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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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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本来知情，入京以后，更为了然。他仍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应付这种局面。一方面对光绪帝所赐特恩表示感激涕零，“惭悚万状”；另一方面却登门拜谒了几乎所有的“老臣”，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匡力、刚毅、裕禄、王文韶和李鸿章等，对他们“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的心情；还与王文韶商量“拟上疏辞”。王劝阻说：此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②
尽管袁世凯向顽固派不断表白心迹，但握有兵权的他突然被召见，并“超擢以侍郎候补”，仍然引起顽固派惊恐不安，造成“举朝惊骇”的局面。③袁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威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到长辛店，调聂士成军十营至天津，“防袁有变”。④并急电袁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受维新派煽动。同时，庆亲王奕匡力、端郡王载漪等多次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⑤政局急剧转变，新旧两派进入最后决斗。光绪帝处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⑥康有为于9月18日接到密诏，当晚集合维新派，“经画救上之策”。当时，杨锐、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世昌皆来。大家痛哭不成声，想不出万全的办法。最后决定由谭嗣同携带密诏，“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⑦
深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当时，袁已“探知朝局将变”⑧，又接到荣禄催促回防的急电，正赶写奏折，拟提前请训回津，以便作壁上观。突然来了一个皇帝的近臣，自然使他“心甚讶之”。⑨
两人寒暄以后，谭说：“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旷代之圣主也。”
谭：“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然，固有所闻。”
谭：“上方有大难”。“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又以手抚自己的脖子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慷慨，可以依赖，便取出密诏给他看，并把应变的具体计划告诉他说：20日他请训时，皇上面交谕一道，令他带兵赴天津见荣禄，出谕宣读，立即将荣禄正法，即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贴告示，宣布荣禄大逆罪状，然后迅速统率新建陆军入京，“诛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一听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立刻变了腔调说：“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
谭：“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谭：“可请上先将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袁：“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
谭：“上意甚急，我有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接着又假惺惺地献策说：“九月（阴历）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见袁不肯立即率兵相救，只好同意袁的办法，接着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而视，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信誓旦旦地说：“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信以为真，称赞袁世凯为“奇男子”。⑩
袁世凯设词骗走谭嗣同以后，“反复筹思”，深感光绪帝无实权，维新派又多是些空谈的书生，而西太后掌握权柄三十多年，朝里朝外都是她的心腹，树大根深，不易动摇。如投光绪，必将自身不保；如靠太后，则政治地位不难取李鸿章而代之。遂于20日上午请训后，立即乘火车回天津，直奔总督衙门，把维新派的计划全盘托给荣禄。荣禄惊问：“子意云何？”袁答：“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1＇袁出卖了维新派，使西太后提前发动政变，绞杀变法运动。
当晚，荣禄入京，向西太后告变。西太后即命荣禄回天津掌握军队。次日黎明，她由颐和园进城，径入皇宫，囚禁光绪。接着，发布“懿旨”：以光绪病重不能理事为词，宣布自己临朝训政。下令搜捕维新派。
9月25日，西太后召荣禄进京，授以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邀功，袁对追捕维新派十分卖力。梁启超于25日逃到塘沽，登上日本军舰。袁派道员黄史镇前往交涉，又派新建陆军洋教习魏贝尔到舰上探查。最后，因害怕日本帝国主义“抗议”，只得罢手。康、梁侥幸逃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在京先后被捕，于28日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被捕前夕，维新派都劝他逃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他把自己的书稿送交梁启超，坐待逮捕。就义之前他悲愤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3＇表现了维新志士献身救国的高尚精神。
与此同时，参预或支持变法运动的人大都被拘下狱，或永远禁闭，或流放边疆。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切改革封建弊政的措施都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而取消了。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变法运动就这样被浸在血泊之中，宣告彻底失败。血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无力挽救民族危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袁世凯的血腥叛卖手段，使荣禄对他的“才干”更加赏识，也赢得西太后的青睐。当时，曾有亲贵王公以袁“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欲治其罪。荣禄出面保护他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4＇西太后为表示对他信任，也特别召见他，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又颁给赏银四千两，以示优渥。此后，袁专以西太后和荣禄为靠山，飞黄腾达，更有了捷径。
1898年底，袁世凯为迎合西太后和荣禄的意旨，提出编练武卫军以增强中央统治实力的建议，得到荣禄的赞许。次年初，荣禄遂设北洋军务公所，改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四军为武卫左、右、前、后军，又自募二十七营直接统率，称武卫中军，组成了拱卫京师的五大军。这是清廷的基本武力。同年6月，荣禄奏保袁升为工部左侍郎，仍专统率武卫右军，所部增至一万人。
注释：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页549。
②同①。
③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2，页16。
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同①，页346。
⑤同④，第344页。
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同①，页263。
⑦《康南海自编年谱》，同①，第4册，页161。
⑧同③。
⑨同①。
⑩关于袁世凯与谭嗣同谈话的内容，各书记载大致相同，唯是否要袁立即率兵进京一事记载颇不一致。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不记要袁立即率兵进京事。《康南海自编年谱》和袁的《戊戌日记》及王照的《方家园杂咏记事》则都记要袁立即率兵进京。根据各种史料判断，维新派曾要求袁立即率兵进京，诛旧党，助行新政，是可信的。此处即综合上述史料写成。
＇1＇同①，页466。
＇2＇同①，第4册，页53。
＇3＇《谭嗣同全集》，页512。
＇4＇同④，页351。
升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局促在小站一隅，时刻想出任封疆大吏，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他卷入帝后两党、新旧两派的斗争以后，对国内政治形势更加关注。
德国于1897年借口“钜野教案”侵占了胶州湾以后，接着又强占土地，修筑胶济铁路，将山东一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把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都划入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借口和沙俄对抗，租占威海卫，又强迫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占广州湾以后，把云南和两广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也从清政府取得不割让福建给别国的保证。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场对抗瓜分狂潮的义和团爱国运动迅猛兴起。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民间反封建压迫的秘密结社，参加的人主要是山东和直隶交界一带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失业的劳苦群众。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深入这一带农村，传教士勾结土豪，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放高利贷，搜集情报，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义和拳就逐渐地转变为群众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组织，并且在与教会势力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
1899年夏天，仅山东兖、沂、曹、济一带及鲁西北各属“四十余州县”，义和拳反抗教会压迫的事件就有“一千余起”。①这使帝国主义者感受到莫大的威胁，他们不断敦促清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残酷、昏庸的满族官僚，又有盲目排外思想。在反帝怒潮面前，他既无力镇压，又不愿向清政府求援，便企图把义和拳改为官办的团练，加以控制利用。结果适得其反，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后，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如茌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拳厂多达八百处。一时山东成了反帝风暴的中心，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公然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并说“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②暗示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可以担当这一屠杀中国人民的任务。
对山东的局势，袁世凯早已表示关心。1899年5月底，他奉荣禄的命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这次行军表面上说是为准备抵抗德国侵略，实际是向义和团示威。他在德州驻扎期间，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在一封信里，他大意说：“内有德酋请治其罪，地主（指毓贤）复求其疵，出师未捷，已腹背受敌，今而后知带兵之难也。”在给徐世昌的信中，他说毓贤“糊涂”，“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对毓贤的作法表示“不胜愤闷”。③7月回到小站，他立刻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己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献策说：在山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④即消灭义和团运动，而与帝国主义者和好。11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趁机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迅速扩大和帝国主义者的要挟，使清政府十分焦急。多年来仰承帝国主义鼻息办事的清政府，对主子的旨意当然不敢置之不理，加上袁世凯个人又提出了一套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荣禄也认定袁有魄力，是一个处理棘手问题的能手，竭力保荐他到山东去。因此，清政府于12月6日发布上谕，命令“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3月14日实授）。⑤同时，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统率。12月7日，康格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中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复，我们希望如此。”⑥
袁世凯于12月26日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他确实没有辜负中外主子对他的期望，接任后立即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S。M。Brooks）的事件，作为媚外资本。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团民，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知县也撤职。还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银九千两，又给卜鲁克建立“纪念碑”，完全满足了帝国主义的蛮横要求。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这样作了袁世凯取信帝国主义的贽礼。从此，袁世凯派兵保护各州县教堂；传教士外出活动，由清兵护送来往。
袁世凯奉帝国主义分子若神明，却把中国人民视为草芥。他胡说“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他认为义和拳之所以能在山东发展，主要是由于毓贤“一味纵容”。⑦因此，他一到济南就派遣防营前往各州县镇压。这时，有一些山东籍京官连续奏劾袁，说他“一意主剿，致滋事端”。清政府也担心他操切从事，“激成大祸”，连下三道上谕，告诫他“不可意气用事，徒恃兵力”。袁接到上谕，认为这是“居心倾排”者所为，于1900年1月13日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为自己的“剿办”政策进行辩护。他诬蔑义和团是“匪类”、“邪教”，说什么义和团不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就使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因此，他表示“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蒙”，对义和团必须痛加“剿办”，并提出“治本治标”两层办法，双管齐下。⑧
所谓“治本”，就是进行“调和民教”的欺骗宣传。他编印了大量白话诗歌告示，四处张贴，广播民间，恣意诋毁义和团。如在《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中说：“本院抚此土，敬愿广皇仁，嫉恶如所仇，好善如所亲，但论曲与直，不分教与民，民教皆亦子，无不勤拊循。尔皆同乡里，还须免忿争，忿争何所利，仇怨苦相寻，传教载条约，保护有明文，彼此无偏倚，谕旨当敬遵……出示已多次，昏迷应早醒，如再堕昏迷，法网尔自撄，首领惧不保，家产将尽倾，父母老泪枯，兄弟哭失声，作孽自己受，全家共艰辛，扪心清夜思，梦魂惊不惊。从此早回头，还可出火坑，倘能获匪首，指解公庭，并可领赏犒，趁此立功勋。”⑨袁世凯企图通过这种欺骗宣传，孤立义和团，瓦解人民群众的反帝意志，这当然是不能得逞的。因为，袁的谎言无论怎样编造，也无法掩盖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实。实际上，袁氏所用以对抗义和团的主要办法是“治标”，即“以兵力剿办”，而所谓“治本”的宣传，不过是掩盖其屠杀政策的遮羞布而已。
1900年初，袁世凯派山东督粮道尚其亨和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督同任永清、马金叙、吴长纯等五营清军，到鲁西北各州县，进行野蛮扫荡，逮捕和屠杀团民，拆毁拳厂，命令各村庄长具结，永不习拳。鲁西北各州县本是山东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在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被捕就义后，⑩又形成了几支各有数百人的武装队伍，他们英勇地反击清军。但是，由于力量分散，寡不敌众，经过几场悲壮的战斗，受到严重的摧残。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言、朱士和、邢殿五等在同清军作战中或壮烈牺牲，或被捕后惨遭杀害。宋怀、戴大木等人虽然还率领少数团民坚持斗争，但已没有力量列阵迎敌，只能在直鲁边界地带“避实击虚”，“往来游击”。大部分团民则都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活动。山东各州县义和团运动一时进入低潮。＇1＇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野蛮杀戮，引起山东人民对他的无比憎恶和愤恨，“委巷间时有大骂袁之语者”，＇2＇各地广泛地流传着“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民谣。袁在巡抚衙门的墙外，围上层层铁丝网，深怕人民杀他泄恨，表现了刽子手内心的恐惧。
注释：
①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1157。
②《美国对外关系》，第2卷1902年，页77…84。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七日。
④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1，页9。
⑤《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戊申谕。
⑥同②。
⑦《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⑧同④，卷2，页1。
⑨袁世凯：《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
⑩朱红灯，山东泗水县人，1899年9月，他率领义和团在平原县与清军开仗。10月，不幸被捕，12月4日在济南被毓贤杀害。
＇1＇详见《山东义和团档案》，济南、临清、东昌各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册，页245。
施展诡计，渡过危机
由于袁世凯的高压政策，山东省义和团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当时产生反帝运动的社会条件，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全国仍是普遍存在着，反抗的火种，随时都可能燃起熊熊的烈火。1900年春夏间，直隶省沧州、河间府、保定府各州县的义和团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并迅速地控制了保定、天津、北京等城市，影响到全国各地，形成反帝运动的新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
直隶省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如此迅猛发展，客观上与反动营垒内部的分裂有密切的关系。原来，自戊戌政变后，满族亲贵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及刚毅等人取得西太后的信赖，渐渐形成为一个极端顽固守旧的派别。在俄国公使巴布诺夫的支持下，他们多次图谋废掉光绪，另立新君。由于英国公使窦纳乐支持汉族大官僚刘坤一（两江总督）等坚决反对，使他们的阴谋活动没能得逞。他们只得改变策略，于1899年10月把载漪的儿子溥立为大阿哥（帝位的继承人），以便“徐篡大统”。废立计划受阻，和康、梁逃亡国外后到处鼓吹保皇，使西太后对洋人主子产生了怨恨，盲目排外的情绪在宫廷内蔓延开来，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激昂。封建统治阶级“自强”政策的重心，也由采用“西方富强之术”转回到“以礼教立国”为本上来。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波澜起伏，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景象。
当直隶各州义和团不断粉碎清军围攻，发展到天津、北京时，西太后见“其人不下十数万，自民间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如果贸然镇压，恐“即刻祸起肘腋”，危及自己的生存，便决定采用笼络和欺骗的手段，“因而用之，徐输送挽救”，①以达到其排外灭拳一举两得的目的。因此，她接连发下上谕，假惺惺地称义和团为“忠勇义民”。当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威胁到清廷生存时，西太后又颁发了对帝国主义各国“宣战”的诏令，并命令各省督抚“招团御侮”。
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义和团运动的阻力减少了，发展更为猛烈，很快地影响到北方各省以及南方一些州县。据记载：山东省境内拳民“复起响应”。②博平、茌平、清平等县“亦各蜂起”。，“时有数百人聚散靡常”。③青城、海丰、平阴、阳信各县义和团包围县城。德州义和团千余人反击清军，“伤毙官弁勇丁三十余名”。④滨州、蒲台、新城、高苑、监邑等县义和团“竖旗号召，其数逾万”，“省城为之震动”。⑤气势磅礴的反帝运动，使袁世感到“防不胜防”，“棘手万分”。⑥
袁世凯是一个精明的官僚，又加上在北京的高级坐探徐世昌不时向他报告京中的消息，所以他对清政内顽固派得势的事实及时局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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