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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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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打 开的罐头。“挺好吃的，吃吧！”他并不相信我的话，试着吃了一口后，显然 同意我的话了。我希望他今后能给予我更大情任。
饮水又是个问题。对于我的困境，《上古水手之歌》（rimeoftheancient mariner）的叙述者是不会感到生疏的。水是到处部有。雨水不断从天而降，然 而无法饮用。不论我们从乡村的一个水眼。甚至一口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污 染了的，我只能用碘片来消毒，水中碘化物的味道是那么可怕，以至我对该水 的安全可饮『性』不再有任何怀疑。我不相信任何细菌，经过这种可怕的味道仍能 存活下来，还会有力气使我致病。
我们到达伊西罗时，夜幕已经降临。我急于要试一下我的无线电。我拉出 天线，把电源打开，接通电源，转动拨号盘，试图找出一个地方台，但我拨来 拨去只听到两个传教士的对话。孤单单的声音在黑暗中寻求交流。我试着再和 别人接通。根本不理采司机对我投来的狐疑目光。我对着麦克风说：“我是世 界卫生组织扎伊尔小组的乔·麦克科密克医生。有准听出是我吗？”什么声音 也没有。
我调整了一下天线然后再试，仍然没有声音。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没有反 应。我曾经为获得一台无线电而那么高兴，为能够容易地与外界取得联系而信 心十足，而现在我真感到我是完了。没人知道我在哪里，而假如我不能把无线 电摆弄好，人门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在哪里。那天晚上睡觉时，我几乎陷于绝望， 感到无比孤独。我更害怕的是跋涉了几千英里的不『毛』之地后，仍找不到疫情的 踪影。我知道苏丹确在发生瘟疫，但我没有签证，无法越过边境。很有可能我 的第一次追踪病毒之行落得个空手而返。
第二天一早我进入伊西罗，运气依然很糟。没人知道像埃波拉那样的疾病。 只有继续向北走，向苏丹的边界前进。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一个叫栋占 （dungu）的小镇，离此 50 英里。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自从比利时人在 1959 一 1960 年撤出后，整个北部地区无人管理，道路与桥梁失修。我们没碰到其他 车辆。正常人谁会到达里来，他们又会往哪里去？我开始怀疑埃波拉疫情两次 发作之间是否有联系。在这种地方，人们若要旅行，只有靠走路或是骑自行车， 他们一天行走的路程有限。扎伊尔和苏丹之间的旅行如此困难，一般人不可能 将瘟疫从一处传带到另一处去。何况埃波拉病毒的潜伏期只有几天，病人不可 能在此期间步行或骑自行车。我的查访结果证实了我的怀疑：没有人听说过这 两个国家在此地有交通或贸易来往。日后呈报程碑，两个发病地区之间通行方 便，这纯属无稽之谈。我实际上是独自一人行进在连接两次病情发作的道上。 西蒙走的是南部地区，凡是去那里旅行的人都得走他探测过的那条路。 我进村后引起的强烈反响说明我低估了此地所处的边远程度。人们无比兴 奋，好像我是从外星来的。小孩们聚集在我的的周围，好象他们中间站的是什 么怪物。他们可能从来没见过白人，我的特殊外表甚至造成恐怖，有些孩子竟 然哭了起来，急忙跑开。
怪有趣的，但也令人不安。
人们一旦从开头的惊恐状态中恢复过来，便很愿意和我交谈。但是交流需 要时间。在非洲，特别是在农村，人随便交谈是不合适的，首先双方得先交流 两家的健康情况。这样，即使是问路，也有可能要搭上两个小时，而且，经 验说明，不能向你见到的第一个人提问，这样作对方不接受，你得找管事的人。 快到栋古时，我令司机停车以便再试一次无线电。我还是在为没能接通无 线电而烦恼。
“我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麦克科密克大夫。有人听见我吗？请通活。”我等 待着，然后又再试一次，这次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我拨弄一下拨号盘。
“我是麦克科密克大夫，能听见我吗？”“是的，大夫，能听见你。”我听 到一个微弱的声音。
我终于与东南方向百英里外的布尼亚（bunia）的一个传教士通上了话。 我请他帮我与金沙萨的世界卫生组织小组总部联系，让他们知道我迄今所取得 的也可以说是未取得的进展，传教士保证说他会通过教会替我传话。我太高兴 了。我与外界的联系并未中断。
在栋古，我们住在当地的教会里。在这种地方总能得到慷慨而热情的招待。 客人带来一种难得的欢娱，至少在饭后是如此。这里用私人发电机发电，而且 只是在黄昏后才发动。如果没有发电机，就只能像鸟儿那样安排作息时间了。 晚饭后，人们安歇了，村里一片宁静，当厨房最后一根柴禾熄灭时，黑暗笼照 了大地。在非洲农村夜间的一件乐事是到户外散步，仰望大空，群星闪烁，美 妙万分。一种敬畏心情，油然而生。你会觉得住在村里的非洲人与宇宙融为 一体，这种奇妙的感觉会使生活在贫穷和疾病重压下的人们体会到生命的真谛。
像大多数非洲人一样，天一亮我就起身了。这时正好到栋古周围的村子去 转悠，寻找类似埃波拉的病毒了。再一次，我又空手而归，我没发现在扎伊尔 与苏丹南部之间任何商业来往的迹象。栋古的人们很少去外地旅行，去干什么 呢？人们没处去也没事干。
离开栋古后，我向北走到了一个叫阿巴（aba）的小镇，离苏丹的国界更 近些了。但是不管我们再往哪里走，我们得先乘渡船渡过尤勒河（ue1eriver）。 这种渡船是由四只漏水的独木舟连在一起、上面盖上木板做成的。它看上去那 么摇摆不稳，连运载吉普车都有困难，更何况五吨重的卡车。尽管这渡口位于 苏丹和扬布库的主要通道上，显然很少车辆使用它。因而它也不大可能运送过 带有埃波拉病毒的卡车。他们友好地告诉我们，可以把吉普车平安地运送至 对岸，我们对此不无怀疑，但此外也别无他法，只好把它开上木板。这突如其 来的重量使木板剧烈地晃动，然而它居然平稳下来。我和司机都不敢坐在吉普 车内，没那个胆。我们站在独木舟上紧张地看着水手们把那只在重载下晃晃悠 悠的破船，半摇半拖地拉上对岸。与此同时其他水手则忙着用罐头盒把船中的 水舀出来。我一直担心船上的人随时有落水的可能。然而由于某种奇迹，我们 终于平安抵达对岸。在非洲我很早就学到了这样的经验：问题总会解决的，但 往往不是按你原来想象的那种办法。
栋古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从陆路去阿巴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错了，不是 困难而是根本不可能。要去阿巴得渡过另一条河，但是找不到渡船。实际上是 那里的渡船在不久前的一次风暴中，由于船缆折断而漂走了。近处没有桥，也 许根本就没有桥。因此我们只好继续上路，来到了多鲁马镇（doruma），那里已 经接近苏丹了。在当地传教的两位意大利神父极其热情地欢迎我们。他们已 经很久没接待过客人，打算好好招待我们一番。我们交谈使用的是一种法语、 意大利语和原始西班牙语并混杂一些英语的古怪语言。 当天晚上，他们请我吃的是典型的本地饭菜，用棕桐油烧的米饭、豆干和 鸡蛋。神父们拿出据说是专门为我们烘制的面包，吃起来既酸又苦，但他们满 不在乎。神父们为没有啤酒而表示抱歉。我们喝的是烧开过的水，因而我幸可 免去尝受碘化物的可怕怪味。晚饭结束时，神父们取出他们储存的一种地方酒。 尽管我喝惯了棕榈酒，但这种酒一定是用机油和硫酸泡制而成的，喝起来就是 那股味。当有位神父点燃他的烟斗时，我以为我们都会起火了。
我的头因该种混合制剂变得昏昏欲睡。神父们把我领到睡觉的地方一一一 间贮藏室，室内放了一张行军床。床周围放了许多箱发了芽的土豆，几袋面粉 和几包麦片。房内散发着这些食品的强烈味道。偷看了一下，我发现面粉都 发霉了，怪不得面包那么难吃：霉菌。
我乏透了，倒头就入睡。
但是没睡多久。
不断的吱吱声和瑟瑟响声把我从梦中惊酬。发生了什么事？在一片漆黑中， 我努力睁开眼睛，发现我周围有一群老鼠在面粉和土豆中『乱』窜，我想只要我不 干预他们，他们也就不会打搅我，因此重新倒头睡下，但再也没能睡稳。第二 大早晨，我有礼貌地向神父们提出，他们家里可能有老鼠，但他们毫不在意， 我也就没再往下说。他们也许把老鼠当成另一种蛋白质的来源了。在非洲，很 多人吃老鼠，甚至把老鼠当成美食。
早餐吃的是咖啡和带霉味的面包，餐桌上我向神父们提出我来多鲁马时一 路上提出的问题：他们是否听说过埃波拉疫情。他们说没有，在多鲁马没有。 那么在苏丹，越过边界几英里的地方有没有呢？没有，他们没听说过。有一位 神父说：“你是否去恩扎拉（nzara）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我当然想去，但 是没有签证，我不知该怎么办？”“哦，这没问题”，一位神父说，“我们可以找 这里的一位大首领，他可以安排一切，而且他很可能派他的一名“说话人”陪 你去。“说话人”是对法律专家、翻译和村里有文比的人的一种古怪统称。
果然如此。那天，我们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转悠找到一个大首领，他同意提 供一名“说话人”陪我们穿越国界。正如神父们所预料的，他还主动为我们用 扎伊尔地方和苏丹南方广泛通用的赞德语（zande）写了一封信，请求有关当局 允许我们越过边境。为了使信显得正式些大首领还盖了私人印章。当天晚上回 到传教士的住所后，我试着用无线电给我们在金沙萨的人报个信，告诉他们我 第二天就要越过苏丹边界了。虽然至今我还没能找到埃波拉病毒的踪迹，但情 况将会改善。
第一卷 7。废弃的医院
离开多鲁马时，我已经上路 7 天了。现在我至少有了个比较好的伙伴。这 个“说话人”是个和蔼的年轻人、教师，懂点法语和当地的语言：林加拉语 （lingala）和赞德语。他还熟悉我们要去的地方的情况。
去苏丹的所谓公路实际上只是一条小道。很少看见轮胎的痕迹，说明很少 车辆行经此地。当我们到达边界，那里寂无人烟。让我们知道这里就是边界的 标志是架在两支树叉上的一根本棍挡在路中央。显然，官并不在于阻挡人们 入境，我们把木棍抬起，就进入了苏丹国境。走了几英里，我们见到一辆抛锚 的卡车。坐在路旁的一个人告诉我们说，车轴坏了，车主到金沙萨去换新的去 了。金沙萨距此抄近道也有一千多英里，走公路要远得多。他受雇看守这车辆 已经 5 个星期，显然没多大希望再看见车主回来了。然而他并不在乎，他就住 在附近，好歹那也算是份工作，此外，他又有什么事好干呢？我们自认为进入 苏丹境内，走了约 10 英里之后，碰上了正式的关卡。那不过是个小小的军营， 有着一位指挥官和几个士兵。一个留着胡须的壮实男于走出来接着我们。他似 乎对我们的装束感到惊讶。可能是很少有人从这方向进入边境，因而任何活动 都会使他觉得出乎意外。我想，现在就要看大首领的信是否能起作用了。最坏 的可能也不过是要我们打道回去。但是那么一来我就再也不能在我所知曾发生 过埃波拉疫情的地方进行调查了。
士兵们好奇地看着我们，指挥官伸出手来，我说明身份，把信递给他。他 看了看信，上面的印章似乎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抬头对我说：“欢迎到苏 丹来。请跟我们一起用点茶。”我们为他的友善答复而十分高兴，随着他进入 军营。其实那不过是几间铁皮搭的建筑。
军营里的气氛显得懒散和无所事事，好像这里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情。指 挥官让一名士兵倒来几杯温热的茶。
“你到苏丹来作什么？”指挥官问。
我告诉他我们听说这里曾发生过一种疫情，发高烧并出血。我立刻看出他 知道我说的事。“哦，是的，你说的是在恩扎拉发生的病，现在这种病正在区 首府马里迪（maridi）爆发。”他接着补充说，这种病在恩扎拉爆发几周之后， 又来袭击马里迪了。我知道这种瘟疫曾蔓延到马里迪，但不知道它仍在这里流 行。
指挥官转眼注视着我说：“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到恩扎拉去？我 解释说，“我是医生，我有责任要找出疫情的根源。”看上去他从来没听说过这 样的事。
他说，“恩扎拉已不再需要医生，你想来拯救的人都已经死了。”恩扎拉是 个约有 3000 居民的小镇，镇里有一家棉纺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英国 统治时期。居民大多住在郊外的住宅区。棉纺厂是恩扎拉的主要收入来源。据 我所知，它是埃波拉疫病的来源。
当我到达恩扎拉时，不知道会遇到些什么。表面上看来没什么异常现象。 居民们各安本业，没有惊惶失措的迹象。但当“说话人”向一个人打听医院在 哪里时，我发现那人的表情有明显的变化，脸突然阴沉厂来，作了一个占怪的 手势，向“说话人”嘟嗓了几句，连忙走开了。
“他告诉你医院怎么走吗？”我问“说话人”。
“告诉了，就在街那边。但是他说我们不应该到那里去，那里是个坏去处， 而且那里也没有人。”“他说为什么了吗”我问。
“我问了，但他不愿告诉我。”我并不害怕，只是好奇，我让司机把我们 送到医院。司机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他很不乐意去，他不愿意靠近医院。医 院是一所简陋的一层砖房，褐『色』的墙壁已经剥落。里面阴森森的。我试着打 开门，门没有上锁。进去后，见到一个黑乎乎的门厅通向一间空『荡』『荡』的房间， 空气中有股酸味，是干涸了的血『液』和排泄物的混合味。那是医院唯一的病房， 因此它必然是男、女病人兼容的。病床只不过是支撑在铁架上的一些断裂的弹 簧。毫无疑问，病人（如果以前有过病人的话）得自备褥垫。我大声喊有人吗， 听到的只是我自己声音的回响。
正当我准备离去的时候，听到了脚步声。我见到一个面带笑容、体格健壮 的人朝我走来。他的白『色』工作服上满是污渍。 “我是穆罕默德（mohammed）医生”，他宣称。
我作了自我介绍后，间他医院里的人呢。“他们都跑了。病人、护士、都 跑了。”“但你留了下来？”“我是医生，我能上哪儿去？”“为什么人们都要 跑走呢？”“他们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死了这么多人，死得这么快。他们认 为自己也会死，就跑走了。我不能责怪他们。”我像是在同一个准备与自己的 船只共存亡的船长说话。
虽然我没到过苏丹。但我了解那里困扰人的政治情况，知道这位医生的处 境多么艰难。 这位医生，就像苏丹大多数的医生一样是穆斯林，来自苏丹北部，而他的 病人则是基督教徒和泛灵论者。苏丹南北两部分的种族和宗教的敌对势力之间 爆发的内战，至今未曾停息。医生和他的病人之间个可能有多少感情可言，造 成医院空无一人的瘟疫对此也无所帮助。
穆罕默德医生接着说，“共有 13 人患上这种从未见过的病。“7 人死了。我 什么忙也帮不上。”他的声音显得既气恼又惶恐。我问现在是否还有人发病。他 说没有了，瘟疫在 5 周前已经结束。“哦，马里迪现在还有问题，『政府』实行了封 锁。那里已经停止贸易，禁止人出入。”（后来我得知，由于封锁，世界卫生组 织的一个调查小组也未能进入马里迪，他们只能呆在南方的省府朱巴（juba）。
“这种病有些什么症状？”我问。 “病人不能吞咽，周身疼痛，眼里血管破裂，牙床出血，发高烧。”“你能 告诉我你见到患这种病的第一个病人的情况吗？穆罕默德医生说那是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在棉纺厂做工。住在郊外的居住区。他人院时的症状是：高烧、 头疼、嗓子疼、肚子疼、腹泻、便血。6 天后就死了。我觉得听上去像是苏丹 的第一例埃波拉病毒患者。 我离开之前，穆罕默德医生又说：“有件事我忘记告诉你了。我曾把一名病 人送往马里迪。那里的医院条件比较好。”他一定看出我表情上的变化。
“怎么回事？有什么不对吗？”“没事。”我说。
我不愿意使他感到更加沮丧。但他把病人送往马里迪，那就意味着把瘟疫 传播到了那个城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如瘟疫没有传播到马里迪，恩扎拉的疫情就永远不 会让外界知道。当病毒从地球的一端袭击了某一土著人群时，只有当这种病毒 影响了更多的人——导致有钱人或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死亡，才会引起注意。 假如白肤『色』的西方人没有病倒或死亡的话，在恩扎拉或其他地方经常发生的疫 病是不会引起注意的。
我在恩扎拉访问过的人尽管对会否再发生瘟疫有某种担心，但并没流『露』出 恐惧的神『色』。 也许由于最后一个病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他们认为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 去。我怎么能肯定那就真的是埃波拉病例呢？我缺少生物分析来作出确切的判 断。我需要化学试验和我的轻便实验室。我连医院病例都没有，有的只是墓碑 和人们的口头介绍。就当前来讲这些也是需要的。
按照非洲医院的习惯，这第一个病例病人患病期间，是由病人亲属照管的。 他死后，很快他的兄弟也发病了。兄弟比较幸运，活了下来。奇怪的是，第一 例病人的妻子更加幸运，她根本没得病，后来的血清检查证实她完全没受感染。
和医生谈话之后，我去拜访那位寡『妇』。她现在和她娘家的双亲及两个孩子 住在一起。她才十八九岁，最多不过 20 出头，由于服丧的缘故，她剃了光头。 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表情呆滞。非洲是个古怪的地方，当一个人死去或 即将死去时，亲友聚集在房门外号陶大哭，捶胸顿足。有些社团里，亲人们还 用灰烬涂抹皮肤，以示哀伤，这种仪式可以连续进行十多个小时。对西方人来 说，这种表现方式未免过于戏剧比，不够真实。但是，它是非洲文化的一部分， 决非做作。而一旦服丧期过去，人们就十分冷静，这和西方的行为形成强烈对 比。可能是这种礼节提供一种抒发机会，让人们排除忧伤后能继续活下去。
我是想从那名寡『妇』和别人了解传染病的来源。然而这位寡『妇』神经紧张，对 采访很不习惯。此外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在这个社会里妻子一般不了解丈夫在 家庭之外的活动。我很想知道此人生病前如何打发时间，以便了解病毒感染的 来源。他有没有被昆虫叮咬过，曾否打过针，是否吃过污染了的食物，有没有 打过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了解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多少得到一些关于 病毒传播途径的证据。医院是可能的传染途径之一，针头的重复使用，缺少隔 离措施，其他病人和病人亲属部可能被传染上。然而不久我就了解到有种风俗 习惯给人们造成可怕的风险。遵照这里的文化，人们在埋葬尸体之前要亲自处 理遗体以表示对死者的至爱亲情。亲人一般要到棺材前来吻死尸，人们认为尸 体是要做到绝对清洁的，他们先是要把遗体充分洗净，把残留体内的粪便等秽 物全部冲洗出来。由于埃波拉病人的粪便不可避免地会带血，这就只能把病 毒传染给亲人。日后我了解到这就是马里迪有这么多人患上埃波拉病的原因。 当前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住宅区转悠，寻找能向我提供有关疫情信息的 人。除了第一例病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病人来自同一病源。我访问了 4 个病 人的家属，他们都与第一例病人有过些接触，但他们的描述没能给我什么确切 的答案。于是我的目光转向棉纺厂，它会不会是埃波拉病毒从其自然界宿主进 入人体的第一个地方？尽管棉纺厂的经理很愿意帮忙，但他没能使我进一步了 解病毒的可能来源和棉纺厂在疾病传播中可能起的作用。一个很引人兴趣的事 实是：棉纺厂的产品是经由朱巴通过尼罗河运往喀土穆的。没有通过扎伊尔出 口货物，也没路可通。经理甚至对我这样提问也感到惊奇。
他笑着回答说，不可能把任何货物通过扎伊尔运往市场，他已经多年没 有在扎伊尔出售他的产品了。我于是去棉纺厂进行考察。 棉纺厂在恩扎拉镇的边缘，是几间砖制和木制的房子。厂房周围有一圈生 锈的铁篱笆，土地上原来可能栽种过花草树木。现在是荒草一片。那是五六十 年前殖民时代的典型建筑物，现在大部份窗户上已经没有玻璃，有的则糊上破 纸或钉上木条，所剩无几的玻璃窗肮脏不堪。厂一房里光线很差，大部分灯泡 不亮，有的房间根本没灯泡。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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