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苦难-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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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以后再也不能把头像到处乱贴了。　
　　口袋里只剩一元八角了！　
　　这一下，吃饭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我该怎样做，才对得起我的骆驼肚子，不让它少一顿“草料”？　
　　作为过来人，吕清没少为我的工作操心，他建议我：（1）买一些人才市场报等刊有劳务信息的报纸，寻找要招有人的对口单位；（2）拜访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作家王宏甲（动身进京前我弄到了这位同乡的地址），看看能否帮忙找找工作；（3）向有关报刊投稿，赚稿费贴补生活。　
　　我给宏甲写了信，但没有提帮忙找工作的事。　
　　我也没有去找中残联，我想，我应该能凭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饭问题。　
　　1999。3。20　星期六　小雨　
　　今赴几处职业介绍中心，皆无功而返。　
　　根据报上的招聘广告，我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找饭碗的“革命行动”。　
　　然而，我的两大劣势：残疾和没有文凭，使我碰了无数的壁。　
　　最有趣的一次求职经历是这样的：　
　　看到一家房地产广告公司招聘文案策划人员的广告后，我便策划了一次“行动”。　
　　我请一位室友假充花店的送货员，带上一朵2块钱买来的鲜花，敲开那家公司的办公室门。　
　　室友很会演戏，他给经理奉上鲜花和我的应聘材料后，动情地说，我开了好几年花店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买花人呢。　
　　经理也感动了，说，这人真是难得，你再看到她的话，叫她来公司谈谈。　
　　我的应聘材料只是画了一个太阳和一把梯子，旁边写的是：“只要给我一把天梯，我就能把太阳点燃。”没有透露我的姓名、姓别。　
　　经理或许以为会送花的家伙，必定是女性无疑，说不定还是一美丽佳人呢。　
　　第二天，我晃着一副骆驼相现身时，经理大人的脸上先是愕然，然后是释然，勉强挤出几丝微笑，说，谢谢你送的花……我们要招的是有房地产工作经验的……不过，您可以把电话给我们留下，如果我们忙不过来的话，可以请您过来给我们公司兼职……　
　　我留了公寓的电话，但对方从来没有打过一次。　
　　偌大的京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坐车（还不包括堵车），动不动就要坐上一两个小时，一天奔波下来，天生体弱的我，常常累得人困马乏。　
　　而一次一次的碰壁，更是让人身心俱疲。　
　　到北京不到一个月，不仅工作没找到，一路上朋友们赞助的几百块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1999。3。23　星期二　多云　
　　口袋里只剩一元八角了！　
　　晚饭后，给吕清打了传呼，打了手机，很好玩的是，皆无回音。　
　　看来，明天肚子的问题真成了问题也。　
　　在“黄帽子”磁卡电话旁，几个陪我一起等传呼的朋友们说笑中不知哪一点触动了我，我止不住“哈哈哈”大笑不止。　
　　明天真要饿肚子的话，那就饿一饿吧，再尝尝饥饿的滋味也是挺有意思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又岂能怪哪一家上帝爷爷或者菩萨奶奶呢？　
　　回到宿舍，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忍不住又是一阵疯子般的开怀大笑。　
　　是的，让自己饿一饿确实挺好的，饿过之后，才会更加懂得怎样不饿。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4）　　　
　　对不起了，我们骆驼肚子，有朝一日，咱发迹了，一定上高级饭店好好犒劳你一大顿。　
　　和朝助谈及努力创作的时候，我说到“如果我那篇稿件获一等奖或特等奖的话，那就值钱了”，提及“钱”字，再次触动了我的笑神经，我再一次爆发出一阵几乎要带出泪水来的“太好笑”的笑，把朝助笑得莫名其妙又莫名其妙地跟我笑将起来。　
　　朝助是吕清的表弟，我们都来自福建，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他和我住在同一间宿舍，但因为我们是初相识，我也就没有向他透露我马上要饿肚子这一“秘密”。　
　　第二天，接到我的电话后，吕清给我送来了200元钱。　
　　北京是高消费城市，大学里的食堂消费也不低，再怎么省一天三餐也要吃七八块钱，加上打打电话坐坐公交车，一天十几块钱的平均开销是最少的。　
　　还不包括每天六七块的房费。　
　　十几天后，吕清给我的200元去了一大半，房租到期，没办法，我给在福建一个朋友打了长途电话。　
　　这个朋友叫张雄辉，也是凤翔村人，在做药材生意。　
　　1999。4。9　星期五　晴　
　　今天收到雄辉500元汇款，真乃雪中送炭也。　
　　我把汇款单复印了一份，我将永远记住这一份真情。　
　　我交了200元房租，免了被扫地出门的命运。　
　　“我认为丝毫不狂妄……”　
　　1999年4月10日下午，一头“骆驼”闯进了大名鼎鼎的北大。　
　　这个人模骆驼样的家伙，就是我。　
　　从报上得知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今天在北大举办讲座，我闻讯而至。　
　　这是我第一次踏进北大。　
　　我竟然没有在北大校园里迷路，只是多走过了几十米，问清了讲座的地点就在刚才走过的路上后，我折转身往回走，快到报告厅门口时，见到北京电视台的两个记者（其中一个扛着摄像机）正往里走，我赶忙插进他俩中间，大模大样地从贵宾门进到了报告厅。　
　　讲座已经开始，里面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见主席台上席地而坐了十几个学生，我也猫腰溜了上去。　
　　我在距余秋雨一米多的地方席地而坐，盯着他的后背，一边听他演讲，一边做着笔记。　
　　在余秋雨这场题为《第四座桥》的演讲中，他下面的几句话好像是专门讲给他背后的那个“骆驼”听的：　
　　“生命的本身一旦爆发的时候，这种震撼是无可言喻的。”　
　　“只有沙漠绝地放出生命的呼号，才能震撼人心。”　
　　余秋雨讲完《第四座桥》后，说：　
　　下面我开始回答问题，先回答纸条上的提问……　
　　余秋雨拿起一张16开复印纸：　
　　我先回答最大的这张。这上面有他的一篇短文，我先念一下……　
　　那，正是我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初中毕业生——也许，在全场一千多名听众中，我是学历最低的——递上去的一个“难题”。　
　　余秋雨的声音在报告厅内回荡：　
　　“我是一个真诚、善良、正直、博大的平凡而能超越于平凡之上的真正的人……”　
　　一句刚完，便有笑声——讥讽的笑声，开始响起……　
　　“我将用我的热血、生命和灵魂奉献给整个的人类和整个的世界。我将以毕生的力量去推动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将和千千万万执著于正义和真理的人们一起，创造伟大而光荣的人类历史。世界将因了我和全人类共同的努力而充满和谐、高尚、理想和光明。”　
　　在余秋雨的朗读中，台下的笑声越来越响。　
　　天之骄子们的笑声，像刀子一样扎进了我的心房——他们，太年轻了！　
　　“余教授：　
　　上面是我三年前人亡家破的时候写下的《我的梦想》，请问您：　
　　一、　这个“梦想”是否太过狂妄？　
　　二、　它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念完我的纸条后，余秋雨停顿了一下，而后，报告厅里回荡起他沉缓而严肃的声音：　
　　我认为丝毫不狂妄……这是一种很好的使命感，丝毫没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狂妄与野心……同时，这也是一种极好的自我拯救方法……我不知道作者经历过怎样的不幸，但是，我非常钦佩！　
　　余秋雨说的远不止这几句，但是，我只记住了这几句。　
　　我用手捂住了双眼，捂住了怕被别人看到的咸涩的泪水……　
　　新的一幕开始了。　
　　我已经身在北大。　
　　一切，那么自然而真实。　
　　我，已经上场了……　
　　爸、妈、哥：　
　　你们可以放心了，我会好好地报答你们，报答你们，报答你们……　
　　在那个阳光热烈的春日下午，在北大，我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两段百感交集的文字。　
　　几天卖下来，我并没有赚到一分钱　
　　然而，再好的“使命感”和“自我拯救方法”，并不能解决我的肚子问题。　
　　在多方找工作无果之后，我改变了思路，决定尝试一下卖花。　
　　在街边路头，我经常看见一些卖花人摆了一些鲜花叫卖，我想，他们一定能赚一点钱，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这么卖。　
　　在宿舍里的一次聊天，舍友兼老乡刘朝助忽然问我，沙漠舟你怎么不找工作了？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5）　　　
　　我说，我倒是想卖花，可是没本钱……　
　　你咋不上说呢？说着，朝助掏出200元钱，递给我。　
　　这钱你先拿去批一点花来，卖卖看，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想办法……　
　　朝助的这一举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面对这200元钱，我简直有点手足无措——第一是根本没想到朝助可能帮助我，第二是他刚辞了工作，准备专心自考，也需要用钱……　
　　朝助在此后的艰难岁月中，还多次从自己不多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我。　
　　和他的表兄吕清一样，朝助根本就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因为连我自己都清楚：那钱，我没有能力还。　
　　助人一次容易，第二次就难了，更何况三次、四次……　
　　这是一个愈来愈冷漠的人间，而我，却一次又一次地际遇了温暖。　
　　听说我要卖花，一位女孩把她老乡留下的一辆旧自行车送给我，作为“运输工具”。　
　　我买了喷水壶、塑料桶等工具，到马甸鲜花市场批了百合、玫瑰等，当起了“卖花郎”。　
　　然而，几天卖下来，我并没有赚到一分钱。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你动手之前是一回事，在你动手后又是另一回事。　
　　我先后换了好几个地点，都让我大失所望。　
　　倒是地下室有几个同情或敬佩我这个“武大郎”的，见我白天没卖多少，晚上都来照顾我的生意，把我卖不出的快枯萎的鲜花买去送给自己或送给女友。　
　　这样的“义举”让我感动，也让我不安。　
　　后来，我在外面卖不完的鲜花，要么赔本卖掉，要么，干脆送给问了价钱又不想买的过路人。　
　　最后一次去批发鲜花回来的路上，一辆的士开到我前面，停在路边。　
　　我骑车从车旁过去时，后车门突然被乘客推开，“怦”的一声，我自行车后架一侧挂着的塑料桶被车门一挡。　
　　重重地掉在了地上，百合和玫瑰撤落一地。　
　　我下了车。司机探出头，见我人没事，就开车走了。　
　　那位乘客帮我一块把部分没摔坏的花拾起来——只剩下一半是好花了。　
　　塑料桶也裂了。　
　　那中年乘客要赔我20元钱，我犹豫了片刻，没好气地说了声“算了，也不能全怪你”，没有要他的钱。　
　　这批花没卖就注定了亏本的命运。　
　　这次以后，我“金盆洗手”，停止了卖花的行当。　
　　卖花亏了几十块钱，剩下的一百多块本钱，我没有还给朝助，而是用来吃饭——否则，我又得身无分文了。　
　　您身体这么单薄，能吃得消吗？　
　　几天之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人的导弹给炸了，记者邵云环、许杏虎等牺牲。　
　　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世界。　
　　愤怒的中国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我也参加了游行，步行5个多小时，从中关村走到了朝阳区的美英驻华使馆所在地。　
　　我写下了洋溢着民族主义和爱国激情的诗歌《中国人，不可战胜的人》，并在大学生为无辜遇害的三位烈士设置的灵堂前焚烧了它。　
　　这一事件，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美国人的悲哀，因为它激起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　
　　一时间，报纸火得不行。　
　　一天，　吕清来找我，说他的两个小老乡批了不少报纸，怕卖不完，叫我去帮忙卖一下。　
　　我帮着卖了一个下午，竟然卖了好几十份。　
　　吕清的老乡只拿了批发报纸的本钱，把我的卖报所得硬塞给了我。　
　　我也就这样帮着他们卖了几天，每天都能挣上个十块八块的。　
　　后来，随着“使馆被炸”事件的渐趋平息，报纸的销量也大为下降，吕清的两个老乡停止了卖报。　
　　这却给了我启发：我为什么不靠卖报活下去呢？　
　　我找到《北京晨报》海淀区学院路发行站，成了一名发行员。　
　　第二天早晨5点，我就起床，骑上自行车，到发行站领报纸。　
　　一位也在领报的发行员，是个人高马大的女同志，见我个矮背驼的残疾样，诧异地问：　
　　哟，您身体这么单薄，能吃得消吗？　
　　试试看吧。我笑着回答。　
　　我驮着40份《北京晨报》，骑了半个小时，到了我预先看好的一个地点——紧邻圆明园的福缘门村路口的一个公交站点。　
　　这个站点当时的站名是“北京大学”，其实离北大西门还有一站地，所以后来改为“颐和园路东口”。　
　　当时，我还不知道，沿着福缘门路口进去，里面那个人口混杂的村落——福缘门村，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名扬中外的“圆明园艺术村”。　
　　而我更没想到，以后我竟会和这个小村庄结下不解之缘。　
　　在这块“地盘”卖了三天还是四天吧，效果并不理想，有时能卖完，有时卖不完，有一天还剩下了10几份。　
　　40份报纸、进行3角5一份，卖5角一份，40份全部卖完能赚6元钱，卖不完则可能只赚一两块钱甚至亏本。　
　　为了寻找好的地点，我不断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换到圆明园公交站点，卖了两天，销量还是上不去。　
　　又改到清华大学南门。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自己吃完一碗豆腐脑之后，又买了两个馒头，揣在口袋时，预备当午饭。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6）　　　
　　进出清华大学南门的人不少，在门口上下公交的人也很多，却没有多少人买我的报纸。　
　　一个上午下来，只卖出二三十份。　
　　快到下午1点时，才感到肚子饿，掏出馒头（已经有点硬了），就着带去的自来水啃了起来。　
　　只啃了一个，我就完成了“午餐仪式”——另一个，我怎么也没胃口吃它了。　
　　可能是饿过劲了吧，我想。　
　　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困极了，一屁股坐在路边的铁栏杆上，脑袋搁在自行车后架的报纸上，呼呼地大睡起来……　
　　路上喧闹的人流和车流，与我仿若另一个世界……　
　　后来，我又换到中关村……　
　　七八天卖下来，我几乎没赚什么钱。　
　　一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我的人和报纸都淋湿了。　
　　我又冷又饿，沮丧地往回骑着车子，经过一座小桥时，我停下来，手扶桥栏，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扭头看了看后座没卖出的一摞湿报纸，手下意识地想去解绳子——我真想，把那些报纸全扔到桥下去！　
　　这样的日子，我完全是硬咬着牙支撑了下来　
　　发行站站长张颐芳大姐见我卖的不理想，便为我安排了一个“黄金地段”——清华园双清路口。　
　　这个路口原来是一个山东小伙子小王的“地盘”，前几天他回家收麦子去了。　
　　我试卖了一天，果然是块“风水宝地”：才三个多小时，40份报纸全部卖出去了。　
　　第二天，我增加了20份，也卖完了。　
　　1999。6。12　星期六　晴　
　　今天5∶10’起床，至8∶10’，卖完了80份晨报。　
　　明天起决定增加工作量，双休日每天100份，周一至周五每天120份，视情况再往上加。同时，增加《环球时报》和《北京青年报》。　
　　必须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面对生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以更加积极向上的精神去超越生活中的艰难与阻碍，做一个真正的强者。　
　　1999。6。14　星期一　雨　
　　晨，5∶20’起床，外面风雨如晦。　
　　我必须出发，无论风还是雨。　
　　我是属于道路的，我必须向着远方跋涉而去……　
　　在雨中开始卖第一份报，又在大雨中卖完最后一份报纸。　
　　从6∶30’开始，100份晨报直卖到10∶30’。　
　　在大雨中，凡有一个人买我的报纸的，我都倍加感激也倍加感动。　
　　中午，在北京科技大学学生食堂吃完2元钱的便餐，回来的路上，忽然腹痛如绞，挣扎着骑车回到地下室，躺在床上，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的折磨，直到昏睡过去。　
　　下午1∶30’，在舍友的说话声中惊醒，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再次出发——站里分配了我今天10份《北京青年报》，我得去把它们卖完。　
　　我对朝助说，我不得不这样做……　
　　在北京卖报有固定的和流动的，我属于流动性质的卖报人，并且是较辛苦的一种——“卖车”。所谓“卖车”，就是卖报给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在熙来攘往的十字路口，红灯一亮，车停下一长排，你必须赶快从第一辆车叫卖到最后一辆车。太阳又晒，汽车排热又多，整个人仿佛置身于火炉之中。一分钟后，绿灯亮，车开动，你得赶紧大步流星往回走，回到第一辆车的位置，等待下一个红灯。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天好几个小时下来，你得一刻不停地来回叫卖，甚至连停下来喘一口气，抹一把汗水的时间都没有。我本就体质孱弱，每到最后一两个小时，脚步就像山一般沉重，但却不敢在路边坐下歇一下，生怕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好几回，卖报回来，疲惫不堪的身子往床上一躺，连爬起来吃顿饭的力气都没有……　
　　这样的日子，我完全是硬咬着牙支撑了下来。　
　　有一次，在大雨中卖报，我被淋了一个透湿，但我却在雨中“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面对远方　
　　用我的脚步就足够　
　　面对风雨　
　　用我的意志就足够　
　　面对虚伪　
　　用我的真诚就足够　
　　面对冷漠　
　　用我的热血就足够　
　　面对仇恨　
　　用我的爱心就足够　
　　面对邪恶　
　　用我的正义就足够　
　　面对死亡　
　　用我的微笑就足够　
　　一天早上，一辆出租车里的一个女孩要买报纸，掏出钱包之后才发现没有零钱，说，对不起，我不买了……　
　　我递了一份报纸给她，说，我送你一份吧……　
　　几天之后，一个女孩骑车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元钱，买一份报纸。　
　　我正要找给她5角，她说，不用找了，上回你不是送了我一份吗？　
　　我这才认出她来，心头瞬间涌上一阵暖流……　
　　一天卖百八十份报纸，能赚上十几块钱，这对初到北京的我来说，可算是一大胜利了。　
　　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收完麦子的小王从山东老家回来了，见我占了他的“地盘”，不好意思赶我走，便和我形成一个默契：在那一条路线上，我卖下半段，他卖上半段。　
　　这样，我的销售量明显下降。　
　　卖了几天后，我主动把这块“风水宝地”让了出来，或者说，是“交还”给了小王。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7）　　　
　　小王是有家有室的，需要这块“宝地”养家糊口。　
　　啊，命运，悉听尊便吧！　
　　我又开始打游击，四处寻找合适的卖报地点。　
　　换了好几个地点，销售都不理想，每天只能卖七八十份。　
　　这时，已是６月末了，气候愈发炎热，有几次，卖完报，一身汗水骑车往回走时，眼前忽然金星乱迸……　
　　我的身体已经发出了危险的信号，看来，我得另谋出路了——再这样卖下去，真怕自己哪一天就突然倒下了……　
　　正巧，在北京科技大学的布告栏上看到一份招聘启事：　
　　诚招撰稿人……　
　　我打了电话，对方让我前去面试。　
　　在离北大西门不远的一个叫“芙蓉里”的小区里，我找到了天际文化公司。　
　　一位小姐拿了一篇古文，让我当场改写成现代文。　
　　我看到，来应聘的人还不少，大多是在校大学生。　
　　我写了二十几分钟，那位小姐站在我旁边看了我写好的前半部分，说，你不用再写了……　
　　为什么？我诧异地问。　
　　哦，你通过了……　
　　原来，这是一家搞图书出版的公司，正策划出版一套“名人百传”。　
　　他们让我从十几个中外名人中挑选一个作为“传主”，我略为思索，说，那我就选彭德怀吧。　
　　“谁敢为民请命，唯我彭大元帅”的彭德怀，向来是我心目中屹立如山的民族英雄。　
　　我和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由我撰写一部《彭德怀传》，20万字左右，每千字9～12元，期限为3个月。　
　　1999年6月30日，上午10点15分，我在炎阳下卖完了手上的最后一份《北京晨报》，终结了一个多月来的卖报生涯。　
　　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直扑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　
　　三个月能赚两千多元，这部书稿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我，诱惑实在太大了。　
　　整整一个7月，我都穿梭在地下室与图书馆之间。　
　　从我住的地质大学到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