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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之舞-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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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要凭借这些才相信另一个人，这恰好是不相信人、不“以诚相见”的表现。这种差异在日常交往中也常常体现出来。西方人在社交场合尽量调动一切外在手段，如拥抱、亲吻和眉飞眼动的表情，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诚，而这一切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却像是做戏一样的夸张矫揉造作。西方人自己有时也感到这一点，如罗曼罗兰笔下的巴黎人：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睒眼，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装模作样的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得象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片妙的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等；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艺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减缩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与此相反，一个中国人，即使是老于世故的外交官，给西方人的印象却总是永远挂着一副“微笑的面具”，让人捉摸不透。中国人的表情，特别是在正式场合下的表情，往往是遮蔽性、防范性的，而不是表达性的，不是为了“表情”，而是为了“隐情”。有人曾慨叹说，中国人几乎成了一个不会笑的民族（指的是那种表达性的笑），不会跳舞的民族（指的是那种即兴式的、自发的跳舞），不懂幽默的民族（指的是那种心领神会的幽默，而不是滑稽）。这与中国人历来讲究以诚立11世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曾教导我，一个人从小应懂礼貌，和人说话时要“看对方眼睛”，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长大以后，我发现这个办法根本不灵。中国人交谈时很少直视对方的眼睛，更多地是看着别人的嘴，或别的什么地方。同时因为我们很少像西方人挨得那么近谈话，我们只有在发怒时或谈恋爱时，才有短时间的“怒目相向”或“眉目传情”的机会。在平时，如若按那位小学老师的办法，逼到跟前去看人家的眼睛，会被视为无理，或是“别有用心”，最好的结果也会遭到闪避。中国人似乎的确喜欢用一个符合一般标准面具或脸谱将自己的真正表情遮蔽起来。在京剧里，凡是那些具有强烈表情的角色，如勇猛将军，奸险的枭雄，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都要画上固定的脸谱，丑角则起码要在鼻梁上贴一块“豆腐干”；而那些规行矩步、仪态端庄的帝王、忠臣、儒将、孝子和书生，以及那些至少表面上低眉顺眼的旦角，都没有脸谱。那正是因为这些人表情举止上的合乎礼仪规范本身就构成了一张牢不可破的脸谱了。于是，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真诚，即中国式的和西方式的；而正因为两者都把对方看作不真诚的标志，于是又有了两种不同的虚伪。
人们通常把真诚看作一个人具有内心精神世界、自觉意识和反省能力的重要标志，却往往忽视了，在这方面，虚伪至少是一个同样不可缺少的因素。当代著名的哲学人类学家普列斯纳认为：一种存在物之所以能够作出伪装，是因为它具有一个“内心”，对于它来说，谎言和奸诈都成了工具。——动物就不具有这种尺度，它们只知承受特殊的负荷，并在危险时以对其环境的欺骗效应来作出保护性反应，但不是“有意”要进行欺骗。……如果没有伪装，不管有多少关于自然本性、原始本性和淳朴性的感伤的乌托邦，人只是在体质上才是一个人。正如只有人才能达到真诚一样，也只有人才能够真正地伪装，这两方面是天然不可分离的。仅凭中、西两种真诚在对方都成为虚伪这点，12我们就可以说，一切真诚都同时也是伪装。而真诚与伪装的这种同一性，就是表演。真诚是一种表演。人们之所以真诚，是因为他们在表演着真诚。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荀子早就说过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善良、真诚的确是由“伪”而来的。没有人为的修养，没有先是当作外在仪式而循规蹈矩、假戏真做、而后才成为习惯、以至成为内在素质的道德排演，单凭那天真、淳朴、原始的自然本性是既谈不上恶、也无所谓善的。中国正统儒家和道家学说却将这种原始淳朴状态奉为一切道德的基础、甚至最高境界。儒家的仁义、孝悌，皆本于人的自然亲亲之爱：“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道家则认为：“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他们讲究“德”的修养方式（“修身养性”或“坐忘”）虽有不同，最终目的却都是要回复到人的自然淳朴的本性，使之得到保留或发扬。但究其实，这种自然的原始天真状态本身丝毫也不具有道德的或善、恶的性质，因为这时人还未成为真正的“人”。正如我们说鸽子“善良”，狮子“凶残”，也只不过是已具有道德观念的人在拟人化幻想中的主观评价一样。当我们说一个人好到从来“不会”干坏事时，这个人的“好”的本性就值得怀疑了，因为一旦他“学会”了干坏事的技巧，天知道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罗曼罗兰曾借克利斯朵夫的口说：“一个人想要真诚并不难，问题是要真能做到。”
中国人的说法则是：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言下之意非是：一个人要表演一辈子这真是又直白、又深刻。真诚既然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到”的（人为的），那就要学会表演真诚，即不是把真诚当作固有的本性，而当作追求的目标和理想。萨特说：“理想的真诚，相信人们相信的东西，正如理想的真诚（是其所是）一样是理想的自在的存在。任何相信都不是完全相信，人们永远不相信人们相信的东西。”正是对自己的“真诚相信”的不相信构成了真正的表演性，构成了对真诚继续不懈的追求，这甚至是意识的本性：“相信，就是知道人们相信，而知道人们13相信，就是不再相信。”只有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真诚的人，才能真正地变得越来越真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表演性，不承认自己的真诚其实只是姑且把自己的相信当真，那种真诚只是一场梦。每个人大约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梦中人是最真诚的。说一个人“做梦都在骗人”这是说这个人已经彻底烂透了。但做梦骗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梦也不可能真诚，只有在醒来后将它看作一场虚假的幻剧时，才会感到梦中那可笑的真诚。梦的本质就是自我不出场（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则是“超我”不出场），或“我”只以自在的方式在场。在梦中，“我”成了一个没有主体的纯粹对象，而且它之所以是对象只是对醒来后的意识主体而言的，它本身则甚至连对象也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演了那么多的“真诚”，他们甚至打破了中国人不善表达的国民传统，“表忠心”、“跳忠字舞”，虽然许多人还没有学会笑和幽默，但大都学会了动不动就哭，就涌出“激动的泪水”或“热泪盈眶；大批的“红色日记”被创作出来了，有的自愿、有的被迫地公之于众。大多数人从“本心”来说无疑是“真诚”的。但在今天看来，这一场表演既没有自我，也没有真诚。关键便在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真诚的“表演性”。因此“真诚”过后，觉得那是一场“噩梦”，且付出的真诚越多，越觉得是一场梦。那当年最真诚的也是最虚伪的把领袖像章别在肉体上当众炫耀“真诚”的人，今天在电影里被人当作虚伪来嘲笑，小说家们已不再诚惶诚恐地记不管是红色还是什么色的日记，而是嬉皮笑脸、玩世不恭地表演着一种调侃真诚的真诚。人们说，真诚就是出自本心。孔子也说过：“我欲仁，斯人至矣！”这不错。可是，人不要太依赖于这种抽象的真诚，不要以为有了这种真诚什么都有了。“出自本心”，本心是什么？“我欲仁”，我是谁？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不可置疑的前提，恰好隐藏着最大的陷阱。为什么中国人奢谈真诚，却造就了“瞒和骗的艺术”（鲁迅语）？为什么从直接、最自然的人类情感（亲子之爱）出发，却发展出“以理杀人”、扼杀一切真实情感的道德规范？真诚后面还有东西，因为真诚是一种表演，对别人，也对自己。有的人虽然真诚，但真诚的意图并不真诚。托尔斯泰笔下的卡列宁“以戏谑的口吻”对妻子安娜说：“巧极了，我恰好有半个钟头的空余时14间来接你，这样我就可以表明我的忠诚。”无疑，卡列宁对妻子是忠诚的，“戏谑的口吻”只是为这种真诚感到不好意思，因为这与他那刻板的公务员性格极为不协调。
然而，卡列宁的真诚是出自“本心”吗？这个人根本没有什么本心。在他的真诚背后是义务（例行公事），在义务后面是习惯，在习惯后面，也许是一切人（或兽）都免不了的、被小心翼翼约束着的动物性需要，如果他还有这种需要的话。相比之下，沃伦斯基对安娜的爱情是够真诚的了。他抛弃了唾手可得的功名和上流社会的社交，在追求安娜时，他真诚地认定自己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这个女人。而在得到安娜之后，他蓦然发现自己获得的只不过是“幸福之山上的一颗小沙粒”。虽然直到最后，他仍然准备为安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他却无法忍受平静的幸福所带来的百无聊赖。在这个活人的真诚背后，隐藏着对永无休止的进取、冒险和创造的生命力的渴望。这是促使他追求安娜的动力（而不光是因为安娜的美貌），但也正是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诱因。安娜是他猎取的最大目标，他可以用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来交换她，为了不失掉她，他处处屈从她，但终于不能理解她。既然她只是他的冒险的一个猎物，他也就无法使她去掉这种疑虑：再寻找别的猎物。而他对安娜的不理解，也正起源于对自己的不理解，起源于对自己爱情的性质不理解。他未能做到真诚。至于安娜的真诚，无疑达到了托尔斯泰小说中形象的顶峰。这位敏感的贵妇最大限度地显露出了她的“本心”，凭教养，更凭直觉。她对沃伦斯基的爱和嫉妒，对卡列宁的嫌恶和负罪感，一切都是那么真诚坦率，没有做作。但即使在她身上，真诚的背后仍有别的东西。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是建立在对爱情期望过高（或不如说，对爱情的理解过低）之上的，她要独自占有一个灵魂，而不知道一个灵魂是不可能像东西一样被占有的（何况是一个杰出的灵魂！）。但她预先给了自己这种奢望。她在幻想中先已取消了一切表演的余地，将自己所爱的对象“物化”了。她为了自己的爱牺牲了一切：名誉、地位、儿子，但一旦她将一个灵魂“物化，她的爱、她的一切破除世俗偏见的牺牲就都成了一种交换，她最后的自杀也就成了一种报复即讨还债务。安娜的真诚是自私的，她最终把自己和对方的感情都贬低成了物，她也未能做到真正忠于自己的爱情。
真正的真诚，是在意识到这种真诚有可能是虚伪时才产生的，是对自己的真诚永不满足和随时拷问。而一旦人意识到这一点，他就在表演真诚。与虚伪完全隔绝、不知道虚伪为何物的真诚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儿童身上，虚伪或伪装即已表露出来了。在婴儿期就已出现了表演性的征兆，这就是撒娇。撒娇如果任其发展，很可能会弄假成真，由假装娇嫩而真的变得较弱不堪，这就是常说的“这孩子娇惯坏了”。撒娇是一种有意识或半有意识的真假不分，大人最初觉得这是一无害的倾向，而且是一种令人喜爱甚至有益的倾向，因为它可以增进儿童与父母的感情，培养儿童对爱抚、关心的感受力。事实也的确如此。
一个从小没有人可以撒娇的儿童（如孤儿院的孩子），在人格的形成上无疑有极大的缺憾。然而，一个成人倘若也用撒娇这种方式来乞求他人的温存，或像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娱亲”那样，以七十余岁的高龄装成三岁小儿在地上打滚，以逗乐他那九十余岁行将就木的老父，那就不仅是肉麻，而且是变态了。人们以为“赤子之心”是真诚的楷模，天真的儿童“不会说谎”的，凭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检验一个孩子是否有痴呆症。真诚其实并不在于不会说谎，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到“这是说谎”。我们经常发现，有些孩子直到长大成人，还分不清说谎和一般地开玩笑的界限。有些大学生嬉皮笑脸地去偷或骗，并不以为自己有什么不对，反而为自己似乎又回到了恶作剧的“童年”而暗自高兴、自我欣赏。也许这正是他们缺少童年、从小被要求像大人一样规规矩矩的逆反性结果。我自己小时也曾在长辈们中得到过“从不说谎”的称赞，虽然当时并不真正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但也受之泰然。但有一件事使我的自信心受到了狠狠的打击。十岁那年，有一天，我揣着自己积攒的五分钱硬币去小摊子上买甘蔗。有五分钱一段的，也有两分钱一段的。摆摊子的老婆婆正忙着给别人找钱，她头也不抬地叫我把钱放在桌上。我把钱丢到桌上一大堆硬币一起，就去拿五分钱的甘蔗。这时老婆子找完了钱，回过头，忽然叫起来：“你给的多少钱？”“五分钱啊，”我触电似地把手缩了回来，惶惑着。“五分？你的钱呢？”“那里，”我用手一指。可是连我自己也分不清，那一堆两分、五和一分的硬币中哪一枚是我刚才丢的。我立刻脸红了。“小家伙，你少给我来这套把戏。”老婆子仔细地看着我，旁观的几个大人也看着我。老婆子接着就和那几个人讲，前几天，也是一个孩16子，用这种方式骗了她的糖，一分钱也没给。“我从来不说谎的……”我嗫嚅着说，脸烧得更烫了。旁观的人都笑了起来。老婆子最后给了我两分钱的甘蔗，算是恩赐。
我屈辱地拿着两分钱的甘蔗，两眼含泪逃离了那个可诅咒的地方。我满心羞愧，仿佛自己真的说了谎，仿佛那句“我从不说谎”的话就是最大的谎言一样我没有说谎，可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什么是说谎。我发现，像我这样自认为诚实的人，事实上也是具有可能说谎的，“不会说谎”的保证是空虚的、无根据的。我一直以为，诚实是我的天性，但那个老婆子使我明白了，任何人都有可能说谎。我不能以我的天性证明我没说过谎，相反，我要不断地、小心地用我没有说谎来证明我天性洁白无暇：人生的道路一下子变得无限艰难了。意识到一切人（包括自己）都有可能虚伪，因而都有可能被看作虚伪，这是真正的真诚观念的萌芽。不会说谎是愚笨，不愿说谎才是诚实。真正的真诚是一种选择，它背后有一个无限可能的谎言世界；但真诚的人选择了真诚，并将它表演了出来，对别人，也对自己。不过，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人要能选择真诚，必须知道什么是真诚，就像一个演员要知道他所表演的是哪一种角色才“进入角色”一样。而“说真话”（不说谎）并不一定是真诚。向法西斯说真话，是出于恐惧和卑躬屈节；而对癌症病人说谎，却是出于医生的慈悲和人道。人世间的真真假假，除了真诚的愿望外，还要有阅历和经验，才能得清楚。当一位青年从白雪公主和大灰狼的童话世界走出来，一下被抛入一个二次方、三次方的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时，他陡然很难分清究竟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言。相反，由于他的年轻和未涉世故，即使他满怀诚意，他也不一定能说出真话，而几乎注定要认真地说出一些空洞的大道理，在这些大道理中，大部分他将来也许会作为骗人的假话而全部呕吐出去。尤其是，我们中学的教育似乎就是把学生提到不着边际的空话、假话的云端，然后听凭他们摔在现实的泥地上。看看电视里的中学生节目，听听他们唱的歌，你会发出“这是一个矫揉造作的年龄”的感慨，并回忆起自己当年同样的做作来。17与个人的成长类似，时代本身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五八年的“大跃进”，六六年的“文革”，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幼稚，这是时代的幼稚。唯物主义的中国人竟然相信亩产十三万斤的神话，两千年前即已掌握炼铁术的民族竟然用煮稀饭的方式来“炼钢”，这些在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展示了它们巨大而又惨痛的“经济效应”的事实，在后来却以“要算政治账”、“要看本质”的名义被列入了无足挂齿的“现象”。对政治本心不知反省的这种继续“真诚”在“文革”中造成了进一步的灾难。无数的人（不止是幼稚的青少年）含着热泪，献出生命，去真诚地“捍卫”一个纯洁的“理想”，到头来发现自己所维护的只是一个虚假的幻想。文革已经过去十余年了，今天，人们已经成熟得多了。但成熟到什么地步，也还是个问题。哪怕那些从本心上准备开始“只讲真话”的人，那真话的底下，也往往有一层不自觉的假：仿佛过去人们喊“万岁”、叫“打倒”就是出于虚伪，今天只要不再喊，而且忏悔，就可以真诚起来似的。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既然昨天的真诚已被证明是虚伪，谁又能担保今天的真诚就是绝对的真诚呢？在今天的真诚底下，还有没有什么不真诚的东西呢？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像笛卡尔那样，对自己头脑中的一切（哪怕最神圣不可动摇的）来一次“彻底怀疑，找出一个“我思故我在”的支点呢？但“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那里虽自认为是最后的真诚了，后来却有人证明它包含着某种自欺：“我思”的我与“我在”的我、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在这里已不是同一个我，但它们却装作是同一个我的样子。这并不是单纯形式逻辑上的错误（否则它就太容易驳倒了），而是反映着自我意识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
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个荒诞：它把自己看作一个与自己不同的对象，但它又体验到自己与这个对象实际上是同一的；反之，当它与这个对象是同一个东西时，它又觉得自己可以、甚至本来就和这个东西不同，它可以对自己说“不”，觉得自己是自己的束缚。自我意识就是“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也就是萨特所说的“自欺”（mauvaise。f真oi）诚（即“是其所是”）只不过是自欺的一种现象，是欺骗的我（是其所不是）和被欺骗的我（不是其所是）之间的一个临界点或暂时的平衡点。可是，这件事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人怎么会有可能自己欺骗自己呢？如果他知道自己在欺骗，他不是就已经拆穿了自己的谎言，自欺18也就不成立了吗？如果他不知道这是欺骗，那他就只是被骗，也谈不上自欺。弗洛伊德企图通过“我”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区分来解开这一矛盾，似乎潜意识的我欺骗了意识的我，我于不知不觉中欺骗了我自己。但这只是回避了问题。因为意识和潜意识并不是出于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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