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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师-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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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三月四日，即张俊令刘锜班师的前一日，已急攻濠州（治钟离，今安徽风阳县）。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他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十宋里，便接到八日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张俊得到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又希图去空城耀武扬威一番，以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他命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干余骑前往。不料遭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撤。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他的归路，韩世忠军且战且退，全师而还。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一份三月一日发出的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岳飞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的凶耗，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迹近“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夺口而出：
“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
实际上，这正是他郁结半年有余的心声。岳飞还怒冲冲地对张宪说：
“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
他又指着董先说：
“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
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十二日，岳家军抵达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渡淮北撤。
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回朝后，却反诬刘锜作战不力，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
第五节削除兵权
害怕诸大将久握重兵，跋扈难制，这是宋高宗和宰执们始终深藏于胸臆的隐忧。张浚和赵鼎任相时，“屡欲有所更张，而终不得其柄”。王庶任枢密副使，曾令韩世忠和张俊的部将分兵移屯，为张俊所觉察，托人向王庶传话，表示反对。秦桧独相后，向宋高宗“乘间密奏”，说各行营护军目前号称张家军、韩家军等，表明“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盟，不可不虑”。宋高宗为此更“决意和戎”。罢大将兵权之事，虽酝酿多年，真欲付诸实施，其关键又在于“有息戈之期”。
淮西战事虽暂时休止，陕西的争夺正难分难解，吴磷军直到当年九月，又赢得著名的剡湾之捷，其他地区的小仗也接连不断。在表面上，似并“未有息戈之期”的征象。然而宋高宗和秦桧通过各种渠道，已洞悉金方愿和的底蕴，对偏安东南有了足够的把握。七八个月前，岳飞主动辞免兵柄，宋高宗尚无允准的胆量；如今他却和秦桧接受范同之建议，准备主动地采取断然措施。
三月二十一日及稍后，宋廷省出省札，“令岳飞先次遣发军马回归”鄂州，本人由舒州往“行在”临安府“奏事”。四月下旬，岳飞到行朝时，韩世忠和张俊已早到六七日。宋高宗、秦桧及其心腹王次翁等十分焦急不安，只是成天用美酒和佳肴招待韩世忠和张俊，拖延时日。岳飞来到后，宋廷一面继续在西湖为之举办盛筵，一面却连夜起草制词，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留朝任职，明升暗降，削除兵权。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终于实现了。岳飞保留少保的阶官，其两镇节度使的虚衔和宣抚使、招讨使、营田大使的实职同时撤销。
镇守西京河南府的李兴军，屡次挫败金将李成的反扑。李成无可奈何，请求完颜兀术（宗弼）增援了大批军马。绍兴十年九月，李兴因众寡不敌，放弃河南府城，转移到永宁县白马山寨。李成在冬季围攻山寨，李兴挥兵夜焚敌营，一直追杀过洛水以北十八宋里，直至福昌县三乡镇（今河南三乡），连战克捷，李成逃窜，奔回河南府。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六月，李兴组织几万军民南撤，在大章谷打退金朝几千骑兵的邀击，历尽艰辛，直抵鄂州。宋廷命李兴担任左军同统制，成为牛皋的副手。
梁兴、赵雲等人闻知大军班师后，不肯渡河南撤，仍在大河以北与金军作战。他们转战各地，在大名府、开德府一带，截取了金朝山东路的金、帛纲，河北路的马纲。梁兴、赵雲等人出生入死，迭挫强敌，饱经磨难，在绍兴十一年或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初，杀回鄂州。
河北抗金义军控制下的冀州和北京大名府，也相继被金军攻破。
王忠植所率抗金义军，奉川、陕宣抚司之命，转移至陕西，解救被围的庆阳府（治安化，今甘肃庆阳县）。他率部途经延安府（治肤施，今陕西延安市）时，不幸被叛将赵惟清所俘。金军将王忠植押到庆阳城下劝降，他大声疾呼：
“我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也，为金人所执，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
金朝元帅右监军完颜撤离喝（杲）大怒，王忠植披襟高喊：
“当速杀我！”
遂慷慨就义。
北方很多爱**民临危不惧，以“勿负朝廷”互相勉励。然而宋高宗和秦桧控制下的宋廷，却置故土遗民于不顾。北方广大的抗金义军，因缺乏正规军的支援，与金朝军力对比悬殊，终于陷于失败。
第四节三援淮西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在绍兴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得到便宜，又趾高气扬起来。绍兴十一年春，他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于以往战事中的损兵折将，此次金军入侵，名为十三名万夫长的编额，其实只有九万余人，兵势非复往年之盛。
宋朝在淮南西路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有兵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有兵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锜有兵约二万人，总兵力超过其他各大战区，完全足以抵御金军的进攻。但是，宋高宗每逢感到军情紧急时，最急需的将帅还是岳飞。一道道金字牌传递的急件，如星飞电驰，直发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司。宋高宗在手诏中用尽了甘言美语，“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师之报”。惊慌失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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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仇隙更深。WWw；但是，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也不亚于岳飞。绍兴**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破坏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五月上旬，三大帅任枢密使和副使不足半个月，宋廷即命张俊和岳飞前往淮南东路。在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措置战守”，“方国步之多艰，念寇雠之尚肆”，“当今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计”。
事实上，他们的任务一是罗织韩世忠的罪状，二是肢解原韩家军，将其大本营由淮东前沿的楚州，撤往江南的镇江府。这正是宋廷准备降金的又一重大步骤。张俊的头衔是“按阅御前军马，专一措置战守”，岳飞的头衔是“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加两个“同”字，作为副职。宋廷规定，他们对前沿军务可以“随宜措置，专一任责”。在枢密使张俊和枢密副使岳飞到前沿后，留在“行在”临安府的另一枢密使韩世忠，便处于有虚名而无实职的地位。
原来秦桧早已物色到一条走狗，这就是淮东总领胡纺。胡纺原先因奉承韩世忠，“奴事”韩世忠的“亲校”耿著等人，步步高升。他后来又见风使舵，趋附秦桧，绍兴八年、九年韩世忠袭击金使的计划，便是由他出面告密的。三大帅罢兵权后。胡纺依照秦桧的发纵指示，出首控告昔日“奴事”的对象，说耿著自“行在”临安府回楚州后，散布流言蜚语，“二枢密来楚州，必分世忠之军”，“吕祉之戒，不可不虑”，“鼓惑众听”，并且“图叛逆”，“谋还世忠掌兵柄”。秦桧下令逮捕耿著，以酷刑逼供，企图由此牵连韩世忠。
当张俊和岳飞离开临安府前，秦桧曾在政事堂布置使命，示意岳飞“以罗织之说，伪托以上意”，并且假惺惺地说：
“且备反侧！”
耿直的岳飞明瞭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秦桧受岳飞责备后，气得脸上变色。
岳飞出使后，方得知耿著的冤狱。他说：
“吾与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为负世忠！”
岳飞连忙写信，告知韩世忠。韩世忠接信后，大吃一惊，立即求见宋高宗，大哭大吵一场，“投地自明”。宋高宗本来就无意于杀害这位苗刘之变的救驾功臣，便召见秦桧，示意不得株连韩世忠。于是，这件冤狱便以耿著“杖脊”和“刺配”了结。
六月，岳飞和张俊来到楚州，这是淮东战区的大本营，控扼运河的重镇。岳飞巡视城防，凭吊当年赵立和全城军民苦斗与死难的遗迹，追忆自己当年在淮东的血战和挫败，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李宝当时正出戍海州，岳飞将他召来，“慰劳甚周至”。李宝发现，这位旧帅在备受挫折之余，依然我行我素，健旺的斗志并未衰减。两人匆匆见面，又很快告别，谁也未曾料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李宝奉岳飞的命令，扬帆出海，北上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市）和文登县（今山东文登市）扫荡一番，为他二十年后的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州市）大海战，作了一番认真的预演。
岳飞检点兵籍，发现韩世忠军才有三万余人马，居然自守有余，能西援淮西，北上京东，真是位“奇特之士”。他更深切地感到，拒绝朝廷错误的政令和军令，实为责无旁贷。他向张俊恳切地，然而又是强烈地表示，反对拆散原韩家军，反对将其大本营后撤镇江府。岳飞说：
“今国家唯自家三、四辈，以图恢复。万一官家复使之（指韩世忠）典军，吾曹将何颜以见之？”
张俊和韩世忠一直是同僚和平辈，因私交不坏，终于成为双重的儿女亲家。但张俊此时正做着独掌天下之兵的迷梦，对岳飞的规劝自然置若罔闻。他只是建议要修缮楚州的城壁、濠堑之类，岳飞不愿意回答。张俊便一再追问，岳飞只能以直言相告：
“吾曹蒙国家厚恩，当相与戮力复中原，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
尽管耿著的冤狱，已对岳飞预示了险恶的征兆。但他不忍坐视朝廷和张俊的倒行逆施，只要事关抗金大局，只能据理力争。他一语道破了提倡修城，无非是准备撤军江南。张俊听后，“艴然变色”。他满腔恼怒，遂向两名卫兵发泄，搜剔一点微小的罪名，要将两人处斩。岳飞为此“恳救数四”，只是更增强了张俊不杀不足以解恨的兽性。岳飞最后看到两名无辜者之屈死，更愤愤不平。
张俊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怀着肢解原韩家军的鬼胎，处处疑神疑鬼。岳飞住在楚州城里，他只敢住在城外，以备若有风吹草动，便于逃命。中军统制王胜参见之前，有人捕风捉影地报告：
“王胜有害枢使意。”
王胜在教场整列队伍，将士们顶盔贯甲，接受张俊检阅。张俊心虚，便问：
“将士何故擐甲？”
王胜弄得莫名其妙，答道：
“枢使来点军马，不敢不带甲。”
张俊忙令卸甲。
尽管有岳飞的反对，又不得军心，张俊仍然凭借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他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其实是准备割让金朝，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淮东军也按宋廷的原计划，自楚州后撤镇江府，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往临安府屯驻。
按宋高宗和秦桧的盘算，对原韩家军作如此措置，既消除了朝廷的一大隐患，也扫除了降金的一大障碍。但张俊却执意扩充自己的实力，他紧接着将自己的枢密行府设于镇江府，以便直接掌管这支原属韩世忠的部队。
第二节罢官赋闲
岳飞不能制止张俊的胡作非为，于七月初回“行在”临安府后，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
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帅，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在韩世忠的问题大致解决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他在不允诏中说，“朕以二、三大帅各当一隅，不足以展其才，故命登于枢机之府，以极吾委任之意”。“今卿授任甫及旬浃，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责，乃辞不能。举措如此，朕所未喻。夫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权，而谓不可以有为，人固弗之信也”。词意如此剀切，宋高宗似乎是全心全意希望岳飞施展才能，“御敌”抗金，尽管岳飞不识抬举，而皇恩仍是曲加优容。其实，这不过是一纸侮弄忠肝义胆的臣僚的文字游戏。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行朝，有虚位而无实职。
当得知金朝已再次明确表示了愿媾和的意向，倔强的岳飞仍不肯暗默保身，他明知皇帝的主意毫无挽回余地，却依然上奏，犯颜直谏。他说，“金虏无故约和，必探我国之虚实”。“今日兀术见我班师，有何惧而来约和？岂不伪诈。据臣所见，见为害，不见为利也”。
宋高宗下不允岳飞辞职诏后，对岳飞的弹劾奏章也接踵而至。这是在秦桧的唆使下，由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和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三名台、谏官出面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像岳飞那样兢兢业业献身抗金事业的人，确实并无什么把柄，可资以纠弹。即使在此类肆意诬蔑的奏章中，也不得不承认岳飞“蚤称敢毅，亟蒙奖拔”，“慨然似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称之”。作为攻讦口实者，主要是以下数事。第一，“不避嫌疑，而妄贪非常之功；不量彼己，而几败国之大事”。言语含混，其实是指岳飞建议立皇储和反对与金媾和。此两事仅一笔带过，尚不作为攻讦的重点。第二，“自登枢管，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每对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适”，“不思报称”，“亦忧国爱君者所不忍为也”。第三，淮西之役，“坚拒明诏，不肯出师”，“略至龙舒（舒州别名）而不进”，“以玩合肥之寇”。第四，“衔命出使，则妄执偏见，欲弃山阳（楚州别名）而守江”，“以楚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后两条则完全是摭拾张俊之唾余，含血喷人。
由于张俊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不断地散布流言飞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
“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
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他说：
“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
秦桧连忙帮腔说：
“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按照惯例，台、谏官上章弹劾之日，即是宰执引咎辞官之时。更何况是岳飞，他既明白朝廷的用心，更以素餐尸禄为耻，他上奏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岳飞通过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的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就能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
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了少保的阶官，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在罢官制词中，宋高宗说岳飞的“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但他仍然宽大为怀，“记功掩过”，“宠以宽科全禄”，“所以保功臣之终”。他要求岳飞“无贰色猜情”，“朕方监此以御下”。表面上看，罢官制与岳飞的辞职奏是互相呼应的。其实，宋高宗根本不想“保功臣之终”，而是在“贰色猜情”一句中，埋伏了杀机。岳雲也保留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的遥郡官阶，改任提举醴泉观，与父亲一同退闲。岳飞的幕僚沈作喆为他作谢表说：
“功状蔑闻，敢遂良田之请；谤书狎至，犹存息壤之盟。”
岳飞对“谤书”表明了理所当然的蔑视，但对宋高宗“保功臣之终”的盟誓，却仍以臣子之礼，而表示感戴之情。秦桧读此谢表，更是怀恨在心。
宋廷对岳飞的幕僚非常忌恨。岳飞任枢密副使后，尚有于鹏、党尚友、孔戊、孙革、张节夫等十一人与他过从甚密。岳飞出使楚州时，他们都被岳飞奏辟，充任枢密行府的属官。岳飞不去镇江府后，他们仍始终不渝地追随岳飞，“各请宫祠，平居无事，聚于门下”。宋廷发表他们为地方官，“趣令之任”，强行遣散，以防他们再与岳飞直接往来，为之出谋划策。高颖本是北宋进士，“陷伪十年，固穷守节”，他迟至绍兴十年九月，方出任岳飞湖北、京西宣抚司参议官。高颖主动请求，愿“裨赞岳飞十年连结河朔之谋”。岳飞被解除兵柄后，高颖曾任司农少卿，旋即以“实无他能”为由而“放罢”。无差遣实职的高颖回到鄂州。宋廷害怕他与王贵、张宪等有交往，在岳飞罢官的前一日，又发表高颖添差福建路安抚大使司参议官，“添差”意味着并无实职，“限三日之任”，并且命令湖、广总领林大声“优与津发”。
岳飞闲废后，一无兵，二无权，对皇权已毫无威胁，对宋廷的降金乞和活动也无力干预。但是，宋高宗和秦桧并未至此罢休，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宋廷对岳飞的幕僚非常忌恨。岳飞任枢密副使后，尚有于鹏、党尚友、孔戊、孙革、张节夫等十一人与他过从甚密。岳飞出使楚州时，他们都被岳飞奏辟，充任枢密行府的属官。岳飞不去镇江府后，他们仍始终不渝地追随岳飞，“各请宫祠，平居无事，聚于门下”。宋廷发表他们为地方官，“趣令之任”，强行遣散，以防他们再与岳飞直接往来，为之出谋划策。高颖本是北宋进士，“陷伪十年，固穷守节”，他迟至绍兴十年九月，方出任岳飞湖北、京西宣抚司参议官。高颖主动请求，愿“裨赞岳飞十年连结河朔之谋”。岳飞被解除兵柄后，高颖曾任司农少卿，旋即以“实无他能”为由而“放罢”。无差遣实职的高颖回到鄂州。宋廷害怕他与王贵、张宪等有交往，在岳飞罢官的前一日，又发表高颖添差福建路安抚大使司参议官，“添差”意味着并无实职，“限三日之任”，并且命令湖、广总领林大声“优与津发”。
岳飞闲废后，一无兵，二无权，对皇权已毫无威胁，对宋廷的降金乞和活动也无力干预。但是，宋高宗和秦桧并未至此罢休，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两人的仇隙更深。但是，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也不亚于岳飞。绍兴**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破坏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五月上旬，三大帅任枢密使和副使不足半个月，宋廷即命张俊和岳飞前往淮南东路。在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措置战守”，“方国步之多艰，念寇雠之尚肆”，“当今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计”。
事实上，他们的任务一是罗织韩世忠的罪状，二是肢解原韩家军，将其大本营由淮东前沿的楚州，撤往江南的镇江府。这正是宋廷准备降金的又一重大步骤。张俊的头衔是“按阅御前军马，专一措置战守”，岳飞的头衔是“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加两个“同”字，作为副职。宋廷规定，他们对前沿军务可以“随宜措置，专一任责”。在枢密使张俊和枢密副使岳飞到前沿后，留在“行在”临安府的另一枢密使韩世忠，便处于有虚名而无实职的地位。
原来秦桧早已物色到一条走狗，这就是淮东总领胡纺。胡纺原先因奉承韩世忠，“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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