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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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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间的院子里,通常你会看到女人们用一根五、六英尺长的木杆在一个 大的木臼里捣玉米。其他人在准备当地的其他主食。孩子们、鸡和其他牲畜在 周围『乱』跑。那里有一个用三块石头垒成的灶,几缕炊烟从一口大锅的下面升 起。锅就放在石头上,它的里层已经黑了。谁住哪问屋子都有严格的规定:氏 族的首领住第一间小屋,他的长子及其家人住第二间,第二个儿子及其家人住 第三间,以此类推。

    我们的出现引起了一阵『骚』动。他们都很清楚我们为什么到那里去的。护士 走到一个男人面前,用赞德语向他打招呼。

    “院子里有谁病了吗?”他问道。

    他摇摇头,表示没有。他一再说每个人都很健康。 即使没有翻译,我也能猜出他的回答。

    “说谎,”我的向导用他惯常的权威口气说“没错,他在撒谎。”护士继续 围着一个围栏走着,围栏里养了一些鸡、山羊或绵羊(东非洲很难把它们分开) 由一个男孩子照看着。我的向导转向男孩,问他知不知道有个女人病得很厉害。 男孩疑惧地打量着他,向导又问了一遍。男孩的眼光移动着,后来停在我们右 边的一个小屋上。我们知道该到哪儿去了。

    一个我估计大约有 20 岁的年轻女子,被从她自己家的院子搬到了她亲戚 的院子里,这是把病人藏起来不让当局知道的一种办法,这样病人就不会被带 走。可是没有人试图挡住我们的去路,她躺在一个垫子上,脸上和四肢的汗 珠晶莹发亮。她在发烧,并已昏『迷』。当我问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她已经病了 四、五天了。 我没有什么办法阻止埃波拉的传播,唯一可能的治疗方法是用起康复作用 的血浆。但是那能管事吗?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确实没有其他办法。 病毒哇对治疗埃波拉完全无效。我们除了给染患埃波拉的病人以血浆外,如果 还能做些别的什么,那不是更好吗?也许使用那种方法,我也会发现它是否在 我自己身上起了作用。这个女子最不利的因素是她已患病四五天,病情已有很 大发展,不大容易治好了。

    我们用了一些时间说服她的家人把她交给我们看护。我们向他们保证,我 们把她送到医院后,不会阻止家人去看望她。如果她去世了,我们绝对会把她 的遗体送还他们进行适当的安葬。

    如何把她送到医院,这还是个问题。即使有运输工具,一般的车辆也无法 穿过高密的草丛。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她抬出去。我总是很乐观,我估计 把她抬到最近的一条公路—— 或者无论怎么说,看起来像一条公路的地方—— 约需 45 分钟,于是我们派一个送信的先去安排我们的小卡车。我则找了女人家 里的两个成员帮助我们抬担架。

    那真是一场战斗,天气酷热,十分『潮』湿,一路穿过草丛。天渐渐黑了下来。 在天黑之前到达大路,这是至关重要的。我可不想在草丛中过夜,谁知道那里 面会有什么东西?此外,我们还要看路往哪走,我们要尽快给她血浆。我们所 用的时间比我估计的多了一倍。当我们到达公路时,已经是黄昏了。不幸中之 万幸,女孩子已经昏『迷』了,她已感觉不到疼痛。小卡车正等着我们。

    我们一到延比奥,就在隔离埃波拉病人的房子里为她找了一个单人病房。 这个房间不舒适。但是我们已无能为力。屋子不通风,没有窗子,除了污浊的 空气和令人窒息的闷热外,其他一无所有。

    我穿上纸做的保护服,戴上外科面罩和双层外科手套。苏丹医生奥姆兰与 我们小组一起工作。他自愿协助我对病人进行静脉注『射』,并开始输『液』。但他选 用了面罩呼吸器而不是面罩,这就错了。罩住整个面部的呼吸器,换气的速度 要慢得多,因此很容易起雾而变得模糊不清。如果你换气大多,就会迅速产生 二氧化碳,没有什么东西比惊慌更容易使呼吸器蒙上一层雾气。我的同事神经 非常紧张,我说什么也不能使他相信这并不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

    他开始抱怨天气太热。当我抬头看他时,我已看不清面具后的脸了。这时, 我们试图在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固定好静脉注『射』器注『射』血浆。固定静脉注『射』器 的杆子不过是一根比较直的木柱,钉在作为底座的两根交叉的棍子上。然后在 上端钉进一个钉子,把它弯起来作为钩子,用以挂静脉注『射』器的瓶子。无论怎 样看,它都像一个十字架。

    忽然,我的苏丹朋友小声而含糊不清他说,他感到头昏,虚弱无力。 他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我停止了手中工作,让他到外面去, 取下他的面罩。他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自己为这位年轻的『妇』女把静脉 庄『射』器支撑好。她仍然昏『迷』不醒。我无法与她说话。虽然她浑身被汗水湿透, 但仍感到很冷,身上『潮』腻腻的。她的血压骤然下降。到了无法测量的地步。 我虽然知道给病人输『液』大多有风险——由于病毒使病人的薄膜很容易被渗 透,最后有可能使肺部充满『液』体,把它们浸没——但我觉得已别无选择。显然, 我正在失去她。我必须使她的血压升高。这只有输『液』才能办到。但是别人告诉 我,她已有整整 24 个多小时不能进用任何流汁。 血清能行吗?如果能起作用,在像病得这样重的情况下能有效吗?我真希 望在她发病的初期就找到了她。我确实不知道这种治疗在任何阶段是否都能起 作用。我所经历过的唯一的先例是杰夫·普拉特(geoffplati)。他于 1976 年 在扎伊尔感染上下埃波拉。他在英国用了免疫血浆,后来得救了。但是另一 方面,他也服了干扰素,并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说不清使他恢复健康的主 要因素到底是什么。问题很简单,我们现在手头只有血浆,我给她用了两个单 位的血浆,这也许不可能治愈她的病,但也不会使她进一步恶化。毕竟我已用 它在自己身上做过安全试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浆的疗效之一是在短时间内能提高抗埃波拉的抗体 滴定度,这意味着一旦使用了血浆就不能再把抗体的出现当作良好的诊断指示 器。一般认为是血浆中的抗体杀死了病毒。换言之,对一个使用了免疫血浆的 病人来说,当你测量其人的抗体时,你不知道那是谁的抗体。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在给免疫血浆之前我们已来了血,所以我们无法发现埃波拉的抗体。这可 能意味着她还处于发病初期,这就比较好,或者说,这告诉我们,她没有感染 上埃波拉,这也比较好。但是,我比较肯定这个可怜的女子的确得了埃波拉。

    第二天,当我测试她的抗体时,我满意地看到,她以前没有抗体,现在仅 在比 8 的稀溶『液』中就能看到她血浆中的抗体已稍有上升。这是一个好消息,至 少,她已有了某种东西可以与病毒作斗争了。坏消息是在她的牙床周围开始出 血,她的粪便中也有了血。现在要是能救活她,那可真是奇迹。

    奇迹没有发生,在我们费力把她从树丛里抬出来的两天后,她死了。如果 说血浆起作用,在这个病例中并没有得到证明。

    所以我想,我的情况怎么样呢?在我的体内,这种可怕的疾病是否在逐步 发展呢?还有理由抱着希望。那个老『妇』人——她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已经有了变化。现在她正坐着,在友好地交谈。现在她 看起来不像患过埃波拉。她太健康了,太高兴了,即使少数已经康复了的病人 也没有这样快地能坐起来,这样欢乐。现在我的赌注是,她可能得了别的病。 于是我怀着很大的期望,从她身上取了血样。毫无疑问,她在康复。如果她没 有抗体,那么,一开始她就没有得过埃波拉。这一次,我没有推迟试验她的血 清。事实上,我是急于要看到在这一抽样中细胞像什么。

    我决定单独做这件事。当我走进西蒙的实验室时,我尽可能地保持镇静, 我的手心是湿润的,我的心在砰砰地跳。我将马上知道结果了,我曾经看过许 多阳『性』控制血清,因此可以毫无问题地判断出阴『性』血浆。

    我使自己坚强一些,仔细地看着玻璃片,首先检查阳『性』和阳『性』控制,一切 都很好。实验在进行。老『妇』人血清中的细胞又一次呈现出墨绿『色』,呈阴『性』。她 从来就没有患过埃波拉,我也从未受到过感染。

    要形容我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是困难的。我暗暗地欣喜若狂,感到我好像 刚刚又一次获得了生命,又一次有了自己的未来。我一做完其他血清检验,就 冲出了实验室。我要告诉罗伊,我想用一大瓶苏格兰酒庆祝一番。但在出事故 的那天晚上,我们把酒都已喝光了。

    

第一卷 14。苏的故事

    那是 1983 年夏天我到扎伊尔调查金沙萨的艾滋病情况的前几个星期。当时 我正要会见一位将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我的生活的研究人员。我曾从戴 维·辛普森(davidsimpson)那里听说过她。戴维是“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调研员,曾于七年前积极参与对苏丹埃波拉疫病爆发的调查。他写信告诉我 关于一位对病毒『性』出血热症的发病原理感兴趣的英国『妇』女。她名叫苏珊·费希 尔·霍克(susanfisherhock)。她瘦小但精力极为充沛,善于以清晰的语言 表达思想感情。她有一头红『色』卷发和金雀斑。她在亚特兰大受美国全国退伍 军人疾病大会(nationallegionnaires'diseaseconference)邀请发表她对 退伍军人疾病(legionellapneumophila)细菌在英国的热水系统中传播的新 数据时,给我打过电话。她在报旨中指出:一旦在英国发现退伍军人症时,她 认为这不可能来自空调系统。寒冷『潮』湿的岛国是不常用空调的。因此她开始在 别处寻找细菌来源。

    我不明白这种研究工作同病毒『性』出血热症的发病原理有什么关系。但我很 快就明白了。

    我了解到,除关于退伍军人疾病的研究外,她已经在英国波登·当(porton town)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对埃波拉病毒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显然她正热衷揭 示这种病毒的种种神秘。

    当她告诉我关于她所做的埃波拉病在猴子身上的感染试验时。我感到震惊。 她同从事研究工作的同事们的工作条件令人吃惊,基本上她们能够依赖的唯一 的保护是用来清除空气污染的一些高效粒子,一件相当于大号睡衣的隔离服 和一个面罩式呼吸器,而她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研究而不受感染,则更为 惊人。

    苏正在进行的试验是空前的。“疾病控制中心”对此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埃波 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作用于人体的方式极为相似,当她回来参加大会时,我们同 意她应尽早到“疾病控制中心”来进行一系列有关拉沙热症发病原理的试验。 我向她保证,新的工作环境将对她的生命会有所改善,我在下午的退伍军人疾 病大会上同她分别。 奇怪的是,1976 年我在苏丹的同一项调查工作是苏卷入病毒学研究的间接 原因。她在这个领域里的兴趣是由戴维·辛普森引发的。1978 年,她在伦敦 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schoolofhygieneandtropicalmedicine) 攻读硕士学位,听了辛普森的讲课。那次讲课对她是一个转折点。还是让苏 来讲她自己的故事吧。

    戴维当时正在波登·当从事出血热病毒的研究工作,那是英国唯一的热试 验室,可以供他继续进行他在乌干达荒漠中开始的病毒『性』疾病研究。他是对分 离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作出贡献的一批科学家之一——也许是他应得的最 大荣誉。我对出血热并非一无所知。我听说过戴维也曾研究那神秘的绿猴病(玛 尔伯格病)(marburg);我也知道与此有关的埃波拉病毒看上去很像,长丝状、 卷曲和缠绕的玛尔伯格病毒,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这种病毒如此神秘和凶暴, 使我想起科幻小说《安德罗美达菌株》(andromedastrain)中虚拟的来自外星 球的疫病。它来自何处?何以具有如此致命的毒『性』?我要进一步了解它。这种 病毒实际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患者染上它便迅速死亡?我清楚地想起戴维·辛 普森的讲课。我听过戴维讲述他 1976 年在扎伊尔调查埃波拉病毒的经历。 我们的飞机经过滑行停在朱巴(juba)机场的停机坪上,准备把东西都卸 下来。麻烦的是我们的装备大多。女工『政府』坚决相信防毒面具的效用,这种传 统的信念无疑是二次大战中皇家空军的英雄范例所造成的。然而,在战斗中适 用于飞行员的东西,并非对解剖埃波拉病毒死者尸体时你脸部最需要的东西。 你发疯似地淌着汗水,几乎看不清你的动作。但我们别无选择。当我们着陆时, 飞行员回过头来对我们说:“要交着陆费,请替我们付吧”,说着,就将我们连 同我们所有的装备扔下飞机,立即飞走。

    戴维是 1976 年世界卫生组织埃波拉病毒研究小组在苏丹的主要调查员之 一,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吸引力的讲师,但同时又有点自行其是,靠头脑和 毅力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而他确实有毅力。我怀疑他从未仔细准备讲稿, 可是他的讲课水平总是一流的。也许因为他是爱尔兰人,具有传奇的爱尔兰人 天赋的口才,说起后来令人不得不信服。但是吸引我去听课的既不是戴维的赃 力,也不是他的深刻的智慧。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他在世界各地探寻病毒 的经历。 我们终于来到喀土穆,对当局控制放行感到焦虑。但是我们不能前进。我 们无法动弹。

    我们在丛林中找上有关官员的门,但是他们坚持说毫无办法。马里迪周围 已经建立起一道防疫线,没窄任何进出该城的交通,每个人都害怕得不得了。 他们告诉我,无法找到愿意运送我们的人。他们不愿或不能帮助我们。

    于是,晦,你看!紧要关头出现了解围的人。如不是上帝自己,也是他的 代表,降临现场。你猜,谁来到朱巴机场了,不是别人,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 还有,他有自己的飞机。 原来英国圣公会在苏丹南部被围困的人群中有一大批追随者。他是去南方 帮助那些信徒而途经此地的。显然,对于当地『政府』,主教是比我们更为重要的 人物,因此没有人会干涉他,不让他”飞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于是,我们 找到大主教请求搭乘他的飞讥。他说:“当然可以,来吧!”我至今不能肯定他 是否完全理解这场突然爆发的瘟疫的全部意义,或者他自信有上帝保护,而全 然不顾瘟疫的危险。

    戴维接着谈他在马里迪的调查,在那里他找到一所被弃置的医院,该院的 许多工作人员死于埃波拉病疫,其他人员则躲在各自家中,但疫情仍时有发生, 他就在空地中间解剖尸体。他最后来到恩扎拉(nzara)镇。他爬到一座棉纺厂 的屋顶去抓蝙蝠,希望能在其中的身上找到引起埃波拉病的病毒。他将这只死 蝙蝠装在箱子里送回波登,由一位名叫厄尼·鲍恩(erniepowen)的研究人员 将它打开。没有人告诉厄尼箱里装的什么,因此当他发现那六只蝙蝠时很是惊 讶。遗憾的是,波登的研究人员在蝙蝠身上找不到埃波拉病毒的线索。但就我 而言,这与本题无关。当截维继续往下讲时,我唯一想到的是:这正是我想要 做的事情。

    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才作出这个决定,并用了更长的时间才真正参加和戴 维所描述的那样一项调查工作。然而,我总是一个后来者,在我的道路上有 许多障碍,远比我想象的要多。 年月,我出生于英国的登比(denby)市。当时正是酷热的长夏,该市正在遭受唯一的一次空袭。母亲说过在我出生前采集黑毒的事。这是很不寻 常的,因为在英格兰北部通常黑毒要到八月底才成熟。我最初的记忆是当敌机 在头顶上飞过时,我仰躺在通向防空掩蔽体的楼梯上的情景。

    当我 11 岁时,我被送到威尔士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那好像被放逐一 样——真正完全的隔离。我在那里度过的 6 年时间,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 为了排遣孤独感,我贪婪地阅读我能找到的一切散文、小说和诗歌。我学音乐、 弹钢琴和风琴。

    当我以英文、法文和历史都是 a 等的成绩毕业时,我发现自己已在人生道 路的分水岭上。父亲和母亲迁居巴黎近郊,因为父亲将在枫丹白『露』 (founfainebleau)的北约总部(nato)工作。于是我得有机会在巴黎大学 (sorbonne)读书并有过几次真正的旅行。

    在法国和意大利消磨了两年之后,我逐渐显现出掌握外国语言的能力和向 往异国他乡的情绪,我下打算回到寒冷、『潮』湿和灰漾漾的英国,但是我要谋生。 到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把自己当作一个地中海人了。我再也不能使自己适应 故土的生活。我同一个年龄比我大的人结了婚,他到处旅行,特别是非洲。

    我自己要旅行的激情并未随结婚而消逝。相反,随着岁月的推移变得越发 强烈了。27岁那年,我觉得一定得采取某种行动了。我决定要做一些人们曾 经告诉我,像我这样已婚『妇』女,特别是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做不到的事情。我要 成为一名医生。

    不管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期英国流行的对『妇』女不宜学医的偏见,我上 了当地的技术学院,选读物理、化学和动物学等课程,以便能达到医学预科课 程的要求。也许那些主管人以为这些课程足以便我生气而放弃我的脱离常轨的 道路。诚然,我坐在 15 岁男孩坐的最后一排的未位,熬过了艰难的第一学期。 尽管这些孩子还不成熟,他们已经学过两年物理,这意味着他们知道所有的答 案,而我则一无所知。

    然而我下定了决心。我尽量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下课后就去接汉娜 (hannah),然后回家,准备晚餐,并料理家务。只有这一切都做完了,我才能 坐下来做家庭作业。这也并不容易。1967 年那时还没有袖珍计算器,而我又 耻于让人知道我已经忘记了对数运算了。因此,整整一个学期,我都用长长的 乘法和除法运算,写得满纸都是,就像《阿丽斯漫游奇境记》小说中的老鼠尾 巴,直到我哥哥可怜我,送了我一把计算尺。

    无论处于何种困境,我总是能够在 a 级物理和化学课中门门得 a 分。我想 这样的成绩足够使我顺利进入医科学校。当时对『妇』女是有限定名额的,接纳的 限额为所进班级人数的 15%,而大多数成功的女孩子是从高级私立学校毕业的 化学专业学生。即使如此,我相信我仍能进得去。我给所有我能想到的每一所 医学院的院长写信,所有的回音都是一样的:我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有一所 学校直截了当地让我回到厨房水池旁边去。同时,我看到医学院接收比我年轻、 学习成绩差的男同学入学,原因是橄榄球打得好。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个例外:皇家自由医学院院长费朗西丝·加德纳夫人 (damefrarcesgardner)出于好奇,约我面谈。我们谈话之后,她同意接收我, 尽管这样做明显地违反招生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愿。于是她提出一条不可违背 的条件:我必需出具丈夫的信件,保证他在我结束四年学业之前不与我离婚。 他照办了。

    加德纳夫人嫁给一个名叫乔治·奎斯特(georgequisi)的好人。他是我 遇到过的最古怪的人,他的名字令人想起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其实,曾 有谣传他是理查德·戈登(richardgodon)的喜剧小说《家庭医生》(doctorin thehouse)中的古怪外科医生兰斯洛特·斯普拉特(lancelotspratt)爵士 的原型。他常常拒绝在外科手术教室中进行手臂消毒,虽然十分合理的,他自 己从来没有不进行消毒就做手术。他走进手术教室,穿上一件大号的塑料工作 裙。为向他的学生演示一项外科技术,用带血迹的棉花球取出一大套钳子,利用 这套钳子在围裙的正面阐明他的论点。他的腰围很大,因此有足够的地方进行 演示。有一次乔治·奎斯特在开车(他开车不稳)将我从一所医院送到另一所 医院的途中告诉我说,有一个(唉,也许不足凭借的)传说,说他曾经给钱让 正在建造一所新医院的工人们喝啤酒,鼓励他们坚持罢工。他说他不赞成新建 筑。

    我抱着相当程度的忧虑进入医学院。我肯定我会处于一群很聪明的男生中 间,他们将彻底胜过我。此外,在路上来回还要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 注在离伦敦 50 英里的地方— — 这就耗费了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我感到能 够进医学院学习是一种殊荣,因此我不在乎不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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