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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回忆-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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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难以置信的小道新闻。不，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去奥斯威辛；再说，即便是去那儿，也没有理由认为那儿的情况一定会象传说的那样可怕。
这就是娜塔丽在车上觉察出的一般人的心理。她心中更有数。她始终不能排遣开班瑞尔。杰斯特罗带来的那些消息。她更不愿被一些幻想所欺骗。因为要活下去，要重新看到路易斯，她就必须冷静地去想。她坐在破裂透风的地板上，经过漫长的黑夜和白天，又饥又渴，被臭气熏得难受，牙齿和骨节都随火车的震动打战，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她倒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
这一次突然和她叔父分离后，她头脑清醒了，意志更坚定了。她只不过是向东方进发的火车上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当中的一个，此后她可要靠自己了。党卫军把这些犹太人赶上牲口车时，没有点名，只计算了一下人数。 埃伦。杰斯特罗仍旧是有身份的，仍旧是有名气的，仍旧是一位长老，仍旧是一位“知名人士”，所以他在前面卧车里。而她却是一个无名之辈。在盟军还不曾全部击溃但已呈败象的德军之前，无论把这些人送到哪里去，大概总会派给埃伦一些文书之类的工作，让他活下去吧。也许，到了那里，他又会找到她，又会保护着她吧；然而，单凭直觉，她已知道那是最后一次看到埃伦了。
当一个人确实相信自己要死的时候，那种心情对他是难堪的。医院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病人，向电椅或者绞架走去的罪犯，风暴中留在沉船上的水手：既然这些人还会私下里怀着一种这一切都是幻想的希望，就会有人发出一声呼唤，把他们从昏问得无法透气的梦中惊醒过来；那么象娜塔丽。亨利这样一个年轻健壮的人，乘在一列开往东欧的火车上，为什么就不可以抱这种希望呢？她在暗中这样希望，并且毫无疑问，整个运牲口车上所有遭难的犹太人也都这样希望。
她是一个美国人。这就使她不同于其他的人。只是由于一些离奇的遭遇，以及自己愚笨的错误，她才被关进了这一列火车；第二天夜晚，火车发出呻吟，放低速度，进了群山，曲曲折折地行经树木密布的盆地和悬崖绝壁的峡谷，慢腾腾地穿过月光照耀下的积雪，于是那些雪花就从车轮上晶莹灿烂地散布开来，随着阵风旋舞。娜塔丽望着外面清幽的景色，身上冷得直哆嗦，想起了她大学四年级圣诞节去科罗拉多度假的情景；当时火车攀上落基山驶向丹佛，月光下的积雪也是这样纷纷飘散开来。她在竭力回忆美国的往事。将来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她是死是活，要看她是否能够盯着一个德国官员，使他停下来考虑她的这句话：“我是一个美国人。”
因为只要一候到机会，她就可以证明这件事。说也奇怪，她至今还保存着她那张护照。折烂了、揉皱了、上面盖有“犹太区登记章”的护照，仍旧藏在她那件灰色衣服胸前黄星标志下的口袋里。德国人特别重视官方文件，并不没收它，也没撕毁它。她在巴登一巴登时，护照被扣留了好几个星期，但是等到去巴黎时，又发还给了她。到了特莱西恩斯塔特，她只得把它缴了上去，但是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她发现护照放在她床上了，里面还夹着拜伦的那张照片。也许，德国情报机关已经利用它去复制了间谍需要的证件；也许，它只是一直躺在一个党卫军的抽屉里发霉。不管怎样，反正它还在她手里。她知道这张护照保护不了她。对她，或者对嫩车上的任何人，国际公法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在这群不幸的人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一张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而在德国人看来，一个身穿美国海军制服的丈夫的照片还是有它的影响的。
娜塔而把奥斯威辛想象成为一个更可怕的特莱西恩斯塔特，地方更大，管理也更严，那里不是仅有一个小堡，而是有许多毒气室。不过，即便到了那里，肯定仍旧有工作可以做。那里的营房可能跟这列牲口车同样糟，甚至更坏，在一般被遣送者当中，身体弱的、年纪老的、手脚笨的，也许就那样死去了，但是其余的人会去劳动的。她准备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拿出她的护照，叙述她在云母工厂干活的经历，介绍她在语文方面的才能，调情卖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借牺牲她的贞操，但是她要活下去，直到被救出来。这些想法，不管多么脱离现实，但并不纯属虚诞。然而，她最后的希望却是一片幻想，希望有个眼光远的党卫军军官会出来保护她，为的是将来德国战败后可以利用她作为人证。她所不能理解的是，多数的德国人还不相信他们会输掉这场战争。由于对阿道夫。希特勒怀着信心，这个疯狂的国家还要硬干下去。
她对战局的推测是相当准确的。德国高级官员知道他们几乎已经输光了这场赌博。一些小小的和平刺探者好象蛆虫从垂死的纳粹大鱼身体里爬了出来。党卫军头子希姆莱要下令停止使用毒气。他正在掩盖他的劣迹，准备推卸他的罪责，要有步骤地着手为自己塑造一个新的形象。娜塔雨乘的是最后一列运犹太人去奥斯威辛的车；只是由于官僚机构在扭转原来的政策时因循拖延，所以这列车才会开出去。但是，在比克瑙站台上等候这列车的那些党卫军工作人员看来，焚尸炉里仍旧需要生火，特别分队仍旧需要加强警戒，这一切都是日常应做的工作。谁也没想到，要去依靠一个讨人喜欢的美国犹太女人，战败后好用她当护身符。娜塔丽的护照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安慰，但它只不过是一张废纸罢了。
车上的情形越来越糟。第二天，那些病得厉害的人在他们躺着、站着或坐着的地方一个个地死去。第三天，天刚亮一会儿，娜塔丽身边一个发高烧的小姑娘开始抽搐，扭动身体，挥着手，接着就僵硬不动了。没地方可以安放尸体，于是死了小姑娘的母亲悲悲切切，把尸体紧搂在怀里，仿佛它还是活着似的。孩子脸皮发青，闭着的眼睛凹陷下去，下巴搭拉着。 过了大约一小时，一只脚抵着娜塔丽的那个老妇人口里吐血，一边喘气一边发出咯咯咯的响声，接着就在她墙跟前那块地上一骨碌倒下了。那个不知疲劳、一直在车上挤来挤去、设法救护别人的捷克护士，这时也没法起死回生。另一个人抢占了墙跟前那块地方。
老妇人躺在那儿，身上耸起着她那件短大衣。一条皮包骨的腿伸在外面，腿上还套着毛线袜，系着绿色袜带，后来娜塔丽把它推到大衣遮盖着的地方，一面硬着心去想从前的另一些事，竭力克制自己的恐怖。但这样做并不是容易的。火车颠簸着向东行进，发出卡哒卡哒的响声，这时候粪臭中夹杂着那股死人的气味越发难闻了。党卫军把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病人都塞在车子的另一头，那里大概已有十五个人死了。 被遣送的人已经完全麻木，都在窒息的臭气中打吨，或者茫然地瞪着什么。
车刹住了。
什么人在外面粗声粗气地嚷嚷。铃声响了。火车猛地向后一退，接着又是向前移动一下，这是在调换机车头。它停下了。打开了车门，以便将那两个臭气腾腾的尿桶倒干净。阳光和新鲜空气就好象是一阵音乐声涌进来。捷克护士装满了她的那一桶水。列车长告诉送水来的党卫军，说有几具死尸，党卫军喊道：“好呀，算他们走运！”他拉上了车门，咯哒一声把它锁上了。
火车再开动时，沿途闪过去的车站已是波兰。地名。这时候听到车上的人大声谈到“奥斯威辛”。娜塔丽旁边的一对波兰夫妇说，车正在一直开往奥斯威辛。 奥斯威辛好象是一块大磁石，正把这列车吸引过去。有时候，路线好象转了方向，于是大伙都精神振奋，但是过不一会儿，它总是又向奥斯威辛那面折转过去——向那几个维也纳妇女管它叫奥斯赫维兹的地方折转过去。
这时候，娜塔丽已经坐了七十二小时了。她那支撑着身体的胳膊已被磨破，鲜血染污了她的衣服。她已经不觉得饥饿。口渴痛苦地折磨着她，使她忘了其他感觉。自从离开了特莱西恩施塔特，她只喝过两杯水。她嘴里干燥得好象是一直在吞咽灰土。捷克护士把水分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儿童、病人、老年人、垂死的人。娜塔丽老是想念美国的冷饮，想念自己喝那些冷饮的时间与地点：在杂货铺里喝冰淇淋苏打，在中学舞会上喝可口可乐，在大学里举行野餐时喝冰啤酒，喝厨房里自来水龙头里的水，喝办公室里冷却器里的水，在阿迪龙达克可以看到群鱼出游的地方喝棕色石潭里冷冽的水，在打完网球洗冷淋浴时喝双手捧着的水。但是，她非得驱散这些想象不可。它们要使她发狂了。
车刹住了。
她望出去，看见一片片农田和树林，一个村落，一座木头建筑的教堂。几个穿灰绿色制服的党卫军在外面走过去，他们伸直了腿，吸着她可以闻到气味的雪茄，说着一口德语，亲切地聊天。从一间离铁路不远的农舍里，走过来一个男人，留着络腮胡子，穿着皮靴和泥污的衣服，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口袋。他摘下帽子，向一个党卫军军官说几句什么，军官冷笑了笑，轻蔑地向这列火车做了个手势。不一会儿，车门拉开了，那大包东西从空隙中扔进来，车门又关上了。
“苹果！苹果！”令人快乐得难以相信的话，象歌声传遍了整节车厢。
这位好心肠的善人是谁呀，这个满身泥污、留着络腮胡子的人是谁呀：他怎么会知道这列静悄悄的火车里关的是犹太人，对他们发J‘善心？谁也没法回答这些问题。 被遣送的人站起了身，眼睛里闪出亮光，消瘦的脸上露出痛苦、急切的神情。一些人开始张罗，把苹果递到那些伸出去攫取的手里。火车开了。一下子牵动，娜塔丽麻木的腿站立不稳。她只好去拉那个分发苹果的人。那个人朝她瞪了一眼，但接着就大笑起来。原来他是造幼儿园的那个监工。“站稳了，娜塔丽！”他在袋里一阵掏，给了她一只绿油油的大苹果。
娜塔丽咬出了第一口苹果汁，她已经涸竭的唾液又流了出来；果汁是那么清凉；它是那么甜美；它将一股活力象电流刺痛了她似的传遍了她的全身。她尽量慢慢地吃那只苹果。她四周围的人都在啃着苹果。那种收获季节的芳香，那种苹果的香味，在污浊的空气中悄悄地飘散开。娜塔丽把嚼碎的苹果吞下去，一口口精细地咬着。她吃那苹果的心。她嚼那苦涩的茎。她舔那流在手指上和掌心里的甜汁。接着，她就象吃完饭、喝了酒那样感到一阵发困。她盘着腿坐着，一只手托。着脑袋，那擦破了的胳膊肘搁在地上，她睡着了。
她醒来时，月光映出了高窗子青色条纹的长方形。这会儿比刚才火车驶出山地时更暖和了。整个臭气熏人的车里，那些筋疲力尽的犹太人在睡梦中互相倚偎着，前磕后撞，东倒西歪。她身体僵得几乎没法动弹，但仍旧勉强挣扎到窗口，去呼吸新鲜空气。火车正驶过一带长满矮树丛的卑湿的荒地。月光照在四下都是浓密的香蒲和大叶子芦苇的沼泽上。火车驶进一道高高的有刺铁丝网，这种绕在混凝土柱子上的铁丝网一直延伸到月光下可以看到的远处，分段建有隐约可辨的了望塔。有一个了望塔离开铁路线十分近，娜塔丽瞥见熄灭了的探照灯圆筒底下两个守在机枪跟前的警卫侧影。
铁丝网里边展开了更广阔的荒地。向前望去，娜塔丽看见一片淡黄色的灯光。火车放慢了速度；车轮的声变低了，也减缓了。她竭目力望去，可以辨出远处一排排长列的小屋。这时候火车来了一个急转弯。一些犹太人随着车轮的转动声和摆晃着的车身发出的呻吟惊醒过来。火车还没完全驶直，娜塔丽已经看到前面一座宽大坚实的建筑，它有两个拱门进口，被月光照亮的路轨伸进了那里就不见了。这明明是铁路线的终点，是他们的目的地奥斯威辛。虽然并没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但是她禁不住浑身发抖，心里感到一阵难受。
火车开进了一个黑暗的拱门，到了一片灿烂耀眼的白光底下。车滑溜过去，最后停靠在一个被探照灯照亮的极长的木头站台旁边。一些党卫军，有的手里牵着大黑狗，一溜儿站在铁道旁边。许多奇形怪状的人，也在那里等候着火车：他们都剃光了脑袋，穿着破烂的直线条纹国衣，一共有十来个，都沿站台站着。
火车停下了。
掀起了一片可怕的混乱闹声，只听见棍子敲打在木头车壁上，狗在吠叫，德国人在吆喝：“走出来！都出来！快！出来！出来！”
犹太人不会知道，这样的接待确是很不寻常的。党卫军总是喜欢犹太人安安静静地来到，那样就可以把他们一直骗到底；他们斯斯文文地走下车，向他们训话时谈到卫生检查和分配工作，保证把行李都送到，然后就是办完其余者一套玩意儿。但是，有消息说，这一批遣送来的人可能不听话，所以才采取了这种不寻常的严厉办法。
车门都拉开了。灯光把挤在里面的犹太人照得眼睛发花。“下来！出来！跳！留下你们的行李！不许带行李！你们会在自己营房里领到的！出来！走下来！出来！”一时看不见犹太人，只看见一片耀眼的白色灯光。一些体格魁梧、身穿军装的人跳进了火车，挥舞着棍子怒吼：凸出去！你们再等什么？动一动你们的臭屁股！出去！丢下那件行李！滚出去！“犹太人都尽快向前挤，争先恐后地往车外面逃。娜塔丽离开车门很远，挤在一群人当中，被人群一直向灯光那面拥过去。她几乎是脚不点地走着。她吓得直冒汗，发现自己正对着一片耀眼的探照灯光。天哪，要离开站台这么远跳下去呀！瞧那下面，孩子们满地乱爬，老奶奶摔倒了，俯扑或者仰倒在地上，露出了她们可怜的白色或红色衬裤。那些穿着条纹衣服的怪物在她们当中跑来跑去，把栽倒的人扶起来。这一切印象留在娜塔丽几乎已经麻木的意识里。她不愿意跳在一个孩子身上，她在踌躇。没一个可以下脚的空隙。她脑子里闪过了这个念头：”总算没让路易斯受这个苦！“什么东西”巴“的一下狠狠地打在她肩上，她惨叫一声，跳下去了。
她叔父经历的又和她不同。
埃伦自从听了班瑞尔透露的消息，已经完全知道自己的结局。他写《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中最后一段里那几句话时，几乎象苏格拉底一样视死如归，然而首途去被毒气处死，经过三天的火车旅程，他已很难维持这种宁静的心情了。我们记得，苏格拉底饮了毒芹汁，还对那些哀怜和崇拜他的弟子作了一席有意义的简短谈话，然后长逝。杰斯特罗是没有弟子的，但《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他把那部手稿藏在特莱西恩斯塔特的图书室墙隔板后面，并不希望能活到它被发现的那一天）也是给人听的一篇谈话，最后它会有读者的；再说，杰斯特罗这位天生的作家已经留下了他生前能够写出来的最有意义的语句。不同的是，此后他仍旧精神抖擞，他还要走完一段漫长的旅程。
他和另外十七个“知名人士”挤在党卫军乘的卧车后边的两个包房里。地方太挤了。他们只好轮流地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可能的话就打一会儿瞌睡。晚上有人给他们一些馊了的面包和淡而无味的汤，早晨给一杯棕黄色的剩茶。每天早晨有半个小时，可以让他们去上厕所，他们用后必须从顶板到地下都洗刷消毒，好让德国人使用。这不是一次最舒适的旅行。然而和他们在牲口车里那些同胞相比，他们却好得多了，这一点他们也知道。
其实，这样反而使杰斯特罗感到痛苦。由于受到乘卧车这种特殊照顾，他那乐天知命的宁静心情反而被打乱了。会不会还有一线希望呢？其他十七个人，肯定都以为还有希望。一天到晚，他们也不去说别的，老是谈受到的这种优待表示前途光明。那些有妻儿子女在其他列车里的人，甚至为家属表示乐观。不错，这列车分明不是开往德累斯顿的。但是，不管它向哪里开，反正这批被遣送的人当中的“知名人士”总是“知名人士”。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到达目的地，他们就要设法去照料自己的亲人。
埃伦。杰斯特罗凭常识也可以想到：让他们乘卧车，这可能是德国人更残酷的愚笨行为，是官僚机构的一时疏忽，或者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办法，为的是不要让某些人乘牲口车，以免他们在周围人群当中点燃起反抗的火花。然而，你要坚持不被别人在绝望中怀抱的热情所激动是困难的。他自己也渴望能够活下去。这十七个高级知识分子争辩起来时，那些话都是娓娓动听的，这些人是：三位长老、两位拉比、一位交响乐队指挥、一位画家、一位钢琴演奏家、一位报纸发行人、三位医生、两位作战中负过伤的军官、两位半犹太血统的实业家，还有那位遣送组主任，那是一位满面愁容、个子矮小的柏林律师，只有他从来不跟别人谈话，甚至不朝他们看上一眼。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开罪了他的上司。
除了在他们包房外边站岗的那个卫兵，其他的德国人都不去理会这些犹太人。乘党卫军的车，不管算是享受多么大的特权，它只使人感到紧张。犹太人通常都是象染了瘟病的言生，被从那些权势人物中隔离开来。他们只可以闻到送上车来供党卫军大嚼的伙食的香味。一到晚上，车上就有人醉醺醺地高唱轻松的歌曲，大声争论不休，有时候听来只觉得可怕。这种条顿人中习见的喧闹近在飓尺，使这些“知名人士”胆战心惊，因为随便什么时候，只要党卫军想到要解闷，他们就会跟这些犹太人开一次玩笑。
第二天晚上，已经很迟了，几个党卫军军官还在喷着酒气大唱其《霍斯特。韦塞尔之歌｝），这时候杰斯特罗就想起三十年代中期他在慕尼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当时的感想重新涌上他的心头。那时他虽然觉得纳粹党人可笑，但他们这首歌里确实含有一些德国人隐藏在心底的愁闷；即便是现在可能即将死在他们手中了，他仍旧可以在这嘈杂的合唱中听出那种朴素但富有浪漫情趣的“对故乡的怀念”①。突然，包房的门推开了。警卫喊道：“那个臭犹太佬杰斯特罗！到四号包房去！”杰斯特罗被吓得战战兢兢。其他的犹太人都沉下了脸，让开了路。他走出去，警卫踏着沉重的步子跟在他后面。
四号包房里，一个花白头发、双下巴的党卫军军官在和其他几个军官喝酒，吩咐他站在一边侍候。这位党卫军军官正在高谈阔论，把七年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比，指出希特勒与菲特烈大帝之间有一些可喜的类似之处。他再三强调，这两场战争都说明，一位伟大统帅所领导的纪律严明的小国，可以抗敌几个庸碌无能之辈所领导的巨大但是不稳定的联盟。菲特烈象元首一样，也巧妙地施展了出奇制胜的外交攻势；他总是首先进攻，屡次以刚强的意志扭转了看来是必败的战局，而到最后，俄国伊丽莎白的猝死，就给了沸特烈需要的时机，终于签订了一项有利于他的和约。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都高年多病，有不健康的习惯。他们当中，无论哪一个死了，联盟就会同样在一夜之间瓦解，花白头发的军官这样说。其他几个军官都很受感动地交换眼光，很懂事地点着头。
他突然对杰斯特罗说：“我听说，你是一个很有名气的美国历史学家。你对这些事总很熟悉吧。”
十八世纪的历史并不是杰斯特罗的专长，他读过卡莱尔论菲特烈的著作。“啊，对！卡莱尔！”花白头发的军官兴奋地说，鼓励他再谈下去。 埃伦说，这两次战争的确具有非常相似之处；希特勒活脱就是一个菲特烈大帝的化身；俄国伊丽莎白之死，显然是一次出自天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在这次战争中也会随时发生。他被打发出来后，在走回到房间去的路上只觉得自己可耻。但是警卫给他送来了一份面包和香肠，他把它们分给其他人吃了，这才感到舒服一些。
第二天早晨，那个花白头发的军官又把他召唤去，这一次只有他们两个人个别谈话。看来军官地位很高，所以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他吩咐杰斯特罗坐下，但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在党卫军面前这样坐下乃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军官说，他从前教过历史，但是一个狡猾的犹太人抢走了他候补的教书职位，断送了他的前程。他吸着强烈的雪茄，跟埃伦谈了三个小时，迂气十足地讨论此后三、四个世纪里德国统治下欧洲的政治结构，认为最后将形成一个德国的独霸世界，还引证了早先普鲁塔克等作家的话，并拿希特勒去比拟许多伟大人物，包括利库尔古斯、索垄穆罕默德、克伦威尔、达尔文等。 埃伦只有聆听和点头的份儿。这一席幼稚可笑的谈话，对他多少是一种排遣，可以让他忘了对死亡担心害怕时那种近似偏头痛折磨人的念头。他被打发出来后，在包房里又领到了一份香肠面包，他又把它们分给了大伙。此后他再没见到这个花白头发的军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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