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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市民的奋斗(无语)-第4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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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驻日大使把报告发给柏林和中国外交部后，德国大使和陆海军武官各自进行调查研究，以研判起义对日本未来政局的影响，中国情报机构中央调查局也在第一时间命令潜伏在日本的谍报人员尽量搜集起义的详细情况。此时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东京，目光是复杂而多样的。
作为皇太子的老师，以及日本最后的元老西元寺在郊外的别墅同样被起义士兵占领，但与其它政要遭到刺杀不同，西元寺反而被 “保护”起来，直到黎明，在与一名身穿便服的人员会谈两小时后，西元寺便被起义士兵护送到皇宫外。到皇宫后，西元寺只是把发生叛乱的情况禀奏摄政皇太子。
“……赤军司令员福井川已经秘密到达东京，三小时前，我们在郊外别墅进行会谈，福井川委托我向殿下转达敬意。”听到西元寺的话，裕仁沉默不语。在两小时前，裕仁就获知军队叛乱并不是军人叛乱，而是如1917年俄国水兵式的叛乱，一场赤色革命。两个月来随着战事失利，国内遭受毁灭性轰炸，数十万失去住房、饥寒交迫的民众不断涌向赤坂离宫。不仅是寻求庇护，而是用沉默与严肃，表达无声的抗议、无言的要求：天皇必须归政，政府必须重新组阁。
裕仁清楚地记得出任摄政前戏剧性的一幕。出任摄政前夕，平素痴痴呆呆、间歇性发作精神疾病的大正天皇，却护住玉玺死活不肯交出。后来是西园寺元老连哄带骗，用尽对付顽劣幼童的手段，才得到国家权力的象征。不难想象，倘若逼迫天皇逊位，疾病缠身、奄奄一息的白痴，很可能一命呜呼……他不愿背负 “不孝”的罪名，甚至，他还寄望以此博得贤明君主的美誉。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赤色分子主导的叛乱打破了自己和元老们制定的计划，镇压叛乱无疑可行，但需要时间，需要将其它师团部队调至东京，在此之前……
“福井川来到东京？你确定是福井川那个叛徒吗？通知宪……”裕仁大吃一惊，福井川竟然如此胆大，整个日本都在悬赏要他的脑袋，他竟然来到东京，刚想问是否通知宪兵队时，裕仁才想起整个东京充满起义士兵和暴徒，东京对福井而言如同新泻一般安全。福井川无疑是日本最大的敌人，裕仁在噩梦中都会梦到这个三十七岁的男人。
帝国贵族、财阀在谈论起此人时，在恐惧的同时还略带崇敬，出于对一个 “军神”的尊重，在短短几个月内一手将濒临灭亡的赤军再一次扩充成十余万军队，靠乌合之众多次击败进剿的精锐军，有时候裕仁会想，假如让其指挥皇军，或许皇军可反败为胜。而现在，这个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敌人，最残暴、无耻、卑鄙的敌人，竟然来到东京，而且同元老重臣会面。
“殿下，我和福井川进行了两个小时深谈，他或许信奉德拉莫克西主义，但他还是一个日本人，这一点从我和他之间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的感觉到，社工党和赤军希望结束内战。”说到这里，西元寺公望话声稍顿，等待皇太子的提问， “结束内战？他们还有什么条件？投降吗？他们是不是要特赦？”如同抓住救命稻草，裕仁喜不自胜，赤军投降？有比这更好的消息吗？
“殿下，您认为赤军有投降的可能吗？” “有投降的可能吗？”西元寺公望的反问让裕仁张口结舌。赤军不仅仅占领新泻、山形、福岛三县，还占领宫台、秋田、群马、枥木四县，赤军距离东京只隔一个琦玉县，说其包围东京一点都不过份。赤军拥有40万军队，近万名苏俄军事顾问帮助其训练、指挥部队，还有超过5万人名为国际纵队，实际上是苏俄精锐军帮助他们直接作战。
苏俄甚至还帮助赤军建立飞行队，只不过飞行员都是俄罗斯人。而中国人非常乐意看到日本陷入内战，多次向赤军提供间接帮助，如果不是中国空军在皇军进剿途中将其重创，赤军怎么可能击败皇军。在赤军全面占优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投降？那他们为什么会提出结束内战？而结束内战的条件是什么？
裕仁望着窗外静思，在沉默数分钟后，转过身来， “福井开出什么条件？”裕仁并没有注意到语气的转变，过去裕仁提到福井川时所用的词汇都是 “叛徒”、 “暴徒”、 “土匪”之类，并用极其轻蔑的口吻称他为 “福井川”，而不像现在称其为 “福井川。 “组阁！”西元寺公望轻轻吐出两个字。 “组阁？”裕仁不可思议，社工党和赤军要求组阁？这与拱手将帝国让于社工党有什么区别？
“是的，殿下，既然田中内阁无法获得人们支持，自然需要组建新内阁，这是国民的要求。”西元寺公望非常平淡，似乎认为社工党组阁和政友会或宪政会组阁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一个全新政党组阁而已。 “西元寺！”裕仁感到失望和愤怒，他难道没意识到1917年俄国革命后罗曼诺夫王朝的悲剧吗？如果让社工党组阁，等于将帝国和万世一体的天皇家族送到赤军的屠刀下。
皇太子的愤怒，在西元寺公望预料之中， “殿下，当务之急是结束与中国人的战争，将帝国的力量用于平定国内叛乱，确保帝国安危，但停战的代价就是接受远甚日清下关条约的 “中日新加坡和约”，谁可以接受这个条约？是田中吗？或许田中可以充当替罪羊，承担战败责任，但国民的愤怒最终还是会从内阁转嫁到皇室身上，皇室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殿下，由社工党组阁无疑是冒险的，但他们却可以承担战败的责任，与皇室无关！与中国签定和约后，社工党声益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国民还有可能支持他们吗？”
裕仁反驳道： “他们如果不在和约上签字呢？”听到皇太子的问题，西元寺知道22岁的殿下已经松动了。社工党组阁表面上充满危险，但却可以让帝国摆脱困境。但没想到，摆脱了目前的困境，未来帝国却会碰到更大的困境。 “那么他们会解除武装吗？会放弃武装叛乱吗？会放弃德克莫拉西主义吗？”裕仁提出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他想问另一个问题，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殿下，解除武装，是社工党不可能接受的，他们要求保留赤军，在赤军控制区域实行苏俄式管理，同样赤军的活动也限制在这些县区，而在其它县区帝国仍然遵从旧有方针。组阁后，赤军会向东京派出不超过2000人的警卫队，确保内阁成员安全。同时福井川希望政府能够举行立宪会议……”
说到这里，西元寺公望眼中带着嘲弄，谁能想到赤军暴徒提出的条件竟然是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实施君主立宪，使政治透明化、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使宪法凌驾于最高统治者、政府、议会、政党、军队之上。就像俄国的乌米扬诺夫，这不过是俄国革命的翻版，但他们却忽视了日本和俄国文化以及环境的不同，尽管表象上，日本和1917年的俄罗斯一样，不过日本是日本，俄罗斯是俄罗斯，社工党组阁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他们别无选择！”福井川对图哈切夫斯基说道。这位前苏俄工农红军副总参谋长，亦曾是中国远征军手下败将，侥幸逃出生天。现在他是苏俄派驻日本的军事顾问团团长。 “他们会接受吗？”图哈切夫斯基对福井川的肯定很诧异。没来日本之前，图哈切夫斯基和每一个苏俄官员一样，都认为大岛康行才是日本社工党的领导者，来到日本之后，图哈切夫斯基才知道这个小个子才是日本社工党和赤军的灵魂。
“他们需要替罪羊，需要有人承担战败的责任，而我们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们在和约上签字，必定会激起国民的愤怒，届时结束同中国战争的帝国政府就会以此为借口再次开战，接受社工党组阁一来可以结束战争，二则可以消灭社工党，西元寺之所以会接受我的 “建议”，实际上正是因为他看到其中利害。所以他们一定会接受。”福井川不无嘲讽的说。
“我们需要合法组阁，至于其它……我想届时枪炮会代替我们说话，乌米扬诺夫同志不是说过吗？只有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会立即赢得大多数支持！同时还告戒我们，依靠民意吧！可不能忘掉步枪，我们手中的步枪会决定一切。”1917年乌米扬诺夫和俄国社工党用武力赢得他们在投票箱前失去的东西，现在自己只不过是重复乌米扬诺夫和俄国革命者的道路。 “我们首先推翻资产阶级，然后再夺取政权，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图哈彻夫斯基笑着重复1917年乌米扬诺夫的讲话。
“我们已经准备了六个师团，随时可以进军东京，同时开始对东京起义部队和民众进行整编，不久之后，东京会成为第二个彼得格勒。” “东京赤卫军的组建必须加快，要用最可靠的政委和指挥员控制赤卫军。如果再次发动革命，东京赤卫军将会成为骨干，一旦我们与中国签定和约，至少会有一半日本人反对我们，能代替我们说话的，只有手里的步枪！”
起义者中不只是红色力量，还有忠于天皇的势力，皇太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起义成功与否取决皇太子的态度。如果皇太子坚持镇压，即便集中六个师团，也不可能夺取东京，进而 “解放”整个日本，但如果皇太子接受自己的要求，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天皇将成为社工党手中的一面旗帜，俄罗斯式的革命并不见得适用日本，挟天子以令诸侯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五月起义不过是一次演习，真正的革命还远未爆发。
“相信不久之后，地球上将会出现第二个红色政权。福井同志！祝贺你！”图哈切夫斯基向福井伸出右手，这个矮子才是日本社工党未来内部斗争中唯一的胜利者，至于大岛康行不过只是……
第三百三十七章 审判与决断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一些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丧失国格和人格，认敌为友，充当列强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了中华民族千古罪人。这些民族败类最终的下场与入侵者一样，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最终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祖国的敌人服务，并谋取一己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对外战争中屡见不鲜，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
5月16日，随着台南日军投降，台湾全境解放。零散的、对国防军有威胁的日军散兵游勇正在剿清。但是，对台湾来说，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就是对台湾的清洗，自台湾光复后，出于对汉奸、走狗的仇视，国内舆论要求政府必须对台湾进行清洗。在台湾光复之初，清洗运动就陆续开展，清洗对象自然是出卖国家与人民，替日本人办事的汉奸。但是，清洗并不彻底，尽管有1000多汉奸被处死，还是有不少汉奸苟且偷生。
即便在台湾本地，很多民众对汉奸也是恨之入骨的。台湾光复初，他们擅杀了上千名汉奸以及数万名日本移民泄愤。渐渐清洗运动扩展成为民众自发报复行动，只要曾经与日本人有牵连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律被抓捕。面对清洗运动逐渐演变成疯狂的报复行为，共和政府显示出高瞻远瞩的气魄。
共和国总理司马认为，汉奸不能一概而论，一些汉奸可能是因为胆小懦弱而为日本人办事，但多数人是无辜的，被迫的，这一点在光复台湾之前，司马就已经认同。为了对大多数国民负责，同时维护法律尊严，盲目清洗不应该再持续下去，应该在台湾实行一次真正的清洗运动。
应司马的要求，共和12年5月17日，国会批准最高法院法官成立专门审判汉奸的特别法庭，将民众自发处决行为纠正为正规的法庭程序，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冤案。
台北，西门町八角堂两屋高的红砖洋楼墙体，依然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在八角形外观的砖造楼房外，挤满围观的民众，在八角楼门外站着数名头戴白盔荷枪实弹的宪兵，楼顶上女儿墙突出的三角型山头后，站立数十名据枪的国防军官兵。之所以戒备森严是因为八角楼是台湾特别法庭所在地，今天的审判，在开庭之前，就吸引了整个台湾的目光，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古家之未来均系于这场审判。
“日本上山兵五万，看见姓古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旧亲情。”紧闭的大门外，围观的民众唱起几十年来一直在台北艋牛瞥〖洳恢卸嗌偃舜母枨涝谌诵摹Ｐ展诺谋蝗毡炯觳旃偃靡话嗽诩父鲈虑爸尉录莆貉现牵簿褪怯《仁バ鄹实氐奶ㄓ镆粢耄翘鲜诵恍锹ト葱匆皇资泶趟 肮畔热俦妊现牵砬┍扔愠幔颇蚝扔衿鳌薄�
“……台特庭字第九六号公诉古先荣叛国罪一案，共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十分于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官朗读案由时未带有一丝感情，尽管是公开审判，但根据法庭原则，记者们不得携带相机之类的记录设备，只能依靠笔记，而速写记者则在纸面上勾勒出古先荣出庭时站在被告席上的惶恐不安。
古家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同样也是五大家族中与日人合作最为亲密的家族，其在台湾的影响力超人想象，国内报界用 “台湾第一汉奸”称呼古家，关注这个案件的不仅只有台湾人，大陆同样关注这个号称是 “共和第一汉奸案”的审理。大陆国民的态度是杀之而后快，甚至有团体声称如法院不能柄公处理，他们将会刺杀逃脱汉奸。
但在台湾民众中，此案却形成两个极端，一方认为古先荣为汉奸，该杀，而另一方则认为古先荣无罪，原因非常简单，当时根据国际法台湾已经割让与日本，作为台湾人的古先荣与日本人合作何罪之有，而一些台湾家族出于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也纷纷呼吁中央应从轻处理。
“二十八年前，古先荣先生能以前瞻眼光洞悉台湾必须脱离中国之黑暗统治，否则永无翻身之日，毅然选择与日本人合作……” “……北部地区秩序得以早复，居民减于虐杀滋扰之苦，此行之力不为虚也。不仅如此，古先荣后来又跑去嘉义……日军南路以北白川宫为主帅，抵嘉义居民闭城不纳，围数日不解。日军扬言轰城，先生闻讯驰往，请撤南门兵愿代为舒解，终亦免于屠掠之惨……
顾后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为日军减免抗力者，实则处当时之情势，先生乃系以急难救人之心，图免毁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愿无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诚，宁复嫌于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责，守经达权互通其义，固未可执一而论也。”
种种辩解在古家的钞票以及台湾士绅对 “清洗运动”可能扩大化的担忧下，纷纷出现在《台湾民报》、《台湾新报》等台湾报纸上，甚至在开庭前，发生数万人至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以及台湾光复善后公署请愿的活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请示中央后，公署不得不下令台湾进入全面戒严，以防止日谍乘机发难。
“……甲午战后，劣清战败割让台湾，日军未抵台湾，被告古先荣率领士绅商贾李春生、向其祥、吴文秀、李秉钧、吴联之等人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当时民政局长水野遵予以接见，此为被告卖国初始。随后其随日军南下，为日军引路、说服抗日武装，协助镇压抗日武装……
在这里我请求法官大人验证数量惊人的证据，一系列证据足以说明，在过去二十八年之中，被告一直以卖国、出卖民族同胞为代价，谋取日人信任并获得自身经济利益……这些罪行不仅仅是个人罪行，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的犯罪，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八年之中，被告所犯下的叛国罪行，对同胞和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超过世人想象……”
检查官王文深提起公诉。特别军事法庭与普通法庭不同，未引入陪审员制度，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根据陪审员挑选原则，陪审员需在审判地挑选，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法律的公正。检察官的公诉状让站在被告席上的古先荣面如白纸，豆大汗珠顺额头滑落，喃喃念叨。
“法官大人，在您的台上铭刻 “既便天塌，也要讨还公道”，古先荣先生的命运系于您手，我想如果曾接受日本殖民政府奖赏和接受公职就被视为叛国罪，恐怕会有数十万台湾人犯下叛国罪！”古先荣的辩护律师李玉堂，毕业于东京帝国法律系，被视为台湾最优秀的辩护律师。李玉堂企图把此案尽可能扩大化，迫使法官无法忽视民意，毕竟台湾曾有十余万人接受公职和奖赏，只有将案件扩大化，才可能救委托人一命。
“甲午之役，清廷割弃台湾…… 志士谋独立…… 连战皆北，唐景松携印潜乘德商轮内渡，民益乱无主，溃兵四出，土匪乘发，哭声满巷。当地绅商集议弹压，既无力可制，拟赴日军求镇抚，亦无敢往者。先生适事北来，得与其议，见事急乃告奋勇赴基隆请谒日帅。登舰日军临之以威，挺然无惧色。日帅桦山知不可侮以宾礼见，因得述来意以安民为请……
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因此事曾被骂为 “汉奸”。然，事出有因，以当时台湾情况，部分义勇军在台北城内奸淫掳掠，加之日本人依照国际法取得台湾，因此古先荣等人开城迎日军让当时台北人如同脱离 “人间炼狱”，合乎道德，若因此事而称其为汉奸，对当年台北人太冷血……民众只知古先荣先生与日人合作，却不知二十八年间，古先荣先生一直小心翼翼与日本占领军委以虚蛇，免落身死族灭之境，众人皆知日人残暴，先生合作也是屈于压力而为之。”
李玉堂的话使法庭一片哗然，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将卖国行径诡辩为 “合乎道德”、 “解民倒悬”，按其辩解古先荣不仅不是汉奸，反而民之救星。李玉堂的辩解让王文深大汗，律师为了钱什么都会做，他应该庆幸在台湾，如果在大陆，替犯有叛国罪的被告辩护大都会收到死亡威胁。李玉堂有个日本名字，加腾六郎，假日本鬼子，要不是……
“法官大人，既然李大律师旧事重提，我再一次提醒各位注意，在被告迎接日军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同年8月，古先荣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近卫师团南进，协助镇压抗日武装，以台湾绅士名义，跟民政局长水野遵到东京，受警界人士接见，日方赐予叙勋六等、授单光旭日章 ，蒙受破格光荣。次年，古先荣被任命为台北保良局局长，取得盐和樟脑等专卖经济特权，奠定古家富裕的经济基础。获此经济特权，在于其卖国于先，以卖国之径而获经济特权……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海军获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将绕道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当时古先荣奋勇挺身率领戎克船，参加鹅銮鼻和菲律宾间、台湾和福建之间海峡侦察队活动……
古先荣在台中公会堂演讲 “时事谈”，提到：台湾今日之设施，非常发达。假使二十年前，哪有公会堂，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大陆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稳，所以凡事不可错辨为第一。今日二十五年整顿如此江山，比较大陆，共和至今九年还不息兵乱，这样事由，良心可以忘记吗？
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可为日本帝国之胜利奋勇当先侦察，并在过去二十八年中一直坚定不移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一边，支持日本占领者压制台湾人民之徒，可被视为被迫与占领者合作的国民吗？如果心存的一丝华人之意，又何谈鼓吹殖民统治之言，台北艋牛木瞥〖浯男〉鞫妓担喝毡旧仙奖逋颍醇展判型非埃锻废裁娴教ū保还苋钅锞汕浊椤�
“反对！”李玉堂打断王文深。
整整一上午，法庭辩论如火如荼，检辩双方针锋相对，临近下午2点，双方做出结案陈词，主审法官落下木锤， “辩论终结，定于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再次审理，被告古先荣还押……”
中国是亚洲仅有的三个独立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亚洲唯一的共和国。共和之后，尤其共和九年之后，中国的精神道路，围绕国家主义，这一时期，国家主义被朝野精英共同信奉。自鸦片战争，国门洞开，几十年的沉沦，一朝醒悟，对国家发展表现出强烈热情和关心，这是一种在危局下激发出来的国家主义情结，导致国民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国家建设看得至高无上。
共和六年之后，信奉奉公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西北在经济上、军事上获得成功，进一步刺激了国民，国家主义成为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在此过程中，他们既塑造新国家形象，同时也在重新塑造自身（国民），个人和国家一体化倾向最终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民族主义氛围。
共和时期的奉公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意志、甘愿为实现目标而奉献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的英雄主义等形态，被国民精英阶层接受了下来，赋予毕生追求事业、崇高的自律精神和不屈的斗志。同时以开放态度引进西方新制度和新事物，传统儒学尽管作为国家文化传统被继承，但却得到新的诠释， “高、远、空”的玄学特质被摒弃，一种融汇儒学伦理道德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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