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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回忆-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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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正象你现在亲眼看到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崇山峻岭、盐滩和沙漠。这儿的人是些粗野的山区部落、游牧民族、封建农民以及诡计多端的低地人;他们全都非常独立不羁,难以驾驭。”他的纸杯又空了。帕格连忙又给他斟上了威士忌。“啊,谢谢你。现代波斯历史的基本事实,上校,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可记住:俄国的敌人就是伊朗的朋友。英国人从一八零零年以来就是扮演着这个角色。虽然,总的说来,我们搞得很糟,结果成了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
  火车呜呜叫着开进了一条漆黑的长隧道,等它轰隆隆地又开进耀眼的阳光中以后,西顿正盘弄着他的空纸杯。帕格又给他斟满了。“埃好极了。”
  “你刚才说的是,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
  “正是这话。你瞧,我们常常需要俄国在欧洲给我们帮忙——反对拿破仑,反对德皇,现在又反对希特勒——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把波斯扔在一旁不管,而大熊每次都抓紧机会捞走一大块肥肉。我们结成联盟反对拿破仑的时候,沙皇攫取了整个高加索。波斯人为了收复失地进行了战斗,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能够支持他们,他们只好退兵。俄国人就是这样把巴库和迈科普油田捞到手的。”。
  “这一切,”帕格说,“对我说来都是新闻。”
  “唉,坏的还在后头哩。一九零七年,在德皇比尔闹得越来越不象话的时候,我们又需要俄国在欧洲帮我们的忙了。德皇想通过他那条柏林一巴格达铁路插进中东,我们于是就和俄国人瓜分了波斯:北面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南面是我们的,当中有一片中立的沙漠地带。事先一点儿也没跟波斯人商量过。现在,我们又通过武装侵略分割了这个国家。这样干很不漂亮,可是伊朗国王是死心塌地亲德的。为了巩固我们在中东的地位,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不过话得说回来,也怪不了伊朗国王,是不是?从他的观点来看,希特勒所打击的,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从南北两面侵吞波斯的两大强国。”
  “你说话真坦率。”
  “啊,是啊,自己人嘛。现在,请你试着从斯大林的观点来看一看。他和希特勒瓜分了波兰。我们认为他这么做有罪。他和我们瓜分了波斯。我们认为他这么做有理。所以,向他比较善良的一面本性呼吁,也许会叫他有点儿迷糊。你们美国人就应该把这件事实实在在地抓一抓。”
  “我们为什么该卷进这场纠纷里来呢?啪格问。
  “上校,红军现在占领着伊朗北部。我们在南部。《大西洋宪章》使我们作出保证,战后得撤出去。你们当然希望我们照宪章办事。可是俄国人怎么样呢?谁来叫他们撤出去?沙皇也好,共产党人也好,俄国人做起事来总是一个样,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很严肃地盯着帕格看了好一会儿。帕格也盯视着他,没有作答。
  “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们撤出去。红军却呆下来。他们控制住伊朗的政局,然后‘应邀’推进到波斯湾和开伯尔山口,又需要多久呢?他们不发一枪,就可以无法挽回地改变世界均势。”
  经过一阵令人发窘的沉默后,帕格问:“我们对这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课到此结束,”西顿说。他把黄草帽拉下来遮住眼睛,睡着了。帕格也打起盹儿来。
  当火车晃动着把他们惊醒时,他们已经驶进了一个大铁路停车场,里面停满了机车、货运车厢、平板货车、油槽车、起重机和运货卡车,四下里闹哄哄的一片嘈杂:装货,卸货,火车在侧线上调换车厢,再加上没刮过脸、穿着工作服的美国士兵大声叫嚷,还有一群群当地工人叽里呱啦乱喊一气。 工棚和车库都是新建的,大部分铁轨好象也是新铺设的。西顿领着帕格乘坐二辆吉普车在车场里兜了一圈。虽然下午的太阳很厉害、车场里倒还凉风习习。这个车场占了几百英亩沙漠土地,一边是一个土砖房子的小镇市,一边是一大片陡峭、不毛的黄褐色岩石。
  “美国人的精力老叫我吃惊。你们几个月内就象变戏法那样把这变出来了。考古学惹你讨厌吗?”西顿指着一座山坡。“那上面有萨沙尼德王朝的岩石陵墓。那儿的浅浮雕很值得一看。”
  他们下了吉普车,顶着一阵阵的狂风爬了上去。西顿一边走,一边抽烟,象头山羊那样寻路上山。他的耐力超越了一切生理规律。当他们到达山腰上那些黑乎乎的洞口时,他可不象帕格那样上气不接下气。在帕格的外行眼光看来,那里的风蚀的雕刻象是亚述人的风格:公牛,狮子,僵立着的虬髯武士。这里一片安静。远在山下,铁路停车场里还在呜呜作响,发出铿锵的声音,在这片古老、沉寂的沙漠中,只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小斑点。
  “一旦战争打胜以后,我们就不能再留在伊朗了,”帕格提高喉咙压过风声说。“我们的人民可不是这么想的。下面所有那一切东西都会生锈,腐烂。”
  “不错。可是在你们离开之前,有不少事情得做。”
  在他们身后的陵墓里,响起了一阵洪亮空洞的呻吟。西顿象只猫头鹰那样说:“风吹过墓穴口。听上去很古怪,是吗?有点儿象在空瓶口上吹气的声音。”
  “我真差点儿要从这座山上跳下去,”帕格说。
  “本地人讲,这是古人的阴魂在为波斯的命运叹息。倒也比拟得很恰当。现在你再听我说。一九四一年,在侵略和瓜分之后,三国政府——伊朗、苏联和我们英国——签订了一个条约。伊朗保证把德国间谍驱逐出境,不再制造麻烦;我们和俄国答应在战后撤走驻军。可是斯大林根本不会理睬这一纸公文的。要是你们也加入这个条约——就是说,如果斯大林向罗斯福 保证他会撤出去——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他也许真的会走。他会叽里咕噜,推推搡搡,大肆咆哮,但这是唯一的机会。”
  “这事已经在进行了没有?”
  “根本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西顿把他那双皮包骨的黝黑的手朝天一摊。
  傍晚时分,火车经过一列翻倒在路基旁边的、炸坏了的货车。“这是很糟的一次事故,”西顿说。“德国间谍埋的炸药,土著洗劫了车厢。他们得到了准确的情报。车上装的是食品。在这个国家里,这跟同等数量的黄金一样值钱。大亨们在囤积所有的谷物和其他大部分食品。这个地方的贪污腐败叫西方人吓得目瞪口呆,可是在中东,就是这么办事的。 拜占庭和奥托曼人留下来的遗风。”
  他一直讲到深夜,讲波斯人如何设下巧计进行抢劫和袭击,这对租借物资讲来,可真成了个无底洞。他说,在他们看来,这条由南往北突然闯过他们国土的物资洪流,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疯狂的又一种表现。他们知道这不会持久的,所以拚着性命想捞一把。例如,铜电话线刚一装上,立刻就给偷走,已经有几百英里长的线不翼而飞了。波斯人喜爱铜制的小玩意儿,铜盘子铜碗。现在,波斯市场上到处都是这些东西。西顿又说,这些人已经被征服者和他们自己的王公贵胄盘剥了好几世纪,不抢人家,就给人家抢,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真理。
  “你们要是能够把斯大林请出去,”他打了个呵欠说。“看在上帝份上,可不要把你们那一套自由经营的制度,以及什么政党竞选之类的东西搬到这儿来。在波斯人看来,自由经营就意味着他们对付你们铜电话线的方法。在一个落后、不稳定的国家里,民主只会让一个组织严密的势力集团砸个粉碎。在这儿,将是一个共产主义集团,向斯大林去敞开亚洲的大门。所以,忘掉你们那些反对君主制的原则吧,还是要加强君主政体才好。”
  “我会尽力而为的,”帕格说,他对于这个人这种尖刻而又坦率的作风禁不住微笑起来。
  西顿睡眼惺忪地也朝他微微笑了笑。“我听说大人物们很听你的意见呢。”
  直到最后一分钟,德黑兰会议都是一会儿说要开、一会儿又说不开。忽然,它竟召开了。总统率领一个七十人的代表团从天而降,到了康诺利将军那里:有特工人员、陆海军将领、外交官、大使、白宫办事人员以及各种各样的随员,他们在阿米拉巴德基地上乱糟糟地横冲直撞。康诺利告诉他的秘书说他太忙了,谁都不见,可是一听说亨利上校又来了,他登时跳起身,走进了会客室。
  “好上帝埃瞧你这副样子。”帕格没刮过脸,形容憔悴,风尘仆仆。
  “卡车运输队给尘暴困住了。后来又遇上了山地的一场暴风雪。我从星期五起就没脱过衣服。总统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马歇尔将军住在你的房间里,亨利。我们把你的铺盖搬到军官宿舍去了。”
  “成。我在大不里士收到了你的信。可是俄国人好象把意思篡改过了。”
  “哦,霍普金斯问你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你最好尽快回到这儿来。这么说,俄国人当真放你通行,一直到了大不里士吗?”
  “很费了一番口舌。霍普金斯现在在哪儿?”
  “在市里苏联大使馆。他跟总统在那儿下榻。”
  “在苏联大使馆?不在这儿?也不在咱们的公使馆里?”
  “不在。这里边有缘故。其他人差不多全住在这儿。”
  “苏联大使馆在哪儿?”
  “我的司机会把你送到那儿去的。我看你得赶快。”帕格伸手摸了摸他那肮脏的、胡子拉茬的脸。康诺利朝浴室的门做了个手势。“用我的剃刀。”
  除了被废黜的伊朗国王铺设的几条新林荫大道外,德黑兰城里大部分地区是迷宫般的狭窄、弯曲的小街,两边都是不开窗的泥巴墙。西顿曾经告诉过帕格,波斯人建造城市的这种方式是为了阻碍和延缓一支侵略大军的推进。现在,这个陆军司机也只好放慢速度,直到他开上了一条林荫大道后,才嘟嘟叫着驶往市区。苏联大使馆的围墙使它看上去象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在大门口,以及在那条街上和拐角处,布满了手持上有刺刀的步枪、皱着眉头的士兵。在大铁门外面,一个士兵拦住了汽车。维克多。亨利放下车窗,用清晰的俄语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罗斯福总统的海军副官。”士兵抽身回去,立正敬礼,然后跳上踏脚板护送司机穿过庭院。这是一个宽敞的、有围墙的大花园,好几所别墅分布在秋天的老树、飞溅的喷泉和点缀着小池塘的大草地之间。
  俄国卫兵和美国特工人员把守住了最大的那所别墅的前面走廊。帕格一路报着自己的身份走进了门厅,英国、俄国、美国的文武官员正在那儿忙忙碌碌,各种不同的语言混合成一大片嘈杂声。帕格瞥见哈里。霍普金斯穿着一身灰色衣服,独自一个没精打采地走过去,两手插在口袋里,看上去比平时更瘦削、更病态。霍普金斯也看见了他,脸上高兴起来,忙和他握手。“斯大林刚过来会见了头儿。”他朝一扇关着的木门指了指。“他们在里面。真是个历史性时刻,是吗?跟我来吧,我还没打开行李哩。波斯湾指挥部干得怎么样?”
  在那扇门里,弗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面对面坐着。房里除了两名译员外,再没旁人了。
  在那条把俄。英两国使馆区分隔开的狭窄街道对面,温斯顿。丘吉尔正在他的公使馆内一间卧室中闷闷不乐地休息。他喉咙痛,精神上则更不痛快。自从由开罗分别乘飞机抵达这儿以后,他和罗斯福还没讲过话。他曾经邀请罗斯福在英国公使馆下榻。总统谢绝了。他还迫切地要求他们在和斯大林举行任何会谈之前先碰一次头。总统也拒绝了。现在,这两家竟然背着他会面了。还谈什么阿根夏和卡萨布兰卡的老交情呢!
  对走过街这边来安慰他的哈里曼大使,丘吉尔嘟嘟哝哝地抱怨说,他很乐意“遵命”,又说他只希望两天后在他六十九岁生日那天举行一个晚餐会,痛饮一番,喝个烂醉,然后第二天一早就离开。
  弗兰克林。罗斯福为什么要住在俄国使馆区里呢?
  历史学家们漫不经意地记载说,他刚到达的时候,谢绝了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的邀请,这样可以随便哪一方都不得罪。 半夜里,莫洛托夫紧急召见英、美大使,警告他们说德黑兰有人正在搞一场暗杀阴谋。根据日程的安排,斯大林和丘吉尔早上都要到美国公使馆去举行第一次会议。那地方距离紧相毗邻的英、俄两国使馆区有一英里以上的路程。莫洛托夫敦促罗斯福 搬进这两个使馆区之一去。他暗示说,要不然的话,事情就不能安全地进行下去了。
  所以,罗斯福清早醒来的时候,不得不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搬到他的可靠的老盟友丘吉尔那里去住,丘吉尔也讲英语,会给予他殷勤的款待和可靠的办公条件;要么和斯大林一起住,这个凶残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希特勒犯罪的同党,他给予罗斯福的是一个毫无隐蔽的住处,有一大帮外国侍从,也许还有暗藏的窃听器。一个美国特工人员已经检查过提供给罗斯福下榻的那所俄国别墅,可是这么一次草率的检查,能发现得了老练的俄国人装的窃听器吗?
  罗斯福选择了俄国人。丘吉尔在他写的历史中说,这一种选择使他很高兴,因为俄国人房子比较宽敞。一位伟大的人物往往是不肯承认自己恼羞成怒的。
  是不是有那么一场暗杀阴谋呢?
  实际上谁也不知道。一个上了年纪的前纳粹间谍在他写的一本书里声称,他参予了这样一个阴谋。可是写这种书的人实在多的是。至少,德黑兰的街道是很危险的,那儿有德国间谍,在街道上乘车驶过的要人确曾遭到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那个疲乏的、残废的罗斯福无疑最好是呆在市区里。
  然而——当英国人就在街对面的时候,为什么住到俄国人那儿去呢?
  弗兰克林。罗斯福已经从老远来到了斯大林的后院。这样,他就承认了这一个冷酷的事实:俄国人正在为反抗希特勒承受最大的苦难和流血牺牲。采取最后这一步,接受斯大林的款待,对一个只懂得保密和猜疑的暴君开诚相见,这也许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进行的微妙赌博,是隔着东西方之间的政治鸿沟作出最后一种友好姿态。
  这一姿态是否向斯大林表明,弗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天真朴实、容易上当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可以轻易击败、可以牵着鼻子走的人?
  斯大林难得透露他的内心思想。可是战争期间,他有一次对共产党作家德热拉斯说:“丘吉尔只不过想要摸你的口袋。罗斯福可尽偷大玩意儿。”
  从这句话看起来,这个冷酷的极端现实主义者似乎并不是不知道,在一场行将使美国在世界上取得优势的战争中,俄国人正数以百万地死去,而美国人却不过死了几千。
  我们这里记录下了他们会面时所讲的第一句话。
  罗斯福: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尽力想安排一次这样的会见。
  斯大林。很抱歉,这都怪我不好。我军务繁忙,一直没法抽身。
  换句话说,讲得更清楚些就是:罗斯福在第一次跟世界上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握手时,说的是:“喂,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都这么难打交道,这么不相信人?你瞧,现在我可上你家里来了。”
  而那位连列宁也说他太粗暴的斯大林在回敬的时候,是一针见血的:“你要问为什么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仗打得最多,人死得最多。”
  这样,这两位六十开外的人在波斯斯大林的后院里会面和闲谈起来:身材魁梧的残废的美国人穿着一身蓝灰色便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格鲁吉亚人穿了一身军服,裤子从上到下有很阔的一道红色条纹;一个是三次当癣爱好和平的社会改革家,从来不曾有过运用政治暴力的任何犯罪记录,另一个是革命暴君,双手沾满了难以想象的千百万本国同胞的鲜血。这是一次奇特的会晤。
  托基维尔曾经预测过,美国和俄国将会分治全球,一边是自由国土,另一边是极权统治。如今,他的想象化为事实了。 把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结合到一起的,只是一种共同的需要:他们要从东西两面夹击,粉碎对全人类的一个致命威胁——阿道夫。希特勒的“寒霜一杜鹃国”。
  一个特工人员朝霍普金斯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斯大林先生刚离开,先生。总统请您去。”
  霍普金斯正在换衬衫。他匆匆忙忙把衬衫下摆塞进宽松的裤子里,又把一件一边肘部破了个洞的红色毛线衫从头上套下。“来吧,帕格。总统今儿早上还问起你来着。”
  这所别墅里件件东西都嫌太大。霍普金斯的那间卧室已经很大了。那个拥挤的门厅也是如此。可是罗斯福坐在里面的这间房,简直可以用来举行化妆舞会。透过参天大树的干枯树叶,金色的阳光直泻进高大的窗户来。家具很沉重,很普通,杂乱无章地放着,而且没有一件十分干净。罗斯福坐在阳光下一把扶手椅里,嘴里叼着烟嘴抽烟,就跟漫画上所画的一模一样。
  “哟,你好啊,帕格。瞧见你真高兴。”他伸出胳膊来热情地握手。总统显得干瘪、瘦削,人老了许多,可是仍然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浑身焕发着力量,而且——眼下这会儿——兴致还很高:那张下颚宽阔的脸上气色很好。“哈里,情况很不错。他是个给人印象很深的家伙。可是天哪,翻译可真花时间!非常叫人厌烦。我们四点钟碰头,开全体会议。温尼知道了没有?”
  “艾夫里尔已经过去告诉他了。”霍普金斯看了看手表。“就是再过二十分钟,总统先生。”
  “我知道。喂,帕格!”他朝一张坐得下七个人的沙发摆了摆手。“关于通过这条波斯走廊送进俄国去的全部租借物资,我们有些挺好看的统计数字。你在各处看到点儿什么迹象了吗?还是象我十分怀疑的那样,这一切只是空谈呢?”
  罗斯福说完这句玩笑话以后,开朗地笑了笑。很显然,他还在从自己和斯大林会面的兴奋中逐步松弛下来。
  “各处都看到这种物资,总统先生。这是个叫人难以相信的、成绩辉煌的努力。今儿等一下我就给您送一份一张纸的汇报来。我还刚从各处看了回来。”
  “一张纸吗?”总统瞥着霍普金斯哈哈笑了。“妙极啦。我是向来只读第一张纸的。”
  “他从海湾边上到北部考察波斯各地,”霍普金斯说。“火车汽车”都坐了。“
  “要是谈到租借物资的事,帕格,我该跟约大叔说些什么呢?”罗斯福稍微严肃一点儿说。他又转过脸去对霍普金斯说:“今儿大概不会谈到这个,哈里。他眼下还没心思谈。”
  “他是很会变的,”霍普金斯说。
  帕格。亨利立即叙述了一下他在北部仓库里,特别是卡车的终点站那儿看到的堆积着的物资。他说,俄国人拒绝让卡车运输队驶进伊朗他们防区的任何地段,只指定一个离俄国边界很远的卸货站。那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大瓶口。要是卡车队能够直接开到里海的港口和高加索边境上的市镇的话,俄国人就能够得到更多的物资,而且要快得多。罗斯福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很有意思。 把它写到你那一张纸上去。”
  “这您可别担心,”帕格不假思索地说。罗斯福听了又笑起来。
  帅B格对伊朗可下了一番功夫,总统先生,“霍普金斯说。”他赞成帕特。赫尔利的主张,认为我们应当作为一方,参加保证战后撤走外国军队的那项条约。“
  “是呀,帕特翻来复去老在讲这件事。”罗斯福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一丝烦躁的神色。“俄国人不是在莫斯科会议上拒绝了这个意见吗?”
  “他们敷衍拖延。”坐在帕格身旁的霍普金斯伸出一只皮包骨的瘦手,做了一个争论的手势。“我同意,总统,我们不大可能首先提出。那样一来,我们就把自己推进帝国主义那一套老把戏里去了。不过——”
  “说得正对。我不会这么做。”
  “可是伊朗人那方面又怎么样呢,总统先生?假定他们要求我们作出撤军的保证?那么就会起草一个新的宣言,我们也会给包括在内。”
  “我们可不能要求伊朗人来要求我们,”罗斯福用一种随随便便的坦率口气回答,好象他还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而不是在一幢他的每句话几乎肯定都有人窃听的苏联房子里。“那样就谁也骗不了。我们在这儿只有三天工夫。还是抓住重点好。”
  他微笑着和维克多。亨利握了握手,让他退出。帕格正从那熙熙攘攘的门厅挤出去时,忽然听到一个地道的英国腔调说:“哦,那边是亨利上校嘛。”这声音有点儿象西顿的。他朝四下一望,首先看到了金海军上将,象一根电线杆那么笔直地站着,望着那些攒动的穿军服的俄国人,显然缺乏好感。在他身边,一个穿一身英国皇家空军蓝军服、佩带着几条勋章标志、晒得微黑的人正在含笑和他打招呼。帕格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过勃纳—沃克了。他记得他从前似乎更高大、更威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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