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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评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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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之别，是用量的区分来说明药性的质的差异。峻用、微用，则是用量的差
异来说明药与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病证要求对同一药物考虑其量的不同。
李时珍说：“巴豆，峻用则有勘乱劫病之功，微用亦有抚缓调中之妙。譬之
肖（何）、曹（参）、绛（侯）、灌（婴），乃勇猛武夫，用之为相，亦能
辅治太平。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对尔。”（校点本第三册，第2054
页）猛缓、峻微这些词，用以表述量的规定比较模糊，使用中则有较大的适
应性，显示了人们认识的灵活性，参和常用的计量标准，同样，可以揭示药
物质的差异。
其次，对症投药守节度。
遣方投药，要“量人大小”，不可过度。这是普通人都知道的，医家尤
当注意。同样的病症，同样的配方，老年人，壮年人、幼儿用量是不同的。
量的变化因人而异，同前述因季节而异的原则相辅而行。既考虑季节变化，
又考虑人体素质的不同，符合从实际出发的辩证思维法则。李时珍对此同样
十分精通。《濒湖集简方》载有治疗老小滑泻的一个方剂，写道：“白术半
斤，黄土妙过，山药四两炒，为末，饭丸。量人大小，米汤服。或加入参三
钱。”（《术·附方》校点木第二册，第737 页）“量人大小”，服量不同，
此其一；因人而异，酌加人参，此其二。前者讲量的差别。后者讲质的差异。
白术与山药，一用半斤，一用四两，是按分量决定药质。类似的附方在《本
草纲目》中，不为罕见。
服药除病，不可过量，这是人所必知的通常节度。用药过度，物极必反，
危害极大：良药久服，亦必成灾，不可不慎。如麝香，有的医家说，风病必
先用之；朱丹溪则说，风病血病必不可用。李时珍从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加
以分析，认为以上二说“皆非通论”。他说：“盖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
利，开经络之壅遏，若诸风、诸气、诸血、惊痫、癥瘕诸病，经络壅闭，孔
窍不利者，安得不用为引导以开之、通之耶？非不可用也，但不可过耳。”
（《麝脐香·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869 页）“过”与“不过”，这也是
模糊的语言，其分寸在于医家临证斟酌。要根据季节、体质、病变之浅深、
新久，综合考虑加以抉择。
《本草纲目》指出，有些药物明知它有毒，仍不得不用，关键在于使用
的分量适应病证的需要。在节度之内，不到杀人之量，不会造成杀人。李时
珍说：”硇砂，大热有毒之物，噎膈反胃，积块内癥病，用之则有神效。盖
此疾皆起于七情饮食所致，痰气郁结，遂成有形，妨碍道路，吐食痛胀。非
此物消化，岂能去之？”有人说，此药服之可“化人心为血”，李时珍说，
这是“甚言其不可多服矣”。（《硇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656 页）
他还引用《丹房镜源》的观点加以申述：”有沉冷之疾，则可服之，疾减便
止。多用则成拥塞痈肿。”（同上）这里强调的“不可多服”，是模糊的数
量概念，其分寸之掌握，在于医家的精湛技艺。
治病必须考虑病变的”表里时日”，投药要循序渐进。这是又一种节度
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医家已认识外邪侵犯人体致病，有由表及里，由浅入
深逐步发展的规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战国时名医扁鹊过齐，
说齐桓侯”疾在腠理”，桓侯不信；过几天又说：“疾在血脉”，仍不信；
再过几天指出：“疾在肠胃间”，桓侯反不悦；最后病变深化，“疾在骨髓”，
无法施治，桓侯终于病死。李时珍强调医者治病必须“顾表里，循次第”，
他转述另一个生动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梁武帝时，属官范云得时疫热疾，
召名医徐文伯诊之，范云催促医生，务期速愈，以便参加武帝的九锡盛典。
文伯说，速愈倒办得到，只怕两年后会一病不起。范云不听警告，说能再活
二年已不错了。只要能参加九锡盛典，在所不惜。文伯从命，施以速愈之术。
以火锻地，布桃柏叶于上，让范云卧其间，不一会，全身汗出，病就好了。
过了两年，果然发病不治而死。李时珍分析说：“取汗先期，尚能促寿。况
不顾表里时日，便欲速愈者乎？夫桃叶发汗妙法也，犹有此戒，可不慎与？”
（《桃叶·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48 页）这说明治病的目的在恢复生理
机能的稳定平衡，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不顾机能
恢复的阶段性，急躁从事，结果将欲速不达，适得其反。急躁求速，实是对
生理机能造成新的破坏。这种破坏一时不易为人所察觉，反以为得计。当这
种新的破坏由微之著，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将无可救药，范云的悲剧正是如
此。李时珍对医药学中质与量的辩证关系的这种分析方法，异常深刻。
最后，药物炮制慎火候。
冶炼钢铁，要注意火候：炮制药物，同样要注意火候。火候不到家，钢
铁的质量就不符合要求；煎药不讲“火候”，同样难于保证药剂的质量。这
本来是很容易认识的道理。正因其易于认识，也更易于忽略。李时珍对药物
炮制的火候问题，再三致意。
药物的浸泡要讲时日。焙炙要讲次数。有些药物的炮制过程须用酒、小
便、米泔水、清水等浸泡，浸泡的日数因季节而异。《本草纲目》所载治风
湿的“苍术散”的炮制方法是：苍术一斤，粟米泔浸过，竹刀刮去皮，半斤
以无灰酒浸，半斤以童子小便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取出，净地
上掘一坑，炭火锻赤，去炭，将浸药酒，小便倾入坑内，却放术在中，以瓦
器盖定，泥封一宿，取出为末。每服一饯，空心温酒或盐汤下。”（《术·附
方》校点本第二册，第740 页）这里用童子小便浸泡、四季浸泡的日数不同，
泥封须经一宿，这都是用浸泡和泥封时间的长短决定药物的质量，坭坑火锻
达到“赤”的程度，亦与苍术散的质量有关。《本草纲目》另载有滋阴降火、
开胃进食、强筋骨、去湿热的“坎离丸”，它的炮制过程，火候标准更复杂。
此丸由两味药组成，一是白苍术，二是川檗皮。二者炮制过程不同。”白苍
术刮净一斤，分作四份，一份川椒一两炒，一份破故纸一两炒，一份五味子
一两炒，一份川穹涣匠矗蝗∈跹心４ㄩ奁に慕铮肿魉姆荩唤锼�
炙，一斤人乳汁炙，一斤童尿炙，一斤米泔炙，各12 次，研末，和匀，炼蜜
丸梧子大。每服30 丸，早用酒，午用茶，晚用白汤下。”（校点本第三册，
第741 页）其中包含种种量的规定：有各用几斤的比例区别；分成几份炒炙，
佐药有别；炙的次数不同，成丸大小有定，每次服用粒数也有规定。在这里
量同质的辩证关系，通过炮制过程中诸环节的火候的掌握表现出来。
关于药物熬制要注意文武火候的问题，李时珍多次谈到。《本草纲目》
引用《集简方》的记载，治脾胃虚损的“参术膏”的熬制过程是这样：”白
术一斤，人参四两，切片，以流水15 碗浸一夜：桑柴文、武火煎取浓汁熬膏，
入炼蜜收之。”（校点本第二册，第735 页）许多中草药气味易于挥发，煎
熬过程中掌握文火、武火的人候十分重要。大体先用“武火”，后用“文火”。
“文”、“武”这类同，也是一种模糊语言，反映模糊数学观念，它并未规
定高于多少温度算“武火”，低于多少温度算“文火”，其奥妙在于实践经
验中灵活掌握。参术膏的熬制正是如此。
药物的干燥方式与焙晒时间的长短也是影响药质的因素。对此，《神农
本草经》早已作为重要问题加以论述。当时只提出有“阴干”、“暴干”之
别，乃自然干燥方法。还提出某些药物不宜在烈日下曝晒，这已给后来的炮
制过程注重“火候”作了启示。陶弘景《名医别录》明确指出，有些药物、
制丸散时，“若逢阴雨，微火烘之，既燥，停冷捣之。”又说：”凡煮汤，
欲微火令小沸。”这些著作对煎药的火候问题都未作系统论述。
李时珍总结历代医家经验，对于煎熬汤药的“火候”问题作了详细论述，
其中渗透着重视质量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
凡煎药并忌钢铁器，直用银器瓦罐，洗净封固， 令小心者看守，须识火候。不可太过、
不及。火用木炭、芦苇为佳若发汗药，必用紧火、热服。攻下药，亦用紧火煎熬，下消黄
再煎，温服。补中药，宜慢火，温服。阴寒急病，亦宜紧火，急煎服之。
——校点本第一册，第56 页
这里强调煎药须分“紧火”、“慢火”、“急煎”、“再煎”，不可“太
过”、“不及”，都是用模糊的语言作量的规定，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取火
煎药最好用木炭、芦苇、枯竹，它关系到火候与药物质量的关系。因为这类
燃料火力不猛，易于控制文武火候。李时珍说：“凡服汤药，虽品物专精，
修治如法，而煎药者卤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观夫茶
味之美恶，饭味之甘餲，皆系于水火烹饪之得失，即可推矣。是以煎药须用
老成人，以深罐密封，新水活火，先武后文。如法服之，未有不效者。火用
陈芦、枯竹，取其不强，不损药力也。”（校点本第一册，第419 页）由烹
饪之得失，决定茶饭之美恶，类此而知“先武后文”煎制得法，药方有效：
“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足见火候同药效之间存在量同质的相互关系。
用陈芦、枯竹取火，之所以不损药力，正是利用其武火、文火易于控制调节。
取火物的质量，影响火力和药物的质量，如此论述，饱含朴素辩证法的质量
观。
李时珍在论述处方配药、因人施药、焙制方药问题时，处处考虑到量和
质的辩证关系，坚持质与量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对传统哲学中质量相互转
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作了生动地运用与发挥。
五、执常御变的常变统一思想
“常”和”变”是李时珍经常运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史上，“常”，
反映事物的常规性，即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变”，反映事物的变动性，
即事物发展的特殊表现。李时珍不管论病、论药，经常考虑一般的、普通的
原则，在特殊条件下如何具体运用。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反对不知权变的
形而上学。
李时珍告诫人们，随着社会的进化，人们的生活环境，医药卫生条件多
有不同，医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药物也古今多异，绝不可以一般原理
原则，硬套千变万化的病变，用一种药方普治百病；患者或生豪富之家，或
生贫贱之家，虽同病亦须异治；人们的脏腑总有偏胜，就病施药不可一概而
论。医家的医术高明与否，全看能否执“常”以应“变”。
就药物而言，五味四气是固定不变的，但不同药物相反相成，千变万化，
未可执一；同一药物，有人用之如神，有人用之无效。常中有变，变中有常，
药理奥妙，运于一心。患者虚实有别，用药亦当有异。药物归经各遵其常，
但可随配伍不同而改变其归经，此又常中有变。医家若不精通“常”与“变”
的辩证关系，犹如盲人骑瞎马。李时珍论医、论药，常能医药结合，知其常
而窥其变，从偶然中发现必然，掌握必然以驾驭偶然，真所谓常谈中见妙理，
死法中知活法。格物以穷理，通权而达变，后之名医国手无不为之折服。
“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一逆一从，或正或反，这就有常有变。正治，
逆病证用药，是常；反治，从病症用药，是变。所以李时珍说：“虽然岁有
四时，病有四时，或春得秋病，或夏得冬病，神而明之，机而行之，变通权
宜，又不可泥一也。”（《四时用药例》校点本第一册，第74 页）主张坚持
辩证的常变观，克服“泥一”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
同一病证的患者，年龄有少、壮、老之别，血气有盛、衰之分，对证投
药当区别对待。李时珍引用张仲景的思想予以阐述道：
凡人少、长、老，其血气有盛、壮、衰三等。故歧伯曰：少火之气壮，壮火之气衰，盖少
火生气，壮火散气，况衰火乎？故治法亦当分三等。其少日服饵之药， 于壮，老二时皆须别处，
决不可忽。
——校点本第一册，第52 页
“血气”有盛衰之分，“治法”当少壮有别，这是一般原则，通权达变，全
在医家临证具体运用。李时珍结合自己的丰富经验，对以上原理，体会良深。
关于常山蜀漆的应用，即是一例。
常山、蜀漆，有劫痰、截疟之功，为治疟要药。李时珍认为，尽管是常
用要药，使用时也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同样是疟，病原却大有区别。“有六
经疟，五脏疟，痰湿，食积，瘴疫鬼邪诸症。”但就总体而论，“无痰不作
疟”。常山、蜀漆于“驱逐痰水”正有特效。“用之得宜，神效立见；用失
其法，真气必伤。”李时珍认为应用常山蜀漆劫痰截疟，须在发散表邪及提
出阳气气之后，“须分阴阳虚实，不可一概而论也”。（《常山·蜀漆·发
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51 页）这一论述表明：常山、蜀漆可截疟，此乃药
之常性；但疟有诸类，患者有阴阳虚实之别，此事之“变”。常变结合，因
人施治，这才符合辩证法原则。
患者有贫富差别，生活条件大异，致病原因诸多不同，病当因人而治。
李时珍引用张仲景的论述来阐明这一思想说：“土地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食
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歧伯举四治之能。且如贵豪之家，形乐志苦
者也；衣食足则形乐而外实，思虑多则志苦而内虚，故病生于脉，与贫下异，
当因人而治，后世医者，委此不行，所失甚矣。”（校点本第一册，第52
页）
人们的脏腑禀赋不齐，身体素质不同，一般常理，在有些人难免出现例
外。附子乃毒药，非危病不可用。有的人只服用少量，即发热不堪；可是也
有人长期服用而健康异常。李时珍举了两个具体事例，证明这种例外性。一
是荆府都昌王，”体瘦而冷，无他病。日以附子煎汤饮，兼咀硫黄，如此数
岁”。二是蕲州卫张百户，“平生服鹿茸、附子药，至80 余，健康倍常”。
根据这些特殊事例，李时珍得出结论说：“若此数人，皆脏腑禀赋之偏，服
之有益无害，不可以常理概论也。”（《附子·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62
页）
一剂方药不能治众人之病，众病不可以一理概论。常其所常，变其所变，
常与变的辩证统一，乃神医妙术之绝奥，故李时珍十分推崇寇宗爽的论述。
宗姡眨喝擞泄蠹俪ぃ〉北鹇郏徊∮行戮眯槭担淼北鹨８侨诵娜缑妫鞲鞑煌�
惟其心不同， 脏腑亦异。欲以一药通治众人之病，其可得乎？
——校点本第一册，第52 页
“病当别论”，“理当别药”，强调对具体病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既
坚持一般原则原理，又区别特殊情况，这叫守“常”而迎“变”。企图“一
药通治众人之病”，是不通常变的庸医。
苦参、黄檗，皆能补肾，在于二药之苦能燥湿，寒可除热，这是一般的
原理。但运用之时，尤须斟酌情况。若不看患者的特殊情况，一概而论，是
会害人的。李时珍指出：苦参、黄檗补肾，“惟肾水弱而相火胜者，用之相
应；若火衰精冷，真元不足及年高之人，不可用也。”这就说明常中有变。
运用苦参黄檗，本意在于补；如不通常变原理，本求滋补延寿，反致促其夭
亡。根本原因正如《素问》说：”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攻，久而增气，物
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李时珍引用王冰的观点，进一步阐发道：
“久服黄连、苦参而反热者，此其类也。气增不已，则脏气有偏胜，偏胜则
脏气有偏绝，故有暴天。”（《苦参·发明》校点本第二册， 799 页）本
为滋补，反遭“暴夭”，岂不可悲？
十剂之中，有所谓“燥剂”，其功效在于去湿。李时珍首先分析了湿的
类型，指出“湿有外感，有内伤”。因此，逐湿采用的燥剂，可分以下数种。
“风药可以胜湿，燥药可以除湿，淡药可以渗湿湿而有热，苦寒之剂燥
之；湿而有寒，辛热之剂燥之。”（校点本第一册，第63 页）这就是关于燥
剂的“常”与“变”的诸种关系。各项具体措施必须建立在具体分析的基础
上，困人而异。人们只有对同类病证有广泛的认识，才能从中概括出一般规
律。“十剂”、“四时用药例”，都是属于药理之“常”。《本草纲目》中
所列的经方、时方、验方等，是在“常”理指导下的具体运用。名医辨证论
治，正是执常以应万“变”，万变不失其“常”，坚持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
思维方法。
李时珍用常变统一思想论药，指出药理有常，用之则千变万化。药有五
味、四气，这是药物的“本性”，它是一定不变的，是为“常”。不同配伍，
可以产生千变万化的方剂，这就是它的“变”。七方、十剂固然有其常则，
对于人体的功效或补或泻，因人而异，更不可执一。故李时珍说：“甘缓、
酸收、苦燥、辛散、咸软、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也；其或补或泻，
则因五脏、四时而迭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气之本性；其于五脏补泻，
亦迭相施用也。”（《五脏五味补泻》校点本第一册，第78 页）
《神农本草经》谓药有“七情”，不只相须、相使者可以同时使用，相
畏、相杀者，相恶、相反者也可同时使用。李时珍指出药物的配伍，“有经
有权，在用者识悟尔”。（校点本第一册，第66 页）如果医家对相畏、相杀、
相反的药物，一概拒绝配合使用，那就是株守常格而不识权变的庸医。李时
珍引用陶弘景的话论述这一思想说：“凡检旧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如
仙方甘草丸有防已、细辛，俗方玉石散用栝萎、干姜之类，服之乃不为害。
半夏有毒，须用生姜，取其相畏相制也。”“牛黄恶龙骨，而龙骨得牛黄更
良，此有以制伏故也。”（校点本第一册，第46 页）这都是“有经有权”的
典型方剂。坚持这种观点论药。可谓得其枢要。
某些药物治某些疾病有特效，人们因其有特效而忽略其适应范围，结果
往往出乱子。
紫草，味甘咸而气寒，其功效长于凉血、活血、利大小肠，人心包络及
肝经血分，是治痘疹的良药，这是它的一般性。但在投用的时候务须慎重考
虑其特殊条件。李时珍说得明白：“痘疹欲出未出，血热毒甚，大便闲涩者
宜用之：已出而便闭者，亦可用。若己出而红活，及白陷，大便利者，切宜
忌之。今人不达此理，一概用之，非矣。”（《紫草·发明》校点本第
二册，第763 页）只知紫草治痘疹的共性，不顾患者痘疹已出未出，大便或
闭或利的特殊情况，死守教条，违背通权达变的原则，是容易坏事的。
石膏，气味辛，微寒。主治中风寒热、头痛身热，三焦大热，肺热胃热，
中暑潮热等。其性之常，在于祛热。然而临床用之祛热，则或效或不效，其
中大有文章。《名医别录》载，睦州杨家女，病骨蒸，内热外寒，众医不治，
某名医用白虎汤（以石膏为主药），一剂而热除。广济林某年50，病痰咳发
热，某医家嘱用石膏，热未除而咳益频，终至不起。李时珍根据这一正一反
两个医案总结道：白虎汤祛热，“此皆少壮肺胃火盛，能食而病者言也；若
衰暮及气虚血虚胃弱者，恐非所宜”。林某服之病至不起，“此盖用药者之
音也”。（《石膏·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545 页）只知石膏能去热，不
问患者年岁少壮，胃气盛衰，一概用之，正是知常不知变的瞀瞀者。
二贤散，由桔皮、甘草、盐花合成，朱丹溪变更为润下丸。冶一切痰气
有特验。如果只知二贤散治痰气的常理，而不达其变，不免受害。李时珍指
出：此剂“惟气实人服之相宜，气不足者不宜用之也。”（《黄桔皮·发明》
校点本第二册，第1788 页）这说明欲知药物对患者当用不当用，须先别患者
气之虚实，此之谓常变结合。二贤散如此，他剂何独不然。
在药物归经问题上，也存在常变妙理。李时珍对药物归经理论的重大发
展，就在于论述了药物的归经可随不同的配伍而改变。常山、蜀漆（即常山
苗）乃劫痰截疟要药。李时珍指出：它的归经特性，可随佐使而改变，“得
乌梅、鲮鲤甲则入肝；得小麦、竹叶则入心；得秫米、麻黄则入肺；得龙骨、
附子则入肾；得草果、槟榔则入脾。”（《常山·蜀漆·发明》校点本第二
册，第1151 页）不知常山、蜀漆因配伍不同而归经有别，只知其有截疟之功，
是知常不知变。如此投药，为名医所不取。
庸医不通常和变，认为一药可以通治百病。李对珍对此作了正确批评。
如育礞石，气平味咸，其性下行，乃厥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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