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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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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至1955年，是白朗工作最紧张、创作最多的五年。解放初期，工人、农民、干部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白朗更是信心百倍地工作着、写作着。朝鲜战争爆发后，她便往返于中国——朝鲜的卫生列车上接送伤员，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不断激动着她，于是创作了描写卫生工作者在抗美援朝医疗战线上斗争的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书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医务工作者、乘务员的忘我牺牲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及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1951年，白朗以国际妇联调查成员的身分赴朝鲜战场，参加了调查美国和李承晚暴行的活动，参加起草《告世界人民书》，揭发、控诉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同年秋，奉命代表蔡畅、邓颖超两位领导到索非亚参加国际妇联执委会。1952年随巴金等人到朝鲜战地访问；9月，奉周恩来总理委派，陪同英国朋友、作家、工党议员费尔顿夫人再次赴朝鲜访问；12月，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1953年又应费尔顿夫人的邀请、奉周总理之命出访英国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三八”妇女节，因保守党政府拖延签证而未能成行；同年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大会，会后去赫尔辛基参加芬兰妇女大会；7月回国，翌日即换上志愿军军装参加以罗烽为组长的访问组奔赴朝鲜开城，同时参加了在板门店举行的朝鲜停战签字仪式；8月，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又一次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委员，1956年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如开的亚洲作家会议。她作为中国五十年代的国际风云人物，还访问过苏联、丹麦、奥地利、缅甸等国，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白朗是一位有成就的著名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平战士。在解放后最初的几年中，她以自己的卓识、胆量和才能，为祖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做了大量既劳心又劳力的工作。在创作上，这时期是她的丰收季节，除以上提到的作品外，还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真人真事》（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出版）、《锻炼》（1957年，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四个女先进生产者》（1956年，中国妇女杂志社出版），散文集《斯大林——世界的光明》（195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月夜到黎明》（1955年，作家出版社）。白朗的散文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对敌人的鞭笞、控诉，对革命的向往、追求，对斗争和往事的回忆，个人感情的抒发，旅欧、赴朝的记录，对战争的憎恨，对和平的热爱，以及祖国的伟大变革、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交织成的人类的爱。这些散文，是白朗灵魂的镜子，是她革命一生所留下的闪光的脚印，是她成长的记录。
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像大海，时有不测风云和狂风恶浪的骤起。正当白朗勤奋写作和工作的时候，于1958年春，在反右斗争中，她被诬为有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通天翻案之“罪”，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所谓“天”，系指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1956年，白朗为了潜心创作，避开会多、运动多的北京，躲到北戴河去了。这时，恰恰周总理和邓颖超也在那里。他们问白朗：为什么要批判丁玲。白朗讲了从1955年以来对丁玲批判斗争的情况，还表示了一点自己的意见。认为这种斗争太过了，不同意对所谓“一本书主义”的批判，“在创作上，我自己就是抱着争取多为党工作而写作的，那就是要为人民至少写出一本像样的书。”当时，邓颖超说：“在我们和丁玲的接触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她是一个反党分子！”她还非常感慨地对白朗说：“老头儿（指总理）时刻关心运动，他也忧心出现老毛病：上边要什么，下边就给什么……”这句话，正切中了反右斗争错误的要害。白朗虽没有对谁重复邓颖超的话，但她被定成“通天罪”，划成右派分子。罗峰被翻出1942年在延安发表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进行大规模的“再批判”，也被错划成右派分子。
1958年4月，他们蒙着奇冤，被赶出北京，送到辽宁阜新煤矿劳动改造。当白朗离开北京的时候，她满怀激愤地预言道：“有一天，我会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因为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境遇下，革命一辈子的决心从未动摇过。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也决不会抛弃一个真正拥护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肯定有那么一天，我仍然会肃立在党旗下面尽情高唱《国际歌》，党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我的生命。”这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在危难中的自白！
悲剧就从那时开始。在“阶级斗争”中人人自危；中国，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涣散人心。安定、强大、繁荣的国家是这样“斗争”来的吗？
阜新，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她像一位健壮的母亲，敞开黝黑火热的胸怀，迎接自己忠诚的儿女。白朗同矿工一样下矿坑，上上下下要爬一百七十多级的木梯，很多工人都同情地说：“在我们煤矿，还从来没有见过女同志下坑。我们都够呛，而她却和我们一样……”
白朗，沉默着、劳动着；她没有吝惜自己每一滴汗水，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一块燃烧的煤，也投入祖国的建设之中。后来，她被调到阜新地毯厂（一所完全用手工操作的作坊）和工人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多年的老病——脊椎增生、肺气肿和气管喘息，在这沉重的劳动中加重了。疾病摧残着她，劳动折磨着她，政治压迫着她。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她在劳动上花费了劳力，但却没有得到半分报酬，连住旅社、治病，都要自己掏钱。
逆境中的人，时刻都受着大山一样的压力；心，就像泡在苦水里的莲子，人生，那是多么苦的滋味啊！但白朗，她是一位战士，仍然乐观地劳动着，她同青年女工一样，坐在高高的架子上织地毯，把自己的白发也都织进地毯的花朵。
几年熬煎后，1961年底，白朗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调到阜新市文化馆看稿子。这时，她振奋起来，创作激情袭击着她，她要创作了。白朗从不空发宣言，她是一位肯于实践的人。作家、艺术家也许都有一种习惯：任何时候都不停止自己的艺术构思。那几年，白朗如同被风暴抛入大海的一叶小舟，但惊涛骇浪终究没有吞没这位坚强的战土，她是那样执著地爱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
在同工人一起劳动中，她积累了生活，相继发表《少织了一朵大红花》、《温泉》等短篇小说及《在起跑线上》、《纽带》、《火花》、《管得宽小传》和《跨海访师记》、《黑海红帆》、《人·物质·精神》等报告文学。那时，她虽然摘了帽，但毕竟还有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所以她常受冷遇，稿子被编辑无情地打回来，但她从不因此灰心，在低压的气候里顽强地生活。心，向着理想的世界；笔，写着光明的乾坤……
1966年，黑浪四起，无情地破毁着共产党领导人民流血牺牲建造的家园，摧残着法律、正义和真理。白朗和罗烽，被关进中共辽宁省委“学习班”，挨批、挨斗、坐“喷气式”，弯腰、挂牌子……白朗的头衔是“大右派”、“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了幸福的明天》是大毒草：“造反派”质问她：“为什么明天才幸福！今天就不幸福吗？'白'是反动的颜色，你为什么叫'白朗'？”人类历史的黑暗时代，就是疯狂加愚昧的时代。白朗回答说：“白色纯洁，我喜欢白色。”于是她挨了毒打，从“学习班”又关进专政队。
1968年秋，辽宁的“牛鬼蛇神”被赶到盘锦干校。但干校不是天堂，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劳改集中营。他们的恶运没有结束，接受的是强迫劳动和继续被批被斗。这时，白朗一身重病，但在胡家公社田家大队同青年农民干着一样的重活。每天从住地出发，到二十里以外的冰天雪地里劳动，白朗为给大家烧开一锅水，她搂草、刨冰半天半天地趴在雪地上吹火，她是想用自己的苦，能给大家换来一点温暖啊！冷酷的严冬是那样无情，它那肆虐的风雪把白朗的脸、手、脚都冻烂了。在他们收工的时候，天色已黑，在没有月光的荒野走着坎坷的小路；到了驻地牛棚，常常吃不上饭，吃了饭，又要开批斗会。
白朗是一位性格刚强的人，宁肯玉碎，不作瓦全。1969年，在一次批判她的会上，她竟从嘴里掏出假牙回击那个诬陷她的家伙。政治受诬害、精神受折磨、肉体受摧残的白朗啊，受到重创的灵魂被推到了生命的绝境，于是重犯了1942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得下的精神分裂症，但这次最重，她变得癫狂得怕人，摔东西，把床单撕成布条，指名道姓地大骂大人物，周围的同志都为她的命运捏着一把汗……
1971年春，白朗带着一身还在流血的创伤，被运到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家里“疗养”。
北京啊，你还记得十二年前，当白朗依依不舍地离开你的时候说过——“我会唱着《国际歌》回来的！”现在，她回来了，披着一身凄风苦雨。在北京，他们夫妇有很多共过患难的同志和朋友，但多处在自身难保的遭际之中。有的冒着危险偷偷地把命豁出去来看望他们，或相对无言，或说上几句互勉珍重的话，行动不便的，只能受着感情的宰割，内心里向白朗夫妇祝福平安。
阳光依然灿烂的北京，人们却过着黑暗的生活。重病缠身，“神志紊乱”的白朗，没有说过话，俨然是个“哑巴”。
性格坚强，又重感情的白朗啊，一生经历过许多生离死别的时候，但她没有流过泪。然而，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她的眼角淌出了两行长长的泪水。1976年“四五”运动爆发的那天，她那布满阴云的脸，忽然漾起了三月的春意。1978年，她的精神分裂症好转；翌年初，白朗——一个奄奄一息的作家的生命也复苏了，二十一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给她恢复了政治名誉和文艺一级的待遇。
1979年，满头白发、历尽苦辛的白朗，坐着手推车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不久，她从作协辽宁分会调回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从1978年仲春到1980年金秋，我先后看望白朗四次。我又翻阅了她的全部作品：三个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牛四的故事》、《北斗》，两个中篇小说《老夫妻》、《为了幸福的明天》，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散文集《西行散记》、《月夜到黎明》，报告文学集《真人真事》、《一面光荣的旗帜》、《锻炼》、《群星》以及《白朗文集》（五卷；1981…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使我对这位著名女作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有了极深的印象。如果她没有这二十余年的遭遇，她能给我们写出多少佳作？！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能为人民多做多少工作？！
1980年秋，那是我最后一次访问她，我让她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名留念，罗烽递给她一支金笔，她顺手写下了“白朗”二字，并说：“这是我十余年来第一次握笔写字。”在场的女作家逯斐说：“白朗同志，您写得太好啦！”是的，还是那样潇洒、挺拔，同她的人、人格一样。这时，她当年那种英姿和风采，又重现在我的脑海……我希望，这次相见，能是她的新的开始，拣回早被摔掉的笔来，勾销“决不动笔再写一个字”的不幸誓言，用自己全部的爱和僧谱写出由《摇篮曲》、《流亡曲》、《春光曲》、《进行曲》、《回春曲》组成的大型回忆录《一曲未终》，作为新长征的开始……
但是，她身患多种疾病，身体越来越坏，不得不申请离休。又一个十年过去，她的病并未见好，罗烽先行离她远去，这更使她的精神难以承受。生命就这样最后告别亲人，告别文学，告别再也回不去的东北大地。1994年2月7日白朗与世长辞，数天后在北京八宝山，我流着泪，同一百多位作家一起为她送行……
1980年10月20日
1995年春修订
草明
白舒荣
一
1933年8月。一个炎热、郁闷、令人窒息的下午。
广州口岸，停泊着一艘待启航的货轮。紧张忙乱的例行检查过后，船缓缓驶出。不知什么时候，从舱底走出一对青年男女，略显不安的神情中，流露出掩盖不住幸福的喜悦。
男的大约二十四五岁，老练洒脱；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学生模样，身材娇小，一对明亮的大眼睛闪着倔强的光芒。
他是作家欧阳山；她，就是草明。
“九·一八”的炮声，把中学生草明从政治上混池、苦闷状态中惊醒。她积极和同学们一起奔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但不久便被军阀陈济棠赶回了教室。这时，有位教师介绍她认识欧阳山，他当时已经写了十四本小说，正创办用广州话写给劳动人民看的小报——《广州文艺》。
欧阳山看了草明的来稿很赞赏，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写法，鼓励她先多写短篇，还说人家莫泊桑就是先写了很多短篇，后来才写的长篇。她也参加了《广州文艺》的工作。他们一些人自编、自卖，十几期后为当局所禁，又马上把刊物更名《新地》继续发行。她常在小报上发表作品，描写缫丝女工的苦难生活和对命运的反抗。在欧阳山指导下，她写出了一部约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缫丝女工失身记》，连同欧阳山反映流浪汉生活的小说《单眼虎》一起付印出版。为表示她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将“萌”字拆解为“草明”，作了笔名。
她还在何干之组织的秘密读书会里学习社会科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的成立活动。
那是怎样的岁月啊！似绷紧的弦，像欢快的进行曲。要应付功课，又要写稿子、上街售报、读新书……这批进步师生和文化人努力的结果，招致广东统治当局的怀恨，放暑假的时候，得知何干之、欧阳山受到通缉，黑名单上也有她。她和欧阳山正恋爱，把刊物托付给其他同志，二人便搭乘了这艘运生猪和菜的货轮。
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颠簸，他们终于进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经欧阳山的朋友韩起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适逢左联一次盛会，欢迎以英国马莱爵士和法共古久列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她有幸出席，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有一次，她和鲁迅在一起吃饭，饭后恭敬地递上一枚牙签。鲁迅先生说：“我不需要，全是假牙，也许敌人听后会高兴，以为我老掉牙了，但他们高兴得过早了。”她为先生的幽默和斗争精神深深感动着。
有人冒草明之名，在第三种人的刊物《文艺》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赶夜路》。她气愤之余，写了二百字的“声明”，斥骂冒名者的无耻，希望能在《申报》增刊上发表。鲁迅认为此举实为他人做义务宣传，便代为草拟数言，让她附在下次发表的作品后面，既达到目的，又不扩大宣传。这时，她领会到革命先辈的战斗艺术。
1935年，她被国民党逮捕，投入监狱。鲁迅先生在经济上大力援助她，出狱后，又为她介绍医生看病，甚至亲自查看德文诊断书。鲁迅先生对晚辈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使她深受感动。终生难忘。在文学道路上，茅盾也给她不少帮助。
她和欧阳山在上海结婚，二人以卖文为生，生活虽然清苦，却不乏斗争的诗情。她常常参加左联组织的飞行集会，秘密张贴革命标语，在盟员之间、盟员与进步文艺界、与工厂工人、国际友人之间开展丰富而有意义的活动。她也曾先后和沙汀、叶紫、欧阳山、艾芜、杨骚、杨潮等作家，在“小说研究会”就创作上的倾向性、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过热烈的探讨，还曾担任刊物《作品》的编委，参加过“左联”最后一个机关杂志《现实文学》的工作。在上海的岁月，对于她坚定地走上为革命、为人民而创作的道路，是极为重要的时期。
二
1933年10月，在左联《文艺》月刊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倾跌》，这是她正式登上文坛的记录。
《倾跌》，通过描写三个缫丝女工沦落为私娼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外资入侵，我国农村手工业凋敝、破产，农民贫困化的悲惨景象。作家饱含着热情和希望，塑造了倔强、不屈和觉醒中的女工阿屈的形象——这可以说是草明一生致力于塑造工人形象的起步。
继《倾跌》之后，她在《作家》、《文学月刊》、《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又陆续发表短篇小说《没有了牙齿的》、《倦》、《进城日记》、《大涌围的农妇》、《和平的果园》、《阅历》、《我们的教师》、《小玲妹》及小小说《汉澜桥畔》、《魅惑》、《水鬼》、《表兄弟》和中篇小说《绝地》。这时，可以说是她一生创作的第一高峰。
她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揭露和诅咒黑暗，从侧面反映工人和社会下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艺术表现上，她不太追求情节和结构的完整，而是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刻画，长于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也长于描写人物心理、形态和景物，自如地运用第一人称，以“我”的闻见为线索，带动情节的发展，发现人生的种种画面，令人感到亲切信服。
她为什么将自己的爱和同情寄予工人、穷人；为什么将自己的仇恨和反抗掷向剥削压迫者呢？除了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革命理论的教育外，显然和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顺德县坐落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它盛产稻、甘蔗、蚕茧、香蕉、鱼类。很久以来，制糖、缫丝工业就很发达。草明的家在顺德县桂洲乡。
母亲是雇农的女儿，九岁时，因为小弟弟生病无钱医治，自愿卖身换取兄弟的性命。由于医治不及时，小弟弟一命归天，当姐姐的却做了广州一个徐姓官僚地主家的丫头，永远失去自由。到十六七岁，主人把她和另一个丫头送给一个姓吴的官吏做妾，这人就是草明的父亲。
她生于公元1913年6月15日，原名绚文。从小体弱多病，十岁时，个子像六七岁孩子那样矮小。她的复杂的大家庭，常使她厌恶和恐怖。嫂嫂总是责骂她没有天性，死了一个不满三月的弟弟也不悲哀；父亲的另一个老婆，常借用她的肉体来发泄自己的怨气；骄纵坏了的异母兄长和比母亲还要大的姐姐、嫂嫂们，也常虐待她，她好像一只可怜的小黄雀，被关在笼子里。
父亲的大家庭日趋破落，她初知人世时的生活知识，不是好看的衣服、漂亮的洋娃娃，而是抽屉里的“当票”'。父母的衣服、首饰、古董、字画、碑帖……进了当铺；父亲的几个老婆也一个个离开“倒了霉”的丈夫，唯独她的老实而从来没有得过宠爱的母亲，坚持留在家里，靠借债，靠手工，勉力维持着一家人的温饱。她的同母兄长，一个到香港广生行当售货员，一个在上海邮局拣信，还有两个念私塾。她跟着妈妈学习编织、糊纸盒子、做香包……
家里经常没米，一小锅饭得先让父亲吃，然后是哥哥，到她嘴里已剩下不几口。肚子不饱，就出去跟着哥哥淘气，抓蜘蛛、钓鱼、摸田鸡，弄熟后，几个孩子分着吃。她也跟着男孩子爬屋顶。有时一个人留在屋顶上，望着辽阔的南天，变幻的彩云，便托着腮帮无边无际的遐想起来。
她的家乡，缫丝厂星罗棋布，绝大部分是手工劳动，只有一家最大的是半机械化。她常去丝厂玩。晨光熹微中，女工们应着汽笛的召唤，急忙走向工厂。晚霞收敛在大芭蕉树丛后面，她们拖着疲饿不堪的身影走回来，木屐打着白麻石，似有无穷的哀怨。小草明不知道她们苍白的脸色是由于工时过长，成天看不见太阳和恶劣的劳动条件所致，更不懂为什么她们整年辛苦，却过着贫困的生活，只是睁着大大的好奇的眼睛，羡慕地盯着这支长长的队伍。有时清晨和小朋友们跟在她们后面，一直把她们送到坟澜桥头；傍晚跟哥哥们跑到五里外的大凉亭，去迎接这支放工归来的队伍。
十岁那年，母亲打算送她进丝厂，但要准备拜师的礼品：至少一个金戒指，一套香云纱衣裤。那次没去成，因为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我国丝业不景气，丝厂纷纷倒闭，加上她体弱多病，长得矮小，腿脚跟不着翘板，只好作罢。
她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却鼓励自己的女儿读书，认了字长大了好找个事做。她边跟妈妈学针线活，边跟念私塾的哥哥学识字，每天学一个，会了十个，奖励她一个铜板。她家有个书箱，零乱地装满《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笔生花》、《福尔摩斯侦探案》等小说。她贪婪地读起来，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大致明白了它们的意思。
十一岁那年，母亲送她进了邻村的小学，一年级念了半年，就跳级上二年级。二年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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