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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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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查姆时，斯皮尔斯把指挥所设在一个修道院内。自一个月前离开莫米昂以来，这是E连第一次把指挥所设在室内。当晚修女们把一群十二三岁的女孩带到大厅为E连演唱小夜曲。节目有法国和比利时歌曲，几首英文歌和德国进行曲《莉莉·玛莲》。
第二天即1月17日早晨，第17空降师在前线接管了101师的阵地。E连乘卡车前往阿尔萨斯。卡车载着他们沿着4星期前出发时走的那条横贯巴斯托涅的公路返回。对许多人而言，这只是再次看到巴斯托涅——第一次是12月19日，他们向镇上进军，碰上惊恐万分的美国士兵从前线落荒而逃，躲避德军的屠杀，再便是1月17日小镇解放。
虽然大家没好好看过巴斯托涅，但这个名字——与这个名字相连的一种经历——将永远留在他们心中。之后无论何时，E连的官兵们遇到寒冷、饥饿和无暇睡眠时，就会提醒自己在巴斯托涅的境遇更糟。
E连损失惨重。确切的数字无法统计，匆忙离开莫米昂时连队的花名册还没做完；一个一个地或是小批到来的补充兵员，也没有完整登记；伤员刚离开前线几天就又归了队。据估计，E连抵达比利时时有121名官兵，接收了大约两打的补充兵员，离开时为63人。E连在比利时战场牺牲的有沃伦·穆克中士，弗朗西斯·梅利特下士，还有二等兵AP赫伦、肯尼斯·韦布、哈罗德·韦布、卡尔·索沃斯科、约翰·欣德尔、唐·胡布勒、哈罗德·海斯、亚历克斯·潘卡拉和约翰·朱利安。
有关E连在突出部之战中的损失，二等兵韦伯斯特做了最好的描述，他是在卡车前往阿尔萨斯的途中重返连队的。韦伯斯特10月初受伤，此时为1月中旬，他写道：“当我看到1排剩下的人时，我差点儿哭了；40名兄弟只剩下11人；其中9名是老兵，他们有的参加了空降荷兰的战斗，有的参加了空降诺曼底的战斗，有的则两次都参加了。他们是：麦克里里、利布高特、马什、科布、怀斯曼、莱尔、马丁、雷德和肖提。虽然其他两个排幸存的队员多一些，但也减员甚多，和1排加起来也凑不成一个正常的排，更别说一个连了。”
除了受伤和牺牲的，巴斯托涅战役中的每个弟兄都饱受磨难，没有被大炮、子弹击中的人也仍然是伤员。在巴斯托涅没有未受过伤的人。正如温特斯所说的：“我不相信有人在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而没有留下任何伤疤，只不过有些伤疤是看不见的。可能这就是使E连的战士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因素。”
他们彼此了解，相互间的熟悉程度只有那些在各种各样战术条件下并肩作战的人才能达到，只有那些面对严寒、食品不足、没有睡眠而又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极度困难情况下同甘共苦的人才能达到。
他们共同面对恐惧。他们不仅惧怕死亡和受伤，而且担心所有的付出只是一场空。格伦·格雷写道：“在战争岁月里，我最为担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这种担忧仍然伴随着我……我经常在战争日记中写着，如果那些日子对我将来的生活没有积极的影响，那么付出的艰辛根本不值得。”
他们之所以能在突出部之战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兄弟连。在福伊村外的雪地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E连团结在了一起，是因为二级军士长利普顿和其他军士（他们几乎都出自托科阿训练营），给了大家领导、毅力和凝聚力。虽然来了个新的连长，虽然不断有军官和战士加入，但因为有那些士官在，E连的精神得以保持。温特斯作为2营的副营长，且常常代理营长（斯特雷耶中校大半个月都在团部工作，作为辛克上校的代理作训股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践证明，斯皮尔斯是一名优秀的连长，他能使整个连队发挥出最佳水平。
韦伯斯特很好地描绘了这种精神。那时韦伯斯特已经两次受伤，但两次都重返战场。他不允许父母利用他们的关系帮他离开前线。他不接受E连内的任何职务。他是一名哈佛的知识分子，他的任何决定都是依据他对二战的独到观点作出的，一经形成便坚定不移。
他博览群书，爱好阅读与写作，头脑冷静，观察敏锐，富有见地，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这里，他和没有多少文化的山里人、南方农民、矿工、伐木工人、渔民以及连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和他们一起挤在无篷的卡车上，行驶在丘陵地带冰雪覆盖的公路上，或是和别的弟兄同睡一个散兵坑。即使那些上过大学的人，专业大多也是商务或教育。总之，韦伯斯特和一群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拴在了一起。若在平时，他既不会喜欢他们，也不会讨厌他们，他压根儿就不会认识他们。
但正是在这些不相关的人群中，韦伯斯特结交了最亲密的朋友，充分享受到与他人的认同感。
他描写和排里士兵坐卡车去阿尔萨斯的那段话值得全文引用：
“我们咯吱咯吱地穿过泥潭，来到卡车边，爬上去。麦克里里和马什点上了香烟。马丁拿路过的一名军官开了个玩笑。我问胡布勒怎样。他死在了巴斯托涅。可怜的胡布勒就这样被踢出了战局，死在了雪地里。那其他人呢？穆克和他的同伴潘卡拉被打死了。他们的散兵坑总是挖得最深，但被打了个正着。索沃斯科在袭击福伊时头部中弹。等等等等。荷兰那一仗打过后补进来的新兵有一些也死了。许多人都因为战壕足病被撤离了，麦克里里认为太多了。这个排再也不像当年了。”
韦伯斯特认为事实确实如此。他曾在重返E连前走了一段漫长复杂的弯路，那段时间他在新兵站，和一群身着卡其布军装模样貌似士兵的人呆在一起，感到失意，感到寂寞。现在他回家了，回到了1排，回到了E连。
“回到我熟悉、能信赖的朋友身边真好，”他写道，“我在卡车上听他们闲聊，内心感到温暖而轻松，就像一个迷失在漆黑、寒冷的森林里的孩子回到了充满爱的明亮的家里。”
家里的一些椅子空着。那些椅子属于被打死，受重伤或精神崩溃的弟兄。但正如韦伯斯特感觉到的那样，虽然E连失去了很多老成员，加入了很多新成员，但因为有现在已经在团或营里任职的老E连的军官们在，因为有老E连的军士们在，E连仍然是个有机的整体。
大结局
简介：
“愿上帝保佑你们一路平安；愿那些在诺曼底、荷兰、巴斯托涅和德国与你们手牵着手的战友在天上注视着你们，保护着你们，引导着你们直到伟大的最后一跳！”
1。“大家都想回家，包括德国人”
奥地利
1945年5月8日—7月31日
5月8日傍晚，温特斯接到命令，要求把2营准备好当夜出发，到距贝希特斯加登以南30公里的奥地利的滨湖采尔去执行占领任务。22点，亮着大灯的车队出发了。卡车上，弟兄们喝酒、唱歌、赌博，继续开着他们的晚会，第二天早晨到达滨湖采尔时，他们个个胡子拉茬，工作服上满是污垢。
到处都是德国兵。滨湖采尔是国防军可以撤退到的最南方，再往南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再过去就是意大利，迄今为止，所有的道路仍旧被雪封着。后来才发现，在不足600名弟兄的2营管理的地区内武装德军竟多达25，000名。
两军外观上的鲜明差别绝不亚于数量上的悬殊对比。征服军看上去懒散、军容不整，纪律松散，败军看上去倒是一支精锐之师，有令人过目难忘的军容和良好的纪律。温特斯想，当德军和奥地利的平民好奇地看着这第一支到达该地的美国兵时一定会很惊讶：他们怎么会输给这样一帮年轻人。
温特斯把营指挥部设在滨湖采尔南面4公里的卡普伦村。这里的山谷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尤其受德国富人的喜爱。从农场空旷的房子到豪华的旅馆，住宿条件都好得惊人。所有的房间原先都被德国伤兵占据了。他们被迫搬出来，被用卡车或火车运到慕尼黑的俘虏营里。美国人搬了进去。
弟兄们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把所有的德军都集中起来，收缴他们的武器，然后把他们运到俘虏营里去。5月9日早晨车队一到这里，温特斯就开始了工作。他叫人把这一地区的德军最高指挥官带来见他。“我当时是27岁，”温特斯回忆道，“像所有的弟兄一样，我穿着一套脏兮兮的、破旧的工作衫裤，头上顶了个水桶作为头盔。当我面对着这位大约年长我20岁、穿着干净的野战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职业德军上校并朝他发号施令时，我不禁感到有些可笑。”
不管怎样，温特斯还是下达了命令。他要求这个上校收集这一区域的所有武器并将他们堆集到飞机场、学校和教堂的院子里。他允许德国军官保留腰佩武器，允许宪兵保留枪械。温特斯还说第二天他将检查德军的营地、部队和厨房。
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早晨，温特斯和尼克松开着吉普车去检查被收缴武器的堆放点。他们对看到的场景感到震惊：三个武器堆放处都堆满了成山的武器。温特斯意识到他说“所有武器”时犯了一个错误。他指的是军用武器，但那个德军上校却太死抠字眼了。收缴的武器真可谓洋洋大观：除了足够一个师使用的军用武器外，还有猎枪、打靶用的步枪、猎刀和各种旧式的轻武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都绰绰有余了。
温特斯检查营地和厨房的时候发现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列队接受检查的德军队伍如同接受检阅一样军容严整、衣着笔挺，情况良好。厨房秩序井然，炊事兵正在炉子上用大锅做土豆汤。
后来，温特斯开始通过一位说英语的德国参谋来进行管理，该参谋每天早上到温特斯的指挥部里来汇报情况并接受命令。一切都很顺利，用温特斯的话来说，“我们不干涉他们，他们也尊重我们。”德国参谋告诉温特斯他在东线服役时和在巴斯托涅与101师作战的故事。他对温特斯说：“我们两国的军队应当联合起来消灭俄军。”
“不，谢谢，”温特斯回答，“我只想退役回家。”
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心声，包括德国人。然而，在释放任何一个德军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受到监视。德国人的营地里隐藏着纳粹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换上了士兵的衣服以免被认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是阿道夫·艾希曼，他穿着德国空军下士的衣服躲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个营地里，身份一直未被发现。他成功地逃到了阿根廷，和他的家人过着不错的日子，直到1960年，以色列特工发现了他的行踪，突击队实施了突然袭击，将他抓获，送往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处以绞刑。）
利普顿中尉是2营营直机关枪排的排长。温特斯派他去监控一个有几百名犯人的营地。其中的一个犯人便是大众车、豹式和虎式坦克的设计者费迪南德·波尔彻。5月中旬，利普顿清理出了150名准备释放的犯人。一个德国高级军官，是一位上校，请求在他们被释放前对他们说几句话。利普顿同意了。
“他的讲话很长也很精彩，”利普顿回忆说，“他告诉他们德国战败了，但他们都曾是优秀的军人，他为他们感到自豪。他说他们应该重返家园，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还说德国的重建需要他们每一个人的力量。他讲完之后，那些德国人报以响亮的欢呼。”然后他们就动身离去。
2。奥地利的女孩最受欢迎
那些有理由担心自己会被以战争罪起诉的德国高级将领正躲藏在山中。有难民告诉斯皮尔斯，这个地区有一个纳粹分子，曾是奴隶营的纳粹首领，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斯皮尔斯进行了调查，又问了一些问题，认为他们所说的是事实。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此人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
斯皮尔斯叫来了军士长林奇，把情况解释给他听，然后向他下达命令：“你带着穆尼、利布高特和西斯克去找他，然后干掉他。”
林奇把人召集齐后向他们宣布了任务，弄了一辆兵器载运车就向山上开去。途中，穆尼盘算着这次行动，感到有些为难。他很明白斯皮尔斯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仅仅基于从难民那里搜集来的证据就下达处决的命令是不合适的。但斯皮尔斯是连里的指挥官，而他穆尼只不过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士兵。最后他决定：“我不会遵循这种胡闹的命令。如果说必须要有人下手的话，那可不是我。”
他们到了农场，没怎么费劲就逮住了那个纳粹狱官。利布高特盘问了他半小时，然后断定没错，他就是要找的那个人，他犯的罪和难民们指控的一致。几个美国兵用枪口顶着他，把他推上了兵器载运车，然后开动了车子。最后，林奇把车停在了一个峡谷旁。他们把犯人推下车，利布高特拔出手枪朝他开了两枪。
犯人尖叫着转身朝山上跑。林奇命令穆尼朝他开枪。
“还是你来吧，”穆尼回答，“战争已经结束了。”
斯金尼·西斯克向前跨出一步，端起M—1步枪对准逃犯，一枪击毙了他。
把战俘和难民进行分类，然后用船运出这个地区的工作完成后，下一项工作是对缴获的德军装备以及战争不再需要的美军装备全部进行分类和汇总。这些物资被集中起来登记造册之后，就由卡车车队运到在法国的军械库。
军官被要求上缴诺曼底空降前领到的丝制法国地图，这是一种标明了逃脱路线的地图，不上缴的要被罚款75美元。这些地图对于参加过D日空降的老兵们几乎是一种圣物，因此这个决定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当被告知不上交地图就要被罚款时，温特斯借用了麦考利夫将军的一句台词——“屁话”，代表全营对赫伯特·索贝尔上尉做出了回答，作为团供需官的他只好无奈地转身离开。
由于没遭到反抗，再加上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确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到5月的第3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真正需要美国人做的工作了。所有的帮厨、勤务、洗衣服、清扫营房以及建筑方面的任务，都被那些急于赚钱或想要食物和香烟的当地居民承担了。于是，时间对于这些渴望回家的年轻人来说就显得太难捱了。
温特斯让人修了一条跑道、一个网球场、一个棒球场和一个射击场。连、营、团乃至整个欧洲战区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竞赛。温特斯还组织了日常密集队形的训练。
有的弟兄很喜欢这些活动。对那些把运动当回事的人和那些希望将来能上大学或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锻炼的绝好机会。他们被免除了各项勤务，住在独立的运动员宿舍，每天都有训练或比赛。对几个想当职业军人的人来说，这也是个培训职业技能的好机会。
但对大多数既不想当运动员又不想当职业军人的弟兄来说，训练和竞赛是令人厌烦的。他们找到了另外4种发泄方式：游览阿尔卑斯山、打猎、喝酒和追女人。滨湖采尔是一个大约4公里长2公里宽的湖，景色非常优美，5月底6月初那些阳光灿烂、日照时间长的日子里，在湖里游泳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我的游泳衣太破旧了，”韦伯斯特5月20日在给母亲写的信中说，“请你尽快从阿伯克龙比和菲奇给我寄一件颜色鲜艳的游泳裤来好吗？32的腰围，最好是短裤，而不是游泳裤。”
卡普伦后面的山上有一座滑雪旅馆。通往那里的缆车已经彻底坏了，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山间小路爬上去。温特斯制定了一个计划，每3天派一个排到这所房屋内疗养、休整。屋内有奥地利的用人和厨师、滑雪教练和打猎向导。滑雪和捕猎石山羊都是非常刺激的运动。
这里是欧洲贵族的主要狩猎场，因此这儿最少有上百头鹿。101师总是最后才拿到分配下来的食物。每个从瑟堡和阿弗尔港口来的人有机会最先领到食物，但他们都有平民女友要养，同时活跃的黑市交易也在诱惑着他们，所以带到阿尔卑斯山上来的食物并不够吃。空降兵们组织了打猎队去猎杀鹿，鹿肉成了餐桌上的主食。二等兵弗里曼弄到了一枝勃朗宁猎枪，用它打来的鹌鹑和其他鸟丰富了餐桌上的内容。
“女人、妓女、少女、女朋友、姑娘、少妇、德国小姐、法国小姐：这就是小伙子们想要的。”韦伯斯特写道。他还描述了大家在这方面的成果：“厨师们包养了情妇；排里的情侣频频光顾库房；麦克里里在镇上有了一个已婚妇女作情人；里斯把他的那位安置在一处私宅里；卡森养了一个受过教育、漂亮而老于世故的波兰金发女子（后来她与卡森结了婚）；排里当官的每晚都去光顾难民营里的女人；滨湖采尔是欧洲最漂亮女人的集中之地，伴着这些肌肤晒成古铜色的金发女子，小伙子们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空谈女人整整3年之后，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反亲善政策彻底失败了。”
小伙子们曾经想要伦敦、巴黎和鲁尔区的女人，这些女人也能满足他们，但据韦伯斯特的观察，“奥地利的女孩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女孩都更整洁、更漂亮，身材更好，并且更好交往，因此小伙子们在这儿度过了特别愉快的时光。”
3。天天有狂欢
可供享用的酒源源不断。5月28日，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信道：“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后，我们每晚都会喝醉。两天前我们抢了一所德国国防军仓库，发现了足足两箱烈酒——总计48瓶。所以你们寄给我的橘子粉就派上用场了。”
关于喝酒，斯皮尔斯上尉只制定了一条长期生效的命令——不准在兵营外面醉酒。士官们对这条命令是严格贯彻的，他们不想看到执行警卫任务的弟兄因为喝醉酒而发生什么事故
，也不想看到喝醉的弟兄一个劲地在街头或山路上晃荡。然而在营房里，弟兄们只要不喝醉，就可以不受限制尽情地喝。但大多数人都会喝得酩酊大醉。
韦伯斯特所在的班里总有一满罐现成的冰茶和烈酒。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每天晚上，“喝到8点钟时，马修斯开始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起来；马什吹嘘起他的班和他的弟兄们是如何地对他惟命是从；肖提安静地坐在一张床上，呲着牙咧着嘴；温又是大笑又是大喊着一些巴斯托涅的旧事；麦克里里在夸耀自己的勇敢——‘整个排再没有比我更勇敢的人了’——这话毫不谦虚但确实是事实；吉尔摩在拼命地烫衣服，他这种表达高涨情绪的独特方式最受大家欢迎；黑尔一边流口水一边又往嘴里灌进一杯酒；从不吵闹的克里斯坐在后面冷冷地沉默着；里德烂醉如泥地瘫在扶手椅里；我醉得还比较有风度，不声不响地睡熟了。”
小伙子们会游一整下午泳或打一场垒球，来摆脱由宿醉引起的不适。温特斯是不喝酒的，他对饮酒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韦尔什和尼克松都酗酒。他从不责备那些在自己的空闲时间喝醉的人。每当他想尝试一下的时候，每天下午发生的那些过激行为就会提醒他不要去碰酒。温暖的阳光下，打垒球的弟兄们都只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处伤疤。有些弟兄在前胸、后背、手臂或腿上有两处、三处甚至四处伤痕。“请别忘了，”温特斯总结说，“我在卡普伦看到的只是一些伤得并不严重的弟兄。”
还有件事同样提醒人们：E连和其他单位为了到达卡普伦付出了怎样的代价。6月5日22时，弟兄们在一起庆祝诺曼底空降一周年。韦伯斯特感到虽相隔仅一年，他们的处境却是天差地别。一年以前的22时，“我的心跳得就像吉恩·克鲁帕敲出的鼓点一样，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而现在的我呢，坐在阿尔卑斯山上一间舒适的屋子里，一手拿着一大杯加了冰的杜松子酒，一手握着笔。从德文郡机场出发的许多弟兄已经牺牲了，分别葬在圣母教堂的公墓、索恩和比利时，但我还在这儿，真是老天保佑，今晚我们应该用死去的弟兄们会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纪念他们——开一个无拘无束的热闹的晚会。”
军官们也正在举行晚会。斯皮尔斯抢到了几箱上好的白兰地，在宿舍和一个带着小孩的漂亮的波兰难民享用美酒。辛克上校在团部——采尔旅馆举办了好几次令人难忘的晚会。有天晚上，他安排了506团的所有军官与泰勒将军及其参谋会面。那晚弟兄们玩得很痛快。斯特雷耶上校还和一位将军打了一架，用福利中尉的话来说，“他一喝多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福利中尉和其他几个人想出了个好主意。他们来到露天停车场把泰勒将军的梅塞德斯车（原来它属于希特勒）的汽油抽走了一大半。他们想像着半夜时分，泰勒在回贝希特斯加登的路上因为没有汽油而只能困在路上的场面一定很有趣。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辛克上校就特意把所有军官召集起来训话。大家在旅馆外面排好了队。辛克痛斥了他们一顿，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他特别提到了昨天夜里的吵闹和恶作剧。他刚接到泰勒将军的电话，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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