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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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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调查成功的松密在于突破闭门关。一 旦你迈进了他们的门，调查就成功了一半，然后你抓住机会详细解释调查目的， 最终让他们同意抽血。要想一步步成功。则需要感召力，耐心及如簧的巧舌。 好在我们的已基斯但同事都有很好素质，而当地居民亦很配合。他们知道很多 人染上了黄疽病，自己也有可能染上。一些人要我们给治疗。当我们解释说 打算找到传染原从而预防时，他们就更欢迎我们了。有时好意难却，我们就不 得不晚点收工。当地没有旅馆，所有调查人员必须走一个小时的路到达邻近的 大城…………古吉兰瓦拉（gujranwala），住进旅馆。沿途公路狭窄并穿过一片稻田， 随时可能被迎面而来的车子相撞。让人胆战心惊。
经过三个星期的入户调查，我们访谈了 320人，多数进行了采血。我们发 现有黄疽病症的患秆多数染上了 e型肝炎，这是一种通过粪便和炊食传播的病 毒。当地被污染的饮水可能是使其广泛传播的原因。这要到血『液』化验结果出来 才能知道。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警告当地居民注意饮食卫生，防止传染，建议他们 喝净水、吃煮熟的食物。渐渐地，我们的宣传深入人心，他们盛情邀请我们去 家中作客，准备丰盛的肉饭，新鲜的水果和醇美的『奶』茶款待我们。尽管我们 对饮食传染肝病的危险『性』一清二楚，并尽量回到旅馆才吃东西，但为了不拂主 人的美意，只好又吃又喝，然后等着黄疽的出现。幸运的是我们都保住了自己 的肝脏。
直到我们在计算机前分析了收集来的数据并得到了实验室化验报告后，才 着实大吃一惊。多达百分之七的居民染有肝炎，且不是 e 型肝炎。e 型肝炎患 者痊愈并不困难，而这种肝炎病毒像艾滋病病毒一样通过血『液』传染，毫无迹象 地吞噬生命，破坏重要细胞。艾滋病毒最终损坏人体免疫系统；而这种病毒在 长达十数年的潜伏期内会缓慢而痛苦地摧毁患者的肝脏，腹部肿胀，大量吐血， 最终死于肝功能衰竭或肝癌。这就是 c 型肝炎病毒。
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国，患这种病的不到千分之一，而这里高达百分 之七。换一个说法，如果一百个献血者，就有七人的血『液』中会有这种致命的 病毒。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感染率呢？我们想也许像艾滋病毒那样通过共用针 头注『射』而传染。吸毒者中常发现这种病，原因就在此。但在哈菲扎巴德，根本 没有人吸毒。
尽管 c 型肝炎病毒不像艾滋病毒那样容易通过『性』接触传染，但不能排除这 种可能。然而在这样一个社会规范严格的传统的农村里，几乎没有娼『妓』与同『性』 恋，何况有些患者是穆斯林家庭『妇』女和孩童。为了弄清原因，我们不得不入户 进行深入访谈。这涉及人们的私生活。一些巴基斯坦朋友劝我们还是算了吧， 不要违犯社会禁忌。但我们只能这样做。史蒂夫说：“试试吧，这没有什么损失。” 于是我们重返哈菲扎巴德。带着很多涉及隐私的问题，担心被拒之门外。然而 让我们惊异而又不胜感激的是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尽管人们局促不安甚至 稍显愤怒，但对我们的问题仍坦率回答，配合得很默契，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 在帮助他们。 当我们把血样送往当地医院实验室分离，准备运回卡拉奇时，我们找到了 揭示传染途径的第一条线索。这是一个比其他落后地区还算干净的实验室，但 装备可怜，只有一台陈旧的离心机，一架古老的显微镜，几块玻璃片和一个『插』 着几个破裂试管的支架。此外还有三个针头和三个注『射』针管，这就是实验室的 全部装备。门外至少有六个人正等着抽血。
我们继续调查。尽管当地居民生活贫困，但并不缺少医疗人员，其中一些 还是正规医生。而有些人只是在门口挂个牌子便开始行医，病人不断上门。似 乎行医只需要一块木牌和一罐油漆。另外，正规医生还必须和传统回医竞争。 这些回教医生只知道发给护身符和『药』水。病人得了小病就找他们，如果得了 大病身体虚弱，才想到找医生。他们深信要想恢复体力，就得找医生打上一针， 无论什么针，当然能够打点滴再好不过了。结果多数针都是维生素，有的根本 就是糖水。而医生也乐意让病人打针，不管需要与否，因为可以赚钱。
诊所里不难找到针头和针管，但令人吃惊的是数量极少，与全城注『射』人数 不成比例。
而这些针头和针管都是塑料制成的一次『性』用的产品，不能重复使用，更难 进行消毒，因为针管上的刻度会在高温下消失，无法标示剂量。这样，它们在 温水里洗一下就算消毒了。
至于消毒设备和『液』体，我们只在一家医院找到一台电子消毒器，但那座房 子根本没电。显而易见，是大量一次『性』注『射』器未经消毒就重复使用，造成 c 型 肝炎广泛传播。
我们继续数据分析，并找到一个相互关系，即染有 c 型肝炎的患者经常找 医生打针。
但注『射』并非唯一传染途径，输血也造成传染。尽管 c 型肝炎检测剂于 1992 年就出来了，但一剂要花 15 美元，远比艾滋病病毒试剂贵，所以没人进行检测， 也没医院提供检测。
一家美国公司独享该试剂的专利权，所以价码任意抬高。当我们向厂方代 表反映此事时，他只是抱歉地送给我们几剂。如此而已。
作为传染病学家，我们能做什么来制止这险恶的传染病呢？我们可以查出 它的传染范围和传播方式，也可以在医学期刊上公布调查结果。然而当时全世 界都在关注爱滋病，c型肝炎的传播被忽视了。
哈菲扎巴德是个特例吗？还是全已基斯但到处隐藏着这种疾病的传播？为 了搞清 c 型肝炎的分布范围，史蒂夫率领阿格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奔赴距卡拉 奇 20 里处的村庄德尔穆汗默德（durmohammed（joih）调查。这个村跟千 万个遍布巴基斯但的村庄一样普通，但自豪的是它有一个诊所，一个家庭计划 生育中心，另外还有两个学校，一个公立，一个私立。学童们要学习英语、乌 尔都语、信德语及惮路支语。当有人来访时，社区工作人员骄傲地展示各种小 册于，以显示当地居民生活的改善。可以说这个村庄没有完全被忽视，也没有 忽视村民的教育。
离开诊所，史蒂夫开始入户访谈。如果村民曾在医院“打一针强壮身体”， 史蒂夫就抽取血佯。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曾去过医院，有的还每周定期去，一些 病人只发烧、背痛、痉挛或腹泻，根本下需要打一针，血样调查结果简直让人 头晕：百分之八十二的病人曾到医院“打一针。”当晚，我和乔正在看 cnn 新闻，电话铃响了。我们最好的学生之一阿米尔·贾汗（aamirjavedkhan） 从德尔穆汗默德村打来电话，电话里声音沮丧。
“我和沙普尔在一起”他说。沙普尔米尔扎（shapermirza）是实验室能干 的技术员。
“我们有麻烦了。”“什么麻烦？”我问。
“沙普尔刚化验完采集的血样，百分之六十呈阳『性』。是不是有错误？”百 分之六十？令人无法相信。十个人里竟有六个被感染？我叫沙普尔听电话，想 搞清是否『操』作上有错误。
“你充分清洗珠串了吗？控制全都准确吗？”“是的，”她答道，“每份都 做了控制，为了万无一失，我还额外检验了汗米尔的血，他的就呈阴『性』。”“读 数是多少？”我问。
“读数很高，每一个都很高。”她说。
我们满腹疑团地上了床。第二天我们决定重新检验。结果没有错，仍是百 分之六十。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在这个巴基斯坦小村庄里，随意抽样的病 人绝大多数染上了 c型肝炎，而唯一可能的感染途径是开业医生，他们平均一 个针头要注『射』三个患者，有的甚至次数更多，每次均未经消毒。这真是一个恶 梦。
当我们拿其他传染病学者所做的类似调查进行比较后，发现德尔穆汗默德 村和哈菲扎巴德市一阵不是什么特例，只要我们到各个公立医院病房转一圈， 就会发现许多肝病患者都遭受着c 型肝炎的痛苦折磨。我们对此已有所认识， 现在终于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它和非洲的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的肆虐一样没什么区别。医生或是为造 福病人，或是贪图钱财，在恶劣的条件下根本不考虑起码的卫生安全，滥用 医疗器具，造成瘟疫传播。与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不同的是，c型肝炎病毒 会像艾滋病病毒一样静静地潜伏在病人身上达数年之久，然后致命地发作。然 而我们访谈的医生极少知道他们重复使用针头的危害是多么严重。甚至有些医 生不相信或不在乎这种可怕的后果。
因陋就简，这一基本路线仍然统治着这个贫困世界。
第一卷 34。感染了的外科医生
199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奎达（quetta）的塞雷纳饭店（serenahotel）优雅的大厅内一张桌子前围坐聊天。我和莱斯利·霍维茨（leslie horvitz），还有两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杰米尔汗（jamiikhan）和沙菲克·雷曼 （shafizrehman），乔因患流感，发高烧，在旅馆中自己房里躺着休息。杰米 尔汗和沙菲克都住在奎达行医。奎达是巴基斯坦北方惮路支省的主要城市，临 近阿富汗和伊朗边界。惮路支省主活贫困，人烟稀少，我们来此是为了了解克 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这两位外科医生很熟悉这种病，他们险些死于该病， 是我帮助他们死里逃生的。 多岁的杰米尔汗有着一张友善的圆脸和一双聪慧的眼睛，他用大陆特别的带韵律的英语平静而清晰地向我们讲述整个故事。
“那是去年 12 月 5 日的事。我正坐在房间里，突然接到巴基斯坦电台附近 一家医院打来的急诊电话，说一个病人严重腹痛并吐血，让我赶快过去。等我 到了医院，检查了病人，不得不请来肠胃科的医生会诊，他说得照胃镜才能查 出吐血原因。
第二天下午，才给病人照了胃镜。因为上午我们都忙于正常值班工作。晚 上我在门诊坐班。他们通知我去给病人手术，因为他们诊断那病人是胃溃疡吐 血。
“晚上 11 点，手术开始了。由于害怕病人大出血，所以我们准备了五六个 单位的血浆。沙菲克医生作我的手术助手。其他还有手术室工作人员。”这时， 沙菲克医生不安地在椅于上移动了一下身子。他比杰米尔汗年轻几岁，身材高 大，英俊滞洒。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当我一打开他的肚皮，就发现腔内所有内 脏都在渗血，尽管我采用了透热疗法等种种手段，还是无法止血。我们猜想病 人也许服用了某种止痛『药』，严重腐蚀了胃壁，因为血不停地渗出，不可能是胃 溃疡。”我毫不吃惊，因为在塞拉利昂，在拉瓦尔品第，在南非，在迪拜，以 及中国都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最近在扎伊尔的基奎特（kikwit）就有外科医生 因手术而被感染，也是出血不止，得的是埃波拉病。而杰米尔汗所说的病人 患的则不是埃波拉，尽管症状很像。他接着说道：“为了止血，我们不得不摘除 他的胃。当我试着将胃取出时，不小心碰破了脆弱的脾脏，只好也将它摘除。 它已经肿了，肝脏也肿了，呈暗红『色』，失去了正常肝脏的亮红光泽。整个手术 花了两个半钟头，真是场艰难的战斗，沙菲克被沾满病人鲜血的针头扎破了手 指，我的手套也多次弄破。终于在凌晨两点钟，我们把病人推回了病房，离开 了医院。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望病人。他神志清醒并能讲话，但血压仍很低。等我 下午三点再去看他时，他的哥哥说他已经死了，年仅四十六七岁，锡比（sibi） 人。
“我仔细回想整个手术。有件事情提醒了我，当麻醉师把导管『插』入病人鼻 腔时，鼻子开始出血，麻醉师无法止血，只好堵住鼻子。当时他说这到底是 什么病，怎么鼻于出血会止不住，而且还发烧。他也害怕了，认为病人出血不 止一定有什么问题。此外，病人还发烧。”听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一切 都吻合了。这是一种流行于惮路支的严重的病毒出血热病，症状为高烧，出血 不止，血压过低，肝脾肿大，吐血并伴有腹痛。病人通常被误诊为急『性』肠胃病， 然后推进手术室，折腾得到处是血，到处是病毒。 这时，杰米尔汗转向沙菲克说：“术后第五天，星期五的上午，沙菲克太太 打电话告诉我他发高烧，头痛并已全身酸痛，让我过去看一下。见到他后，我 开玩笑说，怎么了，是不是得了疟疾或类似疟疾的病？我陪了他两三个小时， 他的几个亲戚也来探望他，而他则遍身疼痛得直流眼泪。
他不时向我诉苦，而我直嘲笑他。他说这不是发烧痛，而是死亡阵痛，我 快死了。他很喜欢吃一种美味甜肉，说临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吃上一口，并让 他兄弟去集市买一点。
说到这，两人忍不住笑了。
沙菲克找了一个奎达医学院的医『药』教授来诊断，而我则回到医院工作。第 二天，这个教授对我说沙菲克整夜发烧并全身疼痛，可能得了伤寒。他给他服 了阿莫西亚。但紧接着沙菲克又开始下痢，只好打点滴补充水份。 我找到了给那位病人用内窥镜检查的医生，向他讲述了病人没有溃疡却出 血不止的情况，我说和我一起手术的朋友病了。让人担心。于是他和我一起看 望了沙菲克，他复诊以为是疟疾。
这时，我打断了他。
你已将沙菲克的发病与那位病人联系在一起了吗？”杰米尔汗摇摇头：“没
“ 有。我们根本设想到这一半点。”我让他接着往下讲。但暗中奇怪。他们应该 知道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因为已有两名巴基斯坦医生死于此病，而第二个 医生曾是杰米尔汗的好友。
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就在沙菲克发病的第二天下午。我外出巡诊，突然 感到身体发痛，回到诊所一量体温，华氏 1o2 度（摄氏 39 度）。当时两个病人 已经预约了手术，于是我只好通知麻醉师只做一个，另一个晚上再说。”做第 一个手术时，我因发热而浑身颤抖，一做完手术，我就回家睡觉，并让我兄弟 晚上叫醒我。但晚上我去诊所还是晚了，吃了点止痛『药』，感觉好些。我打电话 叫来了一个同事，对他说自己对这个胆囊结肠造口手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等他到达时，我正开始消毒，于是他在一旁作我的助手。但我实在无法忍受身 体的巨痛。简直站立下稳，只好离开手术台让同事继续手术。躺在休息室里， 我痛得直落泪，真的落泪了。
我问道：“那时你就设想到你和沙菲克患同样的病？”“没有。尽管我们知 道事情不对劲，但并没有多想。手术结束后，我发现自己已无力开车回家，于 是打电话叫我兄弟接我回家。临走前，我请同事给我看了一下。他问我哪儿痛， 我说背肌痛。他给我按摩了一下，安慰我说很快就会好的，回家休息一下吧。”“第 二天，病情仍没好转。我让同事抽血化验，发现我的血小板数目很低，沙菲克 也一样。完了，我们一定是得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了。”“我们知道自己就要 死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比我高一年级，就是在奎达给病人作手术感染了这 种疾病而死的。那是 1987 年的事，现在已是 1994 年，但我仍记忆犹新，历历 在目。”“当时我在卡拉奇工作，我的这位朋友死前三天才和奎达的一位女医生 订婚。我也在做这次手术前三个月才订婚，我对沙菲克说相同的厄运轮到我头 上了。”“我朋友的故事后来上了报纸。我早就知道了。他在订婚前一天，跑来 找我，说他发烧了，脉搏每分钟一百二十下。我替他诊了一次脉搏，确是如此。 他说几天前在奎达给一个病人开刀。而这个病人第二天就死了。他邀请我参加 明天的订婚仪式。我去了。仪式上，我的朋友尽管看起来光彩照人，但仍在发 烧。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把他送到了阿格汗大学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给他开了 处方（后来还刊登在报纸和医学新闻上。）不过是止痛片剂之类的『药』物，并送 他去做调光胸透。胸透一完，他就倒下了。没人想到他已危在已夕。”我边听边 摇头。正确的临床诊断离不开病史查询。这样的悲剧在芝加哥、中东、巴基斯 坦，和非洲大陆及其他地方不断上演。令人惊讶的是当地医『药』界居然对在伊斯 兰堡感染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外科医生的遭遇一无所知。后来这一事例终 于公布于世了。
杰米尔汗接着说：“第二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 4 月 1 号愚人节，我呆在 家里准备参加 4 月 4 日的外科助学金考试。同事跑来告诉我说我的朋友死了。 我还以为是愚人节这同事跟我开玩笑。两天前他还好好的。在去他家的路上我 仍无法相信，直到来到他家，才知道他已经被下葬了，死于大出血，是克里米 亚刚果出血热杀了他。
“病中，我那位朋友的悲剧在我脑海中挥之下去。我意识到我和沙菲克都 将死去。我向我的教授说了我们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热病。我们的血小板很低， 且高烧不退。我告诉沙菲克明天转往阿格汗医院去，因为那里有血小板输血， 而奎达没有。另外，那里可能有人对这种疾病有所了解。我回到家，跟父亲说 明情况，他是一个退休了的副校长，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和沙菲克当晚仍住 回医院，准备第二天一早转往卡拉奇。我打电话给阿格汗医脖的一位好友沙希 德·琅维斯医生（dr，shpervez）请他为我们安排往院，以便我们到后能立即 得到治疗。而不把时间耽误在急诊室里。他答应一定办到。”“那天晚上很难熬。 我和沙菲克担惊受怕难以入眠。我昏睡后突然惊醒，感到呼吸艰难。我让看护 我的兄弟给我量血压。高压 90，低压 60。他立即冲出去找我的教授。凌晨四 点钟，我的教授连同一位医生赶到了，给我打了点滴，我的血压才慢慢地回升。” “第二大早晨，报纸登出了两位医生感染入院的消息，报纸就爱干这种事。结果 从早晨 7 点开始，就有医护人员及朋友前来探视我们，络绎不绝足有五六百人。 我和沙菲克白血球很低，接触这么多人难免传染什么，于是我们要了两个防护 面罩戴上。
噢！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在呵格汗医院病房见到他们时都戴着面罩。我 门不知道他们在奎达时有那么多人探视。现在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在阿 格汗医院，除了医护人员，我们严格控制个让人出入病房。
杰米尔汗转向我说：“剩下的事情您就很清楚了。”但我仍让他讲下去。
“当天下午我们乘坐巴基斯坦国航的班机从奎达飞到卡拉奇，机场已有两 三辆救护车等待在那里。一辆是沙希德医生要来的。沙希德医生与我的妹夫都 来了，另一辆车是沙菲克医生的内兄要来的。他是邻队上的少将旅长。也来了 解情况了。
“晚上 7 点、我门住进了医院。值班医生做了常规检查，顾问医生没有出 现。”“第二天早晨，顾问医生来了，我告诉他我们可能得了克里米业刚果出血 热，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谁相信我们会得这种病呢？他说让我们做『尿』『液』培养， 化验喉咙与血『液』。并怀疑我们感染某种细菌或病毒，但不严重。我再次找来沙 希德医生，告诉他那个顾问医生不明就里，拜托他务必思想办法，否则我们定 死无疑，于是他向克舍德教授（professorkhurshi）谈了我们的情况。克舍 德教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找到了费希尔一霍克医生。”那一天的情景令 我无法忘怀。当时我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写作，克舍德教授和沙希德医生冲 了进来，向我讲述了杰米尔汗与沙菲克的情况。当我得知他们开刀的经过及过 低的血小板时，我抱着头说：“那就是克里米亚刚果热！”我赶到了病房。记录 病史时，乔走了进来。我们都认识到病情是多么危急。因为他们持续高烧，血 『液』状况不良，而且身上出现了紫『色』瘀斑，这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特征，根 据我们对这种病的了解，他们可能会死。
病房里挤满了闲杂人，他们绝不应呆在这里。我们连忙采取措施进行隔离， 并让杰米尔汗的妹夫守住房门。除了医护人员，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内。然后我 们向人们解释隔离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雷厉风行。因为这是全巴基斯坦最好的 医院，如果因隔离措施不利出现差错，让报纸在头版刊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 热，造成阿格汗医院数人死亡”的消息，会轰动一时，对医院来说将是可怕的 灾难。
但人们对安全的必要不甚理解，或漠不在意实在可悲。你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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