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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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对特务警察统治的普遍不满和愤慨，一直影响到北洋集团内部，使袁世凯和在他卵翼之下的特务头子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为加强自己对特务系统的严密控制，从1913年以后，袁世凯对他的爪牙也更多地采用血腥手段。
　　1913年底，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应夔丞脱狱来到北京，企图晋见袁，请求其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袁鉴于刺宋在全国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仅断然拒绝按见，而且矢口否认他和应的关系。次年1月19日，应怀着满腹怨气出京，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奉袁密令，在京津火车上用电刀结束了应的性命。当时，赵秉钧到天津接替冯国璋担任直隶都督刚一个多月，他感到兔死狐悲，言语之间微露不平，抱怨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作事！”并径自下令通缉杀应的凶手。这使袁世凯大为震怒，不能容忍。在他看来，赵从刀笔小吏官至国务总理，一切都是他的恩赐，凡有利他的事，无论性质如何都应绝对服从，如若对他的行为有所腹诽，或有所指摘，都是忘恩负义，大不敬。袁是一个很能控制自己感情的人。他装作不知杀应内情，2月19日又让赵兼任直隶民政长，格外表示对他的信赖。但是没有几天，即2月27日，赵便突然在天津督署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⑥当时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袁“遣人置毒羹中”，杀人灭口，以防刺杀宋教仁的罪恶泄露。
　　对于赵秉钧的死，袁世凯假作痛惜哀悼，先派朱家宝及其次子袁克文前往吊唁，后又派昌为政府代表致祭，发治丧费一万元，并亲题挽词：“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以后又批令为赵在北京和天津两地各建专祠一座。⑦
　　袁世凯深恐他的这些鬼蜮手段瞒不过赵秉钧的头号心腹王治馨。王曾先后担任过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当时正任顺天府尹。袁对王早有反感，⑧遂决定斩草除根。赵死不久，袁就以王“鬻官纳贿，藉案婪赃”为理由，下令逮捕，并于10月21日批令“立予枪决”。另外，又将王的属吏潘毓桂等逮捕判刑，彻底消灭了赵秉钧在京师警察界的潜在势力。
　　婪赃纳贿本是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袁世凯从来视若无睹，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政治需要，才惩办几个县知事之流的贪官污吏，以欺世盗名。如按所谓“官吏犯赃治罪法”，他于1914年9月，下令把赃官刘鼎锡（直隶霸县代理知事）立予枪毙。但从来没有公开处决过次长级以上的赃官，而今却忽然“以坐赃五百元”批令将王治馨处以极刑，这种少有的“政治豪举”自然使京内外北洋派“无不悚然”。张勋、阮忠枢等二十多人或“面为乞恩”，或上呈文，请求袁“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袁对“乞恩之呈概不批答，乞恩之人概不接见”，表示“铁面无私”，“执法如山”。10月23日，指令总检查厅长罗文斡会同步军统领江朝宗监视行刑，将王枪毙。王死后，袁故意流着泪对左右说：“王某乃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且相知二十余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惟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并发给王的家属抚恤银一千两。翌日，又下令申儆百官，以王治馨案为炯戒，勿贪赃枉法。⑨
　　注释：
　　①王建中：《洪宪惨史》，1925年版，页11。
　　②《爱国白话报》1914年5月2日、6日。
　　③《时事汇报》，第8号，1915年1月，页44。
　　④白蕉：《袁世凯的压迫言论自由》，见《人文月刊》，第6卷，第5期。
　　⑤《民立报》，1913年8月21日，又《章太炎致伯中书》，1913年8月20日。见《文物》，1976年第9期。
　　⑥《陆锦致袁世凯电》，1914年2月27日。
　　⑦《直隶民政长兼署都督朱家宝呈据天津绅商刘彭年等恳为赵故都督秉钧廷设专祠文并批》，1914年。
　　⑧据张国淦回忆：“宋案出后，京中国民党开会要求赵（秉钧）莅会，赵派京兆尹王治馨代表前往。党员群起质问，王答词中有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云云，登载各报。次日，袁以此翦呈报纸与余阅，言据载如此，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可以任其乱说，说后若无事然，并不声明更正，词色甚厉。”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页159。
　　⑨同③。
　　封建专制思想泛滥
　　封建专制思想泛滥，“祀孔”、“祭天”
　　袁世凯认为要把经过革命震动的旧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单靠恐怖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力使人们不再信仰他所憎恨的革命思想体系，即民主主义。他站在没落的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强烈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认定民主主义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贫穷衰败，主要并不在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腐朽，也不在于经济技术落后，更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于人们唾弃封建伦理道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在国势，而在民心”，或者说“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①他处心积虑地要抑制时代潮流，肃清革命以来流行的民主主义，他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体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占着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直到辛亥革命高潮到来时，才受到一次空前未有的冲击。当时，君主专制和官僚特权都变为非法，“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②封建的等级伦理观念，也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政治平等和思想自由在形式上已为法律所承认，尤其是在革命浪潮所直接波及的南方各省，自由平等的空气更为浓厚，孔庙改为学堂，贞节牌坊被砸毁，人们的思想来了一次大解放。但是，随着北洋军阀集团政治势力的膨胀和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又死灰复燃，成为北洋政权的主要精神支柱，并逐渐地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造成了野蛮落后的封建观念习俗的大泛滥。
　　封建专制主义重新盛行起来，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起初，由于辛亥革命对封建统治的冲击作用还没有消失，袁世凯尚不敢公开地否定民主主义，总是用空泛的道德说教作幌子，诋毁民主主义，贩卖专制主义的货色；并借用这种道德说教来掩饰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私利，欺骗人民放弃争取、捍卫自己政治权益的斗争。早在1913年9月20日，他就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③正是在这道恢复礼教的号令鼓舞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尊孔小团体：如孔教会、孔社、宗圣会、孔道会之类，形成为一股宣传封建道德的复古逆流，毒化了中国的政治空气。
　　在尊孔复古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1913年6月22日和次年9月25日，袁世凯先后颁发了“尊崇孔圣文”和“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历代封建帝王大都利用孔子的学说正君臣之义，巩固专制统治。从宋代以来孔子又变成封建纲常礼教的化身，享受帝王的祭祀；至清末，祀孔已升为大祭，其规模仪礼与祭天同。袁世凯上台不久就认识到，把这个“圣人”抬举出来，足以增强自己战胜民主主义的精神力量。在祭孔告令中他写道：“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④并规定每年旧历仲秋上丁中央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
　　1914年9月28日，即仲秋上丁，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带平天冠，由侍仪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昌前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据当时记者报导，袁“跪拜从容，自始至终，绝无稍倦”，七点半礼毕回府，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出祀孔丑剧。
　　在上演祀孔丑剧的前后，袁世凯还颁发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1914年3月11日，他公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节妇“可以风世者”均由他给予“匾额题字，受褒人及其家族愿立牌坊者，得自为之”。11月3日，他又下了一道“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把他所看不惯的新现象及清末就有的腐败风气，一概说成是民主共和造成的，他作出一副卫道者的面孔说：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指孙中山等民主派），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接着又说：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最后，他说国民既把国家“托付”给他，首先他就要“改良社会”，“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并传谕内务部和教育部，把这个告令悬挂于各学校的讲堂，刊印于各课本的封面，令学生天天看着，“以资警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⑤
　　同年12月20日，袁世凯下令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他说“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所从出，效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去其礼，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观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民之精神隐相翕合。前经政治会议议决，嗣由礼制馆拟定祀天典礼，业已公布……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为冬至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⑥23日清晨，袁至天坛，在更衣殿换上祀孔时那套离奇古怪的衣冠，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莫不模仿封建帝王，只是没有斋戒沐浴而已。
　　在阶级社会里，神权往往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服务。中国历代帝王，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护身符，说他们的特殊地位和权力，都是上承天意，人民只能俯首帖耳接受奴役，否则便是逆天。在清王朝生活了半辈子的袁世凯，对这套“君权神授”的把戏十分熟悉。其大搞祭天活动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企图用神权来对抗民权，把他的不得人心的独裁统治说成是上天神圣意志的表现，谁要反对他，谁就是上逆天理，以便为下一步恢复帝制作舆论准备。
　　但是，由于祀孔、祭天遭到人们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在祀孔令中特别说明，祀礼决非模拟“历代人主，专取其小康学派，巩固君权”，而是取孔学“大同共和之义”，“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敝。”⑦在祭天令中，他也极力否认“尊天为帝制所从出”。然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表白，实际上是欲盖弥彰。所以从祀孔、祭天之日起，人们都预感到恢复帝制已为期不远。可是，究竟谁是“真命天子”？是袁世凯，还是依然住在皇宫里的废帝溥仪？开始时，有人还疑惑不解，袁氏很快就用行动作出了回答。
　　注释：
　　①袁世凯：《复学校祀孔命令》，《民国经世文编》第39页，页48。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页94。
　　③《正宗爱国报》，1912年9月20日。
　　④《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
　　⑤《爱国白话报》，1914年11月5日。
　　⑥《政府公报分类汇编》，第4册，祭天祀孔，页1至2。
　　⑦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1926年15版，政令，页51、52。
　　对清室复辟派的暖昧态度
　　从北洋政府建立的那一天起，袁世凯不仅千方百计地对付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时也挖空心思地对付清室复辟派。然而，他对这两方面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清室复辟派包括以满族少壮亲贵集团为核心的宗社党人和一帮汉族官僚、士大夫。其头面人物有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升允、劳乃宣以及顽固坚持“保皇”立场的康有为、“辫帅”张勋等。这些人仍然蓄发留辫，不改前清衣冠，大都蜷伏在青岛、天津、上海和大连的租界里，托庇于帝国主义。他们招朋引类，互通声气，著书立说，极力诋毁共和。同时，他们认为袁世凯以不正当手段篡夺了大清的天下，把他比做王莽、曹操之流，并图谋推翻他，以恢复清王朝的统治。这些遗老遗少虽然互相猜忌、倾轧，但在复辟帝制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以拥戴辛亥革命后被废了的小皇帝溥仪为号召。当时，根据退位优待条件，溥仪仍旧住在北京皇宫里，每年享用北洋政府四百万元的优待费，并保持清廷体制，称孤道寡，用宣统年号颁发“上谕”。
　　袁世凯认为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小朝廷和遗老们对北洋政权没有严重的威胁，唯一使他们担心的是掌握兵权的张勋。民国成立后，张勋驻扎在山东省兖州。他和他的队伍都依然留着发辫，表示效忠于清室。人们称他为“辫帅”，他的队伍也有“辫军”之称。当袁探知他与清室复辟派往来密切时，便于1912年6月派徐世昌和田文烈专程到兖州去说服他。从小站练兵时起，张勋就拜徐世昌为师，对徐言听计从。他对徐说：“袁公之知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①并请徐转告袁：“袁公在，唯袁公之命是从。”从此袁不仅对张放心了，而且有意加强了“辫军”的实力，用来作为对付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
　　袁世凯极力谋求和清室复辟派和解，争取他们为自己效力。他曾屡次电邀康有为入京“主持名教”，“共天下之事”；对康等恶毒攻击民主共和制度的反动言论，一概视而不见。因为他和康有为虽然各有各的用心，但仇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是一致的。他还竭力作出尊重小皇帝和隆裕太后的姿态，表示念念不忘故主。1913年2月隆裕太后病故时，他派昌、段祺瑞、江朝宗前往致祭，特备赙仪三万元。又命令北洋政府各公署下半旗志哀三日，所有官员挂孝戴纱。在炮制《中华民国约法》时，他坚持把优待清室条件写入，并多次表示他的元首地位是由清廷禅让而来，不能不“饮水思源”。②1913年下半年，他毫不留情地消灭了革命民主派的实力以后，采取了“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的方针，规定只有在清朝做过州县官吏的人，才能担任民政长。并极力“表示优容前清耆旧”，亲自打电报邀请各地遗老到北京作官。③凡是应邀而来的，他无不接见，“礼敬如宾”，极力笼络。当年底，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应邀入京担任参政和清史馆馆长，袁世凯单独接见赵时说：“此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指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谋欲卸肩。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忍辱负重，蹈此浊流。”④这些话传开以后，一些遗老以为他真要把政权交还故主了。当然，谁都看得出来，袁确实正在为恢复君主制修桥铺路，然而若以为像他这样的独裁者会把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让给他人，那是绝顶荒唐的。可是，仍有一些缅怀前朝的遗老堕入了袁散布的迷雾之中。
　　1914年7月，徐世昌聘请前清学部副大臣刘廷琛为政事堂礼制馆顾问。刘上辞呈时，要求徐世昌转告袁氏，“奉还大政于大清朝廷，复还任内阁总理”。并说，如此则“故老遗臣亦皆肯出而宣力”。⑤前清提学使劳乃宣也以为复辟的时机已成熟，到处煽动说：“项城之心实未尝忘大清”，“实有不可告人之苦心也”。转圜之良法，唯有还政清室，定国名为“中华国”，以“共和”纪年，“大清皇帝封项城为王爵，世袭罔替。所以报项城之勋劳，亦以保项城之身家也”。⑥并把他所著的《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及《君主民主平议》等三篇文章印刷成册，广为散发。又送徐世昌转呈袁世凯。袁阅后，“一笑置之”。⑦这一来，复辟的风声越来越紧，皇宫里上上下下都笑逐颜开，大为活跃，以为很快就会“日月重光”。逃亡到日本的宗社党人铁良也潜回北京了。后来，又谣传清室勾结日本浪人密议在京起事，扶宣统复位。一时复辟之说街谈巷议，闹得满城风雨。
　　袁世凯拉拢遗老们，本来是想让他们为自己效力，没想到这帮遗老却想入非非，居然成为自己准备恢复帝制的绊脚石。于是，他便决定给这帮热昏的老朽泼瓢冷水。
　　1914年11月13日，袁世凯接到肃政使夏寿康请“严行查禁复辟谬说”的呈文，立即“批交内务部查照办理”。内务部列为“重大内乱案件”，通饬各省及京师警察厅迅速查办。16日，袁世凯召集军政要人在总统府开谈话会，详述辛亥革命时清帝逊位经过情形及自己“维持国家之苦衷”。当即议决制止复辟谬说的三项办法：一、向全国宣布当日皇室赞成共和的详情，“使一般顽固之徒自知觉悟”；二、禁止关于宣传复辟的书籍出版；三、如仍执迷不悟，“则治以煽动人心、反对共和之罪”。为杀一儆百，步军统领江朝宗于次日传讯并拘留了倡言复辟的国史馆协修宋育仁。接着，参政院开大会，孙毓筠串连旗籍参政荫昌、联芳、宝熙、增韫、赵尔巽等五人及梁士诒等三十人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袁对“假此谬论希图扰乱治安者，即照刑事内乱罪，从严惩治”。接着，段芝贵、朱家宝、李纯、龙济光等各省将军巡按使也纷纷发出通电。这些通电的内容大同小异，一般都有两个要点。一是颂扬袁世凯“雄才大略，维持大局”，“舆论人心，同声悦服”；甚至肉麻地吹捧说，“中国之安全，实惟大总统一人是赖之”。另一点是声讨清室复辟派；而且不少电报都无中生有地说：制造清帝复辟之说者，“皆乱党百出诡计”。倪嗣冲要求袁对“与此事发生最有关系”的“皇室”、“清流”和“乱党”，“从严惩办，以遏乱萌，而固国体”。⑧
　　袁世凯的党徒故意把清室复辟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硬扯在一起，借以打击清室复辟势力。这一着果然奏效，遗老们吓得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小朝廷内一片惊慌。世续急忙向袁氏表白说：复辟之说“清室毫无所闻”，并请袁“适当惩办，以全清室而固民国”。瑾皇太妃哭泣着派正蓝旗都统志锐前去谒袁，“力为疏通，以释嫌疑”。袁派阮忠枢为代表接见志锐。志锐说：“此等谣言内廷毫不知情，匪唯不敢存此心，并亦不愿闻此说，以清室荷蒙大总统优待，铭感万分。”阮忠枢答应代为转陈，并“告以大总统向以保全中国、保全皇室为唯一宗旨”，可放心回去。志锐唯唯而退。⑨
　　11月23日，袁世凯以“应全国军民的请求”，下令“申禁复辟邪说”。他说：“此等狂瞽之谈，度倡言者不过谬托清流，好为议论，其于世界大势如何，国民心理奚若，本未计及，遑顾其他。岂知现当国基未固、人心未靖之时，似兹谬说流传，乱党将益肆浮言，匪徒且因以煽惑，万一蹈瑕抵隙，变生意外，势必至以妨害国家者，倾复清室。不特为民国之公敌，且并为清室之罪人。惟本大总统与人以诚，不忍遽为诛心之论，除既往不究外，用特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谣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⑩接着，他又派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司法总长章宗祥前往清宫，与世续接洽商榷，根据参政院的建议，定出清室“别嫌明微”的七项办法：尊重民国现行法令，裁撤宫内慎刑司；通用民国纪年；废止对官民赐谥及其他荣典；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应一律服务民国制服；政府照优待条件依旧保护，等等。
　　袁世凯的本意是给清室复辟派以打击，适可而止，而且“有将此案急于消灭之意”。＇1＇所以，他“申禁复辟邪说”的命令，措词比较温和，主旨在说明“既往不究，申戒将来”。发布禁令后，又让徐世昌以个人名义在政事堂宴请在京前清遗老，疏通意见。对宋育仁的处理则更是以宽大为怀，经袁批示：内务部派一个科长和八个护兵于11月30日“护送”宋回四川原籍，发给川资一千元。到原籍后，由地方官月送三百元，以为养老之资。袁氏不仅“于宋既留不尽之意”，对劳乃宣也惋惜不已。结案以后，他邀请黎元洪、徐世昌等谈话，不胜感慨地说：“玉初（劳乃宣字）极有作为，为余特拔之人，前者不受参政，疑即有因，但尚不知有些谬见著于心中。”＇2＇
　　袁世凯对清室复辟派如此宽宏大量，并非真的对这些昏聩老朽有什么偏爱，而是要收买人心，为自己称帝开路。一天，政事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