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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名人丛书:哈里 S 杜鲁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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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降仪式结束后，杜鲁门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他首先欢呼日本人的失败：“我们将不会忘记珍珠港”，他接着回顾了美国人民参战的历史。“我们怀念着民主的保卫者、世界和平与合作的缔造人。我国已故的英勇领袖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赞扬美国民众的奉献精神和自由意志，同时说明面临的困难，“胜利带来欢乐，也总是带来负担和责任”。他号召人民起来克服困难，去建立一个“奠基于正义、公平交易和宽容基础上的和平世界”。他宣布9月2日为“战胜日本日”。最后，杜鲁门祈求上帝保佑“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的人民在今后的岁月中也将获得和平与繁荣”。
轰轰烈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杜鲁门作为“正义代表”的光辉形象也在国际舞台上达到了最高点。可以说，杜鲁门执政的辉煌时代是在这段时期内，而他接下来的行动则违反了他创造和平的诺言，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冷战”的恐怖，给世界造成了不安宁，和平的天使堕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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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会议、德国投降、波茨坦会议、原子弹研究、日本投降——所有这一切事件，都发生在不过四个月（4月到8月）的时间内。领导作战和处理外交事务都一下子那么突然和急迫地压到了杜鲁门总统的身上，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专心致志地处理国内问题。现在，战争结束了，国内问题——把战时经济转入和平经济轨道的迫切问题被提到意识日程上来。
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国情咨文，这是他总统任期中最重要的咨文之一。这个咨文包括有关国内立法事宜的21点，这个21点咨文标志着他“公平施政”政策的开始。
这个咨文是杜鲁门广泛征寻助手和专家们的意见后形成的。咨文体现了他自己所谓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原则，并成为指导他今后国内工作的纲领和目标。其主要内容是概括叙述已经制订的关于尽快重建和平时期的扩充了的工业、贸易和农业计划。杜鲁门许诺将遵照下列8个具体方针办事：（一）尽快复员不必要的武装部队；（二）尽快取消和处理战时的各种合同；（三）修理战时工厂，以便能照合同进行和平时期的生产；（四）限制物价和房租，直到公平的竞争方式能够制止通货膨胀和解除消费者过分负担时为止；（五）凡因增加工资而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地方，不得增加工资；（六）尽可能取消战时『政府』的一切管制；（七）保留必要的管制措施，以防止生产脱节、原料供应紧张和通货膨胀现象，而有助于复员工作和扩大生产；（八）防止工资收入或购买力的迅速降低。杜鲁门强调，重点工作是充分就业问题。
杜鲁门将这份历届总统国情咨文中最长的一份咨文付印散发，使参、众议员和高级官员们理解面临的事务。在这个咨文散发的10星期内，他继续向国会提出几份咨文，给“公平施政”增加一些新的建议，如健康保险、预付医疗费制度、原子能的国有化，等等。
在杜鲁门的计划中，首先要做的一点是整顿『政府』机构，以适应已产生的新的需要和任务。他在9月6日咨文中指出迫切需要增加总统在管理行政机构方面的权力，12月20日他签署了这个法案。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杜鲁门已下令减少了许多战时机构，并增设了一些。在加强行政机构方面，他特别关心的是当时副总统的职位空缺问题。他认为必须修改有关总统职位继承的法律，以便使只有经过选举的『政府』官员，才能在总统死亡或不能担任这一职务时，继承总统的职位。他提出众议院的议长因其接近“民选”身份而可以继承副总统的职位。这个议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但杜鲁门使其重新审议，获得通过。
杜鲁门的第二个棘手问题就是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这里他遇到了一个长期困『惑』美国『政府』的难题，是多管还是少管？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制止生活费用和一般物价的上涨；但实际上，人们希望『政府』要尽量少行政干预经济，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机制。
10月30日，杜鲁门在一次广播演说中宣称，必须恢复美国的自由竞争制度，而代替『政府』管制的唯一办法是商业、工业、农业各界及美国公众的全心全意的合作。到了12月，解除物价管制的办法显然起不了作用。1946年1月杜鲁门公开承认自己政策的失败。但他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正在国会内外开展活动的有势力的集团”，“它们不断催促、游说和争辩，要取消物价管制，而不考虑它们的后果”。2月14日，他发布行政命令，批准在物价管制方面作一点调整。即在一定条件下可提高物价。2月25日，他命令恢复经济稳定局，责成它处理关于『政府』的工资和物价政策的行政事宜，切斯特·鲍尔斯任局长，而保罗·波特尔接替他任物价管制局局长。
当物价管制法终止日期日益临近的时候，杜鲁门发表声明，又一次呼吁尽早延长迫切需要的物价管制和物价稳定的法律，因为，没有这些法律经济就会陷入混『乱』。6月29日，杜鲁门否决了众议院6042号关于修正物价管制法的决议案，并将原来的法律再延长一年。他之所以反对这个议案，因为它所修正的许多条款都将提高主要日用品价格，其中危害最大的是参议员塔夫脱提出的为制造商提高物价的条款，这个方案将为通货膨胀提供一个可靠的方式。他警告国会，不要加上掣肘『性』的修正条款。7月1日，他发布行政命令，规定物价管制局继续拥有某些职权。但是劳工统计局的数字表明，由于国会没有重新恢复物价管制法，在7月上半月中，物价指数上升了25％。如从6月中算起，有的物价指数增加了35％。7月25日，无可奈何的杜鲁门只好签署了一份又重新修正过的物价管制法案，这个法案还是缺少必要的保证物价稳定的实际办法。
杜鲁门的国情咨文中一再保证要“充分就业”，即任何准备工作、能够工作和愿意工作的工人都有在和平时期获得适当工作的机会。这就需要『政府』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保证公用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贯『性』。在1945年11月底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乐观地估计，在绝大部分已停工的战时工厂的复员工作完成后，总的就业人数已恢复到“战胜日本日”前的水平。1946年2月20日，杜鲁门签署就业法案，目的是维持充分就业。法案规定成立一个两院联合委员会，由七个参议员和七个众议员组成，负责研究总统提出的关于就业的建议，并向国会提出报告。同时，授权总统在总统办公室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帮助总统进行就业管理。
就业问题的严峻『性』随着二战士兵们的复员日益加剧了。
美国人痛恨战争，但他们的『政府』似乎喜欢战争，总是把美国人投进本不相关的战争中去。欧洲战争刚刚结束，要求军队复员的压力便日趋强大了。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说明数百万军队再存在已没有必要，复员势在必行。马歇尔建议，参加过欧洲战争和五洲战事的老兵们先行复员，而新兵们则继续服役，以满足占领日本的需求。陆军部计划在1946年7月1日以前复员550万人，海军部则以每月26万人的速度进行复员。
杜鲁门感到如此惊人速度的复员进程实在难以抵挡，他认为复员计划的速度已达到“危险”的程度。但国内要求“军队复员”的呼声有增无减，人民纷纷要求实行更快的复员。1946年1月8日，杜鲁门被迫公开说明，不能将复员工作进行的如此之快，因为“美国的未来正如同在战争时期一样，是处在危险之中的”。4月17日，在白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请大家注意陆军复员人数已近700万的事实，他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惊人的复员”，是一种“解体”。
为了维持国防力量，杜鲁门提出包括三种成份的战后军事组织：（一）一支在数量上比较少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二）一支大大加强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国民警卫队和有组织的后备队；（三）一支包括受过训练的所有美国男『性』公民的普通后备队。
大量的复员不仅加重了就业的困难，也带来了“住房危机”。1946年1月，杜鲁门在对全国人民的讲话中说急需住房500万套。不久，他向国会提出了一个退伍军人紧急住房计划，并建议发动一个全国『性』的国内教会内进行的“租让房屋”运动。国会没有及时通过贷款建筑廉价房屋的华格纳——埃伦德——塔夫脱法案，美国出现了“房荒”，杜鲁门不得不在10月25日宣布紧急状态，批准木材自由输入美国。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了人民的极端不满，而杜鲁门政策的软弱无力加剧了国内形势的恶化，罢工行动此起彼伏。1945年秋，罢工在煤矿中蔓延开来，最后28万名矿工停止了工作。接着，石油工人、伐木工人、汽车公司工人和铁路工人都举行了罢工。1945年下半年，罢工蔓延到各个部门的数十个较小的工业，有时异常猛烈。1946年春天，劳工中的两次大危机发展起来，它们对公众的影响，超过了以往历次纠纷。1946年5月23日，铁路工会对横贯美国的大多数铁路干线的30万工会会员发出了罢工的号召。同时，40万矿工离开烟煤矿场，美国再度面临紧急局势。这次烟煤工人罢工，矿井关闭了45天，损失了9000万吨煤。杜鲁门凭借『政府』的干涉平息了这几次罢工，迫使工人回去工作，对工人领袖予以审判。
战后的混『乱』席卷了美国，但时间的长河慢慢地卷走了那些纷『乱』，杜鲁门总统经过许多困难和艰苦的决定后，终于保住了国内的稳定。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哈里 S 杜鲁门 第七章“杜鲁门主义”——启动“冷战”
杜鲁门勉强维持了二战后的美国局势，政治经济在混『乱』中逐渐向正轨靠近。
1945年8月原子弹在日本的举世震惊的威力给杜鲁门添了不少荣耀，但他随即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保持这种优势，不使核机密泄『露』，特别是对苏联严加防范。在日本投降后不久，他就向国会递交了梅—约翰逊议案，目标是建立一种永久『性』的“曼哈顿区”，由军事部门控制。同时，参议院设立了原子能特别委员会，监督原子能的军事和民间的使用。
在国际上，苏联实际上已开始研究核武器，但美国当时并不知道。当时只有英国在分享美国的核实验的成果，这早在罗斯福时代就已确定下来了。日本投降后，英国首相艾德礼多次致电杜鲁门，要求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最新机密。然而，为了保持美国在军事上的最大优势，杜鲁门不希望英国也拥有原子弹，于是他以“国内讨论核能计划意见不一”为理由，迟迟不向英国人表态。虽然英美有此一争，但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更大，为了阻止苏联或其他国家研制核武器，英国在美的支持下提出在联合国建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目标是“促进世界范围内核能的和平利用”。实际上，这就给美英控制各国的原子能发展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委员会在1946年1月获得通过，6月14日在纽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上苏联和波兰对美国人的控制提出了抗议，因为这样会妨碍苏联核武器的进程，但因为有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大会还是通过了给违反规定的国家以制裁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赢得美国民众的支持，杜鲁门在国内事务上又提出了一系列政策。
首先，他提出了“国民保健计划”。1945年11月的一份国情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一计划，其要点为：（一）医疗费用在强制保险费和国家总收入中支付。（二）因病、因伤的工资损失由『政府』补助。（三）扩大公共卫生和『妇』幼保健事业。（四）医『药』学校和医『药』研究工作由联邦『政府』予以补助。（五）医院、诊治所和医『药』机构由地方兴办。
这几点被包括在华格纳—墨莱—丁格尔议案中，它从根本上有助于增进国民的健康。但是，法案遭到了参议院、美国医学协会等组织的强烈反对。在第79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上，该议案被扼杀了。杜鲁门在以后的几年中曾多次提出这一议案，但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1946年11月间，杜鲁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取消了对工资和物价的种种管制，这是二战后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一种乐观的估计的产物。他认为不应为管制而管制，现在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商品的囤积居奇，要先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总统与国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第80届国会中共和党占优势，而作为民主党总统的杜鲁门便处处受掣肘。1947年初国会炮制了“第一次撤销管制条例”，这个条例有效地终止了一切紧急管制和各种战时权力。而从当时经济状况考虑，杜鲁门并不想取消一切管制，于是利用总统权力对几种必要的管制延长了三个月。最后，他向国会紧急呼吁，要求对管制的取消要采取稳健、系统的步骤。但国会特别会议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批准了一个无关痛痒的法案，杜鲁门批评它“犯了不顾后果的错误”。
在劳工法案问题上，杜鲁门也与国会意见大相径庭。他在一份国情咨文中提出了解决劳资纠纷的四点方案：（一）及早制定法案，防止诸如工会权限纠纷罢工、胁从抵制以及劳资方为了现有合同的纠纷而采取不合理作法；（二）扩充劳工机构，以协助集体谈判；（三）扩大社会法案的计划，以减轻劳工生活无保障的痛苦；（四）任命一个实地调查劳资关系的临时联合委员会。
事与愿违，国会搞出了一个限制工人罢工的极端法案，称“塔夫脱—哈莱特法案”。杜鲁门以为这个法案会恶化劳资关系，就否决了这个议案。在当天晚上，他还发表广播讲话，说明自己为维护劳工利益的“良苦用心”。五天后，参议院以2／3多数驳回了杜鲁门的否决，这个劳资关系法案便正式成为国家的法律。
在杜鲁门任职期间，他为美国的军队建设和情报工作的系统化作出了进一步的规范。首先，他总结了历届美国『政府』的经验，提出改组军事机构，将陆军部、海军部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防部。他的建议得到陆军的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将军的支持，但两位海军上将金和李海表示反对。海军部已制定了详细的战后发展计划，主张组织更有效的联合委员会来弥补那引进公认的不协调的严重缺点。
杜鲁门对海军和陆军的不协调感到十分不满，他紧急召见了两军的参谋长，他们的主要分歧主要在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管辖上。杜鲁门认为可以成立单独的空军部，而海军陆战队除原有任务外，应增加海上战斗任务。1947年1月，这一合并军事机构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詹姆斯·福莱特任第一位国防部长，他于1947年9月15日宣誓就职。
杜鲁门的第二个举措是改组情报机构。在1946年以前，陆军部、海军部各有其情报组织，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以及各部的情报处都各有活动，收集的情况非常混『乱』，甚至互相矛盾。杜鲁门认为有必要取消、合并一些情报机关，以提高效率和情报的准确『性』。
1946的1月，杜鲁门在白宫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于20日颁布了建立中央情报组的行政命令，并撤销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组在1947年改名为中央情报局，由总统、国务卿亲自过问其行动，每天第一个见杜鲁门的几乎总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为了在『政府』中设立一个永久『性』的上层机构以协助总统制定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决策，杜鲁门提出了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1947年该机构建立，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组成，负责讨论军事、外交以及资源问题的重大决定，中央情报局成为安全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为它提供各种精确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局长列席委员会会议。
杜鲁门首创的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权力与日俱增，现在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决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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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开始，和平的光环还在闪闪发光，冲突和战争的阴云已开始慢慢凝聚了。杜鲁门的视线从国内的纷杂转向国际舞台时，面临的又是腥风血雨。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蒋介石一边欢庆胜利，一边暗自准备发动内战，而『毛』泽东运筹帷幄，一边追求和平，一边准备反击国民党反动派。
杜鲁门对中国的态度很明确，他告诉驻中国大使赫尔利：“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但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内战中为蒋介石作战。”他授权马歇尔将军组织调停代表团去中国，调停所谓“国共争端”。但事实上，在国民党『政府』一再要求下，杜鲁门执行了支持内战的实际行动，他在给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命令他们帮助国民党『政府』运输军队到东北和华北的港口，包括对这些军队的后方勤务上的帮助。
1946年7月，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这时中国的情况使他不知所措，蒋介石要求在军事上自由行动，而他的代表马歇尔将军正在进行所谓“和平努力”。8月10日，杜鲁门致信蒋介石，劝他暂时不要采取军事行动，等待中国“民主”进程的情况。然而，蒋介石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于1946年春发动了全面的内战，美国的调停宣告失败。杜鲁门深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对它能否胜利给予怀疑。尽管如此，他不愿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因为苏联已经是一个巨大威胁了。因此，美国没有直接参战，却提供了巨额援助，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
战后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而欧洲的敌人就是苏联，二战时的坚强盟友终于反目为仇了。
1946年初，苏联在伊朗的活动引起了杜鲁门的注意。他电告苏联『政府』，要求遵守它与英、美达成的撤军协议，在3月2日前撤离伊朗，苏联没有理睬他的警告，继续支持伊朗北部阿塞拜疆省的自治运动。3月6日，乔治·凯南代表杜鲁门再次向苏联提出抗议，后未奏效。
当时，杜鲁门最感到担心的是土耳其和希腊问题。苏联已经在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帮助建立了由『共产』党或工人党组成的『政府』，这些国家连同苏联组成了对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阵营。杜鲁门对这些东欧国家已不抱任何希望，但他坚决反对苏联对土耳其和希腊的干涉，担心它们的“赤化”。
苏联对土耳其的要求主要是传统的黑海海峡问题。1946年7月，莫斯科给安卡拉一份关于调整达达尼尔海峡使用规定的照会，排斥一切非黑海沿岸国家的权利。杜鲁门支持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并准备武装保卫国土。但是，按战后落后的武器装备、贫困的人民生活来讲，土耳其根本不可能对抗苏联。
另一个焦点是在希腊。当时英国占领着希腊，并组织了右翼『政府』。但贫困、饥饿使人民忍无可忍。希腊『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壮大，并得到了附近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英国『政府』仅靠4万名英国士兵和大量援助才保住了临时『政府』的存在。1945年秋，艾德礼紧急致电杜鲁门，希望美国给希腊援助。1947年2月，英国又一次告知杜鲁门，英国已无力支持希腊『政府』，不得不在3月30日停止一切供应，并于4月1日以前撤出希腊。英国人希望美国继承英国的权利。
杜鲁门紧急召集阁员们讨论当前局势，他一再重申：英国撤出希腊，那么『共产』党『政府』一定会建立起来，希腊势必站到苏联一边；这样，土耳其将成为『共产』主义大海中的一个无法防守的前哨；东欧的许多国家已经陷入『共产』主义的阵营，不应该再牺牲希腊和土耳其。
1947年3月12日下午，杜鲁门在众议院大厅发表了演说，他向国会联席会议的代表提出了后来的所谓“杜鲁门主义”。这是继丘吉尔“铁幕”演说后的又一次“冷战”宣言。
“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正在抵抗依靠武装暴力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奴役阴谋的自由人民。”这里的“少数人”当然是指正在领导国内革命的『共产』党人，而“外来压力”则指苏联的援助。这句话说明了美国要称霸世界的野心。他表明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行为都会得到美国的干预，如果他认为那是威胁和平的。
“我认为，我们主要应该是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援助，因为这对经济稳定和有秩序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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