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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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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薄�
“我就这样肩扛、手提、背驮，拖拖拉拉地带着一大批礼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国海关遇到了麻烦，因为太像一个走私犯了。我与几个年轻的海关人员说了半天，说我不是走私犯，而是圣诞老人，分发礼物去了。海关人员愕愕地看着我。”
“我又说，其实这些礼物送给谁，我也不知道。村子里的人我还能认识几个？你们收下也可以，我的心尽了。我说的是真话，但海关人员以为我在讽刺他们，非常生气。”
“我知道我错了。他们这么年轻，哪会理解老华侨疯疯癫癫的一片痴心？最后我只得与他们商量，有没有年老的负责人出来与我谈一谈。他们真的找来一位，没谈几句，全都理解了。很快办了手续，放了我这位圣诞老人。”
“接着是一路转车换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乡不知怎么回事，拿了礼物掂量着，连声谢谢也不太愿意说，我腆着脸想与他们叙家常，却总也叙不起来。”
“屋后那座山，应该是翠绿的，却找不到几棵像样的树了。我左看右看，有点疑惑，也许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几十年翠绿色的梦褪了颜色了，我该回来了。”
“但回来刚安定下几个月，又想念了。梦还在做，变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牵肠挂肚。于是再筹划回去一次。不瞒你说，这些年来，我一共已经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点懊丧，回来后很快又想念，颠来倒去，着了魔一般。”
“从去年开始，我与此地几个同乡华侨商议，筹款为家乡办一所小学。到今年已筹到20万，上个月我又回去了，与地方上谈办小学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欢多谈校舍设计和教师聘用，喜欢谈钱。”
“现在我的气又消了。钱不够就再多筹一点吧，只要小学能办起来。”
老医生就这样缓缓地给我说着。他抱歉地解释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说这样的话。说给儿孙们听吧，儿孙们讥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单相思；说给这儿的同乡华侨听吧，又怕筹不到款，他只能在筹款对象面前拼命说家乡可爱。他把许多话留在嘴里，留得难受了，就吐给了我，一个素昧平生却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国人。除了感动得有点慌乱的目光，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他，哪怕是几句比较得体的话。
老医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学生的课桌那么大，这是自然的，药店本身就不大，匀不出那么多地方给随堂医生。桌上放着几本早就翻旧了的中医书籍。他与我讲话时不断请我原谅，说占了我的时间。最后在要不要付医药费的问题上又与我争执起来。我恳求他按照正常计价收取医药费，他终于算出来了，一共8元。报了这个低廉的数字，他还连声说着“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个小时，没见另外有人来找他看病，可见他的生意清淡。“回去都以为我是华侨富商，哪儿啊。你看我这，打肿脸充胖子罢了。”他的语气带着腼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没有成为百万富翁。
本地的报纸陆续刊登了我讲学的一些报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板来找我。带来的话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纸，每页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这种稿纸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几刀给我，顺便见个面。
这是好愉快的由头啊，我当然一口答应。他70多岁，姓沈，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博士。在新加坡，许多已经载入史册的国内国际大事他都亲身参与，与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过从关系。在中国，他有过两个好友，一个吴晗，一个华罗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资历深，声望高，在我见他那天，古董店老板告诉我，陪着我想趁机见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是当地戏剧界的前辈，广受人们尊敬，年岁也近花甲，但一见他却恭敬地弯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读您的文章；30年前，我来报考过您主持的报社，没有被您录取……”
沈老从古董店那张清代的红木凳上站起身来，递给我那几刀大号直行稿纸，纸页上已有不少黄棕色的迹斑。稿纸下面，是一本美国杂志Newsweek，他翻到一页，那里介绍着一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说，这是他的同学、朋友，今年该是78岁了。我一眼看去，哲学家的照相边上印着一段语录，粗划黑体，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lf long ago。
沈老说，这本杂志是最新一期，昨天刚刚送到，不是因为有这篇介绍才特意保存的。“一辈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时间又长，随手翻开报刊杂志都能发现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游荡飘零的人，离开了祖国，熬不过异国他乡的寂寞，在咖啡馆蹲蹲，在河边逛逛，到街心花园发发呆，互相见了，眼睛一对就知道是自己的同类，那份神情，怎么也逃不过。不管他是哪个国家来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起上酒吧，一起叹气说疯话，最后又彼此留地址，一来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别的地方游荡去了，很难继续联系，只剩下记忆。但这种记忆怎么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么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这个Cioran，几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样子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显然这是确实的。Newsweek编辑部说Cioran原是罗马尼亚人，1937年他26岁时才到巴黎，一个典型的漂泊者。现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经成了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一接受采访开口还是谈他的故乡罗马尼亚，他说由于历史遭遇，罗马尼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怀疑主义者。可以设想，在巴黎的酒店里，年轻的Cioran和年轻的沈博士相遇时话是不会少的，更何况那时中国和罗马尼亚同时陷于东西方法西斯铁蹄之下。
我们一伙，由古董店老板作东，在一家很不错的西菜馆吃了午餐。餐罢，谈兴犹浓，沈博士提议，到一家“最纯正的伦敦风味”的咖啡座继续畅谈。
新加坡几乎拥有世界各地所有种类的饮食小吃，现在各店家之间所竞争的就是风味的纯正地道与否了。要精细地辨别某地风味，只有长居该地的人才有资格。沈博士在这方面无疑享有广泛和充分的发言权。他领着我们，一会儿过街，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乘电梯，七转八弯，朝他判定的伦敦风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点，说这家日本餐馆气氛对路，那家意大利点心徒有其名。这么大年纪了，步履依然轻健，上下楼梯时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么似地让开了，于是他真的躲开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间一路逍遥。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全是欧美人坐着，只有我们一群华人进去，占据一角。
“完全像在伦敦。你们坐着，我来张罗。”沈博士说：“别要中国茶，这儿不会有。这儿讲究的是印度大吉岭茶，一叫‘大吉岭’，侍者就会对你另眼看待，因为这是一种等级，一种品格，比叫咖啡神气多了。茶点自己去取，随意，做法上也完全是伦敦。”
当“大吉岭”、咖啡、茶点摆齐，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势，看来要谈一个下午，就像当年在巴黎，面对着Cioran他们。他发现我对漂泊世界的华人有兴趣，就随手拈来讲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同胞，他别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只有读博士才能领到奖学金，就一个博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地拿下去。当我离开巴黎时，他已经拿到8个博士学位，年岁也已不小。后来，他也不是为生计了，这么多学位戴在头上，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游戏，憋着一口气让欧洲人瞧瞧，一个中国人究竟能拿到几个博士！也许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过特殊刺激，那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没有问过他。见面只问：这次第几个了？”
“他是一个真正的、无可救药的酒鬼。只要找到我，总是讨酒喝。喝个烂醉，昏睡几天，醒来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缆绳，抓不到就成了无头苍蝇，他把一大串学位拿酒拌一拌，当作了缆绳。我离开巴黎后就没听到过他的消息，要是还活着，准保还在考。”
我忙问沈老，这个酒鬼的8个博士学位，都是一些什么专业？沈老说，专业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学、哲学、宗教，也有数学、工程、化学，记不太清了。这么说来，他其实是在人类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儿也不想驻足，像穿了那双红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会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样缺少文化，那样缺少专家，但他却睹气似地把一大群专家、一大堆文化集于一身，然后颓然醉倒。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不起运的知识酒窖，没准会在最醇浓的时候崩坍。
他肯定已经崩坍，带着一身足以验证中国人智慧水平的荣耀。但是，不要说祖国，连他的好朋友也没有接到噩耗。
“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更怪诞，”沈老说：“大学毕业后没找到职业，就在巴黎下层社会瞎混，三教九流都认识，连下等妓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不知怎么一来，他成了妓院区小教堂的牧师，成天拯救着巴黎烟花女和嫖客们的灵魂。我去看过他的布道，那情景十分有趣，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带有明显中国口音的法语，竟显得那样神秘；我们几个朋友，则从这种声音里听出了潦倒。”
“亏他也做了好几年，我们原先都以为他最多做一二年罢了。不做之后，他开始流浪，朝着东方，朝着亚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逛过来。逼近中国了，却先在外围转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贡，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截住，汽车里走出了吴庭艳，他在巴黎时的老熟人。吴庭艳那时正当政，要他帮忙，想来想去，他当过牧师，就在西贡一所大学里当了哲学系主任。据说还当得十分称职，一时有口皆碑，俨然成了东南亚一大硕儒。后来越南政局变化，他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想，这个人的精神经历，简直可以和浮士德对话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许会超过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原型写小说，该会出现何等的气魄！中国近代的悲剧性主题，大半汇集在陈旧国门的隆隆开启之中。一代文人把整个民族几个世纪来的屈辱和萎靡，驮着背着，行走在西方闹市间，走出一条勉强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现代喧嚣和故家故国构成两种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着他们，拉得他们脚步踉跄，心神不定。时间一久，也就变得怪异。
这么想着，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还是一径慢悠悠地讲着，也不回避自己。他自己的经历由于常与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牵涉在一起，难于在这里复述，我只能一味建议：“沈老，写回忆录吧，你不写，实在太浪费了。”
沈老笑着说：“为什么我家藏有那么多稿纸？还不是为了写回忆录！但是我写过的几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纸送人。”
我问他撕掉的原因，他说：“我也说不清，好像是找不准方位。写着写着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么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政府首长要我寻找中国大使，我找了几次都错了，亚洲国家的人都长得很像，最后我凭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这样写本来也不错，但是写到最后出问题的是叙述主体。我是谁？算是什么人？在找什么？……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越写越不顺，把已经写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几次。”
我问沈老，什么时候会回中国大陆看看？他说，“心里有点怕，倒也不怕别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叠叠的稿纸一样，见到什么和感到什么，都要找方位，心里毛毛乱乱的。何况老朋友都不在了，许多事情和景物都变了，像我这样年纪，经不大起了。”
“但我最后一定会去一次的。最后，当医生告诉我必须回去一次的时候。”他达观地笑了。
在等待这最后一次的过程中，老人还会不会又一次来了兴致，重新动手写回忆录？我默默祝祈这种可能的出现。但是，他会再一次停笔、再一次撕掉吗？
他毕竟已经把一叠稿纸送给了我。稿纸上，除了那一点点苍老的迹斑，只是一片空白
华语情结
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或几个）种族，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
语言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庞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
——Edward Sapir：《语言论》
说得真好，语言像山岳一样伟大。不管哪一种，堆垒到20世纪，都成了山。华语无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延绵的历史那么长，用着它的人数那么多，特别有资格接受E．Sapir给予的“庞大”、“广博”这类字眼。一度与它一起称雄于世的其他古代语言大多已经风化、干缩，唯有它，竟历久不衰，陪伴着这颗星球上最拥挤的人种，跌跌撞撞地存活到今天。就是这种声音，就是这种语汇，就是这种腔调，从原始巫觋口中唱出来，从孔子庄子那里说下来，从李白杜甫苏东坡嘴里哼出来，响起在塞北沙场，响起在江湖草泽，几千年改朝换代未曾改掉它，《二十五史》中的全部吆喝、呻吟、密谋、死誓、乞求都用着它，借大一个版图间星星点点的茅舍棚寮里全是它，这么一座语言山，还不大么？
但是，山一大又容易让人迷失在里边。苏东坡早就写好一首哲理诗放着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终身沉埋在华语圈域中的人很难辨识华语真面目，要真正看清它，须走到它的边沿，进出一下山门。
我揣想最早进出山门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丝绸之路上的客商。听到迎面而来的驼铃，首先要做的是语言上的判断。那时唐朝强盛，华语走红，种种交往中主要是异邦人学华语。这就像两种溶液相遇，低浓度的溶液只能乖乖地接受高浓度溶液的渗透。尽管当时作为国际都市的长安城大约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国侨民、外籍居民及其后裔，华语反而因他们的存在而显得更其骄傲。请读这一阕词：
“云带雨，浪迎风，钓翁回掉碧湾中。春酒香熟妒鱼美。谁同醉？缆却扁舟蓬底睡。”
这竟然出自一个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波斯商人后代的手笔！他叫李殉，在唐代诗歌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就从这几句便足可看出，华语，连带着它背后的整个华夏文化人格，曾经被一个异邦人收纳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语言优势与心理优势互为表里，使得唐代的中国人变得非常大度。潇潇洒洒地请一位波斯大酋长代表中国出使东罗马，请一位日本人担任唐朝国家图书馆馆长（秘书监），科举考试也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考上了称作“宾贡进土”，也能在朝廷担任官职。这些外国人当然都讲华语，都在一种无形强磁波的统摄下，不必深加防范的。在这种情况下，华语对于别种语言，不太平等。
抱着极平等的心态深入往返于两种语言文化间的，或许应首推玄奘。他如此艰辛地走啊走，为的是走出实在太辽阔也太强大的华语文化圈。但是，无论是他的出去还是回来，他对华语文化和梵文文化完全不存一丁点儿厚此薄彼的倾向，在他的脚下和笔下，两种语言文化只有互补性的发现，还不构成争胜式的对峙。于是，一些极为温煦的场景出现了：并不太信仰佛教的唐太宗愉快地召见了这位远游归来已经多年没说华语的大师，还亲赐一篇《圣教序》来装点玄奘带回来的一大堆梵文经典。这位很有文化见识的皇帝特地请人用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字拼集出这篇《圣教序》，让华语文化更增添一层形式美去与域外文化联姻。从此，玄奘安静地主持弘福寺和慈恩寺译场，天天推敲着两种语言间的宗教性转换。在他身后，九州大地佛号声、诵经声此起彼伏，无数目不识丁的中国老太太的瘪嘴中，倾吐出一种镶嵌着不少梵文词汇的华语方式，并且代代相传，他无意中实现了对华语文化吞吐能力的一次测试和开拓。
到得明清时期，华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往就再也不会出现玄类那样的安详气韵了。不管是欧洲传教士的纷至沓来还是中国文人的厕身洋务，心情都有点怪异，敏感、窥测、自尊、叹息，拌和成一团驱之不散的烟雾，飘浮在两种语言的交接间。这全然不是个人的事，欧洲文明的崛起使曾经极为脆响的华语稍稍变得有点嗫嚅。另一种不太平等的态势出现了，而且越到近代越甚，在国内国外有些地方，华语简直有点“虎落平阳”的景况了。
一个苍老而疲惫的母亲常常更让儿女们眷恋，于是，就从华语在国际交往中逐渐不大景气的时候开始，在中国的文化漂流者心中，一种“恋母情结”产生了。当然并不能与Oedinus Corn plex（俄狄浦斯情结）完全等同，但那种隐潜，那种焦虑，那种捧之弃之，远之近之的矛盾心理，那种有时自惭形秽、有时又恨不得与人厮杀一场的极端性摇摆，还是颇得“情结”三昧的。
这些年在华语圈边沿上晃荡进出的人数之多，可能已达到历史之最。青年知识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会外语的，这实在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走向未来的吉兆，一点也不应该抱怨。从趋向看，进出华语圈的人还会多起来。几乎所有大城市里的父母亲，都在关注着子女们的外语成绩。至于华语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关心的重点。前不久听一位中年学者演讲，他讲到自己曾默默与一个外国同行作过对比，觉得除了英语，其他都可超过。“我英语不如他，但他华语不如我呀，扯平了！”学者说到这里引得全场哄笑。大伙不能不笑，他们似乎已经不习惯把华语放在与英语平等的地位上。据说产生笑的机制之一是把两个完全没有可比性的东西比到了一起。酿发出一种出人意料的不谐调感。难道，华语在世界语言丛林中真已变成了这样的角色？笑容只能在脸上凝冻，心底卷来绵长的感叹。
黄皮肤，黑眼睛，整个神貌是道地的华人，一位同样是华人的记者在采访他，两人说的是英语，这在南洋各国都不奇怪。
采访结束了，记者说：“您知道我们是华文报，因此要请教您的华文名字，以便刊登。”
“我没有华文名字。”他回答得很干脆。
记者有点犯难：把一个写明是华人的采访对象称作杰克逊或麦克斯韦尔之类，毕竟有点下不了手。采访对象看出了记者的顾虑，宽慰地说：“那你就随便给我写一个吧！”
这种经常发生的对话是如此平静，但实在足以震得近在咫尺的土地神庙、宗乡会馆柱倾梁塌。时间并不遥远，那些从福建、广东等地漂流来的中国人登陆了，在家乡，隔一道山就变一种口音，到了南洋，与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一羼杂，某种自卫意识和凝聚意识渐渐上升，这种自卫的凝聚是一种多层构建，最大一个圈圈出了全体华人，然后是省份、县邑、宗族、姓氏，一层层分解，每一层都与语言口音有关。不知经过多少次灾祸、争斗，各种地域性、宗教性的会馆竞相设立，而最稳定、最牢靠的“会馆”，却屹立在人们的口舌之间。一开口就知道你是哪儿人，除了很少的例外，多数难于逃遁。
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涡卷起一种莫名的魔力，在短短数十年间把那一圈圈、一层层的自卫、凝聚构建一古脑儿软化了，把那一些由故乡的山梁承载的、由破旧的木船装来的华语，留给已经不大出门的爷爷奶奶，留给宗乡会馆的看门老汉，而他们的后代已经拗口。用英语才顺溜，尽管这种英语带着明显的南洋腔调，却也能抹去与故乡有关的种种分野，抹去家族的颠沛、时间的辛酸，就像从一条浑浊的历史河道上潜泳过来，终于爬上了一块白沙滩，耸身一抖，抖去了浑身浑浊的水滴，松松爽爽地走向了现代。不知抖到第几次，才抖掉了华语，然后再一用力，抖掉了姓氏，只好让宗乡会馆门庭冷落了，白沙滩上走着的正是黄皮肤黑眼珠的杰克逊和麦克斯韦尔。
在这一个过程中，我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是，一个群体从学习外语到不讲母语需要经历多大的心理转换，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再进一步，从不讲母语到遗落家族姓氏又需要经历多大的心理转换，还需要多长的时间。当然，更迫切的问题还在于，这一切是不是必然的，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不管怎么说，我已看到了大量不争的事实：语言的转换很快就造就了一批斩断根脉的“抽象人”。
新加坡实践话剧团演过一个有趣的话剧《寻找小猫的妈妈》，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这个话剧，确实是以“话”作为出发点的。一个三代同处的家庭，第一代讲的是福建方言，第二代讲的是规范华语，第三代只懂英语，因此，每两代之间的沟通都需要翻译，而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语义和情感上的重大剥落。如果是科学论文、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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