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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梭的女友杜拉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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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衬衣。但这正如她所说过的那样：要或者不要。他唯一的自救显得很无力。对于这种躲躲闪闪，一个女人会无能为力，但从女人的这种痛苦中，作家获得了写小说的新法。她没有让人控制。只要这个年轻男人沉默，她的作品就增强了力量。有时，他想拯救自己，但进行这种努力的念头没能维持多久。几年后，他还想着这事，但方式同样模糊。有一次，他跟一个朋友谈起她，希望能靠自己的经历生存一段时间，但他感到自己像犯了罪一般。他担心背叛她。他从此相信，如果他跟别人说话，他就是犯了一个严重得像罪行一样的错误。当他问到听他说话的朋友几点钟时，钟敲响了。刚好到了他答应回去的时间。
夏天过后，在圆点剧院空旷的大厅里排练《萨瓦纳湾》时，扬又显得专心致志起来。当玛格丽特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扬看见这作品在眼前变得漂亮起来时，他被吸引住了。他又成了守护天使，多多少少在黑暗中看守着她，使她重新活跃起来。
她从卷领中伸出脖子，就像将军从颈托中伸出脑袋一样。她向玛德莱娜 · 雷诺发出带启示性的命令，不耐烦地提出批评。玛德莱娜都差点要疯了。
“台词应该说出来，而不是演出来。动作不要给人以夸张的感觉，你明白吗？”
她开始炮轰玛德莱娜：
“演员在这儿是用来说话的，张开嘴，出场。把作品写的话说出来。这就行了。”
玛德莱娜妆化得非常漂亮，听着那威严的声音，那声音本身也有点踌躇，而动作机灵的比尔 · 奥吉埃尔则步步紧随，唱出爱情颠簸不稳的回忆和“旅人幻想曲”，首演当晚，她们的二重唱让观众落泪了。当幕落下来的时候，眼泪流了下来，当灯光重新亮起来时，眼泪仍看得清清楚楚。
剧院里群情激奋，这是任何别的戏剧的成功都不曾有过的。好像每位观众都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坐在诺弗勒的那个花园里读过剧本，知道台词是从哪个该死的洞穴里喷涌出来的；好像每位观众都穿过迷雾，听到了这句话：“我没有得病，我只是喝了酒。”好像全场观众都对她脆弱的幸存有预感。那天晚上，是舒伯特还是辉煌的岁月把剧院变成了教堂？人们在那里庆祝重逢。这是一种复活？玛格丽特和玛德莱娜两人都穿着黑衣，小小的，互相拥抱，彼此搂得紧紧的，好像是为了站得更稳似的。她们很高兴还能让对方发现些什么。
当玛格丽特写《萨瓦纳湾》时，她曾说：“这是为玛德莱娜写的。”而我当时则想：“玛德莱娜这么老了，到时，她们俩当中的一个将不再存在。这个计划将永远实现不了。这是个必将失败的计划。”
我不认为成功会无规律地必然出现在玛格丽特的生活中，人们尊重她，正如人们讨厌她一样，有时，二者同时兼而有之。她欢迎赞扬，也欢迎批评，想悄悄地把它们做一对比。
演出之后，一个对感情持有怀疑态度的朋友，一个爱嘲弄人的家伙吹着口哨说：“舒伯特和岁月的灾难，谁能不哭？”
岁月的辉煌还是岁月的灾难？我母亲隐瞒自己的年龄，以至于不认童年的朋友，因为他们知道她的出生日期。我的朋友弗罗伦斯的母亲克拉拉 · 马尔罗曾是她的同学，但她对克拉拉说：“不，夫人，我不认识您，我从来没在那所学校上过学。”她给街区警察局警员的孩子们当教母，以便警员们帮她在身份证上做假。她死的时候，唯一的遗嘱就是请求我们不要公开她的年龄。以至于人们都以为她至少有一百岁。
我曾觉得母亲很可笑，虚伪、愚蠢、做作，但现在我也很不乐意说出自己的年龄。并非我隐瞒自己漫长的经历或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孙子，而是避免说出自己确切的岁数。数字对我来说就像一块冰。
1984年1月底，确切地说是1月23日（我在一本笔记本上读到：《短元音》赠阅），我把我的书放在圣伯努瓦街玛格丽特家的楼梯平台上。我不希望她当着我的面翻阅这本书，也不想在她阅读之前谈论此书。我等她给我打电话。我一点不怕。我相信自己差不多知道什么东西会使她不快，相信自己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而在杜拉斯的领域中很少有什么限制。玛格丽特本人和扬都指出了自由之路。（“真实有一种虚假所没有的魅力。”）况且，以第一人称写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害羞得多，引人注目得多。读者以为从中发现了隐私和秘密，但抄写者小心地把自己的材料压在上面。个人隐私的揭示在小说中往往要多得多。
时间一天天过去，三天，四天，五天，没有玛格丽特的消息。我太天真了，曾因她的信任而高兴。她只能谴责她自己没有写出来、没有掌握和控制的东西。
可是，不，第六天，或者说是第六天晚上，午夜时分，那是她钟爱的时间，她打电话给我：
“哎，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东西。”
安慰，快乐，发自内心的微笑：“我写得最好的东西。”《大西洋人》放映后，我曾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当时，她也是这么说的。我是在共和国行动剧院看这部电影的。我们三四个人在大厅里很快就成了朋友，差不多就像是同一派别的成员。我已注意并且记下了她对我的信的反应。
“这么说，每次我写作都是我写得最好的东西。我应该只写作，不做别的！”
她没有回应我的玩笑话，而是严肃地补充道：
“对，这样很好。你获得了自由，这是一部会流传下去的作品。”
这部作品会流传下去的，我永远记得这句话。玛格丽特使我感到很高兴，我不再听其他话。很快，要走要跑的是我了。我又奔向一个遥远的地方。
我旅行回来时，打电话给孩子们。瓦莱莉对我说玛格丽特曾打电话给她。
“很奇怪，她想知道你的年龄。”
“你告诉她了吗？”
“我又不知道。而且，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笑了，又逃脱了。而对年龄，总是这样避而不谈。
回来后忙乱得很，又有许多文债要还，我迟迟才去打听玛格丽特的消息。
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冷冰冰的，好像回答一个讨厌的陌生女人似的。我马上惊慌起来。她是不是怪我没有早点给她打电话？出什么事了？
她没有回答。她的沉默也使我不安。通常，问个不停的是她。我又问了一遍：“出什么事了？”
她仍没有回答。最后，她终于突然清楚地对我嚷道：
“你太粗鲁。”
“啊？”
轮到我哑口无言了。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太粗鲁了？
“是你的书。”
“你曾对我说那是我写得最好的东西。”
“可是，观点是可以改变的。”
假如她的声音不是那么严厉，我还会笑出来的。
“两个月前，你曾赞扬过我。”
可她越来越严肃：
“你很不慎重。”
“啊？”
“你说出了我的年龄。”
她的责备使我放下心来。
“可是，玛格丽特，你的出生日期现在出现在法语书中，出现在所有的词典中……”
“这你用不着说。你应该把你的书给我看。”
“你不是不想看吗？”
“你没有建议我看。”
她的恶意掩藏着一种强烈的不满。她接着说：
“你利用我卖你的书。”
她把我牵扯进这褊狭的境地，听见这回答我感到羞辱万分。
“我的书有二百多页，可写到你的只有二十来页。”
但她坚持说：
“你写了我的全名。而其他人物，你只写姓名的开头字母。”
面对这种指责，还怎么可能辩解？假如她认为我剥削了她，我就得被定罪。她像这样怀疑过多少朋友，砍下过多少个人头？她关于剥削的幻觉使她糟透了，对人很不公平，谁也没法使她意识到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她母亲就让别人剥削过。
我无法向她证明她弄错了。我感到一阵厌倦：
“你要我怎么办？要我钻到地底下去吗？”
“噢，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明白她后悔我不是那样的人，这种失望仍使我感到有趣。她总会说些使我发笑的话。我只能挂断电话。4月11日，我在记事本上写着：“玛格丽特让人束手无策的电话。”
几天来，我避得远远的，独自在巴黎没有太阳的街道上走着。这很奇怪，就像真的要死的那天死神却不来临一样。眼下，临床诊断的死亡猛击着我们。呆会儿，消失的痛苦将十分强烈，突然来临。只有在哀伤变得让人能够忍受的时候，人们才能确信死亡的来临。那一天，也许就是真正死亡的日子。
当玛格丽特在美国医院的时候，我已经历过她的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今天，我埋葬了她。在最后一刻，她对我来说早已死亡。人也会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杀死。玛格丽特刚刚杀死了我，但被杀死的我还能活着。我也杀死了一些人，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有天晚上，我在洗澡时，杀死了我的姑姑。昔日一些朋友背叛了我，但我却给他们留下一个机会。也许我们还能重新见面。对玛格丽特，一刀两断。她用枪口顶着射击。不是在写作的时候她决不回头。
我们不会再见面，这我立即就知道了，但在她身边的这快乐的30年她无法从我这儿收回。我微笑着突然出现在大街上，出现在回忆当中。真的，我没有太悲伤。她对我了如指掌，目睹我一生的沉浮，我知道我再也无力哭泣了。我竭尽所能，自我安慰，有时甚至找出一些卑劣的理由来。我拥有她昔日亲密和喜欢的朋友。想到她刚在诺弗勒安顿下来时所进行的乒乓球赛我就乐。当时在场的有马斯科罗、莫兰和其他一些人，当一人输球，其他人便大喊：“开除！”这词是从共产党那儿学来的，玛格丽特也学会了。我庆幸自己“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本来可以差不多一直“坚持”到最后的。
今天，我也许要避免别的痛苦。我用不着重新亲历那极为不安的时刻。犬儒主义可以是用来抵挡的工具。我可以像她一样，多愁善感，厚颜无耻。我不惜任何代价自我安慰。我数着她所剩下的时间，我觉得她已活不长了。我猜测她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她会对我说：“只有失去的东西才能永恒。”这一点，在马路上，按照自然法则，这公认的原则得到了证实。我越走越感到没有失去她。她可能会消失，甚至死亡，但我永远不会失去她。
我在我的《短元音》中寻找我记不起来的关于她的年龄的话：
她差不多已有七十岁，而扬还不到三十。
她对我说：“奇怪，你这样关心年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年龄并不重要。”
重读着这些话，我明白了她的指责，尽管我并不同意她的观点，对我来说，年龄非常重要，我甚至相信，假如不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对他将毫不了解，或了解得毫无深度。
关于年龄的意见分歧，我固执己见，这比单单点明她的年龄更糟。那些闲事闲话，那种平庸，我都没漏掉。
应该知道别人的年龄，但不要说出来。我本来应该当心的，因为我本人也讨厌说出年龄。然而，我觉得她所谓的“不慎重”不过是一个借口，玛格丽特由于别的原因而生气。别的什么原因呢？
复活节假期间的一天下午，扬走下旧磨坊的那条小路。像去年夏天一样，但他不再消沉。相反，他显得很兴奋，非常乐观。他劝我别介意玛格丽特的指责。
“你们的争吵不会持续很久。无非就这么回事，时间的……”
他不知道说时间的什么好。他知道玛格丽特不会饶恕的。他烦躁地说：
“事情会过去的。她会忘记的。”
“不，扬，我知道她。她从不和解。”
“这倒是真的，但她事后会后悔。”
“事后，那就太迟了。”
“让她害怕的正是这点。她的冷酷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说她忘了自己做了些什么。她的行为让她自己都感到害怕。她说自己疯了。”
像去年一样，扬又开始跟我谈起她，谈起他和她，开始抱怨她、仰慕她。他像魔鬼缠身一样，我听着他说：
“她比我更年轻。她猛冲猛杀，毫不在乎，毫无保留，而我却非常怕冷。我既不知真相，也没有抛锚。我无法再离开她。这就像一种毒品。很舒服。我过着隐居的生活，竟至于什么都不读，除非是她推荐的。我不再去看电影，因为有《印度之歌》。我没有起诉她：她担当着不出庭的角色。如果说我不读书，什么都不做，那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挺好。只是，有时候，当精神过于紧张时，我想找人随便聊一聊，换换语调。但愿感情缓和下来。我需要退出，但她决不。我是她的主要目标，她所关心的唯一的目标。谁也没有她这样爱我。她没有杀死我，因为她靠这股热情写作。我成了她写小说的源泉。我，扬，我不再是我，但她以强大的威力使我存在。成为小说中的人物比单单活着、抽着烟要有趣得多。”
扬的这番话，我是从笔记上摘下来的。他来访之后我立即做了笔记，因为没有一个男人如此诚实、如此清楚地跟我谈过他的感情。我像玛格丽特一样，越来越惋惜讲过的话烟消云散，我甚至把我孙子的话也记了下来。
那天，扬激动得忘了自己是来安慰我的，他自己也哭了。
“年龄的差异之所以使我为难，只因为事实上她将比我先死。我无法想象她会死，我仿佛觉得已跟她生活了好几个世纪。由于我无法想象末日，我和她一道以永恒的方式生活。我醒来的时候喜欢想她。她太可爱了，我只能产生拥抱她或杀死她的念头。她呼唤这种暴力，逼我发火。她笑道：‘是的，我是恶魔。’”
扬笑了，笑得极不连贯。
“神奇极了，她可以让我说青橄榄是黑的。她是那么肯定以至于我最后也做出了让步：是的，橄榄是黑的。我进入她的想象之中，否则就跟她一刀两断。假如我说：橄榄是绿的。那就意味着分离，对她对我都是一种痛苦。”
我让扬安静下来。他又轻轻地倒在花园里，重奔最初的目标：安慰我。他告诉我玛格丽特一遍又一遍地读我的《短元音》，那分专注连他本人都感到吃惊：“她不离开你的书。”两个星期当中，她总把它放在手边。
“你知道她为什么改变主意吗？”
“她什么都没告诉我。你也许得等她打电话给你……”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溜走了，正如他来的时候那样，笑得很夸张。
玛格丽特去世几天后，扬在接受《解放报》的一个记者采访时，对自己的秘密生活没有再保密。这种公开而迅速的忏悔使我大为震惊。第二天，我遇到了扬。
“你认识那个记者吗？”
“不认识，一点不认识。他约我在路德西亚饭店见面。”
“你为什么去？”
“出于好奇。他在电话里给我的好感。”
“他的文章不使你尴尬吗？”
“不，挺好，很真实，都是我对他说的。”
扬可以说透明坦荡，超脱于卑劣。他告诉那个记者说，他厌烦别人，没有她，他会感到厌烦。
玛格丽特在去世之前对他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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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7月份得知，玛格丽特写了一本新书。她没有告诉我，这使我心里感到很难受。我们闹翻之后几个月过去了，五个月，六个月。她写得很快。比她任何别的书写得都要快得多。这种快法，不是她的风格。除非那是一本薄薄的书，寥寥几页，就像《坐在走廊上的男人》一样。人们向我保证说，恰恰相反，那是一部够长的自传体故事，大家对这本书反应相当不错。甚至连一个不怎么看重她作品的评论家，对这本新书也大为赞赏。“很精彩，”他说，“写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朴实无华的杜拉斯！”
《情人》我是买的还是别人寄给我的？后来，直到她去世，她的书都是她寄给我的。但这本，我忘了。
我开始阅读。一开头，她就坦白道：“我已经老了，一天……”她不承认年龄的重要性，从来没有想到过年龄，不考虑年龄，却为何要详细记叙自己的衰老并把它公诸于世呢？是因为我本人给她的打击残酷得使她只能像往常一样通过写作来抵挡？第一段结尾写她“如今饱经风霜”的脸。是不是在此之前，她一直掩藏着她的脸？她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了：夸张、挖掘、展示。这张被破坏的脸，被又干又深的皱纹所撕裂，这衰老的皮肤，都被她展现出来了。好啦，写完这些，她可以写别的东西了。她没有耽误。第三页，她又成了十五岁半的少女：“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人们迅速跟她来到中国区，不再离开她。在书的结尾，人们又发现了她，神魂颠倒，惊愕不已。热情，压倒一切的欲望，傲慢，玛格丽特的一切都在其中。“不会变的。”她说。
如果她的印度支那三部曲更精细一点，更有创造性一点，我会更喜欢，但我高兴地看到，她终于豁出去当一个容易阅读的作家了。由于《情人》，公众又将回到“堤坝”边，遇到“劳尔”和“副领事”，一大批作品。
《情人》的开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她的年龄突然出现，是不是看见它印在我的书中时她真的发现了？印在书上的字真有魔力。我想起自己曾在一篇文章中，写一个已正式离婚半年的男人，不愿意想起他曾经拒绝的离婚。读到那篇文章时，他明白自己离婚了。于是迁怒于我，好像我揭露了一个秘密似的。其实，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秘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件事。玛格丽特可能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年龄。是的，我不够敏感：我不相信她如此年轻。
不过，我觉得那种断交是一种不得体的惩罚。有天晚上，我在一个剧院里碰到乌塔，他亲切地跟我打招呼，走到我身边，说：“我想谢谢你救了我母亲。”乌塔夸张了，但谢谢乌塔。
由于我常外出旅行，所以，也是在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一天上午，在卢瓦西机场，我惊愕地得知玛格丽特当晚将成为贝尔纳·毕沃《Apostrophes》节目中的客人。她曾猛烈抨击那些为了销售自己的作品而有可能卖身于电视台的作家，她曾不让我上电视，现在的这种突然转变，我猜不透原因。《情人》已卖了不知多少册。但她对我说过：人可以改变主意。
人们笑着转告我，那天晚上，她这样解释自己上电视的原因：“我将破例与毕沃单独在一起。那不是《Apostrophes》，而是关于我的一个节目。”她还说，她之所以接受，是因为她觉得贝尔纳 · 毕沃给她的印象非常好。
在演播台上，她跟在家里一样，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她很快就让电视观众感到困惑了。不仅因为她沉默。她敢沉默，什么都敢。
我觉得她没像往常那么无礼，尽管如此，她还是那么失礼，她迷住了那些在小屏幕上发现她的人，迷住了第一次听见她的声音、她的笑声的人。
那个节目我没有重新看过，但十二年后，我仍记得起来，我耳边仿佛还听见毕沃问她《情人》的写作风格时，她回答说：“这是一部很流畅很流畅的作品。”
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她读了我的《短元音》后对我说的正是这话。她还对毕沃说：“我长久以来寻找的流畅的风格，现在找到了。”她谈起了风格，说风格比词汇重要。
毕沃注意到那是她的第一部自传作品。我现在知道她是怎样开始写这本书的了。她读了我写的关于她和我生活的笔记。而且乌塔也曾要她“讲述”那些记录了她的一生的照片，他打算把它们收集在一本相册中。
由此可以想象她曾打算利用自己的身世出名，这只需跨出小小的一步。玛格丽特当时已发现自己已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决定不让任何人“开发”她的传奇经历。她要自己写。我觉得这理所当然。她开始写道：“我已经老了，一天……”
除了扬，谁也不能更近地观察她，尤其是会写作的人。我又想起了她的另一句话：“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忍受我。一个作家是不能忍受另一个作家的。”
她暗示我我不是一个作家，因为我能忍受她，那么，她今天是不是把我当成一个作家了？因为她再也忍受不了我。我只认为她刚刚发现我不太懂得如何对待她了。她不再给我机会。
从此，她沉默了。我想念她。或者不如说我想念她的才能，她的意见，她可能会说的关于波斯尼亚或成年人对儿童性诱惑之类的骇人听闻的话。可她并没有主张，她只是幻觉。她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幻觉者。作为朋友，我还可能爱她，由于她是个幻觉者，她会明白这一点，她也会爱我。友情远远地持续着。那是始终不渝的。
对我来说，玛格丽特部分地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她从那个新国家里给我送来荣耀的迹象：她的每本书都像一条私人信息，我能从中找到她。我无需接近她就能比她的大批新崇拜者更了解她。无论如何，她和我在这场风暴中分手了。
在她最辉煌的时候我们突然闹翻，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这荣耀一出现我就消失了。不是我愿意这样，而是我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离开了。或者说她离开了我。当我的亲朋好友成名成家时，我不会有意躲开他们——他们当中有不少才华卓著——但一种首先是表面上的决裂出现了，并在数年中蔓延开来。在我的目光中应该有一种不适当的嘲讽的意味。然而，我并不讨厌荣誉。
她对着所有的麦克风都讲，对所有的摄像灯光都不避讳，我觉得她变俗了。但在这一点上我弄错了，我不再进行必要的纠正，玛格丽特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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