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记者-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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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吧，保住你的铁饭碗，别把工作丢了。”沈姐不能接受，所以她又决定找孙恒俊讨说法，但多次找孙时，孙总是避而不见。　　　　
　　　　2004年1月10日下午，院方又专门为沈的问题召开了中层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一位副院长宣读了沈的学习总结，他还强调，就是报纸给医院带来了不好的声誉，她在总结中还不承认错误。　　　　
　　　　关于是否同意让沈淑萍上岗的问题，一位副院长说：“她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报纸这点事，承认了不就行了吗？先给她做做工作”。沈姐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她没有任何错误，所以她也不可能做出不符合事实和违心的检讨。同时，北戴河医院还在相关文件中认为“诉讼严重影响了医院声誉、严重干扰了工作秩序，需要浪费诸多精力……”　　　　
　　　　当沈淑萍多次前往院党委办和院长办公室询问有关原因时，孙恒俊一直避而不见，那位医院的党委副书记朱某振振有词地说：“这还用问吗？你不是一直要与医院打官司吗？你不是总爱请记者来批评我们医院么？现在就叫你下岗，有种你就去告去吧！”　　　　
　　　　朱还说，你应承认是报纸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医院经济收入不好，因为你开了几次庭，牵涉到很多人，还使院里20多人出庭做证，是你自己得罪了这些证人呀，所以他们才给你打低分……　　　　
　　　　2003年11月27日，北戴河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孙恒俊在“工作报告和人事制度改革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我们（院）尚有两例医疗纠纷正在法院审理中，由于医疗纠纷严重影响了医院的声誉，也影响了业务收入，同时也影响医务人员的情绪，需要浪费许多精力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严格（重）干扰破坏了医院的工作秩序。”　　　　
　　　　沈淑萍认为：孙在报告中所说的两起医疗纠纷除自己正在进行的诉讼外，另一起就是于丽梅状告医院的诉讼。　　　　
　　　　2003年底，北戴河医院按照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在医院四个主要系统开始实施，全院300多名职工按相关规定对在职人员工作进行投票评分，四个主要系统分别评出四名“末位”者，沈淑萍是其中之一。　　　　
　　　　沈淑萍对被评为末位有着自己的看法：“我被评为末位是因为与医院打官司，领导对我报复而采取的手段。”　　　　
　　　　一位医院领导向沈淑萍表示：“如果有末位评定（你被评为末位），主要是因为报纸刊登了你状告医院的事，给医院造成了影响……”该院领导还特意列举了工人日报刊登该案的情况。　　　　
　　　　一位医院职工明确表示：“院领导会议上的意思就是别给你（沈淑萍）打高分。”　　　　
　　　　另一位医院职工承认：“有院方领导曾暗示我给沈淑萍打低分。”　　　　
　　　　还有一位职工说：“某位院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说，给缺心眼的、收红包的打低分，给医院带来不好影响的或者打官司的打低分。某人当时就说：那没别人，就是沈淑萍。”


第十五章　我的正义之旅第112节　人间自有真情在（2）

　　　　2004年1月7日，北戴河医院发布了“关于四名末位人员竞争上岗情况的通报”，通报称：“医院2003年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通过全院测评，有杨某、孙恒俊、刘某、沈淑萍四名同志测评为末位，按照我院人事制度改革方案规定，由医院人事制度领导小组负责，对四名末位人员自2003年12月10日至30日进行了20天的培训，目前培训工作已结束。　　　　
　　　　“通过培训，杨某、孙某、刘某分别对自己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认识，经过自己的努力，在竞争上岗时被科室聘用。沈淑萍同志对自己为什么评为末位没有认识，她在给医院领导的信中说：'我没有任何错误，我也不可能做出不符合事实和违心的检讨'。经培训综合测评结果：杨某、孙恒俊、刘某三人合格，沈淑萍不合格。”　　　　
　　　　从通报下发以后，沈淑萍事实上成了北戴河医院在2003年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惟一下岗人员。　　　　
　　　　不仅如此，院方在没有明确文字通知的情况下，于1月7日宣布在医院工作了长达32年的沈姐下岗，停止了沈淑萍的工作，并从2004年1月起恶意扣发所有奖金和有关福利，扣除了沈淑萍的部分档案工资。　　　　
　　　　当我打电话到北戴河医院采访此事时，医院否认打击报复。　　　　
　　　　2004年1月12日，《工人日报》资深记者陈明和张伟杰特意来到北戴河医院，对沈姐下岗的原因进行了深入调查。　　　　
　　　　2004年春节前，北戴河卫生局领导、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北戴河医院院长孙恒俊和一名前医院院长，带着一大堆礼物特意来到《工人日报》社，企图阻止报社发稿，但被陈明记者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不过，这几位领导再次表示：“医院工作人员的末位淘汰制已进行了数年，程序合法有效，我们不可能对其进行打击报复。”　　　　
　　　　2004年2月21日《工人日报》以《原告沈淑萍：在被告北戴河医院下岗了》为大标题，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该报记者张伟杰和陈明对此事的详细报道。　　　　
　　　　下面是摘自相关报道的文字：　　　　
　　　　……从1997年实行至今，沈淑萍待岗是通过综合考评以后的结果。诉讼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医院不会因为沈淑萍告了医院就让她待岗……该院党委书记、院长孙淑英不在办公室，我们找到了该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朱新心。据朱新心介绍，孙淑英外出开会去了。　　　　
　　　　对于沈淑萍下岗属于打击报复的说法，朱新心给予了否认。　　　　
　　　　朱新心说：“北戴河医院的末位淘汰制远不给沈淑萍安排工作。”　　　　
　　　　记者数次问朱副院长沈淑萍数十年的工作表现，其没有正面回答。　　　　
　　　　记者又提出疑问：“沈淑萍有证据证明，数位医院领导和某些医院职工跟沈淑萍透露，其下岗就是因为她告医院并且被相关报纸报道，给医院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朱新心表示：“如果有某些医院领导跟沈淑萍说了这样的话，那么也不能代表医院，只能代表他们个人。　　　　
　　　　我们医院领导班子仅就沈淑萍问题跟她个人正式谈过一次话，并且有谈话记录。”　　　　
　　　　记者为了弄清事实，向朱新心询问能否将正式谈话记录给记者看一下，朱新心一口拒绝。　　　　
　　　　……　　　　
　　　　陈明气愤地说，对沈淑萍这宗案子，无论阻力多大，我们一定会继续关注此案的每一步进展。　　　　
　　　　2003年10月，此案被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江院指定移交到河北抚宁县人民法院审理。谁知，由于北戴河医院的作梗，此宗简单的民事侵权案件又经历了一波三折，其中过程很是耐人寻味：先是被告拒不交出特护记录原件，当原告再三提出要求作司法鉴定时，却遭到该院主审法官郑某的拒绝，对方反而要求原告按照法官的意思做医学鉴定，并称如果不听话开庭就判其败诉。后经沈淑萍多次投诉，此案又被重新送回中院。2004年4月，中院指定卢龙法院审理此案。庭审中，被告北戴河人民医院先否认没有特护，只是一级护理，拒不交出特护记录原件，后又称特护记录被原告沈淑萍偷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被告拒不交出特护记录原件情况下，卢龙法院依职权委托省医学会做医疗事故鉴定。原告以其诉讼案由是“医疗损害赠偿”，而不是医疗事故，故不同意法院此做法，并拒绝交纳有关鉴定费；后来，在法院的动员下，由被告北戴河医院承担有关鉴定费用。目前此宗在当地社会各界激起了强烈反响的民事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与此同时，2004年月初，北戴河区劳动人事局人事仲裁科对沈姐的人事仲裁申请给予立案。在此期间，沈姐还被位于北京海淀区某民族学院法学院的一位自称是名律师的女教师乔某某，以做司法鉴定要疏通关系为名，骗去了两万元的血汗钱。在我的帮助下，沈姐又愤而将这位要钱后从未对此案调查取证、不愿前往法院看案卷、连诉状都没写一个字、而且极为嚣张的乔某告上了法庭。2004年7月，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为沈姐讨回了公道。　　　　
　　　　与此同时，在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在为自己的官司而四处奔波的同时，亦为沈姐的官司四处申诉，并想方设法将她的案情递交给有关人士。最终，沈姐这宗与自己的任职医院诉讼及遭受到医院打击报复的案情，引起了著名医疗专家、吉林省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河北全国人大代表曲修霞和郭文香等多名人士的高度关注，并引起了在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河北省省长白克明等有关领导的重视。　　　　
　　　　我的那场自诉官司拖沓了5年，连开庭的机会都没有，所幸的是，打了5年官司的沈姐，她的这两宗官司都有了一定的眉目。三月的一天，她对我揶揄道说：“石野，你本来是在帮助我，真没想到你也一直在与人打官司，而且一打也是好几年。我们现在可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啊……”


第十五章　我的正义之旅第113节　读者送我“侠客记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李丹，是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中国作家》杂志社的副主编杨匡满先生的夫人，她以前也曾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当她看到我的第一部书稿时，非常看好，并决定亲自做我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后来，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我的这部书稿没能在她手中出版，但我们因此而成为了朋友。这位大姐从我的交往中获知我在南方离奇的卧底经历后，深为赞叹；当她得知我又因为弱女子陈良琴及其未婚子邓珂打抱不平，从而引了出一场国内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的官司后，更是非常愤慨。以后，这位大姐经常给予我鼓励。平时也非常关心我的写作和生活情况，春节前，她特意通过手机给我发来了一条这样的信息，觉得很能代表那些多年来一直关心和帮助我的老师和朋友们的心情：装满一车幸福，让平安开道，抛弃一切烦恼，让快乐与你拥抱；寒冷的冬天已到，让温暖对你关照，卸下一车真情，让幸福对你微笑。　　　　
　　　　是的，北国的冬天虽冷，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北风呼啸，草木萧条，但在寒流之中，还深埋着春天吐绿芽的种子，只要春天的第一缕阳光来到，只要和煦的春风吹拂过来，她们就会破土而出，迎风而长，很快就成为来年春天点缀大地的青枝绿叶。人世间的真情，亦如这春风吹拂的绿叶一样，温暖着我的青春和灵魂。　　　　
　　　　远在江苏徐州某税务局的周海涛大哥，又给我打来贺春的长途电话。这位年龄比我大四五岁的大哥，是从《中国税务报》上看到有关报道，获知了我为帮助陈良琴和邓珂母子而惨遭邓世祥诬陷，被迫走上了漫长而又坷坎的诉讼之路的前后经过，他深为感动，立即通过报社的有关人员，与我取得了联系，向我表示了声援。从此，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几个月后，我去徐州采访时，他力邀我去了他的家乡沛县，还和单位的两位领导热情地接待我，向我表示慰问和关心并开车陪我采访。他的热情和豪爽，正直和仗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这位热心的老兄经常来电关心我。　　　　
　　　　读者朋友鸿雁，是位美丽优雅的京城才女，早在2000年初就与我相识，当时我采访北京的田勇热线时，获知她在首体开通了一家“鸿雁情感热线”，免费为社会各界的人们解决情感困惑，受到大家的欢迎。当时为了这条公益热线，她不但垫付了好几万元钱，每天还要接十几个小时的电话。许多因情所困的男女，在她的爱心呼唤下，有的走出困境，有的重获新生，有的获得了爱情，受到人们由衷的先赞扬。我和京城几家媒体曾对此进行过报道。后来，因各种原因，这条热线被迫暂时中断了，但那条热线和鸿雁那甜美的嗓音一样，温暖着无数男女的心。我后来也和鸿雁一家成为了好朋友。她和家人一直关心我的生活和创作。为了更好地为大众服务，目前，鸿雁正在北师大攻读心理学硕士课程。　　　　
　　　　2003年中秋节，鸿雁特意开车将我接到家中与其一家人过了一个团圆节。春节前夕，她和家人又多次诚邀我和他们全家一起过年，但被我婉言谢绝了。谁知，大年初一上午，鸿雁没有按北京的老风俗去亲友家拜年，却开车特意从大兴找到我的住处，为我端出一大饭盒尚冒着热气，香气扑鼻的炖鸡。她和家人经常对我问寒问暖，特别是逢年过节时，总是打电话邀请我去他们家团聚。这份独特的友谊，是我北方冬天里最温暖的礼物。　　　　
　　　　春节刚过，沈姐又一次和家人来京看望我。为了感谢我，这个固执的大姐居然不顾我的再三劝说，特意送了一幅自制的锦旗给我，那大红色的上面是这样两行大字：“执行三个代表，执言仗义为民”后面是“赠侠客记者石野先生，北戴河市民沈淑萍，2004年春”。　　　　
　　　　那上面的最后一个“春”字，像一束明媚的春阳，明晃晃的照耀着我的心房。我的一位从事宣传工作的朋友，看到沈姐为我送锦旗，当即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下了这感人的一幕。　　　　
　　　　在我的十年记者生涯中，我曾收到过多位热心读者赠送的锦旗。是的，一张小小的锦旗，似乎不算什么，但它却是读者们对我这个记者的一片真心实意。当他们为自己的冤屈四处求告无门时，当他们为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平而走投无路时，他们总会向被称之为“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向新闻记者伸出求援之手。当媒体排除种种阻力和压力对有关内幕进行深入调查并最终公之于众时，一些被地方有关部门推而不理，拖之不决的问题，一般来说总会有个结果，不管这种处理的结果是扬眉吐气，还是半遮半掩；不管是差强人意，还是遥遥无期，抑或无人理睬，但毕竟，那些事实的真相，那谁是谁非的内情已被记者以文字、图片、画面的形式公布于天下，呈现在社会大众的眼前。用那些当事人和读者们的话是，“终于有人过问我的事了”、“记者为我们说了公道话”、“事情曝光后，我们终于出了一口气”……对于那些批评和揭露性的报道，当事人是完全耳闻目睹了记者是如何的经过艰难采访，并终于历尽曲折的发出了稿子的。这个时候，他们往往会对记者的感激之情发自肺腑，赞颂之情溢于言表，而给媒体和记者送锦旗成为他们最好的表示谢意的方式。　　　　
　　　　我记得，1999年4月，当我顶着种种压力和威胁，冒着被黑恶势力叫卖人头和追杀的危险，在报社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对那宗独家披露的广州天河区银河村治安员“吃霸王饭打无辜人”的恶情事件，连续追踪报道了几个月，并最终使8名行凶者被绳之以法，伤者黎世冬等人得到了9万多元的赔偿。因我多次拒绝当事人的感谢，拒收了他2万元的红包。有关此事，曾与我一起卧底历过险的、后来又成为生死冤家的邓世祥曾以《石野三次拒收大红包》为题，写了篇稿子发表在1998年4月28日《南方报人》的“记者新风赞”栏中。后来，伤愈的黎世冬和家人送了一面大红锦旗给我，上书“执言仗义”几个金色大字，曾令我感慨良久，那句话更成为了十年记者生涯中的采访宗旨。　　　　
　　　　我从南方来到北方后，虽然也在多家新闻单位不止一次收到过读者送来的锦旗，但面前这锦旗上面的两行字，又一次令我感慨不已，静思良久。特别是那“侠客记者”四个字，更令我惭愧万分。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唐朝诗人元稹的那首《侠客行》：“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窃贼谁夜行。白日堂堂杀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我也想起了李白的诗篇“纵死侠骨香，不愧世上英”……其实，像我这样的流浪记者哪能称得上什么侠客呢？说来惭愧，尽管我们也曾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为那些弱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我们又哪能与古代那些挥刀杀戮匪盗的英雄相提并论呢？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真实记录了一些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现状。


第十五章　我的正义之旅第114节　春暖花开的季节（1）

　　　　一束温暖和煦的春日阳光，钻入我暂居的陋室。我的心在这灼目的亮丽中又一次平复如初了。我这不足10多个平方的低矮屋里堆满了煤球，咫尺天地。这天地尽管也有寒冷和陌生，但我仍觉亲切和温暖。我从未放弃心中那辽阔的愿望。　　　　
　　　　人生是快乐的，但人生又是痛苦的。作为一名直面人生，直接调查许许多多虚伪、冤屈、凶恶、丑陋和邪恶的记者，我们的心灵深处不仅要忍受着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折磨，更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危险。我觉得危险无处不在。但我总看到，危险的深处，隐藏着正义的火焰。　　　　
　　　　是的，我并非像曹雪芹、鲁迅、尼采等思考型的作家，我只是一个记者，并无半点戏弄人生之意。现在，为了要说出真相，为了那些仍没有了结的案件，为了那些结了案但仍没有解决问题的当事人，为了那些我无能为力的人性尊严，我只有通那些为弱势群体呼吁的文字才能表达我作为一名政法记者的感叹。　　　　
　　　　尼采说：人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他认识世界也就到什么程度。我想，这世界可不应该有我一样的厌倦心绪。因为生活本来是美好的。　　　　
　　　　在我最消沉和痛苦的时候，我像鲁迅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写作，默默读书，这个时候，精神的食粮成为了我生命的寄托，那些精美的书刊是我黑夜里神驰梦游的空间，是我在沉重的劳乏后的松弛与消遣；更是游弋在我心灵深处的一尾美丽绝伦的小鱼，是绽放在我的青春的心灵上的那一望无际的桃花源。　　　　
　　　　2002年底，我在简陋的小平房里，写出了第一本书《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在等候这本书的出版的同时，我忍着贫穷和别人的白眼，又忍不住写出了本书，同时我的第三本书《新闻现场——我的北京记者生涯》也即将完稿。来京后，我打了五年官司，过着捉襟见肘、狼狈不堪的日子，采写了五六十宗大案要案，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新闻作品，也写出了三部书稿。特别是这三本书，是我这十年记者生涯的一次总结，也是我的舆论监督报告文学三部曲，是我的青春旅途上的一道道带泪的轨迹，是我心灵史上一条条带血的烙印，是我销蚀了30年生命曾困惑过的一种生活的载体，是我的那仍然佝偻着病痛的腰身每天还在鄂东贫乏的土地上劳作的父亲和母亲的无奈叹息，更是我冥冥中感觉到的前世缘之集结。那里面留下的是一怀忐忑，一腔热望，一息流连，一串叹息。　　　　
　　　　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窗前半树黄叶的伶仃摇颤，似乎又在提醒我，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即将来临。季节的交替更迭，又使我记起流浪的艰辛。可眼下，我不但要为我的两本新书呕心沥血，更要为我的那场已拖了四年之久的官司而苦苦奔波。　　　　
　　　　春天了。2004年北京的春天，少了昔日的尘沙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美丽春天。五年前，我原为躲避烦扰，为寻觅心中美丽的梦想来到素昧的京城，但眼下身边耳畔仍是一片纷扰。我陷入新的烦闷之中。所谓异乡体验的漂泊快感渐次被怀乡之情替代。　　　　
　　　　流浪京都之际，我总会想起王勃的那首诗：“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是呀，我不是什么侠客，我只不过是他乡之客，就像我至今还是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流浪记者。我只不过是一个流浪他乡的自由记者。我猛悟到自己一辈子都可能无法改变的现实。仰望天际，我不由发这样的长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遥想当年王勃在滕王阁上作此佳句时，情思是何等凝重。如今即便是有风尘之叹，我真的有什么“失路”之悲吗？哪里有“关山”？怎么就成了“他乡之客”？我为自己心底的那份牵强默默苦笑，又在这似而非之间更觉怅惘。　　　　
　　　　我想，我在书稿中的那些曾似野火燃烧样的激情，我的流泪带血的独特新闻从业经历，也许很可能被读者随意戏言之，也可能被人在饭后茶余当作闲聊笑谈。也许有人不会理解我，不会接受我。是的，又有谁能理解我这个流浪记者灵魂上的痛苦呢？　　　　
　　　　记得，早在1997年春节，我曾穷得身上只有1块8角钱，度过了一个对我极有特殊意义的春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7年时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由于官司所耗精力和金钱太多，我在京城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难，生活极为窘迫。2002年冬我临时栖身于京郊大运河畔的一间廉价低矮的小平房里。2003年，我仍然住在一间平房里度过了一个春节。2004年，我还是在一个低小的平房里，一个人，还有自己孤单的影子，度过了一个没有烛光的春节。在寒冷的冬天，这儿没有暖气，没有朋友，但床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