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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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虫、防潮的保存体制，保存百年几无问题。

此后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够大体凛遵祖制，小心攒造。从这一时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头已经初步显露，但不是很严重，驳回的黄册很快能得到纠正。

但从宣德后期起，黄册管理水准开始出现大幅滑坡。

正统皇帝登基当年的九月，有黄册库的官员上奏，表示库房所存四十余万本黄册，多有虫蛀浥烂，而且晾晒工匠多是老弱病残，连识字的都很少，结果导致很多黄册摆放错了位置，找都找不到。

更麻烦的是，此时后湖之上的黄册库已经多达三百多间，一些洪武、永乐时期的老库房开始朽烂，册架也纷纷坍塌，必须修理了。

按照规矩，那些库房由应天府的匠户负责。他们干这个算差役，义务劳动，没有酬劳。但是在黄册库的柱子上，会刻上所有参与的工匠姓名。十年之内，如果库房出现坍塌、漏雨、倾斜、柱梁蛀蚀等情况，工匠必须来免费修补。

不给钱，还得担责任，可想而知其质量如何。

从正统之后，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乱填写，故意涂抹，造册尺寸也不怎么讲究；后湖黄册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晾晒不利，搬运不谨，还任由鼠咬虫蚀，黄册损毁严重。

尤其是黄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要注明里册所在地址和编次格眼，匠夫在晾晒搬运时不怎么当心，导致这两页最容易坏。一损坏，这本黄册就等于废了，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县哪乡几图几里的，无法检索。

到了弘治年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两千九百本，有虫蛀浥烂以及人为损坏痕迹的，竟高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本，也就是说，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更讽刺的是，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的黄册，反而保存完好的比例最高，接下来的一代不如一代。

这麻烦可大了。

黄册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存原始记录，给地方诉讼做参考，杜绝胥吏造假。现在原档几乎被糟蹋完了，万一地方上有争议，想要来调档查阅，该怎么办？

果不其然，两年之后，滦州知府潘龄上书朝廷，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下子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潘龄说滦州正在重新核查当地军户，因此申请进入后湖黄册库，抄录所存直隶永平府滦州的历届黄册做对比。

按说这要求并不为过，可是当时的黄册库主官——户科给事中杨廉，坚决反对抄册，不仅反对潘龄进去抄，而且要求以后所有人都不得入湖抄册，态度极其强硬。

难道是各个地方的胥吏众筹了一笔钱，让杨廉阻挠官员办事？

难道是潘龄的贿赂没给够？

难道杨廉是国外敌对势力派来的间谍，要搅黄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都不是。

杨廉给出的理由令人哭笑不得，却又无法反驳。

他是这么说的：“各处远年之册多无，而军民户籍大势不敢（致）紊乱者，诚惧籍册之独全于后湖也。今者，一旦令人抄誊，使人测知后湖之虚实，则户籍之紊乱，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何者？使后湖之册全，则抄之乎犹可。惟是见今如洪武年间黄册不全十之四五，永乐年间不全十之一二。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乡某里之无册，则向之所惧者，至是有不足惧矣……百年之籍，由此纷然而不定矣。”

翻译成大白话：地方舞弊官吏之所以不敢肆意妄为，那是因为朝廷在后湖还掌握着原始资料。但如今咱们后湖的黄册库存早就一塌糊涂，一旦把潘龄和其他人放进来抄录，民间很快就会知道虚实。到时候后湖没了威慑，那些刁民便会无所畏惧，户籍和土地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杨廉这一席话，令朝堂衮衮诸公和皇上都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后湖黄册库唱的是一出空城计，弹弹琴，吓唬吓唬城外的司马懿还可以，一旦把司马懿放进城，就没戏可唱了。

为了不让民间知道我们有多烂，我们必须保持神秘。这逻辑说来实在黑色幽默，可仔细一想，却也无他法可施。

户部立刻下发文件，宣布从此各地衙门凡申请去后湖黄册库抄册的人，只许调阅里册立的单户信息，不得抄录府、州、县的全档。

虽然这么做还是无法解决黄册管理问题，但至少成功地将其掩盖住了。按照大明官场的标准，没暴露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从此，后湖黄册库的管理更加严格了，等闲官员无法进入，抄册更是困难重重。万历年间徽州曾经爆发过一次丝绢案，涉及几个县之间的税赋比例。他们争吵许久分不出输赢，不得不组团前往南京，申请打开后湖黄册库查阅洪武年的原始资料。这些人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入库查询，可进去一看，洪武年的黄册早就湮灭无迹，只好空手而归。（详情请见《徽州丝绢案始末》）

此后黄册库的管理每况愈下，地方上的攒造也越来越潦草。正德十五年，有官员清查库房时赫然发现，正德七年送来的江西黄册一万一百四十本，被虫子蛀坏了六千零三十五本，还不是简单地咬几个洞，而是整本册子一翻页就碎成灰末。

检查官员为之惊叹：“未有虫蛀如此之易者，亦未有如江西一省如此之蛀多者。”这才存了八年啊，你们敷衍了事也有个限度好不好？

有人怀疑，这么娴熟的手段，应该不是初犯。他们再往前一查，发现弘治十五年的江西黄册也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好嘛，原来劣造黄册在该省已成为传统。

这事做得实在太过分。朝廷震怒，勒令所有江西坏册打回去重造，还要巡察御史予以严查。可惜这次黄册覆盖面太广了，江西一半县府都有参与。本着法不责众的原则，最终只抓了吉安县一个典型，将该县经办官吏、里书等拿问惩处，以儆效尤。

这个典型抓得不冤。即使在江西省内，吉安县也属于做得比较过分的。他们县的黄册，无一例外，全是用劣质纸张粉饰而成，面糊壳面装订。到了覆查之年，一县之册全数化为飞灰，一本都没剩下。看过前章《黄册攻防战》的读者应该可以推想，当地的税役弊情已经泛滥到了什么程度。

杀完了鸡，朝廷决定勒令各地的猴子们重新攒造黄册，解湖收贮。可是再一查，不得了。江西黄册虽然造得糙，好歹已经上交了。而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山西、云南六个司一共五百一十七个缴册衙门，居然一本都没送到。

别忘了，这是正德七年的黄册，八年前的任务。也就是说，发通知造黄册时，正德皇帝还在豹房里活蹦乱跳。如今先皇都凉了，嘉靖皇帝已经登基好几个月，这几个地方的作业还没交。

朝廷发文下去询问怎么回事，地方官员严肃地回复说，我们遵照朝廷精神，严查严纠，务必不出错漏，所以这速度嘛，真快不了。朝廷能怎么办？只能要求“严立限期，务在日下造完……候批回获日，各官俸粮方须关支”。

我给你们停发工资，等活干完了再结。

这点威慑力，其实毫无用处。对京官来说，俸禄可能是一家老小的支撑，但对地方长官来说，缓交黄册能捞到的好处，比那点俸禄可多多了。朝廷后来也反应过来了，又出了一招更狠的：“仍将解人家属监并，候批回获日，方须疏放。”

我把你家里人都给抓起来，等你交了作业再放还。

这招挺狠，可惜就是口头说说。转年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朝廷又一次严抓黄册攒造事项，只提了“停俸”这么一个惩罚措施。可见地方阻力太大，绑架亲属这事无疾而终了。

好在此时新君登基不久，地方上摸不清皇上路数，不敢太过造次，陆陆续续把黄册在嘉靖元年送抵后湖黄册库。六年之后，再开黄册库复查，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等地一共九千六百九十二本新造黄册，虫蛀坏了六千二百八十九本。

简直毫无改善。

不，准确地说，还是有点改善的。

在诸位臣工的努力之下，朝廷宣布对这一事故的经手造册官员予以严惩，罚俸一个月。

嘉靖之后，这种拖延症也没好转。万历皇帝登基那年，后湖黄册库的官员做工作报告，说各地还有许多县拖欠着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嘉靖四十一年的黄册没交。至于隆庆六年（1572年）那一期新造的黄册，对不起，皇上，到现在才交上来三分之一不到。

这种积欠情况，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前期拖延未解，后期又要攒造，这么一期延一期地滚动起来，累欠越来越多，以至于积重难返，造成沉误。沉误是说当期黄册未能如期完工，算得上重大事故了。而万历皇帝一登基就赶上两次沉误，幸亏那时候他年纪小，操心的不是他。

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这里面蕴藏的重大危机，出言提醒：“上界之驳语黄册不到，嘉靖四十一年里书之奸弊已泯没而不可究；今次之赋役黄册不到，隆庆六年见在之丁产又散失而无所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愈久而册愈湮，册愈湮而造愈难。”

这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说明朝中有明白人。可是光明白没什么用，想整顿地方黄册的纪律，可不是朝廷几道语气严厉的诏书就能搞定的。

万历十一年（1583年），黄册库主官余懋学决心好好做一番整改。他开库查验，愕然发现这些黄册的格式、内容错谬极多，不胜枚举。余懋学举了一个特别浑蛋的例子：

扬州府兴化县递交的黄册，里面有三千七百余户，户主年龄个个逾百岁。

若非扬州的水土能养人瑞，就是当地暗用诡册，用这些僵尸户予以寄财。而这不过是余懋学随手一翻就看到的，其他没检查出来的弊病，还不知有多少。【电子书nks0526朋友圈每日免费分享】

余懋学上书痛陈，朝廷亦是从善如流，下令整改。没过几年，下一任主官徐常吉又上了一次内容几乎相同的奏疏，说了几乎相同的问题。朝廷的态度也特别坚决，文书唰唰地往下发。问题呢，还是依然故我。

类似的故事、流程，每几年就会轮回一次。先是管事官员上书痛陈册籍损毁严重、解送迟滞、驳查拖延，局面十分严峻，然后是朝廷下令严查，最后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回炉重造。至于何时解送，只有天晓得。

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黄册的问题就像大明的其他问题一样，已经不是任何人能解决的了。





第六章

一从世变陵谷新

到了万历年间，曾经一度辉煌的黄册制度已是病入膏肓。

地方上豪强官吏肆虐，根本收不上来册籍；就算收上来，也来不及解送；就算解送到了，内容也不合格；就算内容合格，也会因为驳查想敛财而被强行退回；就算不退回，顺利入库，几年以后不是被水泡烂就是被老鼠虫子咬完。

就算一切都很幸运，侥幸逃过天灾，也没什么用。如前情所述，那种风气下攒造出来黄册，通篇充斥着埋没、飞走、诡寄、影射、挪移等奸弊，早已无法反应基层的真实情况。万历三大贤之一的吕坤，直言不讳地指出：“十年册籍，半不相同，沿旧稽新，漫无可考。”

比如隆庆年间，福建省福宁州的户口数比起洪武年减少了三分之二，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三。江南重镇应天府更夸张，嘉靖末年的户口数只有正德年间的一半，到了万历一朝，则只有正德年间的五分之一。

注意，这只是黄册账面上的数据。

实际上这些地区一无战乱、二无天灾，人口一直在增长，只不过当地大户通过包荫、冒合、逃户、隐匿、篡改等手段，把增长数给藏起来了。再加上大明对民众的禁锢太严，极度追求稳定，物极必反，导致了逃户的盛行。

正所谓“民不胜弊，破资鬻产，逃亡相踵”。这些放弃户籍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离开原籍，四处游荡，形成明中后期蔚为壮观的流民大潮。

比如在江南有一种令人称奇的生活，叫作“船居浮荡”。老百姓从原籍逃出之后，全家就住在船上，常年在江南纵横交错的河流上漂荡。地方官府根本没法管理，更谈不上造册交税了。

其实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黄册当回事了，他们自己搞了一套户籍，叫作实征文册，也叫白册，里面记录了当地人口、土地的真实——相对真实——情况，以方便管理，但是从不上报。《户口总论》里谈及此事：“所谓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有司征税编徭，自为一册，曰白册。”

朝廷反复索要过许多次白册，甚至动过以白替黄的心思，可地方阳奉阴违，抵死不从，这事一直没成。

白册交不上来，黄册又紊乱疏漏到了如此夸张的地步，朝廷指望用它做决策，怎么可能准确？以至于时人嘲讽“有司专租庸于下，朝廷握虚数于上”，说黄册是废纸一堆，亦不为过。

随着黄册的失效，在中枢朝廷眼里，整个天下不再透明，慢慢变得模糊而扭曲。接下来，会变得怎样？

万历十八年（1590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徐常吉如此警告道：“如册籍之造弗慎，则赋役之派弗均，豪强得计，良弱受害。生民之凋疲，国计之亏缩，恒必由之，诚非细故。”

换句话说，黄册失灵，里甲制也会随之无效，当初朱元璋设计的十甲轮值、均摊徭役，也沦为空谈。税赋徭役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剧失衡。权贵、豪强、乡绅和贪官污吏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甚至还要从中渔利。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种恶果，其实早就有了苗头。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给事中丘弘就已经在奏疏里指出了这种状况：

“官吏、里书乘造册而取民财，富豪奸滑通贿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为存。殊不思民之贫富何常，丁之消长不一。只凭籍册，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

这个“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就是赋役不公平的直接恶果。虽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况愈下。

杨芳在《赋役》里无限怀念洪武皇帝的时代，说当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赋易供，而其民常逸”。可现在呢？各地官衙不时征派，今天正编，明天加编，巧立各种名目。他掰着指头数了数，有纲银、办银、库字、夫甲、廪保、夫役、驿传、兵役、饷费等等，随随便便就举出了十几种名目。

在这种疯狂的掠夺转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于奔命的绝望，大明的流民问题愈演愈烈，根源正在这里。

所以说，后湖黄册库的混乱状况，并不仅仅意味着黄册制度出了问题。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标志之一。

黄册制度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的腠理。

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的肥大虫子。病灶越大，它们吸纳得越多，形成一张从上到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的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空前虚弱，都是拜其所赐。

乃至当时有歌谣流传：“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民轻于酷吏。”

到了这会儿，大明已经隐然有亡国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图，都会无疾而终，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县县令黄仁山和奉化县令陈镐，都曾经下决心在治下整顿黄册，严惩县中舞弊书手、算手等，结果“二令竟不能终黄册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复故矣”。

甚至连海瑞这样的人，面对这道坚壁都无可奈何。

他在出任应天巡抚的时候，深知黄册已经破败不堪了，决心另起炉灶，以田亩数来决定赋役比例。闲居松江的徐阶赶紧写了一封《与抚按论均粮书》，义正词严地质问海瑞：“圣祖疆理宇内，第其赋税，以为黄册，藏诸天府，有司十岁一修而上之，成宪旧章，灿然有也。而忽焉，而灭焉，可乎？”

徐阁老在朝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黄册弊情有多严重。不过为了松江家里几万亩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来挡挡面皮了。

反倒是徐阁老的好学生张居正，有心拨乱反正，要给大明好好地动一次手术。

他所倡导的一条鞭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将徭役的分摊方式，从按户改成了按丁数和按田亩数。

咱们再把王叙家拎出来说说。

比如王叙家里有三个壮丁，五亩地；隔壁赵二家有九个壮丁，一百亩地。按照原来的规矩，每一户得出两个壮丁去应徭役。赵二家势力大，买通了小吏篡改黄册，硬是让王叙家出了三个壮丁自家只出一个。最后王叙家破人亡，赵二家优哉游哉。

但现在张阁老说了，以后徭役不按户数算，按丁数算。每三个壮丁，出一个人应役。如果家里田地超过五十亩，每二十亩还得多出一个壮丁。

按照这个算法，王叙家只需要派一人应役，赵二家却必须出五个人（三个按丁数＋两个按田亩）。这样赵二无从逃避，王叙也可免于负担过重而破产，达到公平。

而且一条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民众不用真的派人去应役，可以折成现银上缴，官府会拿这笔银子去另外雇人。这样一来，王叙家不必担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卖点粮食换银子。

至于这笔徭役银的征缴解送，也不必经过里长、粮长之手去催促。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杜绝了这个环节上的舞弊行为。

这还只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摊丁入亩，把所有税赋徭役都按照田亩结算。这样一来，田多的人缴税应役多，田少的缴税应役少，从此彻底均平——当然，他没有完成这个目标，得等到大清雍正皇帝那会儿才算搞定。

黄册的全名叫作赋役黄册，主要记录户数丁口，朝廷可以拿着黄册按人头征派徭役。如果现在徭役不用数人头了，全都要并入田亩结算，那么朝廷只要整饬鱼鳞图册就够了，还要黄册干吗？

张居正执政多年，知道黄册已经糟烂成什么鬼样子。他明白这玩意已经没法治了，索性抛开它另起炉灶，建起了新的“条鞭赋役册”，又叫“赋役全书”。这是一套以田亩为基础的赋役分配制度，用来配合一条鞭法的推行，重新整地清田。

不过以张阁老的能耐，也只能绕开黄册制度，不能公然废除。因为这条线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区。何况黄册虽然失去了赋役之用，尚还有锢民的功效，对越发汹涌的流民大潮来说，多少有点缓冲作用。

于是从万历初年开始，后湖黄册库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理论上朝廷已经不需要它了，但碍于祖宗成法和背后的利益，还必须每十年攒造一次，算是一种制度上的惯性。偶尔会有御史站出来，絮叨两句要不废了黄册算了，然后就没下文了。

大明官场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说个万历十年四川酉阳宣抚司的故事吧。

酉阳宣抚司就是如今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重庆东南方向。

宣抚司这个建制，是大明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朝廷封当地土司一个官衔，允许世袭，承认其对宣抚司领土的管辖。土司则必须向朝廷纳税，以彰显大明的统治权。比如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乱，就是播州当地土司杨应龙搞起来的。

洪武年造黄册的时候，朱元璋考虑到这些土司地区的特殊性，没有急于在这些地方推行。到了永乐国势稳定了，朝廷才慢慢把黄册和配套的里甲制引入土司辖区。

从这个时期开始，酉阳也每十年攒造黄册一次。宣抚司的控制权，慢慢从土司手里转到汉人流官手中，即改土归流。不过酉阳地区地形复杂，土民散聚，在宣抚司之下仍有大大小小的土司，分别把持着各处村落。

万历十年，酉阳宣抚司又接到旨意，要攒造黄册。该司迅速把任务下发，没想到其中一个叫石耶洞的地方出事了。

石耶洞的主事人叫杨正魁，算是当地一个小土司。他主持攒造黄册时，偷偷篡改了本洞的户籍，不再归属酉阳宣抚司，而是改隶重庆卫。

之前咱们介绍过，这是民间常用的一种作弊手段。石耶洞擅自改隶重庆卫之后，从此不受酉阳宣抚司管辖，这边再催缴什么钱粮，可以置之不理。至于重庆卫那边，人家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自然也不可能来酉阳要钱。

石耶洞的黄册送出去之后，没到后湖，在四川布政司这一关就被拦下来了。布政司不傻，一看就知道是作弊，立刻驳回要求重做。

酉阳宣抚司派了一个叫杨秀忠的人，去石耶洞传达省里的指示。不料杨正魁胆大妄为，把杨秀忠痛打了一顿，扯碎文书，并将其撵回来了。宣抚司大怒，又先后派了几拨人去。杨正魁坚决不从，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对。

这种地头蛇横起来，宣抚司一时间也没什么办法，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