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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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摹；褂斜剩�据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说，也是在商代，人们就已使用了纸、笔、墨，这是印刷时必用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三样东西看作是印刷术发明的物质条件。
　　印刷术发明的技术条件，则是从印章和拓石启发来的。印章的出现，大约在周代以前，最初是作符信用的。人们在竹木简上写了字，用绳子捆好，并在绳子打结处涂上一层泥，叫封泥，然后在封泥上盖印，就象现今的信在寄出前才封口一样。所以这种印章也叫印信。印信在战国时已使用得很普遍。东周洛阳人苏泰，游说六国合纵攻秦，六国同意，史书上记载六国都拜他为相国（宰相），他衣锦还乡时佩带了六国的相印。那时的印章，有的是玉质，有的是铜质，后人曾从战国墓里得到过铜印若干枚。秦汉到魏普南北朝时，印的使用更风行一时，而且不单印在封泥上，也有印在纸上的。此外，木印也出现了。后来，人们又把文字刻在木头上，相当于今天的木头戳子。东晋时候，大的印章有四寸见方，上面刻着一百二十个字，已经是一篇短文了。
　　拓石起源也很早。“石”即石刻。在唐朝初年陕西凤翔县掘到战国时的石鼓十个，每个高约三尺，直径一尺多一些。每个石鼓上面各刻一篇有韵的田猎诗。此外，到秦代，秦始皇好巡游刻石，这些刻石形状象馒头，四面都刻有文字。至汉代，由于汉武帝提倡儒学，儒家的经典传抄的人日多，经文相当混乱。在东汉嘉平四年（公元175年），经当时黄门侍郎蔡邕奏请灵帝同意，组织人将经文校正后刻在石头上。石头是碑形的，共有四十六块，立于太学门外，作为经文的标准本。有了经久的标准本，于是不少人便进行摹写、捶拓。所谓捶拓，就是把纸浸湿，铺在石面上，用软刷子轻轻捶打。由于石碑上的文字是凹下去的阴刻，所以纸经捶打后，文字部分的纸也凹了进去。这样再在纸上刷上墨，揭下来，纸上就印出黑底白字来了。这也叫“拓石”，或叫“拓本”。
　　不管是印信还是捶拓，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你要取得文字，可以不用手抄。这原理与后来的印刷相近，所以可以看作是印刷术发明的先导。
　　不过，印信太小，上面所刻字数也极有限；石头长可刻字多一些，但太费工。能不能取长补短，在这基础上作一些改进呢？于是人们想到使用木板，在木板上雕刻文字，采用印信和石刻的捶拓方法把文字复印出来。这样印刷术就发明出来了。由于文字是雕刻在木板上的，所以叫雕板印刷。
　　雕板印刷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先把木头锯成一块一块大小一律的板子，使之平滑，然后在一张薄纸上写字，反贴在板子上，用刀雕刻成文字凸起来、其余部分凹下去的阳文，再刷上墨，铺上纸，用软刷子在纸上轻轻地刷过，揭下来，纸上就有了白底黑字。一本书的字数自然是相当多的，所雕的板也不止一块，每一块都照这种方法刷印成文。全部印刷工作完毕，一页一页地装订起来，那就成了一本书。有了雕板印刷，就免除了笔札之劳；而且一块雕板可以用许多次，要印多少，就可得到多少，这就大大方便了书籍的生产。
　　雕板印刷发明的时间，一般认为在隋、唐之际。开初只是使用于民间，刻印的书大多为民间常用的历书、阴阳杂记、占梦、小学、字帖之类。后来，佛教教徒又用来印佛像、佛经。1899年，在甘肃敦煌鸣沙山下的千佛洞里，发现了一份《金刚经》。这份经除了有文字外，尚有图画，雕刻精美，笔法圆熟，墨色均匀，印刷水平相当高。《金刚经》长约一支六尺，宽约一尺，由七页印纸粘连而成。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字。“咸通”是唐朝末年唐懿宗的年号，“咸通九年”即为公元868年，距今已一千多年，是目前存于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可惜这份印品发现后不久就被帝国主义分子骗往国外，现在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五代时，雕板印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印书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了。932年，后唐的宰相冯道，见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印本出卖，而唯独没有儒家的经典，他就以政府的名义刻印了九种经书。这个工程相当浩大，前后共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才全部完成。
　　到了宋代，雕板印刷大为盛行，进入了“黄金时代”。全国各地，不论政府还是私人都加以刻印，刻印的书，种类相当多。这对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一本厚厚的书，雕一次板，所花的物力人力相当大；雕成以后，如果发现错字，又无法改换；书印成后不再使用的话，所雕的板也就浪费了。所以，雕板印刷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继续改进，于是又出现了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是北宋毕昇发明的。毕昇，平民出身。他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刻字经验，于公元十一世纪庆历年间（1041—1048年），在雕板印刷的基础上，试用活字印刷。所谓活字印刷，就是把木板上刻字改为把每一个字刻成单个的。具体方法是：用胶泥作成一个一个方块，干了以后，刻上反字，一字一块。由于每个字是单个可以活动的，所以称活字。用火将活字烧硬，然后按韵排列在特制的木格里。排版时，备一块铁板，上面敷上一层松蜡和纸灰，铁板上放置一个铁框，用烧硬的活字排在铁框里，排满后，再放到火上烘烤。等到松香和蜡熔化，就把各个活字的底部连结成一个整体，再用板在字面上压平，使字面平整，这样就可以刷上墨印书了。为了提高工效，排印时一般使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交替使用。用完后，再把铁板放到火上烤一下，使粘连活字的松香和蜡熔化，以便将活字取下放回木格里，下次再用。
　　毕昇的这种活字印刷，主要有三个环节，即：制活字、排版、印刷。这在当时固然是一套完整的印刷技术；就是在今天，印刷业已高度发达，但印刷的基本程序也还是这一套。毕昇在印刷史上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继用泥做活字以后，元朝的王桢又创造了木活字印刷术。他在旌德县知县任内，就曾用两年时间，自制了一批木活字，印刷《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印刷效率是很高的。随着木活字的使用，明代以后又有了铜活字。清代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就是用铜活字印的，字数达二十五万。书印成以后，所排的铜活字版因保管不善，有的被盗，有的被毁掉铸钱，乾隆时已一字无存。与铜活字流行的同时，还有锡活字、铅活字等。这说明我国的印刷事业在不断改进和发展。
　　我国各类印刷品陆续传到了国外。七世纪中期（公元646年以后），日本有了唐代的印本书。同时，唐朝政府又把雕板作为礼物或商品输入到朝鲜。八世纪初期，朝鲜又自己雕板刻印佛经；九世纪末或十世纪初，朝鲜有了印本书。再到后来，越南、菲律宾、柬埔寨、泰国等与中国邻近的东南亚各国也开始利用印刷术，并且陆续向西方各国传播，促使了西方各国、尤其是欧洲印刷术的兴起。公元1450年，德国人谷腾堡在迈恩兹开办印刷所，仿效中国活字印刷原理，用铅活字印书。这时离我国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已相距四百多年，距雕板印刷的发明时间就更远。从这点看，我国的印刷事业对世界印刷业的兴起，起了巨大的作用。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我国成为文明古国的一个标志。
　　三十七、从吸铁石到罗盘
　　──指南针的发明
　　伊　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因嫌“先王之宫廷小”，就在咸阳修造阿房宫。据说，宫中有一座门，是用磁石做的。磁石有吸铁的特性，如果有人穿着盔甲或身上暗藏兵器入室，那就会被磁石门吸住，这样，秦始皇住在里面，就不怕有人去暗杀他了。传说汉武帝时候，还有人用磁石做成棋子献给汉武帝。这种棋子一放到棋盘上，不用动它，就会相互吸引，如同仇人相见立即相斗一样，所以人称“斗棋”
　　《山海经》上说，“磁石吸铁，如慈母招之”。古人因此把磁石比喻为“慈母”，后人则叫它为“吸铁石”或“磁铁”。磁铁的用途很广，早在战国时，就已被人用来做一种指示方向的仪器──司南了。“司南”就是指南的意思。为什么磁铁能指南呢？原来，磁铁能吸铁，是因为它有磁性。这种磁性，不是在磁铁的中间，而是有次序地聚集在磁铁的两头，这两头称为磁板，一头叫正极，一头叫负极。而我们生活的地球，也是一块天然的“大磁铁”，它的两头也有磁极，一头在地球的北极，一头在地球的南极，北极是负极，南极是正极。大家知道，根据物理学上的“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原理，如果我们用一根磁铁做成棒或针，把它悬空起来可以向四周随意活动，它的正极总是指向有负极的北方，而负极总是指向有正极的南方。这是绝对不会变的，这种性能就叫指极性。司南正是根据这种指极性创造出来的。司南的样子，据学者研究，大致象一把汤勺，头有一根长柄，略略翘起；另一头则是光滑的圆底。这是用整块的磁铁琢磨而成的。与此同时，还要做一个光滑的底盘，底盘是用钢做的（也有用木头做的，但一定要涂上漆以使它光滑），盘的四周刻着分别方向的二十四位和符号。司南就放在底盘中间，轻轻地转动一下勺柄，静止时柄的方向必然指向南方。据说，那时有人到山中去采玉，怕迷失路途，就随身带有司南，以辨方向。司南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针”。
　　除了司南以外，古时还有一种指南车，同样起着指示方向的作用。指南车的发明，据说是在远古时代。那时，我国南方的九黎部落与中部地区的黄帝部落为争夺地盘打起来了。打仗时，九黎部落领袖蚩尤作弥天大雾，黄帝部落首领黄帝便造出一种车子来辨别方向，这车子就叫“指南车”。
　　磁铁是做指南仪器最理想的材料。不过缺点也很多，如容易碎，在强烈震动下还会失去磁性，而且加工量也较大。大约在北宋后期（公元十一世纪），人们发现把钢铁在磁铁上磨过以后也能带上磁性，而且磁性还比较稳固。人们根据这个发现，开始制造人工磁铁。有了人工磁铁，指南仪器便有了一个大的改进。北宋的曾公亮和丁度编著的一部《武经总要》中说：行军时让老马在前面带路，或者用指南车、指南鱼辨明方向。这里说的“指南鱼”，就是用人工磁铁的铁片剪成的，形状象一条鱼，浮在水面，静止时，鱼头总是指向南方。另外，指南鱼也有用木头做的。先用木头刻成鱼状，肚子挖空，装上磁铁，用蜡把肚口封好，再用一根针插进鱼口，针头露在外面，放在水中，不管怎样拨动，针也总是指向南方的。
　　除了指南鱼，还有指南龟，做法与木头做的指南鱼相近，只是把针插在尾部，又在龟腹挖一个小洞，顶在一根钉子上，可以转动，一停下来，同样会直指南方。
　　指南鱼和指南龟使用和携带都方便，所以行军、作战、航海，以及阴雨天或黑夜，带上它可以用来辨别方向。不过，这两种东西当时都是玩具，并非是人们有意作为指南仪器用的。
　　在指南鱼的启示下，人们经过反复研究、实践、改进，又用人工磁铁做成薄薄的针，这种针就是我们常说的指南针了。指南针的用法，根据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试验，在他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指南针一共有四种：一是用灯草串在针上，使针浮于水面，这样针尖就会指示方向。这叫水浮法。不过，水面常会动荡，用起来不大准确。二是把针放在指甲上。这叫指甲旋定法。三是把针放在碗边上。这叫碗唇旋定法。指甲旋定法和碗唇旋定法同样能起指南的作用。不过指甲和碗唇都是光滑的，针在转动时，容易滑下来，也有不便。四是用一些蜡涂在针的中部，粘上一根丝线，把针悬空起来，针尖也会指向南方。这叫缕旋法，或悬挂法、缕悬法。这第四种方法，与前三种方法比较，既不怕震动，也不会滑落，所以是最好的。
　　沈括还发现，针所指示的方向并不是正南的，要略为偏东一些。这是因为地球上的磁极不是正好在南北两极，而是略为偏东的缘故。这叫“磁偏角”。据说十五世纪末哥仑布远渡大西洋时，对“磁偏角”也有所察觉，但这时已经离宋代有四百多年之久了。可见，宋代磁学研究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有了指南针，人们就不怕迷失方向了，尤其是给航海带来极大的便利。据1119年北宋朱彧写的《萍洲可谈》一书中记载：当时海船上的水手在船只出航期间，白天看太阳，夜晚看星星，遇到阴雨天就使用指南针。1123年，北宋的徐竞出使朝鲜，也讲到在船上使用指南针的事。北宋以后，人们又对指南针有所改进，开始使用罗盘。罗盘可以用铜做，也可以用木头做。盘的四周刻有方位，针在盘的中央，与盘连成一体。使用时，只要把针对准盘上的正南方位，不论船朝哪个方向行驶，针都是对着南方的。
　　罗盘的使用，大大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宋朝时候，我国广州、泉州、宁波、杭州等地，都成为当时贸易的大商埠，吸引了许多外国商人到中国来经商。不仅经济得到了发展，文化交流也频繁起来了。这样，指南针也就十分自然地通过外国商人之手传到国外。十二世纪，波斯（伊朗）和阿拉伯等国首先学习使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又通过阿拉伯人把指南针的应用技术传给了欧洲，并在欧洲等国有了正式的关于指南针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在时间上来说，已比我国迟了一个世纪以上。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既促进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也加速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过程，加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以及文化上的交流。这一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三十八、女真族的“小尧舜”
　　──政治家金世宗
　　张显传
　　很多人知道举世闻名的芦沟桥是我国华北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不少人熟知芦沟桥的光辉战斗历程；更多的人听说过有关声沟桥石狮子数不清的传闻。但是，芦沟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为什么要修建、又为什么能修建呢？政治家金世宗的故事就能帮你找到有关的答案。
　　金世宗完颜雍，本名乌禄，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1123年出生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他从小善于骑射，才识过人，即位之前，曾先后在会宁、中京、燕京、济南、西京、辽阳等地作过地方官，对民间的疾苦有所了解。金世宗即位之前，金朝的皇帝是海陵帝完颜亮。他统治的时期，赋役繁重，战争接连不断，激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人民的不满。1161年十月，完颜雍在辽阳即位，改元“大定”，他就是金世宗。不久，海陵帝在扬州被部将所杀。总结历史教训，金世宗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改革措施，重新整顿了金朝的统治秩序，使我国的北方地区出现了当时罕见的好局面。因此，清朝人赵翼说：“金代九君，世宗最贤。”
　　1162年二月的一天，在金朝首都的宫门口，有个老臣侷促不安地等待着求见金世宗。他叫张浩，辽阳渤海人，从金太祖阿骨打时期起就任官，是前任丞相。金世宗亲切地接见了他，并推心置腹地对他说：“现今，我感到国君难当，生怕出现一些差错和弊端。你是国家的元老，理当齐心合力帮我治理好我们的国家，好让后世人来赞扬我们的德政。”张浩是个秉公办事的人，在他任地方官时，所在的县秩序井然，政绩显著；后任尚书时，负责监督营建燕京都城的施工，也深得民心。但是，也正是在他任丞相期间，海陵帝好大喜功，滥肆征伐，大兴土木，弄得民怨鼎沸。张浩虽曾婉言相劝，可并没有抵制。张浩深感自己未尽职责。金世宗知道张浩的为人，也怕他有此顾虑，于是就对他说：“在海陵帝时，你是丞相，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有些事与你无关，因此大家并不怪罪于你。现在，我继续请你为丞相，也就是对你的信任，请你自勉，不要辜负了我的信任。”张浩对金世宗这番通情达理的讲话非常感激。这次会见，使君臣之间的感情得到了交流。
　　几天之后，金世宗对张浩说：“你是尚书令（掌管政务的宰相），凡有可用的人才，应立即推荐上来。”张浩见金世宗态度诚恳，就大胆地荐举了纥石烈志宁。
　　纥石烈志宁是什么人呢？他的本名叫撒曷辇，是海陵帝时的左丞（宰相）、右领军大都督（统兵元帅之一）。金世宗即位以前，他为保护海陵帝，曾与白彦敬一起联合一些地方官吏准备攻打金世宗。这时正好世宗即位，海陵帝被杀，因此进攻未成。金世宗即帝位后，派了石抹移迭等人为使者去争取他们归顺。纥石烈志宁不但不服，反而杀掉了使者九人。金世宗就命令完颜谋衍出兵征伐，结果迫使他们全部投降。
　　一天，金世宗把纥石烈志宁等降将找来。金世宗对他们说：“海陵帝暴虐残忍，你们却大加保护；我派使者去劝你们归来，你们又杀我的使臣。现在，我如果把你们处死也是理所当然的。”纪石烈志宁回答说：“我们因为得了海陵帝的厚恩，所以不降，罪该万死。”但是，金世宗不念旧恶，又看到他们很有才能，就赦免了他们，还任用纥石烈志宁为临海节度使。他对纥石烈志宁说：“你对海陵的态度是出于忠心，希望你今后要保持忠节，更好地为国效力。”后来，张浩又推荐他，金世宗就更加重用纥石烈志宁了，拜他为右丞相，进封金源郡壬。纥石烈志宁屡建战功，为金朝作出了不少贡献。
　　金世宗采取不弃前嫌，唯贤才是用的政策，很得人心。因此，在他统治的大定年间，金朝政府内形成了一个精干的有能力的统治核心。核心成员中有在海陵帝时身居高位的人，有反对过金世宗的人，有资历浅薄的人，也有出身低微的人。如移刺道，原先是个都督府长史，后按资历升任翰林直学士，但是，根据他的政绩和才能，金世宗破格提拔为转运使，后又任宰相。金世宗依靠这个核心中的女真贵族和汉族知识分子，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
　　为了保证政治上的清明，金世宗尤其重视对官吏进行考察。他评定官吏的标准是看政绩的好坏。好的得到升迁，差的予以除名，赏罚分明。他有三条途径来考察官吏：第一是亲自巡行。通过传统的“巡猎”活动，既可以习武，又可视察下情；第二是派使臣专程视察；第三是鼓励各地官吏和群众“上书”言事。有一次，金世宗得知有个叫左渊的贵族子弟，在任漕司（负责漕运的官吏）时贪污钱粮，非常生气，就好意劝他改正错误。但他坚持不改，后又盗用物资。金世宗当机立断将他除了名，永不叙用。还有一个叫徒单贞的人，是太子妃徒单氏的父亲。当这个皇亲国戚的贪污罪行被揭发之后，金世宗除要他退回全部赃款、赃物外，还把他降了职，又削去他夫人的爵位。
　　金世宗不仅注意任用原有知识分子做官，而且注意官吏的来源，注意培养女真族的知识分子。大定初年，张浩因年老多病，多次请求辞去官职，金世宗既对他极力挽留，又诏谕他不必每日上朝，即使入朝，也为他设有专座。一次，宫廷近臣中有人提议罢除科举制，金世宗就请张浩裁决。金世宗对张浩说：“自古帝王中有不用文学之士的吗？”张浩回答说：“有。”金世宗问：“谁？”张浩答：“秦始皇（指他的焚书坑儒）。”金世宗环顾左右说：“难道要把我当作秦始皇吗？”通过这次咨询，以科举取士的办法不但没有废除，反而得到充实。金世宗还创立了女真进士科，设立了女真国子学、女真府学、女真太学，为女真族培养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金世宗这个文化改革措施，使金朝的官吏队伍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女真人的汉化和民族的融合。
　　金世宗还进行了经济方面的改革。1164年，在金军还有相当强大实力的情况下，全世宗主动和宋朝议和。从此，金、宋双方休战了约三十年。为了与民休养生息，安定社会秩序，他颁发了免奴为良的沼令，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他还采取了重视农桑、奖励垦荒，进一步开弛禁地，实行增产者奖，减产者罚等一系列措施，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对于遇有水旱灾害的地区，实行减免租税的办法，减轻人民负担，稳定了生产情绪。金世宗本人又提倡节俭，注意兴修水利，鼓励民间发展手工业生产。因此，从金世宗大定年间开始，金朝的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这时，金朝的统治达到了全盛时期。历史上，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号为小康”，而把全世宗誉为“小尧舜”。
　　芦沟桥就是在金世宗统治的大定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