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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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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拿衣物时，翠平一直深深地低着头，坐在床边生闷气，这时她突然说道：“你整天把我关在家中，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做革命同志，更没有给我任何革命工作。”
余则成只能好言相劝，说：“你住进这所房子本身就是革命工作，另外，如果你想散心，可以出去玩嘛，抽屉里有钱，站里边有车，到哪儿去都行，干什么都行。”
“你是想让我跟你们站里那些阔太太一样混日子吗？我可是堂堂正正的游击队员。”翠平抬眼盯住他，黑眼珠在燃烧。
对于女人的反抗，余则成无计可施，因为他是个老实人，只好说道：“那么你看该怎么办才好呢？”
“给我工作，正式的革命工作。”翠平表现出当仁不让的勇气。
“你又不识字，而且……”余则成猛地咬断口里不中听的话语，转口道，“现在正是党的事业最关键的时期，党要求你潜伏在这里，你应该很高兴地服从才是，因为，潜伏也是革命工作之一呀！”
从他进入军统局干训班开始，曾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与党组织没有任何联系。那是一段痛苦不堪的回忆，要求他一边学习并实践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刑讯和暗杀，一边等待为党组织做工作的机会。因为经历过那么艰难的考验，所以他对翠平轻视潜伏工作的态度很不满意。他觉得，翠平之所以不能理解组织上的用意，主要是因为她不是知识分子的缘故。他这样想丝毫没有轻视农工阶级的用意，只是这种无知无识的状态，让翠平对党的革命理想和斗争策略无法进行深入的理解。然而，他又确实不擅长教导翠平这样的学生，无法将党的真实用意清楚地传达给她，因为他是个老实人，只会讲些干巴巴的道理，而翠平脾气硬，性格执拗，最不擅长的便是听取道理。所以，虽然他们是革命同志，但却无法沟通他们的革命思想。为此，余则成心中非常痛苦，而且是那种老老实实、刻骨铭心的自责。
无奈之下，他只好再一次对翠平妥协，表示今晚应酬过后，他一定提请组织上给她安排任务。
翠平却说：“组织上早已安排过了，协助你工作就是我的任务。”
“那么好吧。”余则成只得又退了一步。不过，这次让步总算是给他带来了一点工作成绩——翠平终于同意用香皂洗头了。
许是因为余则成答应了她的要求，翠平当晚还算合作，将清洁的长发在脑后挽了个光润的发髻，但看上去却有些显老，与时髦的衣饰也不般配。余则成止住了她往脸上扑粉的动作，只让她擦了一点润肤油和唇膏，因为，她的皮肤黑得确实不宜扑粉。
站长见到装扮一新的翠平，笑得非常开心，说：“这才好嘛，打扮起来真是好看。”又对余则成下命令说：“你可不许苛待我的干女儿，要尽可能地给她买些好衣服。”余则成咔的一声碰响鞋跟表示从命，却没有留意到站长的话只是玩笑而已。
站长夫人是位身材高大、性格粗豪的老太太，五十多岁，据说是北洋时期一位督军的女儿，那位督军是行伍出身，于是女儿便继承了家风，双手能打盒子炮。翠平向老太太行大礼认亲，老太太也为她准备了非常贵重的首饰和衣料作为见面礼。前来观礼的都是军统局的同事，老马紧跟在余则成身边，一个劲地恭维他有大运气，日后必定会升官发财，妻贤子孝、姬妾香艳，姻亲满朝。
余则成不即不离地应酬着老马，希望没有得罪他。这个家伙既有可能是杀他的刽子手，也会是他在军统局里的竞争对头。天津站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个副站长的空缺，老马巴结这个位置已经许久了，而余则成这次被及时地晋升，便很自然地让他成为了这个位置的候选者之一。成为副站长之后，他便可以看到通过照相电报传来的蒋介石的亲笔手令等最高级机密。这也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在军统局里职位越高，他对党组织做出的贡献就越大，因此，他与老马的关系便不得不势如水火。
老马今天的话很多，巴结得站长和站长太太都很高兴。他对翠平的话也很多，甚至主动带领她楼上楼下参观了站长豪华的住宅，而且是半弯着腰在前边引路，像个旅馆里的门童。这让余则成很是后悔没有事先提醒翠平，因为，老马的前任便是被老马这样给恭维死的。那人是组织上给余则成安排在军统局中的搭档，他死后，余则成便常常感到孤单。
这一晚，翠平在聚会的后半段突然高兴起来，与老太太有说有笑的，她的宝坻口音与老太太的安徽口音相映成趣，却让余则成看着担心，因为，他猜不透翠平这份高兴的缘由。
内战在即，所以聚会散得很早，众人纷纷告辞。翠平搀着老太太的手臂落在后边往外送客，余则成也跟在她身后唯恐她出错。突然，他发现翠平乘着众人不注意，朝他使了个得意的眼色，并提起旗袍的开衩处向他一抖，而他一见之下，立时便被惊得险些坐到地上。他看到，在翠平的旗袍下，美国玻璃丝袜子里面，插着一份文件，字面朝外，正是那份《国军在华北及东北地区作战计划书》。他立刻抬头向门外望去，发现早已告辞的老马还留在院中，身后散落着他的七八个手下，不住地拿眼盯着走出来的客人。此时聚在门边等候与主人告辞的客人已经不多了，无奈之下，余则成从老太太身边抢过翠平说：“你不是要上厕所吗？”然后拉起她便跑上二楼。
站长的书房也在二楼，翠平一定是中了老马的奸计了。虽然老马并不一定知道翠平的真实身份，但圈套他是一定要下的，“有枣没枣打三竿子”，这是军统局常见的工作方法。
翠平却一边跑一边问：“走出去就安全了，你干啥要回来？”余则成只好吓唬她说你偷文件的事已经被发现了，他们正在门外等着抓她。跑进书房，他问：“你在哪儿拿的？”翠平一指书桌上已被打开的公文包，那是站长的公文包。他迅速从翠平衣下拉出那份文件，又放在书桌上用十根手指弹琴一般按了个遍，好用他的指纹盖住翠平的指纹。当他刚刚将文件塞进公文包时，门外便响起了脚步声。翠平这时黑眼睛一闪，咬紧嘴唇，一下子扑到他的怀中，用头像一只小动物一般在他的胸前拱来拱去。但余则成知道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便猛地将翠平的旗袍撩到腰际，然后将她抱到书桌上，一只手搬起她的一条腿，另一只手迅速将站长的公文包锁好。同时他也留意到，翠平的脸已经红到了脖子和耳际。
冲进来的是老马和他的一班手下，见此情形立刻愣在门口，笑道：“小余，想不到你这个老实人也会干这调调儿！”
为了翠平的这次无组织无纪律的冒险行为，余则成只能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在向站长告辞时故作随意地提起要请一天假，说是家中来信，老岳母身体不好，需要女儿回去伺候，明天他想出城把太太送回去。他这是在冒违抗组织命令的风险，因为，翠平毕竟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他没有权力将她调离工作岗位。
站长听了他这话，当即将翠平留给他太太，把余则成拉到一边严肃地说：“我好不容易给我太太找了这么一个玩伴儿，而且她们两个也很投缘，你不能带她走。”余则成说：“家中长辈有话来，不能不听。”站长说：“长辈有病可以花钱治嘛，多给他们些钱就是了，你若是把我干女儿带走了，我太太没人陪，还不得照旧每天缠住我不放。”
原来站长并非真心喜欢翠平的鲁莽，而是他正在给太太物色一个能绊住她的女友，却恰好被翠平撞上了。于是，余则成为了避免翠平再犯错误的意图便被站长的私心给无形地化解了。为此，余则成在心底有一点可怜这个大特务头子的不幸，他娶了那么多房太太，却又要做出道德君子的样子，真的很难。
通过事后的争吵余则成发现，翠平的鲁莽与大胆绝不是批评教育可以解决的，而他又无法将她送走。只是，把这样一个女游击队员长期放在身边，还得带着她参加特务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当真是危险得很。无奈之下，他通过联络点给组织上写了份申请，请求组织批准让翠平在他的指挥下，不要参与任何有危险的工作。
组织上很快回信同意了，他便将这个决定传达给了翠平。翠平说：“你说话不算话，前几天还说要给我任务，结果却在背后捣鬼，想要把我关在家里或者支走。”余则成说：“现在你想走也走不成了。”翠平说：“我拔脚就能走。”余则成说：“你若是丢下站长太太一走了之，便是对革命工作的不负责任……”很快，他们的讨论便又演变成一场惯常的争吵。
他们的这场争吵是在卧室中发生的，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地上，翠平一生气居然点起了烟袋，浓烟把卧室熏得像座庙。余则成张了几次嘴，却又把禁止吸烟的话咽了下去。与革命工作有关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与个人相关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他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而让他们的协作关系进一步恶化。
倒是翠平猛然醒悟过来，拎着烟袋光着脚跑到了阳台上。余则成也跟着她来到阳台，本打算劝解她几句，缓和一下气氛，不想他却突然发现，在街对面停着一辆小汽车，里边有两支香烟的火头在一闪一闪。他又向街的两边望去，果然发现远处还停着一辆汽车，但里边的人看不清楚。这是军统局典型的监视方法。于是，他伸出双臂，从后边搂住翠平，口中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在她耳边低声道：“你也笑。”
翠平显然很紧张，笑声一点也不好听。他又将翠平的身子转过来，一手搂住她的腰，另一只手搂住她的头，将嘴唇贴在她的嘴角边上，做出热吻的样子。翠平口中没有喷净的烟气，熏得他泪流满面。
他又看了一眼街对面，“现在知道什么是危险了吧！”他悄悄地说。“知道了。”翠平仅止点首而已。
他接着说：“我希望你能听从我的安排。”翠平把头摇得很坚决：“不行！”“为什么？”翠平这才小声说她必须有正经的革命工作才行。他说：“你这是不服从领导。”翠平说：“领导也得听取群众意见。”他说：“非常时期得有非常措施。”翠平说：“放弃革命不行。”他说：“你做工作的方法不适合现在的环境。”翠平说：“你可以教我怎么做但不能不做。”他说：“我交给你的任务就是陪好站长太太。”翠平说：“那个老妖婆让我恶心。”他说：“你要跟站长太太学的东西还多着呢。”翠平说：“打死我也不学当妖怪。”……
这一场争吵，直到翠平猛然甩手离开他才结束。她最后丢下一句狠话：“我看你身上根本就没有革命战士的胆量。”
翠平回房间去了，余则成却不能追上去继续这场争论，因为他不得不在阳台上打完一套太极拳，以表演家庭生活的幸福与安闲，给楼下的特务看。他知道，楼下这些人是老马布置的，为了除掉他这个竞争者，老马甚至可能会把他“诬陷”成共产党。
用余则成自己的话说，他们的这场发生在革命团体内部的争论，是以翠平的部分胜利而告终的。第二天，他不得不又给组织上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翠平参与一项危险性不大的工作。如此朝三暮四，出尔反尔，让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党组织，给领导添麻烦了。
他让翠平参与的所谓革命工作，是替他向组织上缴纳他的党费。
他在军统局所做的是那种让人无法清廉的工作，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想方设法地给他送钱，目的并不一定是要他帮什么忙，而多半是希望他装一些糊涂，哪怕是少看他们一眼也行。到了天津站之后，他手中已经积存了一大堆十两的金条，但是，由于和党组织的同志见不上面，他一直也无法上交。现在这一堆金条倒是给了他一个替翠平安排革命工作的理由。
他对翠平说：“我已经与组织上联系好了，你每天陪着站长太太出去玩，组织上会派交通员与你联络，告诉你交接金条的方法。”翠平横了他一眼，说：“原来不是送情报。”他只好说这是组织安排的，是极为重要的革命工作。翠平问：“如果我做得顺利，是不是就可以送情报了？”他说：“假如组织上同意，我们再商量。”翠平说：“我不喜欢摸钱，更恨有钱人。”他便说：“你现在就是有钱人，而且必须得让所有人都明白你是个有钱人，这样你才会安全。”翠平啐了一声“狗屎”，但还是同意了。
这样以来，他们“夫妻”便分别担任起不同的工作，既互不干扰，也互不了解。余则成认为，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知道得越少越安全，对革命工作更是如此。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余则成的工作和“婚姻”终于平静了下来，一切都走上了正轨。而这个时候，老马对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善意，经常过来找他闲聊，拉他吃饭泡澡听戏然后再泡澡再吃饭再听戏，而且还常常向翠平赠送贵重礼品。时常挂在老马口头上的话是：“站长太太对你太太比亲女儿还亲，娘俩出双入对，形影不离，日后那个副站长的位置必定是老弟你的，老哥哥将来还得请老弟多多关照提携才是。”
除此之外，老马还给他介绍了一批倒卖外币和黄金的掮客。为了能够维持住翠平上缴党费的工作不至于间断，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翠平再次要求参与到他的情报工作中来，他便顺坡下驴地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贪财的特务，于是，军统局中便又多了一个贪官。为此，站长曾几次暗示他，说凡事都得悠着点儿，不能操之过急，钱财之事无小事，应该从大处着眼，与大人物共事才安全。
出事的那天，余则成因公跑了一趟塘沽，很晚才回来，却又被新的紧急公事给绊住脱不开身，便往家中打电话，不想没有人接。他并不知道翠平这天有没有任务，就派手下人到家中去看，那人回来说家中无人，他便立刻意识到翠平出事了。因为，他们在一起两年来，翠平总是早睡早起，从来也没有过夜不归宿的事发生。
他给站长夫人打电话，老太太说干闺女原本陪她去瞧戏，压轴的《牧虎关》刚开锣，她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而且再没见到她。然后他又给警察局长打电话，不一会儿那边回电说今晚没人报警发生绑架案件。他再给卫戍司令部打电话，让他们查寻各出城路口，并描绘了翠平的身形相貌。然后又打电话找老马，没找到，便又跑下楼找特勤队的其他同事，他们都说今天只抓了些闹事的学生，没见着中校太太。
其实他一点也不担心翠平被捕后会有什么不恰当的行为，他对她的勇敢和革命意志有信心。他也不担心翠平为了不泄露机密而临危自尽，因为，自从决定让翠平传送党费的那一刻起，他便命令她将毒药和手雷全都留在家中，绝不许带在身上。他认为，她不带这些东西会更安全，也会更小心，否则，以她的性格，她可能会有恃无恐，做出冒险的事情来。
他唯一担心的是，万一翠平真的被捕，她一定会咬紧牙关，绝不肯吐露她是他太太这一身份，也就难免会受刑吃苦头。为此他在心底不住地批评自己，他原应该在派她出门之前便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与应对策略都替她设计好，而不应该因为俩人相处得不愉快和任务危险性不大便忽视了安全防范。“你对革命同志关心得很不够啊！”他很是生自己的气。
到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这件事连站长也惊动了。他说：“哪个浑蛋会有这胆子？”便抄起电话要通了中统局天津站的站长，那边也没有翠平的消息。直到傍晚时分，老马才回来说他把翠平给找到了。这不由得又让余则成多担了一份心，因为，本地任何人抓住翠平都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唯独老马是个例外，这家伙可是个设局害人的高手。
翠平是被关在了税务局的拘留所里，老马陪着余则成前去领人。税务局大小官员排队在门口迎候，局长吓得面如死灰，就差磕头求饶了。翠平头发蓬乱，脸上有伤，却被人给换了一身新衣服。她一见余则成来接她，便把脸转了过去，脸色由白到红再到紫。
余则成问局长是谁把翠平抓进来的，局长只是一味地作揖，口中不停地说兄弟该死有眼无珠。除了退还翠平的金条，局长另外又送上一根金条说是给太太压惊。余则成不愿意理睬他，倒是翠平老实不客气地将金条抓在了手中。他知道，翠平一定是相信了他给她灌输的道理——革命事业同样需要金钱的支持。
他又问老马是怎样找到翠平的。老马说：“你老哥哥没别的本事，只是手下多几个耳目罢了。”老马又劝慰翠平不必难过，等两天他一定会替她出气，要让抓她的那些家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然而，余则成却仍然在担心这出戏是老马导演的，因为，税务局抓捕黄金贩子的侦探可能不认识翠平，但不可能不认识跟翠平形影不离的站长太太。
回到家中他问翠平接头的同志怎么样了。翠平泪流满面，说已经服毒牺牲了，并且埋怨余则成不该禁止她带上毒药，以至于让她被反动派抓了活口，而且有可能连累到他。但余则成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如果他太太因为倒卖黄金被捕而服毒自尽，便是向所有人宣布她是在使用共产党人的秘密工作手段，反而会引来更大的怀疑，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但是，他并没有把这话讲出口，因为翠平此时已经羞愧难过得死去活来了。
自此以后，翠平再没有向余则成提出过参与革命工作的要求，运送党费的工作也停止了，每天她只是蹲在阳台上抽烟袋，将牙齿熏得焦黑，再不出大门一步。站长为此也挺着急，说：“我太太很是想念干女儿。”余则成只好替她遮掩说翠平病得挺厉害，等好一点立刻叫她去见义母。他也确实希望翠平能够尽快好起来，哪怕是再跟他不断地争吵也行，然而，翠平甚至连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慢慢地，她原本强壮的身体便被她自己折磨得有些形销骨立了。
正在这个时候，组织上突然来信询问翠平的工作情况，要余则成给翠平做一份工作成效和党性水平的鉴定书，说是要入档案的。
这件事把余则成推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在他看来，翠平无论是从学识相貌，到脾气秉性，以及工作方法，都与她现在的工作大相径庭，更让他恼火的是，翠平几乎从来也不肯听从他的领导，不肯认同他的工作也是需要绝大的勇气和毅力的。然而，他却没有勇气将他的这些想法汇报给组织上，特别是在翠平出现了这次重大的失误之后。过去几年来，他一直在经手与中共有关的各项情报，早几年从延安传来的情报中，多半是报告中共整风运动和抓特务运动的情况，如果单从那些情报来看，确实有些吓人，然而，由于他与组织上没有直接的联系，他又无从判断这些情报的真实性有多大，也就无法辨别那些派遣出去的特务是不是在写小说，编故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认为如实汇报都是不妥当的。翠平这孩子原本就够可怜的了，别的假夫妻一起过上三五个月便会向组织申请正式结婚，而他们在一起两年了，非但未能成婚，而且俩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他认为责任在他自己。于是，他在鉴定书中写道：
……该同志有着绝大的勇气和毅力。她对工作无畏无惧，热情之高令人钦佩；对同志严格要求，督责之严值得学习。建议对该同志予以表彰，以资鼓舞。
再读一遍给翠平写的鉴定书，余则成觉得还没有把工作做到家，便又提笔补充道：
鉴于该同志的经验已日渐成熟，建议再开设一个备用信箱，并由该同志专责收发。
又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回信了，同意由翠平负责一个备用联络点，并给翠平记了三等战功一次。
“这是新的任务，你必须完成。”余则成在传达完组织上的指示后说。
“让我带上毒药和手雷。”翠平已虚弱得无力讲话，但黑眼睛里却燃起了热火。
1948年10月14日深夜，在东北战局最为紧张的时刻，站长紧急召见余则成，拿出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大信封给他看。余则成立刻注意到，信是给卫立煌集团在长春的守将郑洞国的。站长说：“南京的意思是让咱们派几个生人把手令送进去，我推荐了你，另外还有一道给你的指令，一旦发现临阵畏缩或意欲降敌者，你有权力当即格杀。”余则成指着信封问：“那么……”站长说：“你的想法和我一样，咱们别当糊涂鬼，还是拆吧。”
余则成用裁纸刀小心地敲碎封口的火漆，抽出蒋介石的手令铺在书桌上。手令的内容很简单，蒋介石严令郑洞国率长春守军全力向沈阳方向突围，这样既可保存实力，也可以暂缓解放军对锦州和沈阳的压力。读罢手令，站长不禁长叹道：“东北完了！”
余则成知道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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