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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回忆-第1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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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高兴得哈哈大笑。“那么，叫帕米拉怎么样？”
“就照老样吧，”拜伦说。“那样容易记。 爸爸，有消息吗？”
“你从旧金山打电话来以后吗？没消息。”
“你是说，她要进疗养院吗？什么时候去？”
“后天”
“我想看看拉宾诺维茨的信。”
“哦，这儿。还有一封她的信。”
帕米拉驾着车横冲直撞地赶回华盛顿，拜伦只顾看他的信。“她象是好一点儿了。 爸爸，我没法搭上去欧洲的飞机。我在旧金山打了几个小时电话，想办法能够先走。”
“你请了几天假？”
“三十天。不大够哩。”
“我明儿也要乘飞机去那儿。”
“去哪儿？”
“柏林，波茨坦。”
“天啦，那可好极了。我休假之前，先要去斯魏因斯明德报到。我可以请求跟你一起去吗？”
帕格嘴角边勉强皱起了微笑。“让我试试。”
那天在狐狸厅路和母亲共进午餐，要比拜伦预料的更为愉快。 彼得斯准将没去。（在洛斯阿拉莫斯说要给日本人投下一两枚炸弹的那个人，原来就是他。）杰妮丝来了，穿着一条直筒裙和一件素棕色上衣，戴着眼镜，拿着公事皮包。她不肯喝酒。暑假里她在“山上”工作，怕喝了酒发困。她人发胖了，不大修饰，把头发一直拢到头后面。她娓娓动人地谈到法律学校 毕业后的打算。 拜伦接触到她的眼光，只觉得她在亲切和懂事的神情中透出了机警。她给小维克多拍的那些快照很象华伦在幼儿园里拍的，拜伦看了很难过，但是罗达却对它们发出做祖母的那种爱怜的声音。
“妈妈酒喝得太多了，”那天晚上拜伦在公寓里对他父亲说。
“她有时候会一阵子贪酒。你说太多。是喝了多少？”
“午饭前两杯威士忌苏打，吃鸡了沙拉的时候又是两瓶白葡萄酒。葡萄酒几乎是她一个人给包了。”
“那喝得太多了。我知道，她因为要见到你，就感到紧张。她对我说过。”
“搭飞机的事怎样啦？”
“明儿早晨把行李打好，跟我一起去。最多是他们把你赶了出来。”
“我根本没打开行李。”
一位急使乘了专机，把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些文件和照片赶紧送往波茨坦去给史汀生国务卿和杜鲁门总统，而帕格就是搭那架飞机去的。这条消息不敢用电话或电报通知。它仍旧是一条绝密消息。只用隐语拍了一份简短的海底电报给总统，说一个健康的“婴儿”诞生了，于是总统就通知了丘吉尔。所以这两个人知道了这件事。很可能斯大林也知道了，因为洛斯阿拉莫斯一位主要负责的科学家是个忠实的共产党间谍。否则它始终是一条绝密消息。因此拜伦很快抵达欧洲，他搭的这架急使的专机终于使局势急转直下。真所谓吹来了一阵恶风。
“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他不会活着，”拉宾诺维茨说。“她让他逃出了德国人的虎口。瞧她真敢当机立断，我认为这都亏了她。”
“我要去找他，可这件事从哪里着手好呢？”
“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问题非常棘手。”
他们在纳伊的一个露天咖啡茶座上喝咖啡，等候娜塔丽午睡醒来。“别去跟她谈那些事情，”拉宾诺维茨说。“时间不可以呆得太久，这一次还不可以。她会受不了的。”
‘“我们肯定会谈到路易斯的。”
“那就谈得含糊点儿吧。只告诉她，说你要去找他。二十五天时间不多，但你还是可以试一试。”
“最好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日内瓦。在那儿你可以找到为儿童汇订的大卡片，那儿有红十字会、红联、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它们也开始在那儿编制互见索引。去过日内瓦，再回到巴黎来。我们这儿有一些汇订的文件。我可以让你知道许多难民营，它们收留了很多儿童。”
“我为什么不直接去布拉格呢？他肯定在那儿附近。”
“布拉格我已经去过了。”拉宾诺维茨象老年人那样无精打采地对着咖啡。他需要刮胡子了；他那双充血的眼睛肿得几乎象是合拢了。“所有四个收留儿童的中心，我都去过了。我核对了卡片索引，查看了四岁大的儿童。即使他们在一年内改变了许多，我相信还是认得出他的。至于娜塔丽所说的那所农舍，它已经被烧得精光，只剩下一片野草和荒地。邻舍多半已经不知去向了。只有一个农人肯谈一些情况。他说记得有那么一个孩子，还说那些人没遭到屠杀，他OJ都逃了。德国人抢劫了一所空房子。不管怎样吧，反正他是这样说的，你能知道的也就是这一点儿。所以，这件事很棘手。好在儿童能吃苦，再说路易斯又是一个健壮的孩子，他人挺精神。”
“我明儿就去日内瓦。”
拉宾诺维茨望了望墙上的钟。“她现在该醒了。你需要我陪着你吗？”
“好的。你瞧，只是刚见面的时候需要。”
“我也不能多呆。 拜伦，她对我说过不止一次：如果真能找到路易斯，她要带他去巴勒斯坦。”
“你相信她这话是真的吗？”
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表示怀疑。“她现在人还不大好。你别去跟她争论这件事。”
他们向接待处报了姓名，然后在一个花木葱茏的园子里等着，那儿病人们都坐在太阳底下，有的打扮得很齐整，有的只披着浴衣。她走出来了，穿着深色的衣服，头发剪短了，有点儿象从前那样摇摇摆摆地向他们走过去。她迷茫地露出微笑。她的腿细瘦，面容憔悴。
“啊，拜伦，原来是你来了，”她说时伸出双臂。他拥抱住她，只觉得一阵震动。她那身体一点儿也不象是一个妇人了。胸部几乎是平坦的。他抱在怀里的是一个骨头架子。
她在他怀里向后仰靠，奇怪的眼光紧瞅着他。“你看上去象个电影明星，”她说。 拜伦穿着他那身白色军服，佩着勋章狩带，因为象他对拉宾诺维茨所说的，军装可以使他吓倒那些办公桌后面的傻子。“可是，我看上去怪可怕的，对吗？”
“没有的事。我不觉得你可怕。说真的。”
“我早该在马赛跟你一块儿走的。”她呆呆地说出了这么一句，就好象是在背一句道歉的台词。
“别去提它了，娜塔丽。”
她向佝偻着身体站在他们旁边吸烟的拉宾诺维茨看了一眼。“你瞧，阿夫兰救了我的命。”
拉宾诺维茨说：“你这条命是自己保下来的。我要办我的事去了，拜伦。”
娜塔丽向拉宾诺维茨扑过去，比对拜伦更热情地吻了他。她用意第绪语说了几句什么。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膀，走出园子去了。
“咱们坐下吧，”娜塔丽对拜伦说，客气得近于做作。“你父亲写给我几封很感动人的信。他是一个好人。”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没有，拜伦。我记不起来了。我的记性不大好，现在仍旧不大好。”娜塔丽说这话时带着一种试探的口气，几乎是在竭力回忆什么外国语言。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隐隐地在凹陷的眼眶中露出了害怕和疏远的神情。他们靠近一丛丛盛开的玫瑰，在一个石蹬子上坐下了。“那不是真的信。你瞧，我是在做梦。我老是在梦里看到你。我也在梦里看到那些信。可是你父亲的那些信，我知道它们是真的信。你的父母分开了，我替他们难过。”
“我父亲很快乐，我母亲也很好。”
“这样才好。可不是，帕米拉我在巴黎就认识了。多么奇怪，你说对吗？再有斯鲁特，斯鲁特怎样了？你知道斯鲁特的近况吗？”
拜伦觉得这次谈话的开头很奇怪。她最近的几封信都要比这次谈话更亲切，更有条理。这会儿她好象心里想到了什么嘴里就说出了什么，而为的则是要遮掩恐惧与不安；没谈到重要的事，没谈到路易斯，没谈到埃伦。杰斯特罗，没说什么亲切的话，只勉强扯了一些闲谈。他顺着她的话说下去。最后他告诉她说，斯鲁特为了要国务院给犹太人采取措施，怎样毁了他的前程，后来怎样当上了杰德堡的特工，这些他都是从帕米拉和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娜塔丽听了下去，她的眼光逐渐变得正常了。那惊慌神色部分消失了。“我的天哪。可怜的斯鲁特，他去跳伞呀！那种事他是不会干得很好的，对吗？可是，你瞧，我从前喜欢他，那并没错。对一个异教徒来说，他的心是好的。这一点我能够觉察出来。”她没注意到，自己这样一说，就突然打断了拜伦的话。她笑嘻嘻地瞅着他。“你这副样子真威武。你经历了许多危险吗？”
“你问我这个吗？”
“是呀，有种种危险。”
“当然，我也有几次死里逃生。但是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过得很沉闷。我遇到危险的时候，至少可以拼一下。”
“我也拼过。也许那是愚蠢的，但那是我的天性埃”她的嘴唇哆嗦起来。“好吧，说给我听，你是怎样死里逃生的。说一些有关埃斯特夫人的事情。他现在已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英雄了吧？”
拜伦谈到埃斯特的战功和他的阵亡。她好象很要听下去，但是她的眼光有时候仍旧显得那样迷惘。后来，两个人沉默下来了。他们坐。在玫瑰盛开、香气袭人的树荫里，彼此对瞅着。娜塔丽高兴地说：“哦，我终于领到了我的新护照。是昨儿送来的。天哪，看来那个小本子还挺有用，拜伦！”
“当然。”
“你瞧，我千方百计，把我那个旧护照保存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进了奥斯威辛。你能够相信吗？可是一到了那儿，他们就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拿走了。肯定是‘加拿大’的一个姑娘找到了那护照。她大概拿它换了很大一块黄金。”娜塔丽的声音开始颤抖，她的手哆嗦起未，眼睛里满含着泪。
拜伦抢着岔开了这些话。他把她搂在怀里。“娜塔丽，我爱你。”
她枯瘦的手指紧揪着他，抽抽噎噎地哭着。“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没好。在做恶梦，做恶梦！整个夜里庭伦。每天夜里。还得服许多药，日日夜夜打针——”
“我明儿就到日内瓦去找路易斯。”
“哦，你去吗？感谢上帝。”她拭去眼泪。“你请了多少天假？”
“差不多一个月。我还要回来看你。”
“好的，好的，但要紧的还是去找他。”她两只消瘦的手紧搂住他的胳膊，一双乌黑的眼睛张大了，声音听来很激动。“他还在。我知道他还在。去找到他吧。”
“亲爱的，我要玩一手当年学校里的触地球。”
她象往常那样，霎了霎眼睛，笑起来了。“‘玩当年学校里的触地球’。我多么久没听到这句话了I”她双臂勾住他的脖子。“我也爱你。你比从前老练了许多许多，拜伦。”
护士走到他们跟前，指着她的手表。娜塔丽显出惊讶但又带着宽慰的神情。“哦，亲爱的，时间已经到了吗？”她站起来，护士搀好了她。“可是，咱们连埃伦的事还没谈呢，对吗？拜伦，他很勇敢。处境越是恶劣，他越是勇敢。有关他的事，我能向你谈上几个小时。他已经不是咱们在锡耶纳看到的那个人了。他变得十分虔诚了。”
“我一向认为他是虔诚的，他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写耶稣的。”
娜塔丽靠在护士身上，蹙起了眉头。走到进口的地方，她又有气无力地拥抱了他一下。“你到这儿来，我很高兴。去找到他吧。原谅我，拜伦，瞧我这样邋里邋遢。下次我可要收拾得象样点儿。”她把干巴粗糙的嘴唇凑过去在他嘴上吻了一下，然后走进去了。
“邋里邋遢。”这句美国土语，听来是这么自然，拜伦感到稍许放心点儿了。他去找到了主任医师，那是一个样子拘谨、留着象贝当那样白胡子的法国老人。“啊，她算恢复得快的了，先生，那情景是您再也想象不到的。解放后，我在那些营里工作了一个月。瞧破坏到那个程度啊！是但丁笔下的地狱啊！她就会复原的。”
“她给我的信里，讲到了腿上和背上的创疤。”
医生脸上的肉抽搐了一下。“难看吗？可是，咳；先生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再说，她还活着。至于那些创疤，哎呀，有整形外科手术，还有其他办法。现在更重要的是怎样治疗精神上的创伤，怎样恢复她的体重，再有，要她精神上保持稳定。”
经过两个星期，又是仔细查看日内瓦的卡片，又是访问那些难民营，其间只去看了娜塔丽一次，拜伦终于灰了心。要查的地方多得叫他没法应付。在他那本索引手册里，他把探访的线索编列成为三类：有可能性有极小可能性值得一试单是“有可能性”的线索就有七十多条；四岁大的孩子分散在欧洲各地，这些孩子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从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起，直至听得懂的语言，都有可能是他的儿子。他已经查阅了为大约一万多名无家可归的儿童编列的材料。没一张卡片上有路易斯。亨利或者“亨利。刘易斯”——他在一个失眠之夜，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名字，于是又一次跑去查了所有的卡片索引中心。如果根据这些线索去找，那也许需要几个月。甚至需要许多年！而他的假期又是有限的。拉宾诺维茨再没料到，拜伦会跑到卡皮兴路那家气味难闻的饭馆楼上找到了那间破旧的办公室。
“我要到布拉格去一趟，”拜伦说。“这件事也许没多大希望，但是我要试一试。”
“嗯，好吧，可是你会碰到许多障碍的。俄国人很倔，对这些事又不关心，可那儿完全是由他们控制着的。”
“我父亲在波茨坦。他是杜鲁门总统的海军副官。”
拉宾诺维茨随着转椅的吱溜一声响挺直了身体。“你以前没提过这件事嘛”
“我认为这跟我的事没关系。他从前被派到苏联当差，一口俄国话说得还可以。”
“啊，那就可以帮助你在布拉格打交道了。要是那儿的军事管制司令官接到了波茨坦方面给你打的招呼，情形就两样了。至少你可以知道他究竟在不在那儿。”
“只要是还活着，他怎么可能在其他地方呢？”
“我去找他的时候，拜伦，他就不在那儿，也许，天知道，我会把他给漏了。去吧，但是先去跟你父亲谈一谈。”
拉宾诺维茨在里面工作的那个组织不顾英国移民法的限制，就把犹太人送往巴勒斯坦。纳粹的恐怖行为刚暴露的时候，这些法律曾一度放松，但后来又管得紧了。拉宾诺维茨忙得没一点儿空闲。娜塔丽。亨利并不是他主要的关心对象。他只觉得她可怜，同时又怀着那么点儿无可奈何的旧情；然而，和大多数欧洲犹太人相比，她现在已经脱离险境，是一个在调养中受到百般照顾的美国妇女。 拜伦一来到，拉宾诺维茨就把她从心上摆脱，不再去看她了。 过了一两个星期，一天夜里两点钟，他巴黎那套房间里的电话铃响起来，惊醒了和他同住的三个人，只听见接线生说：“请接伦敦打来的电话，”他瞌睡朦胧中一时想到了许多正在和伦敦打交道的事，而其中多数都是违法的和带有危险性的。他没想到是亨利家的事。
“喂，我是拜伦。”
“谁？”
“拜伦。亨利。”战后伦敦的电话线路不大好。声音忽高忽低。“……他，”
“什么？你说什么，拜伦？”
“我说，我找到他了。”
“什么？你是说，你儿子？”
“他这会儿就坐在我旅馆房间里。”
“真哪！原来他在英国？”
“我后天就把他带到巴黎来。还有许多例行手续，再有——”
“拜伦，他身体怎样？”
“不太好，但是我总算找到他了。喂，请你告诉娜塔丽好吗？对找到他的事，让她思想上有个准备。这样，等到看见他的时候，就不至于太激动。或者使孩子太激动。我不愿意刺激孩子。这件事拜托你好吗？”
“我太高兴了！喂，经过情形是怎样的？我应当怎样对她说？”
“这个吗，经过情形很复杂。战事刚结束，皇家空军就把一批捷克飞行员送回布拉格。一个英国救济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用空机带回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我上星期在布拉格获悉这件事。这完全是凭运气。 阿夫兰，那儿的档案乱得叫你没法相信。我是在一家酒馆里听一个人谈到这件事，一个捷克飞行员跟一个英国姑娘谈这件事。这是运气。是运气或者是天意。我顺着这条线索去查，结果找到了他。”
早晨雨下得很大。拉宾诺维茨打了个电话去疗养院，给娜塔丽留下了话，说他有重要消息，十一点钟要去那里。他到达那里时，她正站在休息室里等着他，他抖去雨衣上面的水。
“我以为你已经到巴勒斯坦去了。”她的神情显得紧张。她的双手在胸前紧攥着，指节透出白色。现在她人开始发胖；深色的衣服里面隐隐映出曲线。
“嗯，我下星期去。”
“你有什么重要消息？”
“我从拜伦那儿得到了消息。”
“怎么说？”
“娜塔丽。”他向她伸出双手，她拉住了他的手。“娜塔丽，他找到他了。”
他没把她的手拉牢。她呆呆地露出了傻笑，一挫身就栽倒在地上了。
那一天，那个力气大的孩子在广岛上空把那两小块东西合到了一起。空前未有的烈焰把六万多人灼成了灰烬。那架单独出航的飞机返回提尼安岛，发出了无线电报：“任务胜利完成。”
只要人类还存在一天，他们对这件事就会继续争论下去。以下是正反两方面的几个论点：即使不遭到那些放射性块的轰炸，日本人也要投降的。他们已经作出和平试探。美国破译人员已经从他们的外交情报中获悉他们切盼求和。
但是，日本人拒绝了波茨坦最后通碟。
杜鲁门要叫俄国人别插手对日本的战争。
但是，在波茨坦，杜鲁门并没解除斯大林承担进攻日本人的义务。他听取了马歇尔的意见；如果俄国人要进攻的话，你是没办法阻止他们的。
如果进攻日本本土，且别提美国人，单是日本人就要远远比广岛上死的更多。日本陆军将领控制着政府，他们订出了反击计划，要象希特勒那样发动一场血腥的焦土战。只是由于那炸弹，天皇才能够在他的会议上强行作出支持主和派的决定。
但是，B－29的轰炸和潜艇的封锁同样可以做到这一步，可以及时取消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步，如果苏联实质上协助了进攻，红军就会占领部分日本本土。最后日本就会象德国那样被分割成两部分。
但是，日本人究竟是不是因为广岛死了那么多人，才认为必须承认失败，从而消除了以上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完全无法肯定的。
然而，以下的事实却是肯定的。
铀武器是临时赶制出来用在这场战争中的。当时可供使用的炸弹只有两枚；总共只有两枚，一枚是用铀一235制的，另一枚是用钚制的。不论是总统，是内阁，是科学家和军人，他们都主张赶快将炸弹投入战争。后来哈里。杜鲁门说：“它是一门更大的炮，所以咱们使用了它。”也有人忧心忡忡，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但这种意见占少数，不起作用。已经耗费的金钱与人力、工厂的经营、科学家们的心血：所有这一切形成的压力，都是无法抗拒的。
战争以屠杀人民的方法吓倒一些国家，使其不得不改变它们的政策。不管怎样，反正这是战争的最终表现：用一个孩子握在手里的那点儿东西，去屠杀全城的人。既然有这样的方法，为什么不采用它呢？它确实吓倒了一个国家，使其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它的政策。杜鲁门总统听到了广岛的消息说：“这可是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呀！”
这是自从发明罐装啤酒以来最重大的事件。
拜伦从飞机舱门里走出来，手里搀着一个小男孩，孩子面色苍白，灰色的衣服很整洁，乖乖地在他一边走着。虽然他比以前瘦长了一些，但是拉宾诺维茨仍旧认出了那是路易斯。
“你好，路易斯。”孩子一本正经地向他望了望。“拜伦，她今儿人挺精神，在等着你哩。我用车送你去吧。你听到原子弹的消息了吗？”
“听到了。我想，这一来战事可要结束了，这很好。”
他们向拉宾诺维茨那辆很旧的雪铁龙牌汽车走去，一路上谈着各地纷纷传说、人人挂在嘴上的那个话题，谈着那条可怕的消息。
“娜塔丽说，既然你找到了他，她就准备回去了，”拉宾诺维茨在车上说。“她相信，回到那里她可以更快地复原。”
一是呀，上次我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这件事。再有，现在她有产业了。 埃伦的出版商已经来跟她联系过了。有为数很大的一笔钱。还有锡耶纳那所别墅，如果它现在还在的话。他的律师保存了房契。她现在要立刻回去，这主意很对。“
“我可以向你担 保，她是不会跟你去德国的。”
“我也不指望她去那儿。”
“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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