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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师-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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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政和前的，我们看一个政和后期，就是韩世忠的官职变化：
韩世忠从小兵做起，始补进义副尉，这个是没有品的低级武官，至藏底河，斩三级，转进勇副尉，这个还是没有品，擒方腊之后，韩世忠转承节郎，这个是从九品，比狄青的右班殿直要低；后来世忠积功转武节郎，这个已经是从七品了，阶次为38。因世忠挥戈力战，转武节大夫，还是从七品，但阶次为30。后来升河北总管司辟选锋军统制。再功迁左武大夫、果州团练使，这个是从五品官职。然后升为嘉州防御使，从五品。初建御营，为左军统制。建炎二年，升定**承宣使，这个是正四品的大官了。
所以，水浒传里面，有很多官职是错误的，如鲁达的提辖，本身就是从五品大官，老实说，杀一个屠户，实在不算什么；而在许多地方，水浒显然把团练使当作一个普通职官对待，地位还远在总管之下，这显然不妥。至于里面出现许多都统制，统制，也是不正确的。
宋史职官七记载“诸军都统制副都统制统制统领旧制，出师征讨，诸将不相统一，则拔一人为都统制以总之，未为官称也，建炎初，置御营司，擢王渊为都统制，名官自此始。其后，神武五军及川陕宣抚司、都督府、枢密院皆置。绍兴十一年，三大将兵罢，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擢其偏裨为御前统领官，以统制御前军马入衔，秩高者为御前诸军都统制，且令仍旧驻扎，以屯驻州名冠军额之上。”
既然是建炎初前“未为官称也”，显然在北宋，就不可能有这些都统制、统制作为地方官存在。要知道，童贯伐辽，以种师道为都统制，作为全军之首，这些相当于司令一级，可不是普通的地方官可比。作为地方武官，出战的是总管、钤辖、都巡检、都监之类。同时，由于王安石实行了将兵法，还应该有正将、副将、预备将这类的职官出现，这些才是作战武官。
水浒结尾的时候，是这样封官的：
先锋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
副先锋卢俊义加授武功大夫、庐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
军师吴用授武胜军承宣使。
关胜授大名府正兵马总管
呼延豹授御营兵马指挥使。
花荣授应天府兵马都统制。
……
首先，关胜和吴用的官职，是正确，总管是职官，能搭配从五品的阶官；而承宣使则是正四品的大官了，而安抚使是职官，但不常设，宋史职官七记载“旧制，安抚总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或曾历侍从乃得之，品卑者止称主管某路安抚司公事。”一般来说，安抚使起码是掌管某路，而不是某州的安抚，应该是“知楚州，淮南东路经略安抚使”，而且，作为阶官，武德大夫和武功大夫这两个阶官太低，武功大夫和武德大夫都是从七品的中等阶官，与从五品的总管和从四品的承宣使无法比，何况武功大夫的排位，还在武德大夫之上呢，这里显然又是一个错误。至于都统制之类，在北宋更是不能随便授予。
大约说这么多吧。根据宋史合班制度，再大约给一个常用武将的官职排位。
殿前都指挥使、节度使为从二品
殿前副都指挥节度使、节度使留后又名承宣使为正四品、
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观察使为正五品）
殿前马步军都虞侯、防御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驸马都尉为从五品，总管、钤辖这些职官都是搭配从五品阶官。
某路都监约为从七品
某州都监约为正八品
正将约从七品
副将约为从八品
补充一下，我们常常说七品芝麻官，其实七品官可不算少。对于宋朝武官来说，从五品的官职，如防御使之类，已经算高级武官，武德大夫之类的从七品官，算中等军官；而右班殿直或者是承节郎之类的九品官，才算低级武官
宋朝的官制非常复杂，分为阶官和职官两种。阶官，对于武将来说，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军衔制度，如上校之类；而职官，就是团长营长之类。
例如，狄青曾经做过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秦州刺史是虚衔，代表他的官职大小，代表从五品的官员，而是泾原路副都总管是职官，是负责统领泾原路兵马的指挥官。
殿前马步军都虞侯、防御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驸马都尉为从五品，总管、钤辖这些职官都是搭配从五品阶官。
某路都监约为从七品
某州都监约为正八品
正将约从七品
副将约为从八品
补充一下，我们常常说七品芝麻官，其实七品官可不算少。对于宋朝武官来说，从五品的官职，如防御使之类，已经算高级武官，武德大夫之类的从七品官，算中等军官；而右班殿直或者是承节郎之类的九品官，才算低级武官
宋朝的官制非常复杂，分为阶官和职官两种。阶官，对于武将来说，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军衔制度，如上校之类；而职官，就是团长营长之类。
例如，狄青曾经做过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秦州刺史是虚衔，代表他的官职大小，代表从五品的官员，而是泾原路副都总管是职官，是负责统领泾原路兵马的指挥官。
殿前马步军都虞侯、防御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驸马都尉为从五品，总管、钤辖这些职官都是搭配从五品阶官。
某路都监约为从七品
某州都监约为正八品
正将约从七品
副将约为从八品
补充一下，我们常常说七品芝麻官，其实七品官可不算少。对于宋朝武官来说，从五品的官职，如防御使之类，已经算高级武官，武德大夫之类的从七品官，算中等军官；而右班殿直或者是承节郎之类的九品官，才算低级武官
宋朝的官制非常复杂，分为阶官和职官两种。阶官，对于武将来说，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军衔制度，如上校之类；而职官，就是团长营长之类。
宋朝的官制非常复杂，分为阶官和职官两种。阶官，对于武将来说，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军衔制度，如上校之类；而职官，就是团长营长之类，如上校之类；而职官，就是团长营长之类，如上校之类；而职官，就是团长营长之类，如上校之类；而职官，就是团长营长之类。
…………
大理国与宋朝
……… 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wWw、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
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发达，但由于其施政方针“重文轻武”，使得一直军力积弱，北方邻国如辽、金、西夏，都敢于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对宋友好，双方从无战争。
大理国与宋朝
……… 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
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发达，但由于其施政方针“重文轻武”，使得一直军力积弱，北方邻国如辽、金、西夏，都敢于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对宋友好，双方从无战争。
大理国与宋朝
……… 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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