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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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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妇女为了营救被捕入狱的男人（指葛琴为营救华冈事/编者）。“监狱通知说，拿来三百元钱，就放人。”现在她正在为凑足这笔钱而奔走（时鲁迅将刚收到的一笔一百元稿酬借给了葛琴/编者）。“在中国的习惯里，不能这么做（指不借钱/编者）。在这时候，如果有就不能拒绝。不论怎么样也应该帮助，这是中国的习惯。”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著，日
本改造社1932年12月版《上海漫语》。
你不要亲自来了，这几天你必须消声匿迹……
那好，你回去吧，赶快！……候我把事情弄清楚了，由胡风转达。
（以下是鲁迅托由胡风转吴奚如的情报）
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一个交通员，奉命到武汉以蒋介石为首的“剿共总司令部”，向隐藏着的赤色间谍去取情报；任务完成后，已乘轮船在返回上海途中。这次行动忽然被蒋介石的军统人员发觉了，就立即派了几个特务乘飞机赶往上海轮船码头，等待轮船靠案后破案，由于那个交通员失去警觉（他以为任务已顺利完成，万事大吉），被蒋介石的军统特务在后盯梢，于交通员在事先约定的地方和中国方面的负责人陆××（此人原是大学教授，政治言谈红得发紫，湖南人）碰头，交出情报时，两人当场（在法租界内）被捕。陆××被捕后叛变，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遭到大破坏，被捕者十几人。
·经由胡风向吴奚如转述的谈话，录自吴奚如《回
忆伟大导师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马上就要回去了吗？
“想去的，我总想再去一次日本。现在再去东京，一定会像做梦似的，因为我在东京的时候，还是铁轨、马车的时代呢。”
“只是……我要去也是以后的事情了。”
·1936年1月9日下午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
作，陆晓燕译《紧邻鲁迅先生》，原文刊1936年4月《日本评论》杂志第11卷4期，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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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与茅盾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容纳“礼拜六派”进来也不妨，如果他们进来以后不抗日救国，可以把他们开除出去。
统一战线要有个核心，不要被人家统了去，要被人家利用的。“左联”应该在这个新组织中起核心作用。至于夏衍说不解散“左联”，则有些人要害怕这个新组织，不敢加入，如果这些人这样胆小，那么抗日也是假的。
“对他们这般人（指周扬、夏衍等人/编者），我早已不信任了。”
“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国民党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面卖的是什么货色。
（不久“赛金花”出来了）原来是这个货色（说罢哈哈大笑）。
·与茅盾的谈话，转自周晔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8月版《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
“国防文学”这口号太笼统，意义含混不清；我们拟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新口号和冯雪峰他们都谈过，你意见如何？
·与茅盾的谈话，录自茅盾《我和鲁迅
的接触》，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我第一着自然要自卫，不能使自己受伤，以致不能再动。我是要看枪弹从哪一方面来的，从敌抑从友。有些射击，明明是从友方来的，就是回击也不使对方受伤过重为限，以保护自己不死于“战友”的暗算与乱枪为限，因为我还要工作。所谓批判，那击中我的要隘的，我是忍痛；我不逃避，甚至不自卫。……我自然是小资产阶级，需要“奥伏赫变”（德语Aufheben一词的音译，意为“扬弃”/编者），但不能将工作停下来，以致将工作倒先“奥伏赫变”掉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
文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这两年我给他们（指周扬等人/编者）摆布得可以。”
“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
“我真想休息休息。”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全不知道。茅盾是来对我说过的，算是来通知我吧，其实他们早已决定了。……左联也其实早已有名无实，早已在无形消散的状态中。左联后来搞成这个样子，现在又解散，其实是可惜的。……
你看那（指“文艺家协会/编者）里面是些什么人吧。那不是战斗的团体！我是决不加入的。……
“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
还提出“汉奸文学”，这是用来对付不同派的人的，如对付我。你等着看吧。
我曾经几次被人指为“汉奸”，去年小报上又说我将“投降南京”。现在，他们（指周扬等）又说我“破坏国家大计”，要将我推到“托派”去！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是挑战。过一两天我来答复（指回复徐懋庸信/编者）！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倒不怕帝国主义的大炮，然而我怕的倒是当我在前线应战的时候，后面的‘自己人’对着我的背一枪一刀的来。”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
爱的导师——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
日巴黎《救国时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如果只是口号争论，倘没有坚实的作品产生，那就没有意义！”
他们为了和各色人等联合，自愿放弃领导权。我真耽心他们，以统一战线开始，以滑进蒋介石的统一江山告终！因为他们自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嘛！
·1936年4月下旬在梁园饭店宴上与吴奚如、聂绀弩的谈话，录
自吴奚如《回忆伟大导师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
·1936年阴历年初与胡愈之的谈话，录自1972年12
月25日胡愈之在鲁迅博物馆的谈话，转自朱正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正误》。
“来得正好，免得复信。（黄苹荪在杭州编《越风》，约鲁迅稿。鲁迅以浙江省党部有呈请通缉事复信拒约。黄苹荪接信后，亲赴省党部查询，浙江省党部云无此事，黄便致函鲁迅问其消息来源。鲁迅未复信/编者）其实我也是朋友告诉我的。不过，照当时情形推想，决非捕风捉影之谈。现在事已过去，也不用再提他了。”
“当一个人穿衣，吃饭，说话，行路，交友都感到不自由的时候，连狗都会不舒服起来，想着往墙上跳出去的，莫说人，不过那一年（指1930年/编者）的事（指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编者），在我是拗不过友人之情而才参加的。某夫人（当指宋庆龄/编者）主动，杨××（指杨杏佛/编者）执实。而杨与蔡（指蔡元培/编者）之关系是人所共知的。杨在中间，当然不会让蔡置身局外。我和蔡是同乡同事又是世交，经蔡力邀，就这样拉拉扯扯的给摆上了一份。在我则无所谓，在惹不得者以为了不起，仿佛有十万大兵埋伏其间似的，你想，可笑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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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与黄苹荪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
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我自己一向就很少去想策略、策略的运用这类事情，虽然在打文字仗上，我还算是留意敌人的阴谋，还能够拆穿这些东西的挖空心思的诡计，往往能够打中敌人的致命的要害；但我也只留心思想界的事情，又只限于一个角落的斗争，革命全面的策略，很少去想。也确实没有去想过革命怎样才会成功的问题。自然，现在就去想成功，是太早的；但我，老实说，也没有去想过敌人什么时候会失败的事情。就只觉得这样和他（敌人）扭打下去就是了，没有去想过扭打到哪一天为止的问题；自然，胜利在我们，是总明白的，也不必去想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
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
经过》，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你那天说的话是不错的。对敌人，就要表示我们的力量；能够用大炮轰，就用大炮轰！……代表我们、代表真理，就代表我们、代表真理，毫不客气！……我一向显得个人作战，又多使用投枪，也仍然是散兵战。在我个人，和进攻的同时，还注意防御，也可以试用不同的战法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
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
经过》，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现在的左翼作家，虽然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政治上实际是很幼稚的，去同资产阶级作家搞统一战线，搞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人家统过来，反而容易被他统过去。”
·与徐懋庸的谈话，录自徐懋庸《我和左联鲁
迅周扬关系的始终》，转自刘一新《真的声
音，善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欢迎的了。
我不是别的，就只怕共产党又上当。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要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想，做一个小卒，我是能胜任的。动动笔。你看，这类人也并不多。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
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民族危难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隘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复去的机会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因为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当采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在战斗过程中，决不能在战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点忽略，因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错误，都是整个战斗失败的泉源啊！”
·与芬君的谈话，录自芬君《鲁迅访问记》（据作
者称，此文印前经鲁迅校阅/编者），文刊登太
编上海长江书店1936年11月初版《鲁迅访问记》。
就这样解散了（指“左联”的解散/编者），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
那不是一个战斗的团体（指“文艺家协会”/编者），和“左联”差远了。……但“左联”的战线也诚然不巩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还是不加入了，以后也不想加入什么团体，就一个人照例做点事情罢。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只好不管它（指胡风失去在“左联”的工作/编者），做自己份内的事，多用用笔吧！用笔的工作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与胡风的谈话，录自梅志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胡风传》。
我也接到一份。（指“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入会邀请书/编者）
你愿不愿参加，你自己考虑。实在说，参加也可以的。至于我嘛，我不参加。
·与马子华的谈话，录自马子华《点点星光》，文收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我）自七八岁起牙就不好，因龋齿之故夜难成寐；给须藤添难，又向或被叱责不以为苦。那时，附近别说没有牙医，即使出了绍兴，也仅能达到拔牙的程度，所以，要忍受民间治疗或诅咒之类的痛苦。可是，牙从根部烂起，龋齿洞孔增大，无奈，需要医生为我拔牙。一点点地拔起牙来，二十二三岁左右大半牙齿便已缺损，二十七岁时就镶上了假牙，这牙齿疾病及缺损导致宿疾日益恶化，胃扩张和肠弛缓症，影响其他消化器官的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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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著，靳丛林、
宋扬译《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上）原刊昭和十
一年（1936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日报》（夕刊），
转自《上海鲁迅研究》第14辑2003年5月版。
医生曾对我说过左侧也患过胸膜炎的，因为不久便好了，所以自己便不耽心了。
受着胃扩张和肠驰缓症的妨碍，每日的食量不但不及常人一半，就是饮食的味道也尝不出来的。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号《作家》。
我害肺结核有二十多年了。因为讲起来没有什么用，我一径没有讲过。那个美国医生诊察得很对。这种病是不会好的。不过现在依然没有死，这却同他的结论不一样。
·与郑伯奇的谈话，录自郑伯奇《最后的会面》，
文刊《文学》第7卷第5号（1936年11月1日）。
来了吗？……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
·与萧红的谈话，录自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文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唔，虽则医生告诉我说，根据肺部被侵蚀情况，我能幸存这么久是个奇迹，我本该五年前就死去的，因此，有了这额外收入，我还是大方些好。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莘农（姚克）作许佩云译《鲁
迅：他的生平和作品》，英文原刊于1936年11月《天下
月刊》第3卷第4期，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
“几乎不见了！……肺已烂掉了许多！……照医生说，如果在欧洲，早就在五六年前死掉，好像我们的抵抗力特别强，或者是我贱点的缘故。医生主张我易地调养，我也已经计划得很久，想走到什么地方去避暑，莫干山，或者索性去日本。为着吸些好点的空气，实在应该掉个地方了。……应该调养，我是早知道的；我的病，实在已经不止一年两年。不过调养，难道空口说说就可以做到！……”
“在病重的几天，一经闭拢眼睛，总算看到许许多多花样：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一点兴致也没有，一点欲望也不发生，只是呆呆地躺着。死，就是这么回事吧；这样下去，就是死掉了罢……”
“还有人责备我，说我以前太不当心，为什么不早医治。不知道我的父亲并没有几万几万的财产遗留下来的，专管病是先要饿死的。有病要医，难道我还不晓得！”
“不过肺已经烂掉了许多，总是实在的，X光线照着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明白。”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同鲁迅先生最后的
晤谈》，文刊1936年11月20日《逸经》第18期。
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我不同意住院检查。（指史沫特莱请来的D医生要鲁迅住院，开一个病房，由他诊治/编者）。
·与茅盾的谈话，录自茅盾《我和鲁迅的接触》，文
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我心中的鲁迅》。
“前几天几乎像完全好了的样子，因这几天没打针，也没吃药，加上又贪作一点事情……从昨天起，热度又增高了些。”
“只要好一点，就想要做事情……这是没有法子——他们说要我打空气针，说打一年空气针就可以好了；再就是养……可惜这两样我全做不到……我的老子没给我留下钱。”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田军（萧军）《病中的礼物——为关心鲁
迅先生的病而作》，文刊1936年8月15日《作家》第1卷第5期。
上海鲁迅故居。鲁迅在上海最后三年半居住和战斗的地方——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
“我从此要加紧多做一点事了！”
·与孔另境的谈话，录自孔另境《我的记忆》，文收孔另境著泰山出版社1937年6月版《秋窗集》。
“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试行出来走一走。
“前几天从南京来了一个客人（指李秉中/编者）。他是特地跑来探问我的。是个从前的学生。十分惦念着我。今天又从南京寄来了一封信。信里头说着这样的话：
“‘先生的通缉令自从发表以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因为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关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恐怕做了之后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
“我因为很寂寞，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我请你医病，是有条件的。第一，是要把病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一个月可医好，我宁愿动动化两个月医好。第三，假如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黄源《鲁迅先生》，文
刊《文季》月刊第1卷第6期（1936年11月10日）。
意识不到发烧的程度，自己被这细小的有机物灭亡的日子大概不会太远。无论活多久，人的工作不能停止。至少在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应该学习。不劳动就缺少人的价值，要让自己做点事。发烧是给予人的一种认识和警戒。顺应它有治疗法和卫生法。自己知道就不会对医术有所反对。身体状况好时，散步、活动也能窥知一二，漫谈也是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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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与姚克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看到自己的X光拍的胸部透视照片）即使受到损害，也还是健康的部位居多，不能落魄悲观；长年使用，有伤痕龟裂，也是正常的发展。
……
自己也闹不明白用怎样的方法（指教育海婴的方法/编者）好。海婴四岁起就常常发生支气管喘息，现在已经没有喘息，变得相当结实。自己曾经研究过种种根治喘息的方法，看今天儿子结实的样子很是高兴。可是，与儿子的结实相反，自己的衰退，则是顺从自然法则之故，这是没法子的事（说罢大笑）。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作，靳丛林、宋扬译《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中），文刊昭和十一年（1936年）十月二十一日日文《上海日报》夕刊，转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5月版《上海鲁迅研究》。
只要坐得起来，我是还要看书写文章的。叫我躺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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