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市民的奋斗(无语)-第4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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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远，究其原因就是美国怀疑我国在西伯利亚和支那怀有侵略野心，因此我们应该努力避免使其疑虑加深，这样才符合我国利益。月底支那将派出总理特使访问我国，这是缓和日支紧张关系的时机，也是自去年支那撤回驻日公使，撤回全部留学生后；表现出的善意。我们在支那政府高层的朋友最近不断告诉我们，他们的总理已经决定缓和两国之间紧张的关系。”原敬对外相内田交待道。

缓和日支关系是原敬之组阁后的工作重点。日支关系缓和后，日俄关系必随之缓和，进而可调整日美关系，日美之间的对抗和疏远是不明智的选择。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陆徵祥从位于72大道的外交部大楼里走出来。作为共和中国现代外交的开创者，尽管在司马组阁后关于陆徵祥的职务产生一些争论，但是最终其仍被司马任命为外交部总长，毕竟西北并没有几个真正的职业外交官。

陆徵祥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乘车回家，而是独自步行。在经过共和广场时陆徵祥朝广场上的人们扫了一眼。广场上的市民大都显得安逸和愉悦，显然他们很享受目前的生活。共和广场就是从前的西北广场，随着行政首都迁移至西北，根据国会要求，西北广场被更名为共和广场。尽管刚到下午六点，但此时共和广场和西北每一条街道，都被路灯和霓虹灯点亮，这个新兴大城市每一个夜晚都是灯火辉煌如同白昼。

看着街景和路人，面色沉重的陆徵祥想起自己刚入外交界时，正逢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那时自己的恩师曾对自己交待：不可忘了马关条约，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当年自己出任外长后，特意请人写下　“不忘马关”的横幅挂于办公室，时刻提醒自己勿忘国耻，收复失地。但是在共和四年自己却以外交总长的身份，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更为耻辱的二十一条。

“子次不可委以重任，共和四年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之　“二十一条”，今其竟被委任为赴日总理特使，总理委重任于此人，实为不智之举。”陆徵祥脑中再一次浮现出自己被委任为赴日特使的消失传至报界后，报纸上对自己的形容。报界并不知道，他六年来从不愿与人谈及此事，良知的折磨使他身心俱瘁。终身悔恨之事，今天再次被揭开，实在是……。

“从此我陆徵祥千秋万代为世人唾骂矣！”当年外有武力相逼，内有袁世凯严令，自己硬着头皮签下二十一条前对袁世凯说过的话，现在已经的到印证。尽管新任内阁不承认二十一条，甚至二十一条从来只是纸面之约，但至今国人仍无法忘记这一奇耻大辱。站在广场边，陆徵祥敏感的留意到一些人远远的对自己指指点点，显然是认出了自己。自觉无法承受这一切的陆徵祥挥手招来一辆出租车，匆忙离开共和广场，逃似的来到总理私宅，之所以来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辞职。

“今日总理委任子次为赴日特使，然子次实难担起此等重责，请总理另寻高明，这是我的辞呈。”司马当然知道陆徵祥司为什么辞职。因日本皇太子裕仁将于11月25日开始摄政，出于缓和中日关系的考虑，司马才决定向日本派出特使。而挑来选去在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官中，司马选择陆徵祥作为自己的特使，前往日本与日本展开全面的国务会谈，以期缓和两国目前日益紧张的关系。

“子次，你初涉外交时正值清廷战败，被迫签署《马关条约》，自此中国国权沦丧，想来你亦深有感触。子次，你不愿出任赴日特使，恐是为避他人之口舌。　“二十一条”之事，国人大都知晓，你不过是被临时推出主仪的，所以无需介怀，报界之所以旧事重提，实际上是为吸引民众而制造新闻。国人需知一点，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陆徵祥是共和第一外交官，尽管历史对他签字　“二十一条”一事颇为指责，但是在历史上其率团赴巴黎和谈，在列强把山东当成礼物送给日本人时，正是身为团长的他顶住了北方政府的压力，坚决表示　“宁辞职而不签，不卖国”。之所以选择他做为赴日特使，一来是因他在日本政界眼中是　“半个亲日派”，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历史上他在　“巴黎和会”期间所表现出的气节。

“总理，六年来，我一直为此深负歉疚。因此，从不愿和人提起这件事，即便被问道，也礼貌的拒绝回答，此实为子次人生之一大污点，恐子次无法担此重任，还望……”陆徵祥依然坚持辞职的请求。尽管这一次去日本或许会比自己想象的顺利，但是在当前中国，国内充斥强烈的反日情绪，如自己在日本的表现稍有不当，或协议不如人意，很有可能会被斥为国贼。毕竟在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做过一次，再做自然是顺理成章　。

“子次，今年5月，山本内阁解散后，原敬之上台组阁。随着俄国革命的爆发，以及我国的完全统一，使山县有朋和军部策划的通过日俄合作对抗英美，扩大其在大陆扩大势力的外交战略从根本上破灭。原敬上台后，为了应对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新变化，采取了与英美进行协调的外交路线。为了避免日本在国际上孤立，山县也不得不对原敬外交抱有期待，原敬与山县之间的关系不知不觉发生了转变。

原敬对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首先表现在调整对华政策上，原敬之认为日本以武力对中国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从而引起日本与欧美各国间的摩擦，招致日本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他反对山本内阁对华提出二十一条，也是出于不愿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意图。损害日中友好关系，西方列强还会猜疑日本对中国怀有野心，使日本在国际上倍受孤立。在不干涉内政的方针下，原敬把日中友好做为对华基本政策。所以你去日本，如不出意外话，将可清洗背负已身的污点。”司马沉思了一会开说道。

之所以现在决定缓和中日关系，除了为国家争取时间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原敬之的组阁，让司马看到中日调整关系的可能。中日开战时间每拖一年，对中国就越为有利。而原敬组阁恰恰为司马调整中日关系，缓和目前紧张局势提供了前提因素。相比于日本历届内阁，原敬内阁无疑是最为　“和平”，可以交谈的日本内阁。可以说原敬之会在共和十年组阁完全超乎司马想像，毕竟日本历史已经改变，就像山本内阁接替寺内内阁一样，就已经脱离开历史轨道，而这一轨道在共和十年又发生变化，日本的第一个民选内阁上台组阁。

国内红军起义和要求实现普选制的民众运动以及民主主义思潮高涨，国际上则面临国际局势发生激烈变化。美国开始头痛，俄国爆发革命，中国复兴和民族主义高涨，令有首相制造者之称的山县不得不认识到藩阀官僚政治家已无法担当应对时代的重任，因此，原敬内阁比历史推迟了四年后仍然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原敬内阁组成，在日本政治史上是划时代的事件。而在司马看来，原敬内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日之间或许会出现一段对自己颇为有利的和平时期，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是在战争之前，自己需要充分的准备时间。

“总理，我……”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陆徵祥怎么可能不知道原敬内阁上台后开始调整对华关系，自己此行去日本或许真能如总理所言洗去污点。但是，陆徵祥很好奇为什么总理需要调整对日本关系，世人皆知总理异常敌视日本，现为何要调整中日关系？

“子次，我需要时间。这么说吧！这次你去日本，一方面是做特使，与日本展开谈判：第一是收回我国山东权益；第二是促成日本从俄国撤军；第三就是为我们争取时间。最好十年，至少要争到五年时间。此事若成，你是国家之功臣，国家需要你去。时间，我们的国家需要时间进行建设。在亚洲中日之间必定会发生战争。但如果战争现在爆发，我们就会失去最宝贵的发展时机，所以我要你去争取时间。”司马用不容质疑的说道，他对陆徵祥充满希冀。

陆徵祥是注定要演悲剧的，他善良而软弱，书生气十足。有人形容他　“谦谨平和而拙于才断”。共和四年，袁世凯为了穿龙袍，要陆徵祥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与日本就《二十一条》展开谈判，并命他签字。尽管他明知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不签：日本一定会使用武力，当时中国兵力疲弱，加上内战，民众已在水深火热中，何堪日寇蹂躏？签：实在不情愿，他知道袁世凯不论签不签都要牺牲国家和民众，只有硬着头皮接下这任务。

而现在司马同样需要他这种性格，不过不是为了让他为自己挡罪，而是为了让日本相信自己的诚意，同样需要这个临终伸出三个手指，以示中国在其心中占去四分之三之人为自己争取时间。　“总理，子次……”犹豫良久，陆徵祥勉为其难的收回辞呈，决定接受总理的任务，出任总理特使访问日本。

在茫茫大海上，高速航行的战舰划开湛蓝的海水。站在舰边的陆徵祥从登上　　“定远号”袖珍战列舰起，就显得很激动。陆徵祥显然没想到自己竟然会乘座这艘国造第一大战舰　“定远号”战列舰出访日本。陆徵祥知道　“定远、镇远”两舰对中国海军的意义，二十七年前大东沟海战对中国影响之深远。

穿雪白海军礼服的凌霄从司令塔下来，朝陆徵祥走过来。　“特使阁下，外面很冷，还下着雪，您应该在休息室内休息。”　“凌将军，您叫我子次就行了。不妨事，这是我第一次上兵舰，难免有动，我只是没想到有朝一日能登上定远号。”陆徵祥上舰一天一夜，还曾获准进入炮塔参观，使陆徵祥象个孩子一样兴奋。　“定远号”是中国制造的最大战舰，近一万七千吨，共和八年年末服役，其一经服役立即在国内引起轰动，人们寄予厚望。

凌霄笑了笑，自定远号服役以来，作为北洋舰队第一战列舰司令官的凌霄，早已习惯人们登上定远号时的激动。

“勿忘甲午”陆徵祥在舰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和自己办公室内的　“不忘马关”相映成趣，不过与缓和中日关系的精神南辕北辙。　“凌将军，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您知道此行访日系为缓和中日两国关系，那个……”话说了一半，陆徵祥突然止住话题，　“勿忘甲午”是中国海军的精神，摘去这四字，还是中国海军吗？

“子次先生，多虑了！此次去日本恐怕不至于造成轰动，一万七千吨的排水量，九门254毫米炮还赶不上小日本的河内级。日本将会派出长门号巨型战列舰引导我们进入东京湾。”凌霄了解特使的顾虑，特使在出发时向各国记者许诺　“将开辟中日关系之新纪元”，便开口解释道。

一万六千九百吨的排水量，三座254毫米舰炮，六座13毫米副炮，145毫米装甲，28节的航速，　“定远”舰不过是一艘缩水严重的　“袖珍战列舰”而已。定远号服役后为了嘲笑中国人，日本创造了一个　“支那型战舰”的新名词，甚至被各国海军界采用，泛指　　“薄壳小口径”，　“非主流”型战舰，中国制造的镇海驱逐舰亦被列入其间。

不过作为舰队指挥的凌霄却知道，在日本人眼中百无一用，实为鸡肋的　“定远号”袖珍舰，实际上是收敛起利齿的海上恶狼。在日本海军以及诸列强海军专家眼中，定远舰设计严重落后，航速只有28节。28节只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伪装数据，舰型设计反而是最成功之处，是经过数千次水池试验后精选出的最优化线型。

再配以西北动力最新型舰用锅炉，在产生同样蒸汽量的同时大大减小了锅炉的重量以及能耗，即使是美国进口的帕森斯式汽轮机，同样是利用西北现代精密滚齿机加工出来的齿轮减速系统，极大避免传动中的能量损失，四轴推进。最一切最新技术的结果。使它的航速并不是公开的28节，而是32节，过载功率达到16573马力，甚至可达到35节的极限航速。他的速度甚至比同期各国的鱼雷艇还要快。

从表面上看他的装甲很薄弱，但实际上定远号装甲是根据作战任务需求而精心设计的美式重点防护和德式全面防护的结合。部分采用了1912年美国内华达号战列舰上再次复兴的重点防护理念。由15毫米15度内倾表面渗碳装甲钢构成的装甲带及60毫米水平板甲，保护机舱和弹药库等关键区域。另外在军舰水线其余部分仍然用75毫米装甲带以防止水线被敌舰152毫米下舰炮击穿，继而影响整舰航速。甚至通过优化动力组分配的方式，放弃对鱼雷的直接防御，以这艘军舰的极高航速，被鱼雷命中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至于颇受指责的　“薄弱”的火力，三座254毫米舰炮，六座13毫米副炮相比于320毫米巨炮而言，火力无疑太过薄弱，但采用身管自紧技术的254毫米口径新式火炮，在近中距离的穿甲能力超过各国普遍使用的12寸/45倍口径舰炮，而这种性能优异的火炮配置是海最高机密之一。

为了保障特殊作战任务，定远级袖珍战舰还配有三只空中的眼睛，三架特别设计的水上远程侦察机。为了防止战舰在回收水上飞机时被潜艇暗算，设计师特意在外舰首水下部分设计向两侧突出形成鼓包的球鼻艏，球鼻艏内放置了数部水下听音机。

“等将来打起来，你们才会明白他的牙有多锋利。”想起日本人的轻视以及他们的冷嘲热讽，凌霄嘴角轻轻上扬，似乎看到未来纵横在大洋上的六艘袖珍战列舰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战绩。

就在这时，一名海军军官急匆匆的跑到舰边：　“长官，海军部与外交部急电。”

第二百五十四章　危机

共和十年的中国，存在两个金融中心，一个是新近崛起的西北市，西北市的第八大道被国人称为亚洲的华尔街，第八大道是中国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而另一个则是自上世纪中即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这里同样是南中国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城市。在五年前，拥有大量租界的浦西经过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著名大都市，享有　“十里洋场”、　“东方巴黎”之称。而与之一江之隔的浦东却依旧是一派荒凉，或许正是荒凉导致地价低廉，共和五年后，上海新兴民族产业大都选择在这里办厂。

早在共和七年，上海市议会一些有识之士也曾酝酿、制定了一个　“大上海计划”，包括在浦东建立一个大港区及在陆家嘴建设一个新市区等。最终计划在共和八年，随着国家的统一、税收的降底，大环境的好转，同时在爱国者不租洋人房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浦东开始大规模建设。此时的浦东尽管仍处于建设规划期，但相比三年前，已经初显大都市雏形，位于黄浦江边的二十八层商业大厦更是成为浦东的代表，相比于对岸各国租界内的西方建筑，浦东更显东方之韵味。

早晨，太阳普照大地，金色的阳光，浇洒在街头和屋顶上，洒落在人们肩膀和脊背上，使人全身透着懒散的暖意。作为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李历清更喜欢上海，喜欢上海的文化和冒险氛围，比如它有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最自由的新闻出版业、最自由的创作和创业环境、丰富多彩的电影和文化娱乐业，还有各国涌来的冒险家、间谍、文人、难民……总之李历清认为上海更像纽约，既高雅又古朴，又有藏污纳垢的角落，整个城市有阴有阳，亦中亦西，充满奇幻色彩。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上海位于中国南方，是南中国的金融中心。这里商业银行数量远远超过对银行资本有严格限制的北方各省，尽管中国已经完全统一，但是地方上仍然保留着相当大的自治权，尤其是南方各省，各省地方立法对于金融的监管并不像北方那般严密。而作为银行监管机构的中央储备银行，在上海可以发挥出更为重要地作用。

作为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李历清的办公室宽敞而明亮，在上海商业大厦二十八层。在高楼上面俯瞰四方，拥挤不堪的市区别有一番景色，而附近精心规划的公园和林荫大道让人心旷神怡。平常，在工作之余，李历清喜欢站在窗前，眺望远方，思考人生，忘却烦恼。

李历清今年不过三十岁，从大学毕业算起在金融业从业经历也仅仅只有四年多，这个年龄出任中央储备银行分行经理的要职，坦率讲，的确令人艳羡。其中当然有运气的成分，但运气更加垂青具备实力的人，李历清正是实力和运气的完美结合。金融界人士大都知道这个年青人曾在数年前制定过　“银行联币政策”，华元拟定、银行金融业监管等诸多影响到中国金融业的大事件，都有其参于，正因为如此才会被委于重任，出任央储四分行中最为重要的上海分行经理。

面对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李历清得心应手。作为央储上海分行经理，李历清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上海的金融市场。古人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说法，这种超然境界，是李历清必须要做到的，但是今天，自从用密码本译出总行的绝密电报后，即便李历清，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果消息传开的话……”站在窗边的李历清思考密电中的情报，再也见不到春风得意，只有担心。消息一旦传来，对于国内金融业、实业界的影响恐怕将是空前的。

“德国已通过秘密渠道向协约国表示愿意展开停战谈判，从即日起从严控制金融业的投机行为，以减轻国内金融业损失，并尽量将危机转嫁至外资银行”。中国经济的繁荣建立于欧战的基础上，对于严重依赖参战国定单的实业界而言，和谈对于实业和金融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该死的！为什么要和谈？德国人也太没骨气了！”德国人在坚持了七年后，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战争问题，谈判意味着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有可能在明年春天结束。协约国与同盟国展开谈判的消息一经传出，无疑会引起国内股市狂跌，参战国定单对于实业界的重要性，即便是傻子也明白。

这时突然然响起的电话铃打断李历清的思绪，把他从沉思中拖回现实。李历清长叹一口气，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　“喂，您好，我是李历清。”　“李经理，我是哈同。”电话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上海地产大亨哈同。　“哈老板，您好！”李历清脑海里浮现出这位犹太地产大亨的形象，哈同是上海第一巨富，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两侧房产都属于此人。

“今天下午爱俪园有一个茶会，不知道李经理是否有时间，届时赏脸光临寒舍。”哈定讨好的问道，实业界的发展带动金融证券市场的发达，即便是最冷静的犹太人也会将大量资产投入到股票证券市场，哈同就是其中之一。几年来，其在股市投资超过一亿元，回报同样颇丰。巴结他这位上海金融皇帝自然而然。　“哈老板有邀，历清不胜荣幸！一定到，一定！”李历清虚假的客套着。对于哈同，李历清没有任何好感。平常对于富商、大享的邀请，李历清都尽量回避，酒无好酒，宴无好宴。

“是债，总是要还的。”挂下电话，李历清兴奋的念叨了一句，随后将总行发来的密电和密电译本的第96页在托盘内烧掉，这是总行为防止机密外泄而制定的铁律。站在办公室内，直视对面租界，对面的十里洋场是上海繁荣的缩影，但同样是国家的耻辱。　“沙逊、哈同”李历清并不是军人同样不是政客，更不是特工，但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李历清知道他们在上海的份量，同样知道风光背后的肮脏。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随后近八十年中大量中东塞法迪犹太人移居上海租界，他们移民上海的动机就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发财致富。

塞法迪犹太人大多以　“两土”（　“烟土”鸦片贸易和　“土地”房地产经营）起家，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网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拥有一定的影响。

鸦片贸易是暴利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放过，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作为　“洋药”，在英国炮舰政策的护卫下，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此禁一开，沙逊家族火速跟进，不久就控制了印度鸦片70％的产量，一跃成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

1885年，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一起在上海设立　“洋药公所”。据禁毒署统计，在　“洋药公所”成立的20年内，成交鸦片万箱，平均每年2万箱。到20年前，有账可查的属于沙逊洋行的鸦片批发代销商号，就有安和等5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