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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凰涅天下-第2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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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赵鼎吟诵的是《礼记·礼运篇》，记述了孔于参加鲁国的腊祭后，在宗庙门外的楼台上感慨长叹，对弟子说，在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老吾老，幼吾幼，没有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门户不关，这就是大同世界。
这个“天下为公的大同”是孔子心中最理想的世界，也是儒家的最高理想。
孔子从不认为君主世袭和家天下是最合理的天下。但他又清楚知道，这种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而且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让人才为自己的野心建功立业，由是阴谋诡计兴起，战争产生。
孔子想治平天下，维护秩序，就必须在家天下的体制内妥协，让儒家的治世思想符合现实。他对弟子说，上古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实能达到的治平世界只是“天下为家”的小康世界，如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成王、周公这六位治世的时代，就是孔子心中的“小康”，即达到治道上的天下为公。
因此，孔子以恢复三代（夏、商、周）那种小康家天下的礼制为儒家的现实理想，并由此建立了符合家天下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努力推行家天下的治平秩序。
但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仍然是孔子的最高理想。
在孔子之后，先秦时代的儒家们也始终以“大同”为最高向往，但在现实中则以治道上的“公”为学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对诸侯宣讲民心为重的王道之治，然而其内涵思想却是“天下为公”。
但是，“天下为公”的大道毕竟太渺茫了，后世的儒家只能向往，而在现实中，却必须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来实现儒家治平天下的理想。
至秦统一天下，以法家为统，至西汉又以黄老为统，儒学并未成为帝王之学。汉儒董仲舒为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迎合君主的需要，提出“天之道贵阳贱阴”，并将此“天道”赋予“君臣、父子、夫妻”之关系，如“君为阳面，臣为阴面”，故“君为臣纲”，将君臣关系固为天道。
这事实上背离了孔子的君臣纲纪。孔子提出“君君臣臣”，是有原则的，即“君使臣有礼，臣事君以忠”。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其实是来自于法家韩非子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的学说。先秦法家与先秦儒家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以君为本，强调臣下对君主的绝对遵从，这与先秦儒家的理念是相悖的。
董仲舒的学说事实上是背弃了孔子的“大同”理想，而将孔子退而求其次的“小康”作为天道不可易。
卫希颜听名可秀提过，名重生年轻时在九江曾听周敦颐讲学，与周敦颐论董仲舒的三纲，名重生将之称为儒学的进一步世俗化，迎合了家天下君主的统治需要，遂使儒学成为“独尊”，谓董仲舒之功不可废，然后世儒家不当以董之论为旨，实际是遵法家之君主极尊，而背弃孔孟先儒之髓，必致天下裁于一人之害，周敦颐悦而曰“然也！”
唐代的儒家们因循章句，对汉儒之学并无多少质驳，但宋代的儒家不同，更追求经义的内涵，所以对汉儒的学说并不是全然接受，而是以己义去理解，称为“六经在我，我注六经”。如周敦颐，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即阴阳是没有贵贱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之道贵阳贱阴”以及由之衍推的“君阳臣阴，君为臣纲”。如王安石，不信天命论，自然不会认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是天道。而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却在董仲舒的君臣之纲上进一步诠释三纲五常是天理，因为二程认为，唯有将三纲天理化，让人臣不敢篡位，子不敢逆父，妻不敢背夫，才有利于维护天下太平和睦的秩序，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苏澹就曾经著文批判程学是忘了儒家先圣的最高理想。
当然程学在大宋儒家中还不是主流思想，至建炎朝仍是以王安石的新学为主流，新崛起的理学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拥随者。而且，因为大宋持续了一百六十余年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影响，多数士大夫都是遵奉孔子的“君使臣有礼，臣事君以忠”和孟子的“君臣有义”，将之奉为君臣之道。二程学说始终没有成为主流，与朝中多数士大夫对其君臣天理说的不以为然不无关系。便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文彦博、富弼、司马光，都是反对二程这一学说的，认为必有害于“共治天下”。名可秀对此曾感叹说，二程先生虽在学术上有大智慧，但比起文、富、司马三公，却在政道上少了大智慧。
大宋士大夫们认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天下非为天子一人之私。当然，这与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不同，这是指治理天下的“公”。但也有少数激进的士大夫认为，“君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个“共”，就是指“共有”，天下应是人君与士大夫共有，人君为首，而士大夫为从。振道社中的成员，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士大夫中的激进者，纵然初入社时不是激进者，但在长期耳濡目染影响下，也成了“共天下”的拥论者。
而名可秀在立党之会上，明确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并将党名立为“大公党”，就是重举孔子的“大同”理想。
她在众人思潮涌动中接着立论，“吾党之立，当以圣人之‘大同’为最高抱负，此谓之至高纲领；而在家天下之当下，又须立可实现的纲领为百年内奋身之纲，谓之最低纲领，即君与士共天下，以人君为领，士为治，限君权，扩士权，尊礼制、法治与民意。——是否妥当，请诸君议之。”
她的话一停，长桌两侧的人都交头议论起来。
卫希颜暗中佩服名可秀，将孔子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化为最高、最低纲领，这与中。共的奋斗纲领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共的最高纲领当然是实现*，这个始终不变，但最低纲领则根据现实阶段而变，最初是反帝、反封建，实现新民主主义，之后变成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后奔小康——当然不是孔子那个“小康”。如果直接将实现“大同”立为大公党的奋斗纲领，就会因为遥不可及而变得虚无飘渺，而为成员怀疑，失去前进的信念。如果只以限制君主权力的“共治共有”为奋斗纲领，那么从士权到民权就无法申张，废除君主世袭、选贤与能的“天下为公”之政就实现不了，最终还是在“家天下”的圈子里打转。
至于党内的成员们信不信“大同”能实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目标总得往高里确立。就如道家以长生为目标，佛家以修来世为目标，都是遥不可及的。然而正因为有这样至美好的大目标，真正的信徒才那么虔诚。
阁内成员经过一阵讨论后，这个至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被一致通过。
在议定纲领后，又议党内结构。名可秀道：“建政党当如建屋舍，须得有高低结构，梁柱楔门扇各居其位，各承其力，才能搭建得严密坚固。政党之内，一利职责分明，有序不乱；二利奖惩有凭；三利上下激励；四利职责监督，杜绝任事不为，或专权之行。”
众人议论后认可。
于是诸成员聚议，初步定下党内结构：以党首为总领，其下设副党首一人，执事四人，司计掌财务，司察掌党内纪律及监督，司闻掌情报，司宣掌宣传，掌书记负责文函上传下达及党务联络，司靖掌内外安全等。
对于各任职者的人选，包括党首在内，名可秀道：“当选贤与能。”重点在一个“选”字，即定党内公选制。
卫希颜便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可成立国家党议会，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党首、副党首和四名执事的提名公选，还要通过国家党议会的议员名单，以及修改政党纲领和组织规则；二是在国家党议会下设常议会，由党首、副党首、执事组成，通过党首提名的司库、司察、司宣、掌书等任职人员，并讨论处置日常重大事务。
党首也要公选？
丁起等人面面相觑，这还用选吗！
名可秀容色肃然，“吾之后又如何？选贤与能，党首亦然，子孙贤者方可上，焉可成家天下之帝王世及？”
众人耸然，其后均肃然。
卫希颜的提议遂通过。
名可秀道：“常议会为日常治事，即理事，可称‘理事会’，以与‘国家党议会’区别。”众人道可，于是定名。
又定国家党议会五年召开一次，通过党首、副党首、执事、议员的提名，即党首、副党首、执事、议员五年选一次。当然，这个时候是没有人提任职年限的，“选贤与能”的涵义即以贤能为任，而不论年龄和任职时间。
卫希颜心道，每一个大时代都有一个领袖人物，终其一生，他（她）的权威无人代替；而这个时代，就是名可秀的时代。
但是，提出公选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这才能保证在她们这一代之后，大公党仍然能保持它的优秀。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内的公选行动来渗透民主概念，再由大公党内的民主推及到天下民治之民主，这是一步步的行动。一种新思想，必定要先得到“自己人”的认可，才能再谈推而广之。
这次阁议持续了两个时辰，被记为大公党第一次国家党议会，确立了至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确立了大公党的宗旨，确立了党内结构，并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党首、副党首、执事和党议员名单。
因为还有一些主要成员因各种原因未能到会，最终计票将在这些人投票递回后再确定。但以目前结果来看，名可秀任党首毫无争议，丁起、赵鼎二人当选执事也可确定，另外两名执事则有可能在宋藻、谢有摧、郑彀、陈旉四人中产生，党议会的名单也大体出来了，或有个别人最终有变动。
而副党首为空缺。
因为卫希颜拒绝对她的提名，理由是名可秀当选党首已是确然，她身为党首的配偶便不能提名副党首，以免党内权力集于一家。名可秀只笑不语。丁起、赵鼎、宋藻暗翻白眼，心道：分明是想躲闲。这三人与卫希颜共事久，知道这位国师枢密使不耐琐务，在枢府任事都是抓大放小。丁起便说：“卫国师不任党贰，某等孰人贤能威望可逾之而任？”意思是，没有人敢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功绩可越过卫希颜而任副党首。
卫希颜却坚持道：“先例不可启。”
这个理由很正大。
众人一时相顾无语。
丁起、赵鼎、宋藻都觉得牙痛，卫希颜若不任副党首，肯定更不愿意做执事，难道只做党议员？——那谁又敢做执事？
作者有话要说：大公党，某真心觉得这个名不错~~~~~
☆、奠基之年
最后还是名可秀解决了这个难题，在理事会中设“资政理事”一职。
“资政”原意是帮助治理国政；朝廷设有资政殿大学士一职；专授罢职的宰辅；无吏守、无职掌；仅备皇帝谘问国事。用于理事之衔，也是取用顾问之义。资政理事作为党内常议会——理事会的成员，与执事拥有同等的议事、决事权；但不得担任党内任何职务；即不具有领导权。
这个职务并不仅仅是为了卫希颜而设立；在座的诸人都已经想到了，这个职名对于安置个别德高望重或功勋卓著但却不便于在党内任实职的成员而言是极为合适的。
接着是选司察。
司察是理事会下的职务；按理应在理事会成立后由理事会选出。但司察一职有特殊性，职司党内纪律和监督；是党内司法者，故决议由国家党议会公选，以保持司察的独立性。
至于理事会之下的掌书记、司计、司闻、司宣、司靖等职位人选，则在理事会成立后，由党首提名、理事会选举确定，不需经由国家党议会公选。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至四月底，因各种原因缺席第一次国家党议会的大公党重要成员的选票陆续到齐。
至此，第一次国家党议会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束了。
所有参与投票的振道社成员都是“名党”的骨干，毫无异议地都当选为国家党议会的议员；“名党”的骨干中，还有非振道社的成员，如莫秋情、孟曙等人，由名可秀推荐，也成为大公党的创始党员之一，并被选为党议员。党首是名可秀，卫希颜为资政理事，丁起、赵鼎、宋藻、郑彀四人为执事，他们六人共同组成党内常议会，即理事会，处置党内常务。
五月初六，名可秀召开大公党第一次理事会，选举并任命理事会下诸职务。
至此，史上第一个政党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了。
大公党的成立对于“名党”的影响是深刻的——
最大的影响来自于权力的分配方式。以前的“名党”，权力集中于名可秀一人，名可秀是的“君”，他们是“臣”，名可秀是主，他们是从——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名可秀的给予，权力的分配是上对下。成立政党后，权力则于集中于名可秀一人分散到理事会和理事会下诸职，而最高的决策权是在党议会。虽然因为名可秀无与伦比的威望，她的意志仍然是大公党的意志，但是，权力的分配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上对下，而是平行的——大公党党员拥有的“议”和“决”的权力，来自于党章的规定，而不是名可秀的给予。
“……这个重要的变化用一句话概论，即党内人人平等之思想。党章之下，同党者同志，同志者同行，区别只在于职位的高低，权力的多少，而不是主与从。这是一种权力地位上的平等。初始，这种平等思想只是一种不明确的意识，但当它从萌芽到渐渐明确，并最终成为党员成员的信仰时，便随着党员的政治活动而影响到整个国家权力阶层，这就必然而然地推动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思想嬗变，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到“与士大夫共有天下”……。这种思想嬗变是对国家权力的‘共有’要求，它从权力形式上要求改变权力来自君主赐予的这种‘不平等’，于是，国家立宪产生了。”
——摘自《论大公党对华夏政治体制的影响》，著者文天祥（大公党第十二任司宣，帝国内阁文化及教育大臣），华夏纪年3998年、宋历340年7月出版。
这一年，是建炎十三年。
大公党的成立对于此时的大宋帝国而言是默默无闻的，尽管它在后世被史书称为“国家立宪的奠基”，但是，这一年对于大宋臣民来说，唯一不寻常的是皇帝的驾崩和新君的继立。
这一年九月十七，在经过两府全方面的考察后，皇长子赵瑗被立为储君。
按储君易名之制，由皇太后代大行皇帝赐名为昚（射n）。
九月十八，新帝登基。
次年，改元大宪。
《诗》曰“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宪为喜乐之意；谥法曰“宪”为“圣善周达、创制垂法、表正万邦、仪范永昭”——新的年号表征了这些美好的意义。
但在大公党内部，这个年号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在后世的史书中，赵昚被称为“元宪皇帝”，相比雄心勃勃的“中兴皇帝”赵构，赵昚留名于青史的却恰恰是他的“无为”。而在历史功绩上，这位“无为”的元宪皇帝，也比称为中兴之主的高宗皇帝有着更高的地位，最重要的功绩即在于“宪”。
大宪年号持续了六十二年，这六十二年，史称“大宪盛治”。
那是一个真正的盛世。
那不仅仅是一个帝国的盛世，更是一个文明的盛世。
而大宪盛世的意义，远远不止如此。
或许可以用大宪五十年，在帝国第一届国家议会上，首任议长名可秀的致词以概言——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吾等开创了历史！”
第六卷国疆完。
***
第七卷盛世
第一章南域华章（一）
大宪二年，才刚进入六月，大宋京城已暑热如火。
六月初二，一份来自广西经略司的急报，让这暑热如火的天，仿佛泼了油般，“腾”的一下窜烧起来。
就在五月十七，广西路的邕州（广西南宁）与交趾毗邻的永平寨博易场，也就是大宋与交趾边境的互市榷场，被一股交趾军偷袭，死伤大宋商民数十人，掳去财货无数。这一事件是自侬智高叛乱平息后，广西承平百余来的首次边乱，震惊无数军民。
邕州守臣李易上报广西经略司，请求出兵，严惩交趾，以平边患，以安民心。广西经略司接报后立即派遣桂州武安军增兵邕州，加强边防；同时急报朝廷，附李易奏折，请求朝廷出兵讨伐交趾。
朝堂接报后震动。消息传出，朝野议论沸然。
交趾在秦、汉、东吴、曹魏、晋朝、刘宋、南齐、南梁、隋、唐时代曾为华夏统治属地，唐末交趾李朝脱离华夏王朝独立，宋初又接受宋太祖册封的“交趾郡王”，与宋朝算是半藩属的关系，但实际上是不朝贡的独立王国。大宋对屡屡挑动蛮峒祸乱广西的交趾向有用兵之心，而交趾也向来觊觎广西的地盘和资源，两国在宋神宗时期终于爆发战争，但双方均未得利，之后交趾不敢再挑战事，而宋朝也因辽国和西夏之患不便南面用兵，遂百余年无战事。而今邕州又起边衅，对于军事强盛不同于往昔的大宋帝国而言，是绝不能容忍的挑衅。
六月初三，崇政殿朝议交趾事件。
年方十五的大宋皇帝赵昚表情肃然、实际懵懂地听着下面大臣们的争论。他心里谨记着前礼部参政、现任太傅兼学士院承旨胡安国的嘱咐“少动口，多动耳”，拱袖端然不发一辞。
虽然年少的皇帝对殿上大臣们的争论多半没有听懂，但从一些关键语中也弄明白了不同大臣的立场：以卫国师为首的枢密院赞同出兵；以太傅胡安国为首的学士院认为应以调解为上、不可轻启战事；以丁相公为首的政事堂则认为应先礼后兵，视交趾的态度再定出兵与否。赵昚无法判断谁对谁错，而朝议也并不需要他这个皇帝来做判断。
根据以前的经验，年少的皇帝知道：最终的决策必出自于二府，端看哪方的相公占上风罢了。
此次朝议最终是政事堂的相公们暂时占了上风，决议：先派使臣谴责交趾，要求交趾交出偷袭永平寨的所有官兵，交趾国主向伤亡的大宋商民道歉，并十倍赔偿损失，保证今后永不侵犯；若交趾拒绝上述条款，则遣王师讨伐。
次日，枢密院和鸿胪寺的使臣出使交趾。
六月二十日，交趾国派出使臣，押送偷袭永平寨的四十七名谅州巴外城驻兵交赴邕州宋军，并言道，这些驻守巴外城的交趾兵是受了宋朝禄州蛮峒的蛊惑，里应外合袭扰了永平寨博易场，言下之意是罪魁祸首不在交趾，而是不服王化的禄州蛮峒。
禄州是邕州的羁縻州，永平寨即在禄州境内，与交趾谅州辖地仅一涧之隔。整个邕州地域辽阔，不止禄州一个羁縻州，其地南接交趾，西接大理，共设有四十七个羁縻州，其中与交趾、大理接壤之地均为羁縻州，交趾边兵多与邕州羁縻州溪峒勾连为匪，打劫商旅——交趾使臣的上述说辞不算错。但是，说交趾兵是受了蛮峒蛊惑却是卸责之词，确切地说，是双方勾结，狼狈为奸。
而此次袭掠博易场事件，邕州调查的证据显示罪责在交趾，是谅山府驻兵胁迫禄州溪峒为内应，其主谋即谅州兵马总管——而交趾交送邕州的贼兵首领却只是驻守谅州辖下巴外城的兵马指挥使。
交趾使臣否认谅州兵马总管黎青参与此事。
然而，宋方并非空口白牙地指控——被交赴宋方的交趾巴外城驻军指挥使供认，他是受黎青指令行事，并有谅州兵马总管亲书的手令。
人证物证俱全，交趾使臣难以抵赖，却不甘愿、也不敢就此将黎青交予宋方处置。除了顾及交趾颜面外，还因黎青此人在交趾国颇有些背景——是当朝黎太后所属的黎氏家族的子弟，虽然只是旁支，地位不重要，但黎青的同胞妹妹却是当朝辅政大臣杜英武的宠妾，因了裙带关系才得了毗邻富庶宋朝的谅州兵马长官的差使。
交趾使臣不敢擅断，只好飞报升龙府，请朝廷决断。
此时交趾李朝的国主是位小皇帝，即位三年，年仅六岁，由黎太后垂帘听政，但实权掌握在辅政大臣、平章军国重事（宰相）杜英武手中。杜英武性格强硬，不甘心受宋朝逼迫交出边州帅臣抵罪，若真如此，他在朝中的威望也会受到反对派辅臣的攻讦而被削弱，于是力言抗宋。最终交趾朝廷遣出兵部侍郎为首的使臣团出使邕州，指责宋方收买人证诬陷黎青，目的是谋取谅山府。
宋方当然不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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