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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凰涅天下-第2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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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知,一个大县县学的生徒名额不过**十人,而一个中等州的州学生徒名额也才六百人而已。

    即使共济学堂不像州县官学那样学费全免,而且还给廪膳钱,但这里是义塾,学费显然不会收得太高,如此收录学子越多,负担越重,月月都得贴钱。

    叶梦得便问:“学费几何?”

    章舜举回道:“按学龄计取,小学斋每生每月三十文,大学斋每生每月五十文。如需学堂供膳宿,则膳食、宿费另计。”

    众官略一计算,六百学子的学费加起来恐怕仅够勉强支应夫子束脩,而学堂的建造维护,夫子膳宿,文教用具,杂役雇佣……这些项都是只出不进的花费——共济会得年年往里贴钱,还不是小数。

    便听章舜举又道:“即使只收三五十文,也有无力支付的。对此,学堂设立免息助学金,学子入学时可签贷契,约定三五年内归还;若到期仍无力还者,则记息续贷——学堂收取一分的低息,非为牟利,而是避免学子无压力反生出怠惰。”

    “善。”叶梦得捋须微微点头。

    户科给事中许景衡也点头道:“商贾言利为本,然共济会聚集诸商,共行义举,分利周急,此谓之以利和义。”

    叶梦得呵呵一笑。

    许景衡向来倡言“以利和义,而不以义抑利”,这句话明面是赞扬共济会,暗里是在宣扬他的观点。

    朱震的脸色就不好看了。

    然许景衡这话是赞共济会行义举,朱震心里正打着共济会的主意,便不好反驳。

    心怀耿耿的何涣却没这顾忌,当即板脸哼了声,“君子言义不言利。”

    这话是暗讽共济会就算做出仁义事,也不能掩盖商贾言利的本性,顺带也讽了下许景衡义利不分非君子。

    宋藻但见许景衡轩眉要驳斥,当即哈哈一笑,引来众人目光,说道:“今日只为视学,不辩义利。——这助学贷是极好的事,值得彰扬。若天下商贾、士绅皆行助学义举,则文教就可大兴了。”跟着又问章舜举:“这些学子既贷学款,日后如何归还?”

    章舜举道:“小学时可在学堂做些扫洒、浆洗、膳厨帮工,入了大学可在共济会所属作铺做工,赚钱还贷。”

    何涣哼道:“学校是传道授业之所,让学子做这些杂役雇工之事,岂不误了学业?!”

    便见一些官员点头,显见也有此想法。

    章舜举语气徐徐道:“孔子言,知行合一。墨子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些学子家境既困,求学除了知书知礼修道德外,亦应身体力行,掌握自立谋生之能,不致于出了学堂后,无谋生之技,又成不安之民。”

    何涣怫然道:“学成科举入仕,怎至无谋生之途?”

    章舜举微微一笑,道:“科举之途,如独木之桥,千军万马,挤一桥而过,寒窗苦读十余载,及第者不过一二。即使朝廷广开制举,然中者仍是少数。而学堂所收学子,皆家计艰难,甚至有衣食无着者,哪有财力可供其苦读七八载、十余载,乃至数十载?”

    宋藻点头,“大凡中户人家,举一家之力,方可供出一进士。即使制举考吏,亦是千中取一,读书人落第者众。一般平户子弟确实难以进身。将精力耗费在科举上,以至家计更为困窘,倒不如谋得一技之长,安身立家。”

    “正如宋侍郎之言。故而敝学堂教以非仕,而是修德、学知、安身立命。学校非徒为养贤之地,也应是教化安民之所。于坊郭贫户、乡村子弟而言,更应以后者为重。是以学堂以十四为大学之龄——比官学提前一年——入大学斋的前两年学仍以文德之课为主,而第三学年则入各类协议铺作务实践,学技艺,学期满即可就业于铺作。如此,既兴教化,又助安身。而民间可少愚民,街坊可少闲赖,铺作亦可得有知有礼之才。……假以时日,若百业皆有德智学子,则德智亦影响百业焉!”

    章舜举说的最后一句,是名可秀的原话。

    共济会的商贾会员愿意出资建学堂,一是博善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要培育有知识的忠诚雇工。因为名可秀有意识的引导,那些因拥有技术而赢得更大市场的大商贾都渐渐意识到,要想保持他们的优势,不能固步自封,必须不断提升技术,而提升技术不仅靠经验,还得有脑子。而读书人比起不识字、见识少的工匠,显然更有脑子。但读书人多半不愿从事贱业,即使潦倒得在街上摆字摊,也不乐意给商人做工。于是,名可秀提出的“自建学堂,助学为贷,契约养工”打动了有需求的大商贾,纷纷出资,投入到学堂兴建中。

    事实上,那些家里无力支付学费的学子在入学时多半都签了契书,名为“定向养才契书”,约定学子学业完结后将在什么商号从事何职,而在学期间的一应学杂费、膳宿费都由签约商号负担。

    这种“定向养才”方式渐渐地被其他商贾借鉴,越来越多非会员商贾也向共济学堂投入助学金,要求共济学堂为他们培育“定向养才契约生”。

    随着共济学堂在各府州县的建立,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商贾也纷纷开建定向养才学堂,越来越多的贫穷子弟和平户子弟得以入学读书。及后,官府也开始兴建专门的机械技术学堂,招收普通平民子弟入学,学成后分遣至冶炼场、造船场、农机场、工械场等等。

    随着这些契约学子进入到各种技作行当,推动了冶炼术、造船术、航海术、印刷术、农耕机械、工坊机械等各类技术的发展。

    而眼下正因章舜举这番话且作沉吟的官员们,并未意识到共济学堂“教之非仕而以技”的做法将带来大宋的“技校文教”,并因之带来了一个浩荡的技术革新时代。

    此时此刻,这些官员们却在为读书人学成后从事贱业而皱眉。

    叶梦得瞟了眼宋藻,没有说话。

    尽管他心里有想法,但文教属礼部管辖,他不愿多作置喙,而且他也不想贸然开罪学堂幕后的主事者——在户部商令商策的推行上,他还有诸多需借助名可秀的地方。

    朱震说了句:“教以非仕,这话倒是有理。读书人嘛,不能都求利禄。”

    这话实际上是隐隐指责学堂“教以技,从鄙事”的做法。

    何涣则是直言责斥,“学校当以养贤弘道为旨,士人当以耕读为本,岂可以持贱业为道?”

    时下士人皆以贱业为耻,不务贱业是读书人通行的想法。

    章舜举依然一副谦和神态,说道:“事农当然好,但有田者少,无田者多,而坊郭贫户更无寸亩。安身立命,如奈何?就算圣人,也有贫贱从鄙事之时。”

    他说的是孔子。

    孔子的出身并不富贵,他是鲁国孔氏贵族和一名平民女子野合所生的私生子。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性很开放,一男一女瞧顺眼了野合是很寻常的事,女子未婚而孕也不为时人所耻,有母而无父的私生子很多。孔子少时只知母不知父,随母居在平户里所,生活贫困,十七岁时母亲便丧。孔子为谋生计,从事过多种贱业及“鄙事”,包括做过丧礼的吹乐手。

    当孔子成名后,有位大宰曾对孔子的弟子感叹道,孔子什么都会,真是圣人生而知之啊。孔子知道后,便对弟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前一句是说他少时贫贱,所以会做很多事,并不是生而知之;而后一句则是教导弟子多才多能,包括做鄙事的技能。

    至孔子之后,儒家子弟践实务的就越来越少,而贱鄙事之风越来越盛。及至唐人宋人,士人都避讳孔子身世,认为有损圣人光辉,但谁也不能否认,孔子三十以前贫且贱,从鄙事为生。

    何涣气得瞪眼吹须,辩解道:“孔子从鄙事,此为生计所迫,及后传学弘道,才是正途。”

    章舜举呵呵一笑,“这些学子亦是生计所迫,若得以改善,自当向上进取。”

    这时宋藻接过话道:“教化安民,这个义旨符合圣人之道啊。圣贤有云,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修身、齐家、治国。修身、齐家之后,才能治国、弘道。若家计都无着落,又何谈齐家?天下万万子民,非人人可成贤才,若教之以德智,谋之以生技,则为民生之幸。而少一家贫户,则多一分安定,长远而言,益于国家。”

    宋藻这么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其中,有认同的,也有不认同的。但不认同的官员见两位参政都默不作声,便也默然了。

    章舜举适时引领众官人沿着廊庑往前,视察完小学斋又往楼上的大学斋。

    上下学斋都有楹舍空着,显见学子还没有招满。

    叶梦得便问:“已招了有多少学子?”

    章舜举回道:“已录三百七十九名。明春在安居坊招录,届时将招至六百。”

    安居坊的这所共济学堂比内城两所都要大,虽然建在坊内,却并不限于坊内招生,内城外城和京城周边的贫家子弟都在招收范围内——已经收录的这些学子部分来自内城,部分则来京城最近的仁和县两个镇市的贫户。

    叶梦得心里盘算着等明年长定坊、永宁坊的共济学堂建成后,就将慈幼局八岁以上的恤孤都送进去,既让这些孤弃儿得到小学大学的完整教育,同时也省去朝廷在这方面的开支,而且,以后的谋生也解决了,一举三得。

    叶梦得捋须眯了下眼,共济学堂这种办学,必须支持。

    朱震心里也在盘算着,如果户部再掐工部预算,就从共济会要捐助。

    至于学堂办学上的不妥之处,日后再论不迟。

    作者有话要说:继续侧描呀侧描~~~~~~~~~~~

正文 328新的学派

    出了学楼往前行出百步左右;就是学堂的藏书楼。

    楼楣上悬匾“百味书屋”。

    叶梦得咦了声;“这名起得倒是有趣。”

    章舜举微微笑着;“人生百味,尽在书中。咀嚼百遍,方得其味。”

    叶梦得哈哈笑起来,“有意思。”

    不经过人生阅历的人取不出这样的名来。

    朱震眯眼看了眼匾下——题篆依然是“凤山”。

    这回书的却不是颜体,而是行楷;七分端谨;三分灵动。

    端于书而不尽信书,思辨灵活。

    何涣微微叹了口气;说了句:“可惜。”

    如此胸有丘壑的女子;可惜办学理念上岔了道。

    何涣起了惜才之心。

    苏駉捋须一笑,也说了句:“心思巧妙。”

    何涣哼了声;甩袖径直往前。

    苏駉哈哈一笑,双手负后,悠然而行。

    太学的学风历来比国子监开放,自苏駉掌校后,学风、思想都更加活跃,比起国子监的稳重守旧大有不同,是以在对待共济学堂的教学方向上,苏駉与何涣的态度便有所不同。

    在他看来,与其让士子落第不中而对朝廷生出怨愤,倒不如谋业而安。当然他对士子事于商贾也存着疑虑,但更多的是对这些学子能否“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方面的忧虑,而非对读书人操持贱业的反对。

    有这番思虑,苏駉抱着拭目以待的心态。

    或许共济学堂能走出一条道来。

    在凤凰书院,他已经看到了一条与官学不同的路。

    从隋唐立科举取士之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无论官学私学俱是为了科举取士。及至大宋,士子功利心更重,官学之弊尤甚,学子争驰功利之末,而弃道德之本,以空虚之说为是,而无济世保民之心。

    至元丰、崇宁大兴官学,许多知名于世的书院——如天下四书院之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书院——都被并入或转为官学,而这些书院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也被官学的科举仕禄之风所侵。

    及至朝廷南渡,在鼓励私学的策令下,私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但学风、教育资质参差不齐,没有出现如宋初之时四大书院领衔天下的盛景。

    而凤凰书院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南渡后书院首次提出——教以“学问”,而非“仕途”。

    《凤凰书院记》写道:“岂特使学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学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书院不是求科举之地,学子不能“为决科利禄计”;而书院也不仅仅是教以词名文章,而应注重德行培育;书院办学之宗旨,是“成就人材,传道济民”。

    苏駉认为,这才是学校养贤育士之义。

    与书院的“传道济民”相较,共济学堂以“教化安民”为旨,一个“济”,一个“安”,一个是经国济世之大道,一个是安身立命之小道。小道若走偏了,就是僻道;走正了成坦途,便也能成大道。

    共济学堂这条道能走多远?

    总是要试一试的,苏駉心想,就如凤凰书院“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的路子,不也走得有声有色?!

    顷刻,众官步入书楼内,但见一室宽阔,内里是一排排樟木书架,外面整齐摆放着杉木书桌和书椅。这时学子们都在上课,书屋内空荡荡的,只有青巾布袍的书管恭敬立在一旁,向众位官人行礼。

    两位夫子守在门外,以防学子下课后贸然闯入。

    门内左右两侧分别立着一座木刻屏风,填漆字体遒劲有力,赫然醒目。

    左面的屏风刻着“学思并进”。

    在这行字左侧又刻着小字释意:

    “学者,知之其理也,不可恃己之聪明,而一惟先觉之是效。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不拘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

    意思是,“学”要吸取先行者的成就,而不可任凭自己的主观臆测,“思”要注重独立思考,不要为先行者的学说而构牵,而学和思要并行,不可偏废一方。

    众官看后,都微微点头。

    右面的屏风刻着“行先知后”。

    在这行字左侧也刻有释意:

    “知之非艰,行之惟难。盖因往圣之学,已立知矣。而思辩辟异,未尝离行以为知也。故以行而求知,因知而进行。然知行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当相资以互用,不可缺也。”

    众官看完这段文字,脸色都变得严峻起来。

    这段话说的是“知行论”。

    “知”即道德知识,“行”即实践。

    知行论一直是儒家争论的论题之一。

    时下儒家三大学派,王学倡导“知行并发”,程学倡导“知先行后”,温学倡导“知行合一”——共济学堂立在这的“行先知后”,便与三大学派的论点都大有差异。

    名可秀提出的是一种实践创知论,主张获取“新知”必须以“行”为前导,唯“行”才能获得“真知”。

    对于共济学堂的学子们来说,他们大多数人未来的出路是从事各类技业,而圣贤学说和课本知识无法解答在技术上遇到的难题,一切得靠他们自己去摸索,在实践中思考创造,解决问题,获得新知。

    因此,行在知前,行为重。

    而司马光的温学主张“知行合一”,继承的是荀子的学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着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说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意思是说,闻、见、知、行,是学习的四个阶段,而知在行先,但行是最高阶段,行高于知。这是因为,只有将知付诸实践,才是对知的真正体会。若知而不行,必然陷入谬妄困惑。——从知行的先后上来讲,仍是主张知在行前;但又强调行高于知,故而为知行合一论。

    王安石的新学主张“知行并发”,即:

    “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

    意思是说,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益于行的深化。

    二程的洛学则鲜明主张“知先后行”——

    “须是知了方行得,……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强调知为先。

    比较而言,名可秀的“行先知后”论与王学的“知行并发”最为相近——“行先知后”也必须在已知的原理根基上进行,即王学的“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

    而与另外两学派的差异便大了。

    在场众位官员面色各异,有蹙眉,沉脸,也有嗔眉怒色。

    属于王学派的官员中,如叶梦得、张致远、苏駉等几人,虽然蹙着眉头,神色还算缓和。

    而工科给事中贾安宅等三五位官员属于温公学派,便沉了脸。

    二程洛学派的朱震、许景衡、何涣等官员就明显有怒色,这“行先知后”分明与洛学的“知先行后”南辕北辙,完全是对台啊!

    而最不为所动的,当属宋藻、朱跸二人了。

    不过,这两人本就是名派官员。

    在同属名可秀阵营的官员中,学派很杂,像丁起倾向王学,赵鼎倾向洛学,陈旉倾向温学,也有师从张载关学,苏派蜀学,吕大临吕学的……但追随名可秀日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学术政治的影响。

    其中,又以出自名花流的官员为甚,如:礼部侍郎宋藻,京卫营都统制姚仲友,军器监少监沈元,兵部郎中谢有摧,邢部郎中方显朴……论学术造诣又以宋藻为最,成为名可秀推行学术学说最得力的臂膀之一。

    她将宋藻安置进礼部,便存了推行学术之心。

    宋藻唇边笑意一闪而逝,一脸端然道:“这‘行先知后’倒是有些意思,不过,与时下之论颇有不同啊。”

    朱震、许景衡、何涣暂压怒色,且看这学堂都斋怎么说。

    章舜举一脸谦和,神色从容道:“关于知行之论,各家均有观点。不过,对敝学堂学子而言,‘行先知后’较为相宜。——便如各家书院,教义不同,所授学说亦是有差异的。”

    像洛阳的伊川书院,嵩阳的明道书院,便是分别以二程——大程伊川先生程颐、小程明道先生程颢——的学说为教;无锡的东林书院以前是杨时的讲学之所,主要讲二程和杨时的学说;伊川的横渠书院,则是主讲张载的关学……这样的书院不少,尤其近年来,属于程学派的地方官员和大儒纷纷开办书院,宣扬程学,意图与王学争夺官方学术之位,使得这种讲授“异学异论”的私学越来越多。

    像凤凰书院,被时下儒生称为“集天下学说之地”,就是最大的“异学异论”宣讲地——几乎各派学说都能在这里找到传扬者和拥随者。

    由于学说太多,反应在对经义的诠释上便有不同,执讲夫子学派不同,宣讲的释义便不同。于是凤凰书院索性将各学派对同部经书的不同诠释集中刻印,比如一部《周礼》,正解是王学注疏,而附解也有洛学、温学、关学的释义,如《易》、《诗经》、《尚书》、《论语》、《孟子》、《道德经》、《墨子》等典籍均是如此。

    这些集合了各家释义的经刻本刊行坊间,被坊间书局称为“凤凰刻本”,士人争相购置收藏,即使不赞同别家学说,但知己知彼,了解别家学说才能印证己方之理。

    对于夫子们而言,讲学时也更方便了,按自己接受的学说,或讲王学注疏,或讲洛学、关学、温学注疏,在讲授自家学派释义的同时,还不忘抨击一下别家学派的注疏,言辞往往激烈……使得课堂颇为“活跃”。

    这种新颖的经注方式和自由的授讲学风,给了学子们自主的选择权,但同时也促使他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究竟哪家学派的释义才是最合圣人道理的。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景况:很多学子并没有全然接受一家学派的释义,而是此句信王学,彼句信程学……甚至只要是有道理,便不拘哪家学说。——这对考试并无影响,只要所答释义是书中标注的,均可得分。

    渐渐的,便有越来越多的学子杂合接受了各家学说,甚至自己思考,对各派注解都提出疑义,通过学报和辩论阐述自己的观点。由于学子之间的公开辩论越来越多,书院不得不将学子辩论从明道堂中移出来,而专门辟置一间“思辩堂”,供学子参辩。

    不仅仅是学子们,书院的夫子们也在学术交流和争辩中审视学问。明道堂的学术辩论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热烈,许多知名硕儒都汇聚到京城,在明道堂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汇聚在书院的大宋顶尖学者们辩论交流。

    而明道堂也成了大宋学者们心中的“稷下学宫”——各种学说学术争鸣辩议的殿堂,不拘有没有名气,只要提辩的观点通过明道堂的审核,便能布告召辩,公讲于堂。很多新颖的学术观点便是通过明道堂宣扬开去,而一个籍籍无名的学者也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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