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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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逝世以后，吕氏专权，对前朝大臣心怀疑忌。陈平审时度势，虚与吕氏周旋，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孝惠帝早亡，吕后欲立吕氏亲属为王，询问丞相王陵的意见。王陵坚持汉高祖立下的“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遗嘱而坚决反对。吕后极为不满，又问陈平，陈平回答说：“可以。”于是吕后罢免了王陵的丞相之职，而任命陈平为丞相。陈平任丞相后，始终忧谗畏讥，因此他委随圆滑，应变令权，以权谋善处君臣关系。为了解除吕后对他的怀疑，他故意不理政事，在家天天饮酒，与歌儿舞女嬉戏。吕后之妹因樊哙被囚之事而对陈平怀恨在心，常在吕后面前说陈平的坏话，说他任丞相却不做事。陈平听说后，反而变本加厉，消磨于酒色之中。吕后听了，心中暗暗高兴，于是吕后放松了对陈平的警惕。陈平通过韬晦之术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也为后来平定吕氏之乱积蓄了力量。吕后死后，陈平联络朝中旧臣，一举诛灭吕氏，拥立孝文皇帝，安定了刘氏天下。
　　东汉光武帝刘秀虽然对开国功臣也心存疑忌，但他采取的方法却与刘邦截然不同。一方面，他实行“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后汉书·贾复传》。的方针，不让军功大臣参与国家大事，大力访求岩穴处士，任以为文吏，而以吏职相苛；另一方面，封军功大臣为列侯，让他们享受崇高的荣誉，并赐予丰厚的财物。当时的开国元勋也领悟了光武帝“不欲功臣拥众京师”的用心，除了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被特准与公卿参与国家大事，其余的大都退居私宅。邓禹是东汉名列云台第一的功臣。当初刘秀单车赴河北，势单力孤，邓禹策杖北渡，追附刘秀，为其出谋划策。光武帝平定天下以后，封邓禹为高密侯，以特进奉朝请。邓禹在功成名就以后，常欲远离名利和权势，退居林泉，“整修闺门，教养子孙”《后汉书·邓禹传》……他有十三子，叮嘱每人各治一经。他不修产业，一切费用皆取之于俸禄。另一位开国功臣贾复，在天下统一以后，也深知光武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于是与邓禹一起向光武帝提出削除兵甲、敦崇儒学的主张，深受光武帝的称赞。他辞职回家以后，自持甚严，阖门养威重。
　　南朝时的王彧就遭遇到了这样一位皇帝。宋明帝的儿子都很年幼，他担心自己死后大臣擅权，不能尊奉幼主，便找借口把吴喜、寿寂之等一批将帅杀了。后来又怀疑王彧和张永二人不能忠于皇室，于是亲自编造谣言派人四处散布：“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为王，指王彧：“弓长”为张，指张永。王彧心中忧惧，屡屡上书辞职，却未能获准。明帝临死前，派使臣赐王彧毒酒和一封亲笔信说：“朕不认为卿有罪，然朕不能独死，请卿先行。与卿周旋，欲保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面对如此君主，王彧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得含恨自杀而死。
　　在君主集权的时代，君臣关系是非常险恶的，稍不留意，就会大祸临头。为了解除君主的怀疑和猜忌，大臣们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种政治体制迫使臣下以权谋事君，史籍所载此类故事可谓俯拾皆是。
　　秦王嬴政欲灭楚，问众将需多少兵力。青年将领李信认为20万兵力足矣，而老将王翦则认为欲灭楚非60万兵力不可。秦王以为王翦人老保守胆怯，不如李信年少勇壮，遂任命李信为伐楚的统帅，率20万大军南下伐楚。王翦见秦王嫌自己年老，遂称病告老回老家频阳，秦王也不挽留。哪知李信轻敌冒进，被楚军打得大败，秦军七员大将阵亡，士卒伤亡惨重。李信带领残兵败将逃回秦国。李信兵败归来，秦王极为恼怒，但他并没有归罪于李信，而是反省自己用人不当。同时也认识到欲灭亡楚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并非易事，王翦提出的60万兵力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并非胆怯。于是他亲自前往频阳，到王翦府上，向王翦表示歉意：“寡人因不用将军计，误用李信，果然使秦军受辱。今闻楚军引军西进，将军虽然有病在身，独忍抛弃寡人乎？”请王翦领兵伐楚。王翦辞谢道：“老臣疲病悖乱，请大王另外选择良将。”秦王说：“过去的事，请将军不要再说了。”王翦说：“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臣仍然坚持非60万兵力不可。”秦王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王翦的要求，说：“寡人惟听将军之计。”
　　秦王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又深信法家的学说，认为君臣之间完全是利害关系，毫无仁义可言。他虽然把60万秦军交给王翦，但60万秦军几乎是秦国倾国之师，全部交给王翦，万一这王翦有非分之举，怎么得了！他为了笼络王翦，遂将宗室华阳公主许配给王翦，与之结为姻亲。当王翦从频阳前往咸阳赴任的路上，就遇到了一支花团锦簇的秦国禁军，簇拥着一顶富丽华贵的彩轿，鼓乐喧天，喜气洋溢。朝廷礼官当即向王翦宣读秦王的诏令，华阳公主与王将军在相遇处成婚，于是一场别具风韵的婚礼在路途中举行。消息哄传开来，普天之下无不为王翦深受秦王器重、赏识而欣羡。
　　机智的王翦并没有为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恩典所陶醉，相反倒引起了他的警觉。他意识到秦王此番举动乃是对他即将统帅60万秦军不放心而施出的笼络之计，秦王的猜忌之心暴露无遗。他想：我率倾国之师伐楚，君主对我疑忌重重，万一有人从中挑拨，不但我的性命难保，更重要的是不能成就伐楚之功，坏了国家大事。因此必须解除秦王的猜忌之心，让他放心用人，乃是伐楚成功的关键。
　　王翦出征之日，秦王在灞上设宴，亲自为他送行。临行时，王翦斟满一杯酒敬奉给秦王，说道：“臣下有一请求，不知大王能否应允？”秦王爽快地回答道：“将军有话但说无妨。”王翦从袖口里抽出一张单子，递给秦王，说：“臣别无所求，惟望大王将所列赐予臣下。”秦王接过来一看，只见单子上写的是咸阳附近上等的田地以及几所精美的房舍，不觉畅声大笑，说：“将军灭楚归来，寡人愿与你共分天下，同享富贵，区区田宅，何足道哉！”王翦回答道：“承受大王重恩，不能报答于万一。历来为大王之将，即使有功，也不得封侯，不如趁大王用臣之时，请大王多赐予老臣一些好的园池。此次伐楚，若托大王之福而竟灭楚之功，臣已年迈，再多的荣华富贵，也享受不了几年，请赐田宅，也好为子孙留下一份产业。”
　　秦王当即满口答应了王翦的要求。他心里想，这位老将军未免太小气了。王翦率军出武关以后，又接连五次派人向秦王请求田宅。副将蒙恬大惑不解，遂问道：“老将军如此频繁地向大王请求田宅，岂不太过分了？”王翦对他附耳而言道：“楚国是一个大国，虽已衰败，但要灭亡它，也非易事；况且楚将项燕很会用兵，要想取胜，不能力攻，只能智取，示敌以弱，寻机图之。秦王之为人，好猜忌，不信人，今以倾国之师交付于我，必然对我不放心。假如有人从中挑拨，对我约束牵制，必难成其功。我一再向秦王要求田园房产，就是要大王相信我王翦只图产业，胸无大志，能放心用我，使我免除后顾之忧。”
　　王翦其实是秦国一位非常忠贞廉洁的将领，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深思熟虑的权谋之计。秦王以倾国之师交付给他，必然存有戒备之心，更何况秦王又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盛名之下，诋毁日至。王翦带兵在外，若朝中有人在秦王面前进谗言，他不仅难立灭楚之功，就连身家性命恐怕也难以保全。为了解除秦王对他的疑忌，他采取了大智若愚的策略，始而装病避战，直待秦王亲临府上多次敦请，才答应愿意领兵出战，继而又不厌其烦地向秦王索要田宅，这就给秦王造成这样的假象：这位老将军以年迈之身领兵出战只是为了良田美宅，为子孙后代谋福利，并无任何政治野心。这样，王翦就可以取得秦王的充分信任，掌握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解除后顾之忧，全力以赴，专心灭楚。
　　王翦率60万大军攻伐楚国，楚国大将项燕也以举国之师相抵抗。但王翦入楚以后，却筑起堡垒来，几个月时间都不急于同楚军交锋，而是让士兵们玩起跳高、跳远、掷石子的游戏。秦国朝内许多人见王翦出师以来不思进取，消极防守，徒耗粮草，纷纷上书秦王，弹劾王翦。但秦王对王翦信任有加，不为所动，反而为王翦送去更多的粮草，特别告知王翦，前方战事全由王翦主裁。秦军大军压境时，楚军同仇敌忾，誓与秦军决一死战。但见秦军只是筑垒防守，几个月以后，对秦军的警惕心也逐渐松懈下来。就在楚军松懈麻痹之时，秦军却突然向楚军发起了攻击，楚军仓促应战，全军溃败，秦军乘胜追击，一举攻下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灭掉了楚国。
　　西汉初年，汉高祖与丞相萧何之间的关系充分展示了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萧何是刘邦的故友，从刘邦起兵反秦开始，萧何就追随刘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刘邦夺取天下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刘邦也对萧何恩赏有加。当天下平定以后，论功行封，群臣争功，一年多时间不能决定。高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名列第一，封为侯，并任命为相国，特准带剑上殿，入朝不趋。众将认为萧何从来没有在前线打过仗，反而功列第一，都不服气。高祖力排众议，说：“比如打猎，众将之功，好比猎犬；发现野兽踪迹而指示猎犬捕获者，乃人也，萧何之功即为人功。名列第一，岂不宜乎？”
　　但是萧何任为相国以后，居一人之下，处万人之上，位尊权重。他总理百官，协理万机，一切国事皆由其管辖。相国权位既重，礼遇亦隆。高祖特恩准萧何带剑上殿，入朝不趋，奏事不名。皇帝为了表示对丞相的礼敬，“御座为起，在舆为下”，丞相生病，皇帝还要到丞相府亲自慰问。丞相权力的增大，必然与皇权发生冲突。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集权制度中的突出特点。这在汉高祖与萧何之间就表现得非常突出。萧何虽然功勋卓著，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但他不像韩信那样不知自持，他对刘邦的为人知之甚深。每当刘邦对他稍有猜忌时，即能机智地予以化解。刘、萧之间以权术相角力的故事引起了史学家司马迁的浓厚兴趣，他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以浓墨重彩描写了这两位早年的好友、后来的君臣之间的三次权术之争。
　　第一次是在楚汉战争时，萧何任丞相，镇守关中，汉王与项羽相持于京索之间。汉王数次派遣使者回关中慰劳丞相，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萧何手下有一位姓鲍的人对他说：“汉王在外风餐露宿，却多次派使者慰劳丞相，恐怕是有疑君之心。依我之见，丞相不如把亲族中可以当兵的子弟全部送到汉王军中服役。这样，汉王不仅不会怀疑您，而且会更加信任您。”萧何采纳了鲍生的意见。这一天，汉王正准备与楚军决战，忽报丞相派遣宗族子弟前来助战。汉王一听，非常高兴，立即召见萧何的亲属，向他们询问丞相的近况。他们回答道：“丞相托汉王之福，一切安好，惟念大王亲临战场，栉风沐雨，备受艰辛，恨不能相随左右，特遣我等前来供大王使唤，乞大王恩准。”汉王见状大喜，说道：“丞相为国操劳，公而忘私，真乃忠臣也。”萧何把自己的宗族子弟送往汉王处，实际上是以他们为人质，果然汉王对镇守关中的萧何放心了。
　　刘邦不得已曾分封了九位异姓诸侯王，但他对这些异姓诸侯王却如骨鲠在喉，必欲去之而后快，于是设计予以剪除，或亲自带兵征剿。每当他出征时，对在京城的萧相国总是极不放心。越到晚年，汉高祖的这一心态越是明显，因而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谋反，汉高祖亲自带兵征邯郸。哪知又有人密告韩信在关中谋反，萧何辅佐吕后用计诛杀了韩信。汉高祖在邯郸得知韩信被诛，除去了心头隐患，心中当然非常满意，但他对萧何也不放心，于是派遣使者回京师，拜萧何为相国，增加五千户封邑，同时又命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为相国的警卫部队。这样做，既是为了笼络萧何，同时也有监视的意思。
　　朝中大臣见萧相国如此受高祖宠信，纷纷前往萧何府上祝贺。唯有一个名叫召平的人，他来到萧府，不仅不表示祝贺，反而对萧相国说：“公将大祸临头矣。皇上在外，公在朝中，既增加公之封邑，又为公设置警卫，显然是对公起了疑心。愿公上书辞让封邑和警卫，并将家中私财悉数捐出以佐军资，以解除皇上心中疑忌。”萧何原本就对此次增封大惑不解，听了召平一番话，深以为然，立即采纳了他的计谋，又一次化解了汉高祖对他的猜忌。
　　第二年，淮南王黥布谋反，汉高祖又亲自带兵征伐。萧何因为皇上在外征讨，总是兢兢业业，勤于国事，安定民心，源源不断地向前方输送给养。但萧何越是勤勉，汉高祖心中越是不踏实，他又故态萌发，常常派使者回长安询问相国的近况。萧何对皇上的这一举动很费猜量。有一位门客向他道破了高祖的心思，说：“君不久即将灭族矣。君位居相国，功称第一，如此勤勉，还想再高升吗？君初入关中，至今已十余年了，深得百姓拥戴。皇上之所以近来不断地询问君的作为，就是怕您深得民心，倾动关中。依臣之见，君不如在京师多置田地，强迫百姓贱价卖地，使关中百姓都骂君贱买民地。这样，皇上知道君仅仅贪财，没有政治野心，他也就放心了。”萧何自任丞相以来，公忠体国，不谋私利，但为了解除皇上对自己的猜忌，他不得不采纳这位门客的计谋，自污以免祸。果然，萧何的骂名很快就传到了高祖那里，汉高祖听了，心里如同吃了蜜一般甜。高祖征讨黥布归来，关中百姓拦道向高祖上书，控告萧相国强迫贱买民田宅。高祖回朝，萧何拜谒。高祖笑着对萧何说：“相国竟如此‘利民’呢！”随即便把百姓的上书交给萧何，说：“君自己去向百姓谢罪吧！”于是萧何将所有的田宅全部退还于民。
　　萧何鉴于关中地狭民众，农民占田普遍不足，便乘机向高祖建议将皇家御园上林苑中的空地分给无地之民。汉高祖一听，不觉勃然大怒，说：“原来相国受了商人的钱财，竟然来向朕要上林苑。”下令把萧何交与廷尉，关押在监。过了几天，一位姓王的卫尉见皇上的气已经消了，便问道：“相国有何大罪，陛下竟如此重惩？”高祖回答说：“朕闻李斯相秦始皇，有善则归于主上，有恶则自己承担。今相国收受商人的钱财而为民分朕御园，收买民心，故此将他关押起来。”王卫尉劝道：“萧何为相国，有便于民者则请之，此乃宰相职责，陛下为何竟怀疑相国收受商人的钱财？当年陛下与楚数年相争，后来陈、黥布谋反，陛下亲征，相国守关中，若有所为，则函谷关以西非陛下所有也。相国不在此时谋利，竟在天下大一统以后收受商人的金钱吗？况且秦之所以亡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听不到批评意见，李斯归恶于己，又何足效法哉！”一席话说得汉高祖无可辩驳，其实他也知萧何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于是当天就派使者持节赦免萧何出狱。年迈的萧何从狱中出来，不先回家，跣足入朝向汉高祖谢恩。高祖看着萧何衰老年迈的样子，也不免生出恻隐之心，说：“算了吧，相国！相国为民请御园，朕不许，朕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宰相而已。故此朕将相国关押起来，让天下百姓都知道朕的罪过。”
　　萧何一生谨慎，谦恭自守，不居功，不自傲，对汉高祖忠心耿耿，也不免遭到皇帝的猜忌，竟然以自污免其祸，臣下侍奉君主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
　　韩非在《说难》中指出，臣下进言君主的困难，不是难在臣下的才智不足，不是难在臣下的口才笨拙，也不是难在臣下不敢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主张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言的困难，在于如何了解君主的心理，然后对症下药。如果君主想要追求美名，你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会被抛弃和疏远；君主想要追求厚利，你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如果君主暗地里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你用美名向他进言，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你；你用厚利向他进言，他就会暗地里采纳你的主张而表面上疏远你。在君主面前难言的局面，臣下是非常尴尬的，弄得不好，就会获致罪咎。宋太祖初入宫时，见宫嫔抱一小儿，便问此儿是谁，宫嫔回答说是周世宗的儿子。当时范质、赵普、潘美等一班大臣在一旁。太祖问赵普等该如何处置，赵普等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去之。”唯独潘美在太祖身后沉默不语。太祖问他，潘美也不回答。太祖沉思片刻，说道：“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太祖话音刚落，潘美便接口说道：“臣与陛下北面事世宗，劝陛下杀之，即负世宗；劝陛下不杀，则陛下必致疑。”太祖笑着对潘美说：“就让他做你的侄儿吧。世宗的儿子可不能做你的儿子啊。”潘美遂将小儿抱回家。此后太祖从未问起过，潘美也从不提起《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太祖》……在这个故事中，太祖皇帝从心里是想把周世宗的儿子杀掉，以绝后患，但他在表面上又不想背上“即人之位，杀人之子”的不义的恶名。赵普等人显然没有考虑到太祖顾及名声的一面。对于臣下来讲，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劝陛下杀之，即负世宗；劝陛下不杀，则陛下必致疑。”潘美知道这是一个两难问题，因此他采取了沉默的办法，委婉地表达出“不杀最好”的态度。
　　韩非认为，臣下在向君主进言时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不要“泄密”。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进言者未必是故意泄漏了机密，而是在谈话中无意触及君主的隐秘事情，这样进言者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要做某件事，而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另一件事，进言者不仅知道君主表面上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这样做的真实意图，他就会身遭危险。进言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的心意，而局外的聪明人从一些迹象上把这件事猜测出来了，结果事情泄漏，那么君主就一定会认为是进言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想把它当做自己的功劳，而进言者正好也知道这个计谋，这样进言者就会很危险。
　　第二是要揣摩君主的心理。韩非认为，臣下在向君主进言时一定要事先揣摩君主的心理。不揣摩心理就贸然进言，往往会遭遇危险。比如君主有过失，进言者却大谈礼仪，挑剔他的毛病，像这样，进言者就会很危险；勉强君主做不能做的事，不让君主做不肯罢休的事，进言者就会很危险。所以进言的关键，在于知道君主感到自豪的事，就给予夸誉；他认为羞耻的事，就替他掩饰；他私人有急切的要求，进言者就要向他指出这是合乎公义的而且鼓励他去做；他有卑下的念头，又不能克制，进言者就要给他加以粉饰，当成美好的愿望，反而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做；君主的心里有过高的要求，而实际上做不到，进言者就要给他列举这样做的过失，说明这样做的坏处，而称赞他不这样做的好处；有的君主想夸耀自己的才智，进言者就给他举出同类中别的事情，使他借助于进言者的言谈，表现自己的才智，而进言者却假装不知道。
　　战国时期隐居于颍川阳城的鬼谷子就是专门研究如何向君主进言的专家。他的弟子苏秦、张仪就专门向他学习纵横捭阖之术。特别是苏秦，更是从鬼谷子那里学到了一套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而进言的秘诀，后来他以合纵之术游说诸侯，佩六国相印而位极人臣。
　　现传《鬼谷子》共十篇。第一篇《捭阖》，从总体上论述了辩论或游说的基本原则。捭者，开启；阖者，闭藏。捭阖之道即论述何时应该积极有为，直言陈词；何时应该冷静观察，沉默不言。第二篇《反应》，论述如何在与对方的言谈中把握对方的真实意图，从而说服对方。鬼谷子提出了“反”的论辩方法。所谓“反”，就是对对方所言之事从其相反的方面冷静地进行考察、审视、思考，“事有反而得覆者，圣人之意也”。第三篇《内握》，论述了臣下如何把握君主的心意，从而与君主保持进退自如的关系。“内者，进说辞也；握者，推所谋也。”第四篇《抵戏》，论述如何在事物的萌芽时期就能预测到它的发展趋势，对那些可能发展为恶的事物及时地加以制止。第五篇《飞钳》，所谓“飞钳”，即先用好听的话或诱人的东西套住对方，从而察知对方的意图，使对方为我所用或制服对方。第六篇《忤合》，忤合，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