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下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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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见得“原本是要当大官”呢？　　　　
　　　　　　天知道。　　　　
　　　　　　真正的“大官”，到贾平凹那里，却都成了“神”：　　　　
　　　　　　毛主席是至人之生……他也是神嘛，毛主席的神大，他管着百神啊！　　　　
　　　　　　“你既来问金狗的事业，不妨扶乩，咱们问问三老吧。”　　　　
　　　　　　小水说：“三老是谁？”　　　　
　　　　　　阴阳师说：“你瞧瞧墙上的像吧。”　　　　
　　　　　　看时，竟是一张年画：苍松翠柏中立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阴阳师便将三支“大前门”牌香烟点燃，插在年画下的香炉里，说：“金狗要干的事业，都是社会上的大事，这就只能问三老了。三老是当今大神，你跪在那里，心里只是默念你所求的事，他们会给你写出字来的。”　　　　
　　　　　　…………　　　　
　　　　　　阴阳师说：“三老保佑你家金狗了，你放心他去干吧，说不定真有一天，金狗要成一番大事啊！”　　　　
　　　　　　可能平凹的本意是为造点幽默效果，但从中流露出的却是“两个凡是”的魂影，不能不让人警惕。如：　　　　
　　　　　　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终没有学成。后来想，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　　　　
　　　　　　　延伸了就是：　　　　
　　　　　　毛主席这样说过、做过，那我就要跟着说、跟着做；既然连毛主席都没有说过、做过，那我也不做、不说了。毛主席发动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说它们“就是好”，我也得支持，高喊“大跃进”　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　　　　
　　　　　　在这里，我不是想和贾平凹抬什么杠，也不是要把他的话上纲上线，我不会做这类卑鄙的事，我只是根据平凹的话作了适当的、逻辑上的延伸，得出一些可怕的东西来，希望他今后能对有些事、有些话反思一下，不能迷进了，被它们融化掉，变了毒与害，来贻害、流毒万年。　　　　
　　　　　　此外，对于神书、八卦、画符、算命、门坎年等等，贾平凹越到后来，设计越多，越让人不由得不信。　　　　
　　　　　　这在《浮躁》里尚不显明，到《废都》后，已处处能见了。　　　　
　　　　　　偏还把前因与后果都一齐亮了，让它们得到证验，那就真的“神”了，不由你不信了。　　　　
　　　　　　并且，这些东西除了传达一点毛骨悚然的因果报应外，并不能引起我们形而上的联想——贾平凹的本意是要我们由此而能“形而上”一些的。　　　　
　　　　　　《红楼梦》作者以“假语村言”，构筑了“太虚幻境”，对应着整个凡世人间，里面的僧道是完完全全的“神仙”，连串起真幻二世界，预测并见识了一个个人物的结局，演说着世界的无常，荣华富贵的无常，生命的无常，是一出大不幸、大悲剧，造起了“形而上”的境界、氛围与天地。　　　　
　　　　　　效仿它的《废都》们，“异人”是实实在在的凡人，畜生是实实在在的牲口，食人间烟火，没有来自本真之处的、难以消解的纠结、矛盾，也没有多少值得思考的、说不清道不明而感觉存在着的“大未知”，一个个却“神出鬼没”得毫无道理与由头。所作的预测前头刚说，后头就见了结果。所做的思考，也显得太大众化了，没多少深度，反有点做作和矫情。　　　　
　　　　　　稀奇的是，有了这些垫底，贾平凹对数字和“神秘”就很迷信了。　　　　
　　　　　　他的迷信都是极其认真的“迷信”。　　　　
　　　　　　他曾这样自我介绍道：　　　　
　　　　　　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农历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　　　　
　　　　　　住院时护士发药，我是348，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我贾平凹是一堆数字，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分的数字。社会的管理是以法律和金钱维系的，而人却完全在他的定数里生活。世界是多么巨大啊，但小起来就是十位以内的数字……　　　　
　　　　　　二月二十一日，这一组数字是我的生命密码，我崇尚221，敬畏221。　　　　
　　　　　　我先后调换过四次部门，迁居过九次房子，也写下了五十多部书和数以千幅的字画，我做每一件事无不有各种神灵在点化，召引着我……　　　　
　　　　　　贾平凹本想写数字如何把人类异化掉的，但他在人为打造的“神秘世界”里逗留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钻进去，不肯出来了，以为“做每一件事”真有什么“各种神灵”在点化、召引他了。　　　　
　　　　　　谢有顺曾说他在读《废都》、《高老庄》时“大吃了一惊”，认为贾虽是“公认的当代最具传统文人意识的作家之一，可他作品内部的精神指向却不但不传统，而且还深具现代意识；他的作品都有很写实的面貌，都有很丰富的事实、经验和细节，但同时，他又没有停留在事实和经验的层面上，而是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广阔的意蕴空间，来伸张自己的写作理想”。“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他应用的都是最中国化的思维和语言，探查的却是很有现代感的精神真相，他是真正写出了中国人的感觉和味道的现代作家，仅凭这一点，你就不得不承认，贾平凹身上有着不同凡响的东西”。　　　　
　　　　　　帮忙和帮闲　　　　
　　　　　　谢有顺有一个观点我很同意：散文“为人类一切无法归类的情感和心灵碎片提供了含混的表达方式”，“好的散文一定是心灵的奇迹和语言的意外收获”。贾平凹的散文，“说书，说话，说人，说事，说生说死，谈奉承，请客，花钱，谈房子，打扮，玩牌，都是从微小的细节入文，趣味生动，精神也自在，没有陈腐之气，整体上还给人开阔的想象。我想，散文之大，应该指的就是这种从小而大的大；事是小的，但精神是大的。……我非常喜欢贾平凹散文里那种实在的、生活化的基础部分。……众多物质性元素（坚实的细节和经验），支撑起了他散文精神流动的河床和气势。好的散文是悟出来的……”贾平凹的散文，“有小说家的实（物质性），又有思想家的悟（精神性）”，他就成了一个善于悟的“好的散文家”了。然而，贾平凹只算得散文界的大家，而非大师，一字之差，两种境界，是很不一样的。　　　　
　　　　　　“大师”是相对于外界来说的——他应是人类的良心，关心民瘼，以万民之苦痛为苦痛，代万民立言，为弱势群体呐喊、鼓吹。　　　　
　　　　　　这就需要大能量的心灵和坚硬的脑神经，来经营猛烈尖锐的文字，给读者带去强烈的思想和心灵的冲击力。　　　　
　　　　　　鲁迅、李敖就是好的例子。　　　　
　　　　　　“大家”则相对于自己而言——他不必有那样的责任、使命意识，有点子语言天赋、悟性和勤奋，写成红极一时的人物了，所写的东西质量很高，精致有味，当得上上品，内容上却都是吃喝玩乐，谈人生、谈理想那一类，非常人性化，触及到了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写得松弛、传神，让读者意识不到他们在什么地方着力了，“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看似不疼不痒、可有可无，却经久耐用，“给人智慧，让人舒适”，适于一切年代作消遣用。　　　　
　　　　　　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都是这样的。　　　　
　　　　　　具体到贾平凹，他选择哪一种风格，有他能力、性情、条件上的限制，同时，环境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到。这些都是应该能为众人理解的。怕只怕作者写作时，有意遮蔽什么、歪曲什么，或者尽拣好的说，不敢讲真话。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他不过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帮忙”和“帮闲”文人而已。　　　　
　　　　　　你看他描写商州的那系列性的散文，什么《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还有什么《在米脂》、《走三边》之类，写的都是些穷得连兔子都不去拉屎的地方，在平凹笔下，却美得让人忘怀流连，其风物与民众，原始而淳朴，山人都过着安详宁静的生活，桃源诗般，“欢得像风里的旗”。　　　　
　　　　　　连偶尔涉笔到的、掩盖不住的苦涩和灾难，都被作者填满的诗情画意涂抹了。　　　　
　　　　　　这时，他倒真像那个衣锦还乡的子路了——把看到、听到的全当成他的研究资料，一副局外人心态，一个“过客”的心态，于是在他细致曲折地刻画着的乡民环境的风情画卷之后，就有了一些“讴歌”出来：　　　　
　　　　　　别以为这块土地上，有着污水，腐叶，牛粪；我说，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却正使土地肥沃起来了。别以为我的身边挤满了荆棘，藤蔓；我说，这些恶劣的玩意，却正使我努力地长直躯干了。　　　　
　　　　　　…………　　　　
　　　　　　你知道吗，我是什么？我就是我，社会主义。　　　　
　　　　　　中国便是我身下的这块土地。　　　　
　　　　　　栽我培我的只有你啊，农夫，我亲爱的党。　　　　
　　　　　　　用贾平凹的尺子衡量，所有恶劣的玩意、所有苦难、所有不幸、所有冤屈……全有正向、积极的意义，都值得歌颂。　　　　
　　　　　　不过，它暗含了一个极大的黑洞或误区——隐匿了作恶与犯罪，为坏蛋和大大小小的历史罪人，预埋下开脱自身罪责的退路。　　　　
　　　　　　你可以说“文革”如何如何罪恶，但就是找不到作恶的，或一把推给“四人帮”，其他人处身其间，则是为能历练出来，“长直躯干”的——要不是这几号人作怪，说不定我们的“躯干”这生都长不直哩！　　　　
　　　　　　如此，还有什么好歹善恶之分呢？　　　　
　　　　　　作为一个社会，作为在社会环境里生活着的人，应有一定的是非观、道德观，定一些最起码的“底线”，以供所有人遵守。　　　　
　　　　　　超过底线的，犯了罪的，不论什么人，也不论过去有过什么功绩，都该接受相当而公正的惩处。　　　　
　　　　　　贾平凹只知有“辩证”，不知有“底线”，不知有道德和法律约束，那就走过了，走到对立面去了，一副“过犹不及”的目光，好像如炬了似的，原来只是个探照灯，直来直去，一路照上天去，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真说出来。那些个讴歌，就显得不实在，太假。怕是成心要做“帮忙文人”了。　　　　
　　　　　　如果商州、陕北高原或者甘肃、新疆等地，真是很富有，真就无苦难，真没有那些大沙漠、大戈壁或深山老林，作者游山玩水一番后，回来写点游记，发点感想，记述美好难忘的人物景观，无可厚非，要命的是那里的人，日子过得不幸，生活艰困，写那种环境的散文理应以人为核心，写百姓真实日子的，贾平凹却多“置之度外”，吟咏起了山水、传奇和历史、地理，他炫耀的是自己对乡土有着多么深厚的知识，惟独忽略了人——还在挣扎着的乡民们！别人活得再不好，他贾平凹何必关顾呢？　　　　
　　　　　　他关顾到的只是“今日世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纯，清净，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处了”，“有人说这里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　　　　
　　　　　　仿佛“自然公园”是比现代化文明要高胜一筹的，这“人工化”的世界污七八糟后，只剩了这种地方还留有“单纯，清净”，而他“反对”“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的目的，也不过就因失去了这点点东西。　　　　
　　　　　　都市不缺“单纯，清净”的人与环境，缺的是平衡的生态。“人工化”弄不好就会破坏原本和谐的自然生物链，带来污染和水土的超量流失。　　　　
　　　　　　荒漠带或“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的地方，其贫穷、闭塞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以那种地方的“人文”“自然”，反现代城市文明，是一种颠倒的历史观。　　　　
　　　　　　而看不到那里的贫穷、愚昧、落后，不加批判、抓不住要点地看待那地方发生的事情，把人导进误区，真还不如不写。　　　　
　　　　　　仔细寻看，我发现只要是不牵涉贾平凹本人的，那散文里就难得有苦难、不幸、冤屈，一旦有他出场，它们又就回来了。　　　　
　　　　　　同是谈商州地的《我是农民》、《祭父》、《我的小学》、《纺车声声》，完全反了调，换了天地人间，那里的美景和风俗全淡化了、退居二线了，描述的是生活的艰难辛劳，自家的冤屈、不幸，和种种驱人泪下的生活细节。　　　　
　　　　　　为啥？　　　　
　　　　　　因那里面的主角是“我”，有了个“我”，一位正在长成，却还未像后来那样长成大树的苗苗，风雨遍地，这苗苗现时还经不住风雨。　　　　
　　　　　　为什么贾平凹见到了自家身上的风雨，换个旁人却看不到了呢？　　　　
　　　　　　不仅看不到，他还要为那闭塞之乡树碑立传，赞美不休，这算什么呢？　　　　
　　　　　　散文里，贾平凹谈得最多的主题，正是那些没有了真实的他自己的“自然”、“玩物”以及“长舌男”、“美食家”、“闲人”、“弈人”、“秃顶”等，类于“鸡肋”，食之无肉，品之有味。因此，贾平凹这位大家，其精神实质的主色调则是“帮闲”。正是由于其太浓的“帮忙”和“帮闲”色彩，把他的灵感和力量消解得一干二净。　　　　
　　　　　　当然，他散文里的优长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他有的小说，也确实写得很好，像《黑氏》、《阿吉》、《饺子馆》等。　　　　
　　　　　　但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不把女人当中心来写，或根本就没有女主角。　　　　
　　　　　　总结一下，若要把贾平凹的文章排个名次出来，那么我认为，他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一，未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二，不以女人为主角的小说第三，把女人当核心来写的小说第四，诗第五。　　　　
　　　　　　其中他的诗和所谓“女人”小说，写得都没“及格”。　　　　
　　　　


“贾平凹”三个大字李建军　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　　　　
　　　　　　□李建军　　　　
　　　　　　又读了一遍《怀念狼》，是第三遍。三次阅读一本乏味、粗糙的失败之作，颇有些自虐的倾向，但是，没有办法，我不仅得读，还得认真读哩。我得写一篇较为细致的评论文章，为我两年前发表的关于这部小说的概括性的判断，寻找更稳定的支撑和更充分的依据，或者，自私点说，我想让自己能心安理得，免得因为判断多于分析、评价悬离文本而遭人诟病。当然，不仅如此。我在那篇访谈文字中说过这样的话：《怀念狼》炒得很热，卖得很火，“是一种怪现象”，是“文学腐败的一种典型样态”。典型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因此，细致地分析贾平凹的这部全面意义上的失败之作，就具有积极和必须的性质：这有助于我们认识一种绝非个别现象的消极的写作模式和创作倾向。　　　　
　　　　　　狼：—个匪夷所思支离破碎的象征形象　　　　
　　　　　　狼是《怀念狼》中的核心形象。作者既想让它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元，又把它当作主题和意义的承载体。但是，它是由作者的随　意而混乱的想象和观念拼凑起来的符号，虚幻而又单薄，就像一个酒徒酩酊大醉时的含混而豪迈的狂言。它忽而变成人，忽而变成猪或其它动物，忽而伤人吃人凶相毕露，忽而温柔孤哀凄楚可怜，完全成了作者通过文字自娱的一个话语道具，从中根本看不到深刻的意义指涉。　　　　
　　　　　　一般来讲，狼可以被处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象征形象。一种是消极的。它的凶险而残忍的本性，使它适合用来象征那些给人带来恐惧、威胁和伤害的否定性力量。狼的这种消极的象征形象，在小说中，是最为常见的。对于残忍的人，狼就是他最好的象征符号，正像近藤直子女士所说的那样：“吃人”的人“除了比喻成‘狼’什么的之外，看上去不就是无法形容的生物吗？”　近藤直子：《有狼的风景》，廖金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陈忠实的《白鹿原》及中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中，狼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象征意义。鲁迅笔下的狼，甚至成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性格里最可怕的东西的象征，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象征。　　　　
　　　　　　狼的另一种象征形象是积极的。它象征着孤独、愤怒、被逼入绝境的绝望的生存者，象征着那些拒绝接受现存生活秩序和价值体系，而与社会保持疏离姿态甚至对抗姿态的人。黑塞的《荒原狼》、鲁迅的《孤独者》、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中的狼，就是这样的象征形象。黑塞小说中的狼，是典型的积极类型的象征形象。《荒原狼》里的主人公哈立·哈勒与他的时代和社会格格不入，并因此“感到了灵魂的痛苦”：“在如此满足现状、如此中产阶级化、如此缺少精神的时代，面对着这种建筑、这种商业交易、这种政治、这样的人群，发现上帝的足迹是多么困难啊！在这样的世界中，我怎么可能不变成一只荒原狼、一个粗野的隐士呢！这个世界的目的我无法苟同，它对于我毫无欢乐可言。”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他如此绝望：“我的确就是如我经常自称的那样，是一只荒原狼，是一个在陌生而无法理解的世界里的一头迷途的野兽，是再也找不到家乡、空气和食物的野兽。”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这样的象征形象，具有令人震惊的讽喻力量，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时代生活所存在的问题，所面临的价值危机和道德困境。　　　　
　　　　　　然而，贾平凹笔下的狼，既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象征，又不是真正积极意义上的象征；既缺乏必要的明晰性，又缺乏充分的深刻性。本来作者在这部小说的开端部分，曾叙述成千上万只狼如何攻陷了一座城池，咬死了数百名妇女儿童，不仅如此，作者还明确交代，正是狼灾引发了匪乱，带来了人祸：“从上世纪一直到本世纪初的三四十年，商州大的匪乱不下几十次，而每一次匪乱狼却（都？）起着极大的祸害……”贾平凹：《怀念狼》，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后引此书，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显然，狼正是恐怖和灾难的制造者。按照通常的逻辑，作者应该顺着这个路向经营自己对狼的象征，把狼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凶恶、腐败的异化力量关联起来，从而赋予它以切实的象征内涵和社会批判力量。但是，没有，贾平凹的精神世界里有病恹恹的厌世、阴沉沉的恨世、轻飘飘的骂世与乐陶陶的遁世，唯独缺少深刻的思想与彻底的批判精神。从精神本质上说，他是一个旧文人；从性格特点看，他是一个怯懦、内向的人；从趣味及价值取向看，感官和物欲层面的事象更让他感兴趣，而意义和思想的领域则很少让他兴奋起来。这样，在他的笔下，狼没有被赋予鲁迅小说中的那种象征意义，就是一件正常而自然的事情了。狼，于是就被贾平凹当作诅咒都市文明的利器。事实上，在《怀念狼》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诅咒”的合理性。最为可笑的是，小说对狼的莫名其妙的态度和看法，竟是来自一个喝了不止二两酒的官员的近乎戏言的一通胡话。　　　　
　　　　　　商州行署专员在大礼堂“作关于商州地区现状”的报告的时候，说商州还有十五只狼。“这句话箭一样射进我的耳朵”（多么拙劣的比喻！）。还说，他让人普查了一遍，还为这些狼编了号。在他看来，狼对于商州的山民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　　　　
　　　　　　“假如没有狼，商州会成什么样子呢？你们省城的人是不了解山地的，说个简单例子吧，山地里的孩子夜里哭闹，大人们世世代代哄孩子的话就是‘甭哭，狼来了！’孩子就不哭了，假如没有狼，你想想……”　　　　
　　　　　　“这我是了解的，狼对孩子们来说是恐惧的，”我说，“没有狼不是更好吗？”　　　　
　　　　　　“那孩子就一直要哭下去了！”　　　　
　　　　　　我笑了：“你是个生态保护主义者！”　　　　
　　　　　　“我是专员！”他说，真地就给我讲起了大道理。（第21页）　　　　
　　　　　　　商州专员的话，显然昏愚得不近情理，近乎春梦里的呓语，酒桌上的笑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这个“深受过狼灾的土著人”同意“专员”的观点，并不影响“我”肉麻而不着边际地恭维他：“而一个专员，能在普遍急功近利的仕途上将保护和禁猎的事提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在中国若不是独一无二，也是少而又少的难得，作为我是应该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