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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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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紫萝兰的芬芳终于代替了白色的大理石花，小说成了一首哀愁而又明丽的爱情诗。
《长相忆》和《探病记》内容大同小异，人物性格却迥然不同，结构也大异。前者以送别开始，送走后回家结束，中间描述事情的发生、发展，文笔清秀婉丽。后者以女主人公满腔热情而来开始，张惶凄凉出走结束，中间也描述事件的发生发展，文笔始为欢快，后转凄婉。就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前者所有人物皆可敬可爱，张老师的温柔多情而识大体，作家借她的嘴，再一次宣扬“爱是应该完整”的曲调。不难看出，琦君关于“爱是完整”的思想，显然十分注重精神与伦理的完善，而忽视爱情的现实价值。这种观念的文化依据，明显来自民族传统的道德准则。它与作家对民族文化深刻的认同感紧密相连。这与她在散文中表现出的深厚乡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这一观念的统摄下，使得琦君在小说中极少玉成其爱，而是强调“爱的牺牲”。
在《失落的梦》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种牺牲精神。作家成功地通过慧的心理描写，把女主人公的酸辛、怨恨、怜悯、同情、关怀种种情绪，细腻地显现在读者面前，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侧面。慧甚至认为，她的牺牲也并不无代价的，因为她的退出“可以完成一件更伟大的艺术品”——“你们志趣相同，你们的前途将因合作而更有希望”。这是一种升华了的爱的牺牲。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西方精神偏重争夺，东方精神偏重成全，这种宁愿牺牲自己以成人之美的高尚道德品质，无疑是应该赞扬的。至于另外两个人物，如果出于一般作家之手，他们一定成为指责对象，而在琦君笔下，他们却成了值得同情的人。仲明“稚气可掬，除了艺术，什么都不懂”，可是对于美，却十分敏感。朱丽先是崇拜艺术，由崇拜艺术到热爱教她的老师，这也许是他们越轨的基因？但仲明作为一个有妇之夫而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造成了两个女人的痛苦，这就应该受到谴责。倒是朱丽，一片天真，事先不知仲明是有妇之夫，事后也不怨恨他，而且她甘愿退出情场，甚至愿意交出孩子，她的行为和心灵也是美的。
如果说《失落的梦》中慧的“爱的牺牲”是升华了的，那么中篇小说《桔子红了》里秀芬那种“默默认命的受苦与牺牲”（琦君：《关于〈桔子红了〉》）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爱的牺牲。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六叔”说得好：“人世间许多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他与秀芬原是小学同学，再见到秀芬时，是她被他大嫂接到家，准备做大哥的第三房小妾了。六叔与秀芬虽然心心相印、真诚相爱，也不得不分离。秀芬的命运更可怜可叹，这不仅因为地家境贫寒，父死母改嫁，又为哥嫂所不容，更因为“克死”未婚夫而只能卖给大户人家做偏房，十八岁的她却嫁给五十多岁的“老爷”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并期望能生育以取得在这个家庭的地位，结果因二姨太的追逼奔逃而掉了一跤，摔掉了腹中的孩子，又因患产褥热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她牺牲了一切，却什么也没得到，人世间有比这更凄惨的么？
这篇小说构思的独特性，在于通过身为侄女秀娟的视角和感觉，揭示民国初年一个旧式家庭的悲剧。因为是秀娟的耳闻目睹心受，读来倍觉真实和亲切。小说通过语言行动刻画人物，而对比手法的运用，更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三从四德式的贤妻良母大太太（伯母），阴毒狡诈的交际花二姨太，柔弱多情的秀芬，聪慧又极富同情心的秀娟，古板守旧的官老爷伯父，善良多情而又无奈的六叔，等等。另一篇即使有个圆满结果的《快乐圣诞》，作者也通过小慧的嘴宣扬“爱是牺牲而不应当是自私”。她使叶阿姨牺牲对父亲的爱，促成她父母亲复婚，并撮合了叶阿姨与韩叔叔的婚事，结果皆大欢喜。
有人指责琦君的小说“写作圈子实在太狭小了”、“在故事里都是那一个故事在翻新，也就是残缺的爱。《紫罗兰的芬芳》中的爱，《完整的爱》中的爱，《情明劫》中的爱，《菁姐》中的爱，不都是同样的形式吗？”如果这只是指她前期小说而言，还有一定道理，因为她前期小说常在爱情上打圈子，井再三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几乎每篇小说，都笼罩着淡淡的哀愁。但她的后期小说，则根据生活的体验，题材不断更新，写作圈子不断扩大，如收集在《缮校室八小时》中的作品。琦君在司法界工作二十六年，对这个圈子里的人和事很熟悉。她还访问过监狱，搜集小说素材。“当时我也只试试，一个女性作者，除了身边的琐事、儿女情长之外，是否也能深入地描绘社会万象、人生百态？”无疑，作家的试验是成功的。就取材来说，《钟》的取材有时代意义，如果海峡两岸和睦相处，金推事就不会死于非命。然而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对老妻、对家乡的思念又使他夜不能寐，终于，在接到老妻病故的噩讯时，再也不能支持，走上了绝路。人们在读完这篇小说之后，能不抚卷长思：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仅就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作家在选材方面独具的艺术匠心。在艺术构思上，琦君小说也新颖独创，不落陈套，如《生与死》，身患绝症的警官赵启文，勇敢地救活了卧轨自杀的假释走私犯孙雨生。赵启文最后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而他的谆谆教诲和崇高精神却使孙雨生重新做人，并像亲儿子一样奉养赵的瞎眼母亲；《死因》构思的新颖独创在于她善于选取角度。作者从法医这个角度来探讨死囚犯罪的起因、悔改以及服罪的心理，这就显得别具一格、真实、深刻，引人入胜。
琦君的小说情节凝炼集中，她善于从富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中，鲜明地指出它重要的思想意义，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本质，如《电气冰箱》，作者把四户人家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集中一起，其中又突出孙钱两家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人物不同的性格，结果是清廉能干的孙志义受到上级嘉奖，知法犯法的钱守礼受到法律制裁，对比鲜明，孙太太的心理描写，尤其精彩，她的可亲可敬之处，就是处处为丈夫，儿女着想，想收贿，想不收，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自己总甘愿受苦，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典型形象。琦君还常常利用集中的场景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并使之结构严谨，如《缮校室八小时》，作者将一间办公室作为生活舞台，让人物登场，每个人物不同的外貌、身分、生活情况，都按人物出场次序一一介绍，并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显出他们职务、性格和灵魂。全文以上班始，下班终，通篇结构紧凑，经纬分明。
三
在台湾女作家圈子里，琦君以古典文学根基深厚而闻名海内外，特别是散文，不是从著名的文人墨客的传闻轶事的叙述中探讨人生哲理，就是在平常叙事描写时也夹古诗词以醒目，不少散文和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诗词名句，甚至在与友人畅谈时，古诗词也常常脱口而出，满室生辉。她喜欢诗，更欣赏词，她“对词的偏爱，是因为比诗更精美。”她说，“从诗里可以获得两种好处，一是对社会情态的了解，一是同时也领会了其文学的表现方法。但词的作用更有发挥的余地，近于语体，不受拘限。”因此她常有词作。或写乡愁，愁得人比黄花还瘦，是活用李清照词的佳作，如《踏沙·秋感》；或咏物，神韵飘逸，比喻形象，如因思念故乡而作的《清平乐·红梅》和《减字木兰花·梨花》；或写游记，绘景有色，描游人神态更绝，如《蝶恋花·游碧潭》；三曲《金缕曲》，各具风采。《金缕曲·送别孟瑶》、《金缕曲·赠秀亚》，作者巧妙地把对方的著作一一入词，更觉亲切风趣；另一《金缕曲·梁实秋先生译成莎士比亚全集，敬赋此致贺》，言辞恳切，敬佩之情，溢于词外。即使是退休，作家也要赋词以资纪念，如《鹊桥仙·退休寄感》，在她的生活中，真是处处皆有“词”了。有些词作，作者把它放在散文的开头，如《我们的水晶宫》中开头的《鹊桥仙》，把这阙词与散文共读，就更能体会它丰富的内涵。有些词作，揉进散文里，尤见清雅，如《天涯影里胭脂雪》、《想念荷花》等。琦君的小说，也常常夹些诗词，或通过人物之口，吟诗填词，突出人物性格，如《钱塘江畔》；或通过人物对某些诗词的爱好，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如《长沟流月去无声》、《菁姐》。她喜欢填词，也喜欢研究前人的词作，还出版了一本《词人之舟》，此书不仅在结构体裁上有所创新，将词论词体同评词话合于一体，而且对温庭筠、苏轼、晏几道、秦观、辛弃疾、朱淑贞、吴藻等著名词人的作品都作了深刻的研究，并且以行云流水的文笔，深入浅出地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突出不同词人的个性和不同词作的风格。如对苏东坡，一般人只认为东坡词风格豪放，琦君也赞同，并指出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豪放风格的代表作。但她却进一步指出东坡词“并不局限于豪放一格，他能豪放也能婉约，能洒脱也能缠绵。”还以他《蝶恋花》“云鬓丝桦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羁绊。杨花又有东风管。”为例，证明东坡词婉转缠绵的另一风格。不仅如此，她还指出东坡还有将豪放与柔媚溶于一词的佳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并引用苕溪渔隐丛话，来赞扬这阙词：“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同样，琦君对辛弃疾、温庭筠等其他七位词人词作的分析，也新颖独到。琦君真不愧为浙东大同人夏承焘先生的得意女弟子。读者也许奇怪她怎么不评著名词人李清照、李后主、柳永、张子野、陆放翁？琦君在《后记》中说明她已经写过并已发表，但没收入此书，很可惜，其实应该收入的。对于卓文君和花蕊夫人虽只在附录部分作简单介绍，却写得情意切切，从温柔敦厚的词心或赤子之心的角度，突出了古代两位女知识分子的才华和不幸。这本《词人之舟》出在她的散文小说集之后，我们先读她的散文小说，再读她的词作词评，仿佛先看到花叶枝干，最后才看到树根，原来她散文小说常用古诗词名句起画龙点睛的妙用，所以写得那么清秀隽永温厚，根源竟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她确既是散文家，小说家，又是词人和学者。
四
形成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作品中即使不标上自己的名字，也能使读者见其文而知其人。正如我们一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就会判断这是苏东坡所作，一读一杨柳岸晓凤残月“，就认为是柳永所为。我们也可以从”等国奉比，又惹轻愁起“，看出是琦君笔法。琦君散文的独特性，是”无论写人、写事、写物，都在平常无奇中含蓄至理，在清淡朴素中见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浓妆艳抹的豪华贵妇，也不是粗服乱头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她的小说，又以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和反映台湾司法界特殊生活而与别家大异，她的词，更以情深意切取胜。总而言之，琦君作品的独特风格是跟她独特的艺术思考和艺术追求分不开的——那是对真、善、美的思考和追求。
无疑地，她的作品都是真实的。她的写作宗旨是：“以自然之笔，写真实之情”。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她的散文，甚至可以当成她的自传来读；她的词，填的更是真人真事真景；她的小说，或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或是在生活的真实上升华为艺术上的真实。至于善，她的每篇作品都是证明。我们还可以特别举出《百合羹》和《岳母》两篇小说来说明这一点。前者的阿翁不愿孝顺的儿媳再嫁，后者的岳母不愿女婿再娶，但作者把这两个素材写成小说后，人物的思想境界和性格发展都有了变化。《百合羹》中的阿翁，万分体谅儿媳，主动说合，盼望她能与邻居青年君甫再结良缘；《岳母》中的岳母，也是善体人意的老太太，爱女婿的新婚太太如同己出。琦君为什么要这样写？“我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太多，为什么不透过文章多多宣染祥和美好的一面呢？”这又一次显示出琦君慈善心肠和温柔敦厚的个性。
琦君所追求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美。正如宋代黄庭坚所说：“文章的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这类佳作，常在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意的寻常事物中写出独特的见解和新意，这种艺术，常常表现日常生活，常见事物，人之常情等寻常题材，善于从中发掘并表现出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在人们共同的思想感情中写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琦君的作品，特别是散文，正是这样的佳作。如《小玩意》写小女儿憨态可掬，兴高采烈玩玩具，却不知送玩具的姨娘给母亲带来多少痛苦；《金盒子》把姐弟深情，写得多么纯真、动人；《下雨天，真好》，《下雨天，真不好》似乎是两篇内容完全相反的散文，却同样写出对故乡、对童年生活无尽的思恋；《想念荷花》更是将诗情画意溶于一体的精品，我们甚至可以闻到荷花的芬芳，听到采莲的歌声，看到父亲和老师的慈颜。而这一切，是用最朴素最自然的文字写出来的，却又实在构成了表现父女之情，师生之谊的人世间最美的画卷。难怪托尔斯泰说：“如果世界上有优点的话，那么朴质就是最重大最难达到的一种优点”。
如果要求全责备，即使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作家，我们也可以找出他作品的不足之处。对琦君来说，也许她离开大陆太久，对海峡这一边人民生活不够了解，某些作品，在内容上有些偏差；在艺术方面，个别作品含蓄不足，直露有余。
琦君在创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愿这颗璀璨的文学恒星，永远照耀台湾文坛。
陈敬容
孙瑞珍
1989年11月15日，著名诗人陈敬容治丧办公室寄给我一份讣告。讣告上写着：陈敬容于1989年11月8日22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根据本人遗愿：治丧工作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兹定于1989年11月17日火化。
她的遗愿像她的一生一样，平凡而简朴。陈敬容活着的时候，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独自一人，在都市的一角，过着平静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死后也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一个人带着她的诗和情，静悄悄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接到讣告后，我久久不能平静。陈敬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她一生的不幸和坎坷久久地存留在我的脑海中。
“文化大革命”前，我曾和她住在一个四合院里，那时，我的孩子很小，又要去十几公里以外的郊区上班，她常常过来关照我。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每到甜枣收获的季节，她总是捧着一个小碗，给我送来一碗又甜又脆的大红枣，我觉得她很热情，像母亲般地关怀我。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彼此也还算信任，空闲时常坐在一起聊聊。她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人，但从不谈她的过去，更不谈她创作上的成就。时间久了，我从周围人的口中对她过去的生活知道星星点点。
十年浩劫，我和她完全失去了联系，各自都离开了这个四合院。1978年，为了编写《中国文学家辞典》和《中国现代女作家》，我又想到了她，几经打听，才知道她的确切地址。一天，寒冷异常，北风呼啸，我和一位朋友来到位于北京正南方向的一座寺庙——法源寺。那时的法源寺还没有修聋，一幅破落、凋零的惨景，院子里来往的人很少，走进里院，使人觉得有些惊然。有人告诉我陈敬容就住在这座破庙的一间房子里，按照看庙人的指引，我找到了那间房子，庙的后院有三间瓦房，分住两家人，中间的堂屋，两家公用，放些碗橱等零七八碎的东西。两家人的门口都是锁头将军把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有格子的木棂窗，屋子里很黑，我只好趴在窗玻璃上观察，判断陈敬容住在哪间房子里。很凑巧，诗，帮了我的忙。靠窗的桌子上堆着一些不太整齐的杂志，正中间，有一堆摆放不很端正的稿纸，我一眼认出，那上面的字是陈敬容的笔迹，那是她的诗的手稿，我在门上给她留下了一张纸条。回来的路上，我高兴极了——找到了诗，就找到了陈敬容，找到了陈敬容也就找到了诗。
过了两三天，我接到了她的来信，她约我尽快到她的房子里谈一谈，我又一次到了法源寺。走进她那又冷又黑的房子。火炉燃得不旺，仿佛进了冰窖一般。当她伸出手来跟我握手时，我发现她的手粗糙得如同常年在农村劳动的老农的手，并且所有的骨节都突出增大。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下水道，每天要提几大桶水。那时，她和女儿住在一起，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都由她一个人承担。机关比较早就让她办了退休手续，她只好靠着为数不多的退休金打发日子。
后来她又搬家了，搬到了宣武门西大街一所高层住宅，我去看她的次数多起来了。新宅说是三居室，实际上每间都不大，而且一个朝东，其余两个全朝北，三个屋子都；临街，整天车流、人流昼夜不停。陈敬容只好闹中取静。她一生中最后一段时光，是她最满意，也最快乐的日子，她可以关起门来写诗，写散文。她告诉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么无忧无虑过。她是那么爱诗，诗情注入在她的生命里，她活着，诗就在她的心中孕育。最后的十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也是她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的成熟期。经过令人发指的十年浩劫，陈敬容诗中的天真与浪漫少了许多，但真诚依旧，增加了更多的成熟以及对人生的体验，这些深邃的思想，蕴藏在独特的意象中，更加婉转，更加富于哲理。在她晚年的诗中，形式上中西结合得也更加浑然一体。
“偷读”
陈敬容，笔名蓝冰、成辉、文谷。1917年9月2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城。乐山旧制为嘉定府，古称嘉帅。它是距峨眉山百里左右的一个半岛形地带，三面为长江支流所环绕，只有一面陆路，经几个县通往成都。那里气候宜人，风物多丽。古往今来，哺育了不少有成就的文人。盛唐诗人岑参，现代作家郭沫若都出生在那里；宋代诗人苏东坡曾在那里的凌云山上读书，凌云山有东坡洗砚池，历来被视为名胜之地。
她家里虽不富裕，却足可温饱。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辛亥革命后教小学，居然学会了新式的算术。陈敬容四岁启蒙，全靠祖父。童年时，祖父常教她读书，但只限于“正经书”。起初读《三字经》、《孝经》，后来读《史鉴节要》、《论语》、唐诗等。小说则无论新旧，一律不许看。祖母因为自己不识字，最反对读书，她总是愤愤地说：“读了书做女王吗？我不读书，也活了一辈子。”祖父很希望父亲能光耀门庭，父亲终于在四川军阀手下当了一名不大的官儿，东奔西跑，常年不在家。母亲是一个商人家的女儿，念过私塾，结婚后，千方百计要去县城女子师范读书，由于祖母的竭力反对，终于没上成，一直引以为憾，因此，对女儿读书，十分支持。
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上有一位拖着粗大辫子年长的同学，常常给大家讲一些旧小说里面的故事，如《七侠五义》、《再生缘》等。同学中有这类书，互相传看，他们被带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她从这些书里读到了在教科书里读不到的东西，感觉特别新鲜。少年时代的陈敬容，在抑郁、沉闷的环境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祖父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橱里、架上、桌子上堆满了虫蚀的线装书。书房的窗子很大，但被窗外一道整年长满青苔的墙挡住了，光线不好。有时她看见祖父戴着老花镜，坐在窗前看书。她很羡慕祖父有那么一个大书房，心里想：“一个人能读那么多书，真了不起！”她多么希望也像祖父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那里，探取书中的奥秘，但森严的家规却把她拒之门外，未成年的孩子是不准进书房的。
她十二岁那年一个冬日的黄昏，一家人都在房间里烤烘笼，陈敬容瞅准时机，悄悄地推开书房的门，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聊斋志异》，拿回自己的房间，塞到床褥下。待到深夜才坐在油灯下阅读。她在1946年写的散文《偷读》中回忆道：“怎样的惊奇、狂喜，又怎样的骇怕！那些鬼怪、狐狸的故事，真叫人毛骨惊然！好像他们都在窗隙里、门缝里向我窥看，好像他们已经进到屋内，躲在那些拥挤的家具背后。但是这种恐惧却不能夺去我阅读的兴趣，我便把两手捧住了脸，只留两只眼睛，朝向书本上；偶然也举眼望一望四周，但马上又骇怕地收回来。”
从此，她读书的兴致愈来愈大，想方设法躲开祖父的目光，在书房里大加搜索，慢慢地发现了《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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