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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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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练兵处颁布的陆军学堂章程，陆军大学堂应由练兵处在北京创办。袁世凯对这个规定未予理会，为把大学堂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他借口大学堂教习“不能不借才异地”（指用外国军官），“在京延订亦多不便”，于1906年6月“本大学堂之意”，略事变通，⑨奏请开办保定军官学堂。并未经清廷批准，即以原将弁学堂房舍“先行开课”，“授以各种高等兵学”，“为造就军官总会之所”。⑩分为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额限学员四十至六十名，深造科三年毕业，额限学员五十至八十名。学员均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督办为段祺瑞，总办为赵理泰。这所学堂的开办费二万两，常年经费八万两，袁世凯奏称北洋财力窘困，无法筹措此项经费。他提请练兵处和兵部“设法筹拨”。练兵处、兵部合议结果，只愿“与北洋各分认每年一半经费”。袁大为恼火，立即给徐世昌一信，怒气冲冲地质问：练兵处“有无学员送堂肄业？”如不准备保送，“各半分筹，殊未持平，似可勿劳硕画！”＇1＇言下之意，你们不出钱，就不要送学员，军官学堂由我一人包办了。练兵处、兵部只得照袁所请，每年拨款八万两。1908年，军官学堂名义上由陆军部接办，实际上一直在北洋派的控制之下。
上述学堂，除讲武堂、军医、马医学堂在天津，宪兵学堂在大沽（后迁北京），其余都在保定。当时保定是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袁世凯先后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保”、“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西太后曾于1903年4月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身穿黄马褂，头戴珊瑚顶孔雀翎，率领全体学生一千多人跪于路旁迎接。西太后赏给教习和学生每人银牌一枚，以示恩慰。
袁世凯一贯认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材力”。＇2＇所以，他和小站练兵时期一样，始终把学生和士兵进行反动的政治灌输放在第一位。他指令各营设随营学堂或“讲堂”一所，由官弁定期给士兵上课，讲“圣谕广训”、“忠孝经”及“军人精神谭”等。＇3＇各陆军学堂明文规定“忠君尊孔”，而且都有礼堂一所，供奉西太后、光绪帝及文武圣牌位，“每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和“文武圣诞日”，以及开学和毕业之日，“总办率领各员生衣冠诣礼堂行三跪九叩礼”。＇4＇课程设置也是“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除军事技术课外，“古人嘉言懿行”、“圣谕广训”、《左传》、《春秋》都列为必读的“修身课”。还明令禁止进步思想，规定学生“不得妄议时政，私著邪说，结党聚会”，甚至“新闻报纸闲书杂志”不经允许也不准携带。袁世凯企图用腐朽不堪的封建意识，把学生的思想禁锢起来，使他们既有一个顽固不化的头脑，又懂得近代的军事技术。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3，页1。
②《陆军速成学堂章程》，见故宫练兵处、陆军部军学司档。
③据练兵处奏定的新军官制，军衔分为三等九级，有协军校（把总、七品）、副军校（千总）、正军校（守备）、协参领（都司）、副参领（游击）、正参领（参将）、协都统（副将）、副都统（总兵）、正都统（提督、从一品）。
④详见《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录》，1919年印。
⑤《宪兵学堂章程》，见同②。
⑥同①，卷39，页3。
⑦《北洋陆军讲堂章程折》见同②。
⑧同⑥
⑨《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五日。见同②。
⑩《北洋军官学堂试办章程》，见同②。
＇1＇同⑨。
＇2＇《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
＇3＇《陆军第五镇钞呈教育计划草案》，见同②。
＇4＇《北洋速成学堂章程》，见同②。
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
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任何一个政治或军事集团的出现，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密切相关。北洋军事集团的崛起更不例外。
1900年，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美国所倡议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于辛丑条约签订时得到列强的公认。自此以后，列强之间关于中国的条约和协定无不标榜这一原则。这种侵华政策上的变化，当时国内外都有人称之为“保全政策”或“保全主义”。所谓“保全”，当然不是要使中国独立，拥有全部主权。实际上，这个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渗透，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列强迫切需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扶植起愿意而又有能力维护其侵略权益的代理人，以巩固半殖民地的社会秩序。在列强所物色的对象中，袁世凯适得其选。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大都企盼袁世凯能做他们利益的赞助者，并都给袁氏以有力的支持，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原来，自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侵华优势，尤其是日俄战后，它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开始确立，便以“保全主义”为幌子，以遂其蚕食、进而鲸吞中国的野心。它极力把侵略势力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而且把北洋地区（包括东北和华北）视为侵占整个中国的前进基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20世纪初年，日本在华顾问教习人数讯速增长，在直隶者一直多于其他省份：如1901年26人，直隶占13人；1904年末218人，直隶占85人；至1908年4月555人，直隶占174人。当中国各省开始编练新军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控制中国的新军。日本参谋本部派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福岛安正、田村怡与造等将领先后来中国游说，劝诱中国派陆军留学生和聘请日本顾问及教习。在东京还专为中国留日陆军学生设立振武学校（由成城学校武科扩建），作为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同时，派出大批军官到中国各省充当练兵顾问或陆军学堂教习、总教习。1902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专程到保定拜访袁世凯，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同年10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前来中国的军官发出特别训示，要这些人“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并说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最有希望的事业”。①日本不仅企图控制中国新军训练，同时要限制它的发展，使其保持只可以镇压中国人民的程度，而不至于威胁日本的安全。
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政策的需要，袁世凯扩编北洋军，和他举办的各项新政一样，主要依靠日本势力。袁世凯日益增长了一种信念，即认为日本人在近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比西方列强的办法更切合中国的实际，而且延聘日本教习、顾问花钱少，日本陆军原是仿照德国陆军建立的，它的一套军事制度更适合曾受过德国教官训练过的北洋军。1902年3月，他从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中一次选拔五十五人派赴日本留学，以培养所谓“高级将材”。1907年，又陆续派出留日学生近百名。这些学生回国后，大都担任重要军职，如，孙传芳、卢香亭、杨文恺、周荫人、吴光新、卢金山、潘矩楹、张树元、刘询、贾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孙国英、王金钰、徐树铮、唐之道、姜登选、陈文运、曲同丰、傅良佐、毛继成、廖宇春等。此外他还把1899年由北洋选送的留日陆军学生陆锦、蒋雁行、张绍曾、贾宾卿、王廷桢等，延揽至军中，委以重任。对非北洋保送的留学生，袁一般不予重用。
1902年1月，袁世凯高价延聘日本军官立花小一郎（步兵少佐）为练兵顾问，以后又让他兼军政司参赞军政会议议员。9月又延聘金竹弥三彦（炮兵大尉）为军政司参谋处顾问，嘉悦敏（骑兵大尉）为军政司教练处顾问，中川文昱为兵备处顾问。1904年9月立花等人回国后，袁又聘请坂西利八郎（步兵中佐）为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野涕吾（步兵中佐）、沓谷辅（步兵少佐）和牧野田彦松等为翻译官。同时，每一个学堂都聘请日本总教习或教习，例如：
将弁学堂总教习多贺宗之（步兵少佐），副总教习井上一雄（工兵大尉），教习傅在田，翻译官岩田义辉（炮兵大尉）。
速成学堂教习有：近藤义策（辎重兵大尉）、黑川教藏（骑兵大尉）、木堂直枝（炮兵大尉）、郡司厚。翻译官安藤虎男。另外，1904年8月将弁学堂停办后，多贺等人也都转入这个学堂。
讲武堂教习有：鹫见荣治（步兵少佐）、渡濑二郎（炮兵中尉）、龟井甲子藏（步兵少佐）。
军官学堂总教习为寺西秀武（步兵少佐）。教习有：中村正一（工兵大尉）、间室直义（炮兵大尉）、樱井文雄（步兵大尉）、守永弥次（步兵大尉）、纳富四郎（陆军特务曹长）、多熹多大治郎（炮兵大尉）、崎一郎（骑兵军曹）、井山谦吉（工兵大尉）、渡边辰（工兵大尉）、宫内英熊（骑兵大尉）、山逸也、雨森良意（三等军医）。翻译官中岛比多吉、田冈正村、西田龙太、平山武清、山根虎之助。
宪兵学堂教习有梅津正德（宪兵少佐）、藤林富（宪兵特务曹长）、东元三郎。翻译官高桥寅治（陆军录事）。
军医学堂总教习为平贺精次郎（兼袁世凯的卫生顾问）。教习有味冈平吉、宫川渔男、我妻孝助、高桥刚吉、藤田秀太郎、三井良贤、鹰巢福市。
马医学堂总教习为野口次三郎，教习有原保熊、伊藤浪三、浅见正吉、中田醇。
经理学堂教习大坪恭三（陆军一等主计）。②
这些日本顾问和教习，不少人长期和北洋军阀集团保持密切关系，有的还成为所谓“中国通”。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如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山根虎之助等。
在这些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北洋军一切都模仿日本陆军，不仅军制照搬日本的，所练操法也由德国操改为日本操。北洋军中所谓“左肩枪换右肩枪”就是指这个改变。各种学堂也都是以日本同性质的学校为楷模，如速成学堂仿照士官学校，经理学堂仿照东京经理学校。所用军事技术教材，大都是翻译日本的课本，经理学堂的毕业生甚至还要到日本驻北京的侵略军中去实习。
北洋军所用的武器，除袁世凯创办的德州机器局仿造一些快枪子弹外，绝大部分枪炮子弹都靠外国进口。1903年，袁世凯一次就从日本进口步枪、马枪一万四千杆，手枪六百五十支，各种炮六十四尊，以及大批弹药等，共值银一百二十万两。这些事实说明袁的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注释：
①日本参谋本部档案，参外第201号第一·极秘。见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2集，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版。
②故宫陆军部军学司档。
北洋军的地位及其本质
据练兵处和陆军部的档案资料统计，北洋六镇官兵实额约有六万八千人，加上北洋各陆军学堂的学生总计也不过七万人。但是，它在当时清军中却占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看它在全国新军所占的地位。清政府于1904年定出分省限年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庞大计划，但到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只编成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协，总计十七万余人。北洋六镇约占三分之一。而且，北洋六镇以外的北方新军，如江北第十三混成协，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奉天第二十镇等，或是由六镇派生出来的，或由北洋军官训练编成的，直接或间接也受袁世凯控制，事实上在北方形成了一个以袁氏为统帅的庞大的军事集团。而南方新军，如湖北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江苏第九镇，福建第十镇，云南第十九镇等等，原则上都是各省督抚自行筹饷督练，饷缺械少，零星分散，操法也不尽一致，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军中，甚至担任了重要军官，他们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鼓动新军不断起义。清政府对南方新军的忠诚极表怀疑，从而更加重视北洋六镇。
其次，从新旧军的比较来看。1905年后，从全国范围说，旧军主要有满八旗、绿营和巡防营三大类。满八旗共二十五镇，号称二十五万，实际仅十八万三千人，分驻于北京、南京、广州、福州、西安、荆州等城市。除驻北京的神机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三营等使用新式枪炮外，大都仍旧使用刀矛弓箭。旗营官兵为世袭制度，生而吃粮，颓废不堪，甚至有的不识弓弩为何物，已腐化为一种专靠俸禄过活的寄生虫。
全国绿营经多次裁减，到1905年仍有四十四万四千人，据记载，“此种兵丁散驻各州县，半皆其土著，平时绝不操练，枪械衣帜率皆霉敝不堪……无论不能应战事，即捕揖盗贼亦难得力，甚有全营空额，并无此兵者”。①
1906年4月，清政府下令各省绿营一律改编为巡防营。巡防营是清末仅次于新军的一支重要武力。它的一部分是1901年以后从绿营中“挑选精壮”陆续编成的，大部分则是由防军和练军改编的。自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湘淮军等勇营驻防各省要地，称为防军。练军是1901年以前由绿营中“选精壮”编练成的。所以巡防营也可以说是防军和练军之变名。巡防营由各省督抚提镇统率，是地方的军队。如当时广西龙济光和陆荣廷，奉天张锡銮和张作霖，以及张勋等人所统率的巡防营，都是这类军队。巡防营从旧军中脱胎而来，军官多是行伍出身，仍以统带官的姓氏为旗号，但使用新式武器，练洋操。所以算是半旧半新式的军队。
新军（主要指北洋六镇），其阶级本质和旧军没有区别，并且有些步营骑营也如巡防营一样。是由防军或练军改编而成的。用人唯亲和军官吃空额等腐败现象，依然如故。但是总的说来新军较旧军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表面上改变了旧军“兵为将有”的情况，打破了旧军以营官的姓氏为旗号的旧规。其次，各级军官，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大部经过各种武备学堂长期或短期训练，掌握了一些近代军事技能。第三，旧军各营所用武器十分庞杂，既有大刀长矛，也有洋枪洋炮。新军禁止使用刀矛，装备完全近代化。如北洋各镇都装备有近代大炮，除第一镇步兵使用日本制造的麦及枪外，其余五镇都用1888年式毛瑟枪，带刺刀。军服为蓝色（后改为土黄色），仿欧式，标红色徽号。军官在帽沿上加标军阶级别。表面看去整齐划一，与组织涣散、缺乏训练、衣冠不整的旧军比较起来，迥然不同。因此，当朝权贵们一致把新军视为擎天柱石。
需要指出的是：北洋六镇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编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在我国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1904…1905），北洋处于第一线。清政府命令袁世凯“于奉直边要各地方”，“统筹布置，派兵严防”。②袁即打着保卫“畿疆”的幌子，要户部筹饷，大肆扩军。如1906年，清政府的军费开共三千五百万两，除五百万用于海军外，在三千万陆军军费中，用于北洋六镇及各学堂的约占四分之一。③但是，以“御外侮”为名，动用全国财力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实际上并不是一支国防军，而是一支压迫国内人民的军队，进行内战的军队。这支军队从创立到灭亡，从来没有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放过一枪。相反，它一产生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国内的人民起义或革命，如广宗景廷宾起义、辛亥革命、白朗起义及“二次革命”等，都是被它绞杀的。
注释：
①《大公报》，1904年5月25日。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6，页1。
③陆军部编：《中国陆军概况》，1908年。
镇压景廷宾起义
袁世凯北洋虎狼军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第一笔血债，便是绞杀景廷宾起义。
为了向帝国主义各国缴纳庚子赔款，清政府命令各省从1902年起每年摊派银子一千八百八十万两，其中直隶分摊八十万两。此外，各州县还要向本地方的外国传教士赔款。这种“地方赔款”全国总计约有二千万两，其中以直隶为最多。这笔庞大的赔款大都以捐税的名目直接加在人民身上。
直隶广大人民惨遭八国联军的蹂躏，本已濒临冻馁的边缘，又被摊派大宗赔款，加上袁世凯为逢迎帝国主义，不断命令各州县加紧催逼，使得民不聊生。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02年3月以景廷宾为首的农民起义。
景廷宾（1861…1902），广宗县东召村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24岁时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1901年，法国传教士和广宗知县议定地方赔款为京钱二万吊（折合纹银一万多两），强制各村按照地亩摊派。这不仅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也使一般中小地主怨声载道。而且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更是火上加油。广大人民多次聚众抗议，声称中国人决不纳“洋捐”，并公推景廷宾为总团头，准备武装抵抗。袁世凯接到报告后，大为惊恐。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从来当国家大难以后，威权不振，奸人最易生心，如不迅加扑灭，恐草头英雄纷纷揭竿，内讧外侮一时并起，大局尚堪问乎！”①他立即指派大名镇总兵何永盛、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率领练军驰往广宗镇压。3月3日晨，清军进攻东召村，景廷宾指挥联庄会的农民，奋勇抵抗，给清军很大杀伤。到下午，景廷宾见寡不敌众，便撤出东召村，率领队伍转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宣布起义。
自从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进一步认识清楚了。尤其在清军血洗东召村后，广宗地区广大农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样就促使他们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这个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使景廷宾的活动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义军迅速扩大，“一倡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②骨干是广宗、钜鹿、威县等地联庄会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不久，起义军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他们袭击清军，围攻威县张家庄教堂，处决法国神父罗泽溥，受到各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邢台，内邱、新河、南宫、平乡等州县的联庄会纷纷响应，一时都卷入“扫清灭洋”的怒潮中。
景廷宾起义后，中外反动派都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十分惊慌。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催促清政府派兵进剿。西太后命令袁世凯尽快设法扑灭。袁一边宣布将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③；一边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派自己的心腹干将段祺瑞、倪嗣冲等指挥刚刚编成的北洋军步马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又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率领，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各路军队大张旗鼓，合围广宗。袁世凯亲自到前线督战。5月8日，在段祺瑞的指挥下，清军包围了件只村，先用大炮轰击，续用步兵冲锋，马队分布左右两翼包抄，很快攻入村内。起义军用大刀长矛英勇阻击，与清军展开激烈的肉搏，许多骨干分子壮烈牺牲。景廷宾见势不敌，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占领件只村后，屠杀老百姓，抢夺牲畜财产，焚烧民房。附近各村庄也同样遭到浩劫。
袁世凯的烧杀政策，不但激起人民的强烈忿恨，就是一些地方官吏也为之愕然，纷纷给朝廷上奏折，或骂他是“民屠”，或参劾他“纵兵扰民”，或要求查办“肆意滥杀”的北洋军官。袁复奏时，曾引用曾国藩屠杀太平军时所说过的一句话——“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来替自己狺狺申辩。袁并对爪牙百般维护，说：“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遗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④困此，段祺瑞、倪嗣冲等不仅没受到惩办，而且由于他的奏保，都赏戴花翎，并加“勇”号。
景廷宾从件只村突围后，转移到成安县北漳堡，秘密地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7月，倪嗣冲带领清军赶至。景廷宾在郭家小村与清军激战，弹尽援绝，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威县处死。袁世凯借镇压景廷宾起义的余势，把《严拿拳匪章程》十一条重新张贴于各州县，想用严刑酷法压服广大人民。但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不断进行反抗。1903年玉田县农民起义，“旗上大书扫清灭洋保真主”。⑤次年，滋州、元氏、顺德一带有“在元会”，“以'仇教灭洋'为宗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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