人所认识。到中日之战，中国人受了一个大大的刺激，而当时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又是长于旧学，在中国社会上，比较的容易被人认识的人。变法的动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
康有为是一个今文学家，他发明《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说汉以来的治法，只是个小康之法。孔门另有大同之义。所以能决然主张变法。可参考康氏所著《春秋董氏学》。清朝一代，是禁止讲学的；所以学士大夫，聚集不起来。却到了末造，专制的气焰衰了，人家就不大怕他。有为早岁，就到处讲学。所以他门下，才智之士颇多，声气易于鼓励。
有为是很早就上书言事的。中日之战，要讲和的时候，有为亦在京都，联合各省会试的举子，上书请迁都续战，并陈通盘筹划变法之计。书未得达。嗣后有为又上书两次。德占胶州时，有为又上书一次，共计五次只有一次达到，德宗深以为然。中日战后，有为创强学会于京师，要想聚集海内有志之士，讲求实学，筹划变法之计。旋为御史杨祟伊所参，被封。其弟子梁启超等，乃设《时务报》于上海，昌言变法之义。大声疾呼，海内震动。一时变法的空气，弥漫于士大夫之间了。
德宗亲政以后，内受孝钦后的箝制，外面则有不懂事的恭亲王，从同治以来，久已主持朝政，遇事还得请教他。其余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也都是顽固不堪，只有大学士翁同龢，是德宗的师傅，颇赞助变法之议。一八九八年，恭亲王死了。德宗乃决计变法。四月，下诏申言变法自治之旨，以定国是。旋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自五月至七月，变法之诏数十下。然而给一班顽固的人把持住了，一件事也办不动。八月初六日，孝钦后突然从颐和园还宫。说德宗有病，再行临朝。说新党要谋围颐和园。把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杨深秀六个人杀掉。有为、启超逃走海外，于是把一切新政，全行推翻。参看近人所著《戊戌政变记》。
太后阴有废立之意，密询各督抚，各督抚都不赞成。外国公使，也表示反对之意。太后要捕拿康、梁，而外国照国事犯例保护，不肯交出。康有为立保皇会于海外，华侨响应，也时时电请圣安，以阻止废立。太后骂报馆主笔，都是“斯文败类，不顾廉耻”，要想概行禁绝；而在租界上的，又办不到。于是太后痛恨外国人，就起了一个排外之念。太后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原是豫备废立的。虽然一时不能办到，而载漪因此野心勃勃。当时满大臣中，像荣禄、刚毅等，又存了一个排汉的念头。（荣禄说：练兵本不是打外国人，是为防家贼起见。刚毅说：宁可把天下送给外国人，不要还给汉人）。汉大臣徐桐等则顽固不堪（徐桐至于疑心：除英、俄、德、法、美、日等几个强国外，其余的外国，都实无其国。都是一班新党，造了骗骗人的）。朝廷上头，布满了腐败污浊的空气，恰又有一个义和团，顺应他们的心理而发生；就要演出古今未有的怪剧了。
义和团怎会得大臣的信任？究竟是堂堂大臣，怎会信任起义和团来？其中也有个原故。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的吃亏，自然是不待言而可知的了。有些不忿，想要振作图强，原也是人情。然而图强的方法，却就很难说了。“蹈常袭故”之世，“读书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何况处前此未有的变局，再加以揎拳勒臂的，又是一班毫无知识的人？专制之世，人民毫无外交上的常识，是不足怪的。却又有一种误解，很以一哄的“群众运动”为可靠。像煞交涉的吃亏，是官吏甘心卖国，有意退让的。傥使照群众运动的心理，一哄着说：“打打打！”“来来来！”外国人就一定退避三舍的了。这种心理，不但下流社会如此，就号称读书明理的人，也多半如此（在庚子以前，怕竟是全国大多数的心理）。所以总说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百姓。这便是相信义和团的根源。至于义和团的本身，则不过是个极无智识的阶级中人，聚集而成。只要看他所打的旗号“扶清灭洋”四个字。是说的什么话。——做盗贼也要有做盗贼的常识，傥使会说兴汉灭满，就够得上做盗贼的常识了。说“扶清灭洋”，就连这个也够不上。
义和团是起于山东的。一八九九年，毓贤做山东巡抚，非但不加禁止，而且颇加奖励；于是传播大盛，教案时起。毓贤旋去职，袁世凯代为巡抚，痛加剿击。义和团都逃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又非常欢迎他。载漪、刚毅、徐桐等，就把他召入辇毂之下，称为义民。于是义和团大为得意。公然设坛传习。焚教堂、杀教士、拆铁路、毁电线，甚至携带洋货的，亦都被杀。京津之间，交通断绝，外国公使向中国政府诘问。中国政府，始而含糊答应，继而董福祥以甘军入都，于是公然下诏，和各国同时宣战。又下诏各省督抚，尽杀境内外人（幸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各省，不奉伪命；且和各国领事，订保护东南的条约。所以东南得以无事）。派董福祥的兵，会同义和团，攻击各使馆。从中也有暗令缓攻的，所以没有攻破。而德公使克林德、日本书记官杉山彬，都被戕。不多时，英、俄、法、德、美、日、义、奥八国的联兵到了。攻破大沽。聂士成拒敌天津（这时候，义和团骚扰得更不成样子了。聂士成痛加剿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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