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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记者-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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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篇文章，你就奖给他一百倍的稿费吗？”窘得我那老师很是不好意思。如今，此事虽然早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但我对此的印象很深。现在，在十几年后，我又把此事讲出来，绝非故意揭老师的短处，相反，我对这位老师充满了感激之情，如果没有他当初的那番“讽刺”，也许我也不会急着去发表作品，并一直坚持读书写作至今。我离开我的家乡已有十四年了，我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极少见面了，去年回家时第一次参加了高中同学的一次聚会，这是我在外漂泊十多年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记得我还特意向大家打听我的那位老师的消息，想去看望他，只听说他已在县城的一所很不错的高中继续做老师，桃李满天下，很受人敬重。那期间，由《黄石日报》主办、鄂东南地区发行最大的《东楚晚报》正在连载我的第一本书稿《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当时的题目为《卧底记者历险记》）。
我人生之中的那两年有限的高中生活，是在大冶金湖高中度过的。此地是大冶乡政府的所在地，又名马叫，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名，以致它一直在我的心目中永难消逝。后来，我从南方到了北京后，在《北京首都公安报》做头版编辑时，每期都用这个地名作为我的笔名，为每期的头版头条写新闻评论时，一直用的也是这个笔名。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特色，后来在《佛山文艺》、《外来工》等杂志发表一些法制案例时，我也用这个笔名。从此以后，这个新颖的地名成为了我的众多的笔名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对这个中学时代的地方特殊的感情。
由于我平时酷爱文学，所以这个嗜好大影响了我的其他功课，但对我的作文极有帮助。从小学到高中，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居班里的前列，作文不但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张贴出来让同学们学习，更经常获奖。上高中后，我像其他所有同学一样，怀揣着大学梦，但依然对文学的痴情不改，反而更浓。我上高中时，全国中学里就像近年流行少年作家韩寒和郭敬明一样，正在流行中学生文学，这更吸引了我。我不但自己平时读书写作，还像其他中学一样，带头组织高中内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成立了一个《金星》文学社，同班同学曹雷任社长，我任主编，李运家和胡红霞任副主编，当时的夏金兰、罗志江、熊启峰、郭庆清、马拂晓等同学都加成为骨干分子。没有辅导老师，有的是我们这些文学少年对艺术痴心的追求。
没有任何赞助，有的只是我们这些文学少年的梦想。我们自己出钱买纸和刻印的材料，大家自己写稿、编辑、插图、油印和装订。我们的杂志每月两期。每月还举行一次作品讨论会或是诗歌朗诵会。我们这个完全由校内学生自发组成的中学生文学社成了当时校园内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更成为全校男女学生课余时间的精神伊甸园。当时虽然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了成千上万家由中学生自己创办的文学社，但我们那个学校却对我们的行动不置可否，刚开始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到后来，看到我们这个文学社一下凝聚了这么多人，学校害怕我们长期下去会影响学习，更害怕弄出事来，只让我们这个《金星》存活了大半年时间就取消了。
但从此以后，我更加对文学痴迷。后来，我经常在地方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成了我们乡镇出名的小秀才。这年暑假期间，大冶文化局和大冶文联在位于陈贵镇的小雷山风景区举行了一场民间文学笔会，由于我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上的突出成绩，被当时的文化局局长李勇和副局长祝振善两位领导大力推荐，和文友柯小杰、石显州、陈军、余秉贤等人参加了此次笔会，而我则是当时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我和后来一直扶持我的乡土作家、我的老师殷显扬，就是在小雷山的风景区举行的这次笔会上认识的。他虽然脸面削瘦，但长得颇有仙风道骨，待人和蔼，满面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一眼看得出这是个热爱生活、生性乐观、待人热情的师长。
当时参加此次笔会的有关人员均是本地颇有声望的文化界人士，除了殷显扬老师外，还有时任大冶文联作家胡燕怀。也是在此次笔会上，我结识了查代文、柯尊解等地方作家及其他文化界名流。此后，我在文学创作上还曾得到家乡作家黄荆、查代文等老师的热心扶持和帮助。
我与殷显扬老师的相识相知，不仅在于他是此次笔会年纪最大的长者，也不在于他早已是黄石大冶地区的文化名人，而在于他豁达的胸襟，开朗的性格，公正而又热情的心灵。笔会结束后，我与殷显扬老师就开始了书信来往。我常把自己写的文稿寄给远在殷祖文化站的他。如果不是特殊的原因，他总会在一周内给我回信，不但在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的他的修改意见，而且另外附上一两页嘘寒问暖的信。他不但关心我的学习和创作，更像一位慈善的长辈一样关心我的生活。知道我爱读书，他还经常随信寄来几本诸如《长江文艺》、《当代作家》等省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还有稿纸……
那个时候，我不但与他经常书信来往，而且只要一有空，就会特意跑五六十里的山路前去看望他，向他当面请教有关写作方面的问题，向他借书看。
后来，我立志告别贫困的家乡外出打工，朝着南方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流浪；再后来，我又应征入伍，成为南海舰队海军陆战旅的一员，并很快在部队里担任连部及团部文书，逐渐以发表几篇习作的作品而受到舰队政治部有关领导的关注，随后调入军区机关专门学习文学创作……我的生活总在动荡与变迁之中，然而这十多年间，无论我置身何处，脚步又将迈往何方，都会写信向这位家乡文学前辈问声好，报个平安。记得就在我入伍的第一年，由于那时我已经在军地的几十家报刊上发表了一大叠各种各样的作品，老人又推荐我加入了黄石市的作家协会，成为了家乡作协的一名会员。
第十一章 缪斯女神的礼物第94节 我的文学梦（3）
1998年5月，我从广州回到家乡看望他时，他因身患肺癌已经卧病不起了。当他得知我刚刚在羊城暗访历险后，决定要把这些写出来。于是，他带病采写关于我和邓世祥在广州王圣堂卧底历险传奇，后来发表在《华西都市报》等报纸上。
现在，每当我在京城遥望家乡的山水时，我总会油然的想起已驾鹤西归的殷显扬老师，我的耳畔会响起他那爽朗的笑声，我的思绪总会萦绕着他对我的循循善诱的教诲；我的眼前总会呈现他清瘦而又颇有仙风道骨乐呵呵的形象……
高中时，我的家中遭受了极大的不幸——一场大火将我本来就很贫困的家烧成一堆残垣废瓦，我的一大堆小人书和文学书刊全部付之一炬。这场大火使我被迫离开了心爱的校园，辍学后在县城里一家工程队做了两个多月的苦力，每天在毒太阳底下做十二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提灰桶，挑砖，拉沙子，运碎石，挑水，拉泥，每天热火朝天，干事得汗水淋淋，但每天也只能拿到五元钱的工资。当时失学后的我情绪一直很低落，每天除了超负荷地劳作十几个小时，便是拼命地读书，很少与人来往，我的性格也变得极为木讷和内向。我记得，当我接到文化局发来的参加小雷山笔会通知后，穷得连几元钱的车费都拿不出来的我，硬是从我的那个叫石应高的村子走到三十余公里的大冶县城的。
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当然几乎全部是中外名著，还有像《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文学杂志，有一些报纸。由于我那个村本来就穷，大队里的几个钱大多是被那些自私自利的村官们给吃喝掉了，根本没有订什么报纸，村民们从来也看到过那些报刊。
在我上中学后，我常去大冶县城，不是住在我的外婆家，就是住在我的伯父家里。因为他们这儿不仅生活条件远比农村好，更主要的是，这儿随时可以看到报纸。在伯父家，更是有各式各样的书籍，而且他还不惜本钱为建弟和芳妹订卖了大量的诸如《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故事会》、《童话大王》等少年儿童书刊。伯父去世后，我也很少再有那种温馨的回忆了。再后来，因家中失火而被迫辍学后，我又加入了建筑大军中，从事着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尽管如此，我还是特别渴望读书。青春成长期的苦恼和困惑，都是靠那一本又一本的书刊解脱的。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为了看书，为了及时看到报纸，经常一个人从村庄出发，沿着那一条刚刚通车不久的铁路，走30多公里的路程到大冶县城，去图书馆看书。直到图书馆关门，装满了脑袋刚汲取的杂乱知识的我，才恋恋不舍的离开，又沿着铁路，顶着渐浓的暮色，步行30多公里，回到家里去。一来一往，我很快就和图书馆里的几位工作人员混熟了，他们有时还让我将杂志拿回去看。后来，我在老祝的帮助下，在图书馆里办了一个借书证，从此我也以像城里人一样，经常去图书馆借书，并可以自由地拿回家看了。
农闲之余，我把沾满泥巴的裤腿高高挽起，赤着双脚，手拿记录本和圆珠笔，见到平时会讲故事的老人就纠缠人家讲一个故事，或是追着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唱几支山歌给我听；一到盛夏的夜里，村前村后，水塘边，树底下，只要哪儿坐满了人闲谈，我就会一头扎进去，听见有人讲的精彩故事和笑话，马上用笔记录下来，完全不顾别人的讥诮和嘲讽。
入伍后，我在紧张的训练之余还是忘不了我的文学梦。当时我们海军陆战队在北部湾进行每年中最为艰苦的“海训”时，由于军训艰苦，时间也极为紧张，无法安下心来读书写作，只有到了每天夜晚，上床休息时，我才能偷偷读书写作。记得当时担心被人发现挨训，每到夜里熄灯时，我就将厚厚的被子紧紧地盖在头上，缩在被子里头，伏在床上，用手电筒照着写作，到第二天再将写好的稿子悄悄寄出去。就这样，我用此方法，将千万情愫付诸笔墨，一篇篇沾染着海风湿咸气息的散文、诗歌不断发表在军地报刊上。后来，我的小才干很快受到有关领导赏识，先抽调出来办黑板报，又被调往连队当文书。半年后，又被调往舰队政治部学习文学写作。
调入舰队后，我在海军著名诗人、作家、我的老师陈知柏等几位作家的帮助下，曾创作过一组反映抗日的历史小说，被我们的创作室主任宋树根老师推荐到《解放军文艺》，虽然后来编辑来信说，这些小说都写得不错，可以发表，但现在杂志关注的是当代军旅生活的作品，要求我写些反映当前部队生活的作品。后来，其中一篇题为《马尾》的短篇小说被《海军文艺》选发了。看到自己的作品与海军的几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发在一起，我心里自然是甜滋滋的。
现在，我从一个爱好文学的贫困乡村少年，带着人生瑰丽的梦想，从南到北，在江湖上浪迹了十多年。虽然除了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上的200余万字的新闻作品外，在文学上几乎是零。但回头审视过去，我发现我的路就像一个圆，以文学为顶点，流浪为半径。在圆了我的记者之梦后，三十而立的我，现成居然又像昔日浪漫的少年时期一样，又重温起我的作家梦起来了，我准备把我这十几年的历险、流浪、收获、痛苦、欢乐写成书。除了当前在正忙碌着了几本纪实作品外，我目前也已动笔创作的记者三部曲长篇小说，第一本《流浪记者》已写了十多万字。为了揭露社会中的丑陋的黑暗，为了忠实是履行一名新闻记者的职责，我这十年来多次遭受批评对象各式各样的打击报复，经过四次诉讼，多数次被人威胁辱骂，多次遭受人诬陷和诽谤，被有关部门戴上手铐，以犯罪嫌疑人的名义非法拘留过11天，特别是，我在南方四次历经死里逃生……但是，我从来不后悔，我从来认为写批评报道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尽管历尽了人生之中的各种惨痛的坎坷，但我从来没有气馁。记得鲁迅先生曾在《热风》中激励我们：“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是的，人活着就要让自己的青春发热发光，为我们这个社会，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的老百姓，为了石野自己。
无论是在军旅之中，还是在流浪的旅途中，我常常这样质问自己：我会成功吗？我虽然天生笨拙，但我从没有对自己失去自信心。只要认准了的路，我就会勇往直前的走下去。
文学对于我这样的文学青年尚有几分庄重，早在少年时代，我这个乡村少年就被其诱惑被其拉着误入了一种痛苦的“歧”途。“文以载道”，文学是那种能在你的心中悄然播下些种子，至于这种子何时成苗育果、果实浆质如何，除了天时地利，阳光雨露外，那更得靠自身的努力了。
文学，翠绿了我青春的伊甸园；文学，装饰了我流浪的梦想。
第十二章 我与灌云治安教导员的较量下岗女工的血泪控诉（1）
2004年初春，京城乍暖还寒。一个从遥远的江苏省灌云县城传来的消息，使我在寒冷的奔波中更觉心的冰凉。这是一位读者打来的电话：石记者，你在北京出门一定要当心呀，听说孙恒俊已多次派黑道的人去北京找过你，这个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与此同时，又有当地检察院的同志告诉我：我们发表在《法律与生活》杂志上的那篇报道后，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孙恒俊的违法行为终于被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正式立案，不日即将转交给当地法院开庭审理。
事情先从当地一位叫李红的下岗女工的遭遇说起吧。
时年26岁的李红，原系江苏省灌云县某厂职工，4年前下岗后，她在亲友的帮助下决定从事经营销售烟花爆竹的生意。在有关部门办理了各种合法手续后，开始对外营业。之后，此项管理权从公安消防部门移交到公安治安部门管理。就在李红按规定前往公安部门欲办理有关移交手续时，没想到却遭受到了一连串灾祸。
2001年5月的一天，当李红的丈夫、县交管站职工秦礼权前往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办理进货手续时，治安大队教导员孙恒俊公然向他索要巨额钱财，秦只好说，现在生意刚开始，只能等赚到钱以后再说。但大权在握的孙恒俊根本等不及。2001年6月27日上午，孙恒俊突然找到秦礼权和李红说：“有个叫何××的人找到我们的副局长，要求代替你现在的经营，对方愿出价8万元，如果你家拿来这笔钱，我们还是让你做，如果不愿意给，你就不用做了……”当天夜里，秦礼全只好带着借来的3千元现金前往孙家求情，称现在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待生意好转后，一定交出。但孙对这点钱根本不屑一顾。2001年9月孙变相地取消了他们的合法经营权。后来，秦礼权只好和三嫂一起与取得合法经营权的县烟花爆竹专营公司签订合同，在县商贸城点批销烟花爆竹，并在有关部门办理了所有合法手续。然而，治安大队又以市公安局对他们家仓库验收“不合格”为由，责令他们当天将价值80多万元的烟花爆竹全部搬出仓库。
谁知，就在第二天，即5月20日下午，孙恒俊和郝明军明军驾着小车带着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和保安直扑李红的住处，强行砸烂两道门锁，将存放在此处的价值80多万元的烟花爆竹（这些货物是李家从县专营公司购进的，均有购货清单），并把秦礼权的姐姐秦雪存放在此的价值近20多万元的皮鞋全部洗劫一空。
直到晚上，李红才获知家中遭遇的劫难，她当即和秦雪一起赶到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指责他的非法行为，并强烈要求孙退还有关货物。孙满口答应，但一直不见行动。后来他们获知，那些货物早在第二天就被孙擅自以低价卖给别人了。当天，李红又去找孙和郝明军要货，郝明军强行将李红带到办公室后，这才拿出一份早就拟好了的所谓材料要求她当场签名。李一看，发现上面写的内容根本就不实，就不愿签，郝明军即对她恶言威胁，并打了她一个耳光，逼她签字。
为防当事人继续到有关部门告状，孙和郝明军又从他处拿来与李红家根本无关的物品送往市公安局检验。然后，孙又利用县公安局一个民警着手做伪证：故意将取证的日期提前写在材料上，还采取诱导和威胁的手段迫使现场有关见证人做假证，并伪造了大量的书证和言证材料，以证实他们扣押的物品是从非法渠道得来的违禁品；同时，郝明军还威胁李红临时租住的房东，要求对方作假证。当房东如实指出，李红租的房子根本就没有存放什么违禁品时，郝明军恶狠狠地威胁道：如果你不按我们公安局的意思办，我们就可以随时把你关进看守所里！对方只好在那份早就准备好的材料上签了字。他们又赶紧草拟了一份要求将李红实施劳动教养的报告，但县公安局法制科的负责人当即指出李红根本构不成劳教的条件。孙见状，忙拿出1万元现金交给法制办的负责人，企图收买他，被当场拒绝了。以上事实，连云港市检察院渎职侵权处的负责人胡主任进行了查证，同时省厅纪检部门的有关人员也对此事进行了查实，但公安局却对此置之不理。
一心要置李红于死地的孙恒俊又特意来到灌云县检察院批捕科，要求对李红实行批捕，但有关检察官经认真调查，认为李红是合法经营，根本不构成犯罪，拒绝了这一非法要求。谁知孙当着几位检察官的面竟说：如果你们发文批捕李红，我代表治安大队给检察院5万元的办案经费，但当场被几位检察官轰了出来。关于此事的经过，市检察院的专案组也记录在案。
随后，孙恒俊、郝明军又炮制了一份假材料递交给市公安局和省厅，要求办李红劳教，后来市局和省厅都明确答复李的行为不符合劳教条件。尽管如此，孙等人还是不肯罢休，最后竟然将此当作刑事案进行立案，同时还几次开着警车冲到秦家对李红进行威胁和恐吓，使神情恍惚的李红四处躲藏，并于2002年12月2日夜晚在家服安眠药自杀，所幸被家人发现抢救过来。
第十二章 我与灌云治安教导员的较量下岗女工的血泪控诉（2）
愤怒之余，秦家当即向灌云县和连云港市检察院及相关部门控诉孙恒俊等人的非法行为。鉴于案情重大，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当即对此立案进行调查。
接到李红的控诉后，2003年7月18日上午，我和《法律与生活》杂志的政法记者晏宴斌、《检察日报》记者李勇一起，从北京来到了灌云，对有关情况开始进行深入的调查。
上午8时许，我们一行三人来到灌云县公安局，找到了一位颜副局长。他称，此事全局的人都知道，市检察院也曾经来调查过，局里很重视，但由于事发时间太久了，加上自己是今年才从外单位调过来的，所以对详细情况不大清楚。他告诉记者，几位局领导很忙，没时间接受采访。但这位热心的领导倒客气地对记者说：“我还是帮你联系当事人吧。”
5分钟后，身穿警服的孙恒俊急匆匆地赶来。他笑容可掬地把我们三人领到了他的办公室，又满脸委屈地向记者喊冤：“秦家诬陷我！他们的非法违禁品被我没收后对我怀恨在心！”记者与孙恒俊对话如下：
记者：“你们在执法时是否出示过有关证件，履行过有关手续？”
孙：我们当时是正常检查，而不是搜查，是不需要出示任何手续的；持证搜查是针对刑事案件，只能是在立案后，而此事是属于治安部门管的。由于当时房东都不清楚租房者是谁，加上天快黑了，我们找不到当事人，就将那里面的违禁品全部拉走了，不过事后找来当事人补充了记录。
记者：听说当时你们执法时有清单，还对现场进行了录像和摄影，能否给我们看一看呢？
孙（有些不自然地）：这……这些资料早被检察院拿走了。
记者：你们当时在现场是否还看到其他的物品，比如皮鞋？
孙：这个我不大清楚，我曾听办案人员说，当时只有违禁品，并没有皮鞋。
记者：听说是你亲自带人去查封的？
孙：（理直气壮地）：我从来就没有到过现场，因为我是治安大队的领导，这种小事一般都是手下的人去办的，我只是指挥办案。
记者：我们了解到，当时你不但驾驶着一辆白色本田小车第一个赶到现场，而且当时还当众强迫运货的司机做假证，否则就不支付有关车费。有这么回事吗？
孙：这是瞎说。没有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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