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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苦难-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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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不再理想化就是对自己好，就可以适者生存，于是我们渐渐地认可并看惯原先看不惯的一切，获得庸常的快乐。
早些年的老革命，最看不惯有些人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玩女人，提起来就要骂娘：老子打下江山，这些龟孙子来糟蹋。使我吃惊的是，最近我遇到一位老干部，谈及上述话题，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有什么？换了我们在位，也难保不会这样做。”
后记 举起理想的明灯（3）
我觉得可怕，因为人们在不再“理想化”的同时，放弃了对人类美好前景的理想。
现在有一个人靠理想走出困境，又靠宣讲理想而存活，我惊诧，更感欣慰，唯因稀缺，尤显可贵。
早在1990年，我为自己确立的理想，就是以我原名“灯明”取意：
“愿做一盏灯
一盏长明的灯
点燃自己
照亮世界”
这理想，我苦苦地追求了整整十五年，现在，我终于让自己这盏微弱的生命之灯，熊熊燃烧起来。
生命，是一次燃烧的过程。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被别人所照亮，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呢？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光明！
2003年，我所作的第一场演讲，题目是：理想是苦难的光辉。
苦难，使理想更有价值；
理想，使苦难有了光辉。
剥离了理想，或者抽去理想这根支柱，我也许早就为苦难所吞没。
记得2000年冬天，在北大听完一场讲座后，十几个人围在报告厅外争论某个问题。
一个老三届的大姐，挨个问这些天之骄子：你有理想吗？……你有理想吗？……
十几个被问者中，有的想出国，有的想考研，有的想毕业后留在北京……真正有理想的，一个也没有。
我在旁边，目睹了这令人伤心的一幕……
当官的不为民做主，却去倒官卖官；
当教授的不潜心钻研学术，却去抄袭剽窃；
当医生的不救死扶伤，却将交不起手术费的垂死者推出门外……
这是一个理想缺失的时代。
理想的丧失，其实也就是人性的丧失。
北大才子余杰在《给理想一把梯子》中感慨：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最具理想主义气质的地方，今天却在一步步地走向庸常，虚伪的爱情到处盛开，三角地的海报花花绿绿。男生们挤到报栏前只看足球新闻，女生们把化妆品摆满床头。学生社团的负责人把官衔印在名片上只为满足虚荣心，考研的人里没有几个对学术有兴趣。没有了理想，也就没有了反省的尊严。人人都变得如此相似，世界变小了，是因为人们眼中一切事物都变得卑劣渺小起来。90年代的大学生，成了尼采所说的‘最后的人’——跟他们谈伟大的爱情、创造或者遥远的理想，他们只会不以为然地眨眨眼睛。他们在平地上安安稳稳地走着，为什么还要飞翔呢？”
北大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我在一所实验小学演讲时，一个六年级的孩子问我：
追求现实的人往往比追求理想的人活得更好，您为什么还要追求理想呢？
很难想象，这样尖锐的问题，竟然出自一个小学生之口！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瘟疫一样蔓延的时代。
我在一所大学做题为《理想在现实中超越》的演讲时，收到了几十张提问的纸条，提的问题多为幼稚迷茫，看不出有几个有理想追求的。
这，难道是当代大学生的一个缩影？
一个凌晨，四点多，上海电机学院学生会主席吴尧给我发来短信：
最近总在开导自杀的同学。您说人生有什么意义？人活着到底图个啥？
2006年，华南农业大学十天内发生四起跳楼自杀事件，震惊全国。
在百度上搜索“大学生自杀”，一家网站发了以下新闻：
北京武汉多名大学生自杀心理疾病正入侵象牙塔
广州一女大学生减肥不成自杀让人深思
广州一大学生因赌博输光钱陷入绝境欲自杀
家庭不幸工作碰壁四川一美女大学生自闭想自杀
被评论长相女大学生割腕自杀心理感冒要早预防
人大跳楼男生系自杀遗书中说喜欢尼采选择弃世
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管理系一研二女生坠楼身亡
香港科大一内地博士生坠楼身亡没有发现其遗书
中国政法大学大四男生半夜跳楼身亡死因众说纷纭
大学生自杀的原因固然复杂，但是，缺乏理想，应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轰动一时的大学生杀人犯马家爵，在临刑前对记者说，没有理想，是他最大的失败。
对于我——一个初中生，一个驼背矮小的农家子弟，是否可以这样说，坚持理想，是我最大的成功？
我所敬重的人文学者周国平，他的一篇关于理想的思考，曾经给我很大的鼓舞：
我所敬重的人文学者周国平曾说，“一个民族如果全体都陷入某种理想主义的狂热，当然太天真；如果在它的青年中竟然也难觅理想主义者，又实在太堕落了。”他还说，“有两种理想，一种是社会理想，旨在救世和社会改造。另一种是人生理想，旨在自救和个人完善。如果说前者还有一个是否切合社会实际的问题。那么对于后者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人生理想仅仅关涉个人灵魂。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一个人总是可以追求智慧和美德的，如果你不追求，那只是你不想，决不能以不切实际为由替自己辩解。”
“智慧和美德”，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人性。
人类，有一种相同的命运，那就是：苦难。
后记 举起理想的明灯（4）
战争、种族歧视、恐怖主义、专制、腐败、仇恨、冷血、麻木、寡情、愚昧而僵化的传统、对大自然疯狂的掠夺与破坏，这些人类的毒瘤，无时无刻不在给人类制造着苦难。
除了天灾以外，几乎所有人类的苦难，都源于人类自身——人性的沦丧。
外国一位在纳粹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中学校长，从自身那段苦难经历中感悟到，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怎样摆正教育的先后次序。因此，每当有新老师来到学校，他都要交给他们这样一封信：
我曾亲眼目睹如此非人的情景：毒气室由有造诣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有学问的医生毒死，婴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妇女和孩子被大学或中学毕业生枪杀、焚烧。因此，我怀疑教育……
我的请求是：帮助你的学生成为有人性的人。你的辛勤努力，千万不要培养出有学问的怪物，有技术的精神变态者，受过教育的艾克曼一类的屠夫。读、写、算，只在能有利于培养更富有人性的孩子时才具重要性。
博士生导师、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在《中国教育缺什么》的演讲中一次又一次大声疾呼：中国教育缺钱，缺人才，缺公平，缺教育观念，缺服务意识，缺人文意识，缺特色，最重要的就是，缺理想！
“一种理想沦丧的文化是不可能创造出现代的文明制度的！”一位作家这样呼吁！
而对于我个人而言，正像余秋雨在北大点评我的理想时说的，人的理想首先是一种个人的自我拯救，而后，又成为了一种将个人的价值融入到社会价值的人生使命。
我早已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我的手上，文有两个刻骨铭心的字：命运。
我们的命运，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命运。你的父母，你的先人，乃至我们民族的始祖，他们的命运维系着我们今天的命运。
我们的命运，也不仅仅是我们身处的家庭、学校、村庄、城市等环境所造成的命运，时代的盛衰，国家的荣辱，世界的风云，都无不透过时空的隧道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命运。
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Pastor Mantion Niemoller）在描述自己在纳粹时期受迫害的情景时，说过一段著名的话：
“当他们屠杀犹太人时，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屠杀基督徒时，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后来他们要杀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作声了……”
美国文豪海明威在半个多世纪前曾这样告诫人类：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块土地，大陆就少了一点。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失去一部分，因为我们同属于人类，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我而鸣。”
十多年前，我也曾这样告诫自己：
“你热爱自己的命运吗？那么，请热爱你脚下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与你共命运的所有的人们。”
追求理想，最终是要为他人造福，为人类造福。
其实，所谓为人类造福，其实也就是为自己造福，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造福。
而这，也正是我追求理想最根本的一个自发动因，它的起源，并非我天生就多么的“天下为公”，而恰恰是因了我天生的自私。
我此生的目的之一，就是传播理想，让更多的青少年找到理想，活出生命的意义，懂得怎样去创造幸福。
我将为此穷尽一生。
“不管世道如何艰难，总有人不屈不挠地做光明行。”值得欣慰的是，在我的身边，有不少坚定的身影，执著地奔走在理想的路上。
龚思玲，我家乡建阳一中的老师，一位以顽强的意志击败鼻咽癌的无畏战士，在因化疗导致发声困难无法继续正常教学后，为了爱也为了回报爱，创办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学生社团……爱书者同盟，引导盟员“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传播爱与智慧”。 2002年7月，龚思玲带领32名盟员进行了跨省徒步修学旅游：从建阳考亭书院徒步跋涉到江西鹅湖书院与上饶集中营，盟员们追随先贤的足迹，感受先烈的悲壮，经受了从未有过的心灵历练； 2003年7月上旬，自行车闽赣革命老区行，行程将近1000公里；2003年秋至2004年春，“爱盟”发起全国范围内的“福建·宁夏爱心之旅”活动，为宁夏隆德县沙塘中学捐赠图书1100余册、捐款8000余元；2005年暑假，龚思玲带队进行“闽北历史文化探采”，编辑了一本厚厚的《闽北牛皮书》……“爱盟”创办5年来，先后有数百名学生在这座熔炉里或锤炼了意志或增长了智慧或找到人生的方向……
刘宗超， 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球生态文明观创始人，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国家农业部顾问。作为杰出的科学家，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了造福武夷山世代种茶的农民，不辞辛劳地奔走在北京和武夷山两地，他顶烈日，冒大雨，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生态肥料的增产试验，成功后，又为武夷山引进上千万元的生态有机肥，无偿提供给当地茶农，使无数茶农受益。
练志煜，一位对人生大彻大悟的政府干部，他看到报道我的电视专题片，千方百计找到我，共同的人生理想使我们很快成为无所不谈的好兄弟。农校毕业的他，一直有为父老乡亲做一件大事的想法。在北京遇到刘宗超教授后，“三顾茅庐”，用他的真诚与执著感动了刘教授，把这位“科学大菩萨”从京城请到了闽北，造福了一方。他还为以身试毒研究成功中草药戒毒茶的老农黄美钦奔走呼吁，带着黄老爷子进北京，上新疆，为开发生产戒毒茶，早日应用于解救吸毒者，不计代价地付出精力和物力……
后记 举起理想的明灯（5）
李家钦，我家乡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孤军奋战”，“花费十多年心血，以他惊人的执着精神、丰厚的文学、史学底蕴和对闽北文化之满腔热忱，编写了１５０万字的《建阳大典》，全面详实地介绍与展示了建阳从东汉建安元年建县至公元２０００年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为这部地方史巨著，他不知牺牲了多少个节假日，在办公室熬过了多少漫漫长夜……
吴松良，我家乡一个民间老中医，只读过三年私塾，却在中草药治疗乳腺癌、肝炎和前列腺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并创造了用中草药愈合骨折不用开刀的奇迹。他在与有关厂家谈判转让他的中草药专利时，因为坚持要在合作时留出一定股份作为慈善基金，吓跑了一个又一个重利轻义的商人……
占喜乐，一个虔诚的女基督徒，从18岁开始就顶着世俗的压力收养孤儿。现在，人到中年的她在武夷山买了30亩地盖了四座大楼，除了一座用于服装生产（收入用于孤儿的抚养及教育），其他3座皆用于收养孤儿……
陆易、王武东，我在北京香山结识的朋友，2004年这对虔信佛教的夫妻回到家乡合肥后，创办了推广经典诵读的“小筛子学堂”，坚持“三年教学全部免费，不向家长收取一分钱”，“初衷是为了推广经典诵读，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挽救孩子，为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做点事情”。如今，他们的“小筛子学堂”在合肥已成了一道特殊的教育风景。
丁兆勇，创办了张家口第一个民间公益组织〃爱家园〃，在助学和环保上做得有声有色……
还有北京“心灵家园”的创办人洋光、海阳主任，以及成员盲歌手、演讲家阿荣和耿剑、南杰、吴非、严威、小天使……
他们，或是我的老师，或是我的兄弟、朋友，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追求理想呢？
“有两种理想，一种是社会理想，旨在救世和社会改造。另一种是人生理想，旨在自救和个人完善。如果说前者还有一个是否切合社会实际的问题。那么对于后者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人生理想仅仅关涉个人灵魂。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一个人总是可以追求智慧和美德的，如果你不追求，那只是你不想，决不能以不切实际为由替自己辩解。
理想有何用？
人有灵魂生活和肉体生活。灵魂生活生活也是人生最真实的组成部分。理想便是灵魂生活的寄托。所以，对处世来说，如果世道重实利而轻理想，理想主义显得不合时宜；就做人来说，只要一个人看重灵魂生活，理想主义对他便永远不会过时。
当然，对于没有灵魂的东西，理想毫无用处。”
——周国平《对理想的思索》
正像刘宗超教授评价我时所说：一般人是用物质解决精神问题，沙漠舟是用精神来解决精神问题。
而刘教授自己，以及古往今来所有追求理想的人们，他们，又何尝不是在“用精神来解决精神问题？ ”
一个人，只有物质生活的话，哪怕他富可敌国，也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罢了，而这，恰恰成了这个越来越富足的时代，令人揪心的一大病态！
想到一句话：
理想，是安置灵魂的天堂。
这是我生命中最匪夷所思的一场演讲
有人质疑我的出发点，认为我去演讲，无非为名为利而已。
我觉得泉州四中张校长对《东南早报》记者的一席话，比较能理解我。
他说，作为一个残疾人，沙漠舟先生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通过演讲这样一种劳动自食其力，这对学生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所以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演讲。
毋庸讳言，我的演讲，适当收点费加上签名售书，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还能将演讲更好地继续下去。
而我，更看重演讲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很多时候，只要有演讲，哪怕没有一分钱报酬，我也欣然前往，毫无怨言。对于我来说，一场演讲，哪怕只有几个人受影响，这就够了！
一次，某县教育局为我安排了四场演讲，最后一场在县实验小学。
我的助理程瑞春和该校校长联系时，出乎意料的是，对方声称一不给演讲费，二不得卖书，言语间极其不敬。
联想到头一天所受的礼遇：在该县一中演讲，校领导不仅给了演讲费且鼓励学生买书，最后还热情地派车送我们回招待所。瑞春气愤地说，这么没素质的校长，不用给他们讲了。
讲！
我毫不犹豫。
这是我生命中最匪夷所思的一场演讲。
演讲现场除了一个麦克风，居然空无一人。
一个转播摄像头对准了我。
学生们都在教室里，通过转播看我的演讲。
尽管我算是见过不少场面，但这样的“演讲”却是第一次。
也有学校通过电视直播的，但现场都安排了一些学生，这样有气氛，还能和他们进行互动。
而这一次……
我硬着头皮演讲完，就出了电教室，下楼，往校门口走。
快到门口时，学生们“哗”地潮水般从教室里涌出来，霎时间把我围得水泄不通。
一个个本子伸过来：
沙老师，给我签个名……
后记 举起理想的明灯（6）new
沙先生，给我签名……
沙老师，签名……
无数本子、笔拼命往我面前塞，我根本没法好好签。
人潮汹涌。有学生被推倒在地。
现场居然没有一个老师维持秩序。
我慌了手脚，真怕这样下去，后果不可收拾。
瑞春依仗人高马大，用尽排山倒海之力，终于把我“救出”学校大门。
还是有十几个学生冲出来，得到了我的签名。
晚上，我在一个市场，想买一个钱包。
刚在一个柜台问完价格，隔壁柜台过来一个小学生，递过来本子和笔，沙老师，您给我签个名。
我有些诧异：此时此地，竟然碰到一个“粉丝”。
那孩子的母亲听说我是“作家”，热情地向我介绍她卖的钱包。
我挑了一个，给了钱让她找。
她拿着钱到里间，一会儿出来，原封不动地把钱退给我，说，我孩子说了，要送一个钱包给你。
这个钱包，成了白天这场演讲，最有价值的报酬。
2006年6月，湖北工业大学邀请我去作演讲。
湖工大有个人文讲坛，办了多年，在校内颇有影响，受邀的演讲者大都是武汉的专家、学者或知名人士。
可是，按校规，每场演讲的报酬只有200元。
我自掏腰包买了火车票，日夜兼程，千里迢迢赶到武汉。
住不起高级宾馆，我住的是普通的招待所。
武汉是火炉，电风扇呼呼吹着也还是热。
这场演讲，人吃苦受累不说，还倒贴了几百元车旅费。
但是——
一个学生说：沙老师，我崇拜你……
另一个说：我读了四年大学，才第一次碰到你这样一位老师……
大学生说这些话不容易。
在离开武汉的火车上，我没有为“贴钱演讲”而烦恼，心里充满的，是生命得以发光发热的喜悦和自豪！
经常有学生问我，沙老师，您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对我来说，站在演讲台上，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他人的生命，这就是我莫大的幸福。
我保存着一份2005年福建浦城教育局的“作家沙漠舟‘理想与人生’报告会日程安排表”：
星期三（11月8日）上午10：00新华小学
下午4：00二中
星期四（11月9日）上午10：00光明中心小学
下午4：00三中
星期五（11月10日）上午10：00实验小学
下午3：00一中
三天讲六场，这是我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的残缺之躯虽然孱弱，但我并未退却。
第四场是在操场上，一千多名学生。
天阴着，北风呼啸。
我先是站在主席台前演讲，后来，麦克风时好时坏，我干脆放下麦克风，爬上讲桌，用尽吃奶的力气，到后面都有些有些声嘶力竭了。
这一次，把嗓子喊坏了，得了慢性咽炎，到现在还有后遗症。
我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演讲到处奔波，一累反而睡不着，饱受折磨。
一些学校领导见我演讲辛苦，安排饭局，而我，总是能推则推。
我一不会喝酒，二不喜欢大鱼大肉（在香山，我的胃已习惯淡饭素食）。
一场演讲下来，常常已是十分疲惫，却还要以“贵宾”的身份陪吃陪喝，岂非找罪受？
我一定要走下去！
我的演讲并不一帆风顺。
在家乡建阳做了十几场演讲后，我想走出去，照亮更多的心灵。
文友程瑞春为我的精神所感动，自告奋勇，为我“打前站”。
然而，很多学校要不是把我们当成骗子，要不就是因为校长的素质问题，任凭瑞春磨破嘴皮子，也不肯接受演讲。
有时，要跑六七所学校，才有一家愿意接受。
在泉州半个多月，瑞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联系成一所学校。
我带去的300本书还被盗了。
泉州之行，我们最后只得“黯然离去”。
而有的校长就很有眼光。像南区中学。福建是非常发达的地区，南区中学在当地是最好的初中学校，瑞春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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