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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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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王仲杰的心理素质实在太差了。陶、陈等四人被解往成都府以后,他惶惶不可终日。蒋宗鲁的文书一送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夜里二更时分,堂堂的彭县主簿王仲杰居然绕过成都府派来的耳目,翻过衙门后墙跑了。
这可真是多少年都没出过的奇闻。
成都府没奈何,只好先把其他相关人等拘押起来,解送府上。
又是一轮审下来,把陶、陈等人多年来敲诈勒索的一桩桩事情全抖搂出来,王仲杰庇护纵容刁吏的事情也被相继揭发。这个彭县小利益集团的积年龌龊,终于被完全掀开。
等到了这桩案子审结之时,一共有十八个人被判刑。除了陶、陈、刘、王四名主犯之外,还有那四个未完解粮的解户,那三个自愿替杜山赎买的百姓,彭县主簿手下的几个小吏,成都府先后派去彭县提人的几个防夫、快手、水夫,包括陪刘景高睡觉的赵氏八儿、受贿栽赃的鄢乾、被刘景高连累的歇家张万益,连苦主杜山与王廷美,都被关起来了——他们俩一个解粮未完,一个当初贿赂主犯越次进入户房,这些罪行不会因为他们是受害者而免除。
所有涉案人犯里,最无辜的要数那位户房老吏黄德。他虽然举报有功,可在审理中发现,他当初听见鄢乾徇私的要求,没有及时报官,也要判罪。
这件案子虽然涉事甚繁,但内情不算复杂。很快成都府推官便宣布了判决结果:陶成、陈佐两人,杖一百,徒三年,而且要先在衙门前站枷号一个月,以儆效尤;刘本敖罪减一等,杖八十,徒两年;王廷用再减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不过刘、王二人最终免去了杖刑,代价是发配到附近的卫所,终身充军。
赵氏八儿、杜山、刘景高、张万益等十几个人,分别判处杖八十,但允许用钱粮折免。只有王廷美和黄德,他们虽然犯律,但情节轻微,态度又好,蒋知府法外开恩,将他们无罪开释了。
至于鄢乾,他先被判杖八十,然后被褫夺了候缺吏的身份,革役为民,这辈子也别想做官吏了。
这个判决,应该说是很公允的。毕竟案子里没闹出人命,涉案金额也不大。人犯们忙来忙去,都是几分几钱地抠着银子,最大的一笔赃款,也不过陶、陈向那六十二个解户索要的四两九钱六分……
有意思的是,在这份档案后,还附了一份“照出”。
“照出”里开列的,是犯人需要承担的诉讼费用——术语叫纸银——以及各种赃银的最终去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比如鄢乾、黄德等人,得掏纸银二钱,其他彭县犯人要掏纸银一钱。“照出”里还特意写明,刘本敖贿赂鄢乾的那三两七钱银子,由黄德上缴,充入府库。
一干费用,算得清清楚楚。
唯一在逃的犯人,只有一个前彭县主簿王仲杰。这位腿脚挺灵便,比香港记者跑得还快,出逃之后,成都府一直没逮住他。蒋知府没办法,给王仲杰的原籍西安府行了一道公文,提请当地有关部门注意,一发现他的踪迹,立刻拘拿。至于后来到底王仲杰有无归案,这个就实在不知道了。
纵观这一桩彭县窝案,案情一点也不曲折离奇,也没什么诡谲凶残的情节,动静只限成都一府一县。但它相当具有代表性,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胥吏们的日常生态。
从户房的算手到府衙的防夫,从公堂上的皂隶到奔走乡间的快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权力在手,他们便会挖空心思,在每一个细处寻租,从每一件政务里讹诈。更可怕的是,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陈佐得知胡知县查侵欺案时,第一反应不是惶恐,而是借机敲诈杜山;刘景高奸宿之余,还不忘问刘本敖讨要零花钱;刘本敖、王廷用补交了赔款之后,一定要再勒索王廷美来找补;就连负责催促牌票的小角色刘永敖,见到刘景高回成都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他讨要辛苦费。
整个案子里,充满了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的身影。
胥吏之害、之贪,在这么一件普通案子里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种细致无声而又无处躲藏的恐怖,驱之不尽,挥之不去。你的生活,随时可能处于威胁之中;你辛苦积攒的钱粮,随时可能被啃噬。这个案子,被蒋知府雷霆万钧地打灭了,可陶成、陈佐这样的胥吏,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他们密密麻麻地攀附在各地府县的底层,肆无忌惮地剥害生民。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杜山那么好的运气。
所谓青之末,即指于此。
按照惯例,最后还是要说说史料来源。
这个案子,是我在《四川地方司法档案》里翻出来的,编号九十一号。这套资料特别有趣,它以《明嘉靖年钱粮册》和《四川各地勘案及其他事宜档册》为基础合编而成,里面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至三十年在四川布政司各地办理的案子,一共九十八件。按照规矩,地方办完的每一件案子,都要提交布政司留底,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图六·1 《四川各地勘案及其他事宜档册》书影(藏于国家图书馆)
档案里收录的,全是当时官府判决的司法文书原件。四川的司法官吏们的态度很严谨,每一份案卷记录都非常详尽,细节充实,很多案情经过跟写小说似的。本文里提及的细节,不是笔者脑补,而是皆来自这些记录。比如鄢乾在布政司衙门前的洗墨池街遇到黄德,有地点,有对话,有心理活动,看似小说,其实是出自当时的供状。
这些案子都不是大案,案情也不曲折,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四川官吏、平民的日常生活、经济物价、风土人情,甚至还能看到很多当时社会上的潜规则。不记得19世纪哪位法国小说家说过,想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形态,去法院里坐几天就够了,那里是最容易看到人生百态的地方。《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也有相同的功效。
感谢那些保留下《四川地方司法档案》并做了点校的学者,大明底层社会的鲜活,就藏在这里。
第七卷
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
《都公谭纂》里记载了一个司法故事,至今读之,仍叫人心惊。
正统年间,北京有个忠勇前卫的百户,叫杨安。杨安的老婆姓岳,长得很漂亮。有一个锦衣卫校尉垂涎她的美色,想要侵犯,结果没能得逞。半年以后,杨安染疾而死,怀恨在心的校尉跳出来,指控岳氏谋杀亲夫。他有鼻子有眼地编造说,岳氏早和她的女婿邱永有染,杨安得病之后,这一对奸夫淫妇通过邻居郝氏找来术士沈荣,把符纸烧成灰混入汤药中,害死了杨安。
按《大明律》,妻妾谋杀亲夫,要判斩决;如果杀人动机是与人通奸的话,则会被判处凌迟之刑,奸夫一并处斩。比如说湖南曾经有个案子,有一对兄弟袁应春、袁应节,弟弟袁应节和大嫂丘氏通奸,被袁应春撞破了。丘氏大怒,把袁应春灌醉杀死,烧屋掩盖罪行。后来东窗事发,丘氏被判凌迟,袁应节虽然没参与犯罪,但也以奸夫罪名被砍了脑袋……
可见在大明,“伙同奸夫谋杀亲夫”是至为严重的大案。锦衣卫校尉诬告这个罪名,可谓阴毒到了极点,直接要人绝户。
此案事涉人命,顺天府第一时间将岳氏、邱永、郝氏、沈荣四人收押。四个人在牢狱里自然大叫冤屈,可官府偏信了校尉的证词,动了刑,将四人屈打成招。
依律这几人都要判死刑,不过大明对死刑案一向很重视。顺天府虽然受理此案,但无权裁定,得把人犯以及卷宗移交中枢,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轮覆审。三个部门一致同意了,再请皇帝来勾决。有了刑科奉旨签发的驾帖,才能执行死刑。
杨安这个案子,先被移交给都察院,御史覆审之后,认定死刑得当,又交给刑部,也是同样意见。可到了大理寺这儿,却卡住了。
也算岳氏等人运气好,这一年大理寺的主官叫薛瑄。薛瑄这个人来头不小,他上承朱子理学,号称“开明初道学之基”,所开创的河东学派,后来甚至发展到可以与阳明学并称“有明两文脉”。
除了学问,薛瑄做官也颇有手段,以光明俊伟著称。他曾只身前往湖广银场,硬是把当地弊案荡涤一空。总之,这是个正直、靠谱而且颇有手段的官员。
在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正好接到了杨安案的覆审。他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仔细研究了顺天府的审问卷宗,发现岳氏的供词前后不一,也和其他人的供词细节对不上。薛瑄一看就明白了,这显然是屈打成招啊。
大理寺号称慎刑,职责就是要对刑部的判决进行审查,如果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有权驳回刑部要求再议。于是薛瑄立刻将此案驳回,让刑部再琢磨琢磨。刑部很快发回,说覆审没问题。薛瑄一看,不行,又一次驳回,赫然形成了拉锯战。
刑部还没说什么,都察院可不高兴了。这个案子,刑部和都察院都已批准了,你们大理寺不批,那就是说我们两部工作没做好呗?为了这事,都御史王文跑到大理寺拍了好几次桌子,薛瑄却岿然不动,驳回如旧。
王文这么动怒,是有原因的。
当时权倾朝野的,是大明第一位权宦王振。薛瑄刚就任大理寺少卿时,王振想拉拢他,给他送了贺礼,结果被谢绝。杨士奇劝薛瑄好歹登门拜谢。薛瑄眼皮一翻:“我是朝廷授予的官职,谢私人算什么道理?不去!”甚至上朝的时候,别人看见王振都行跪拜礼,薛瑄拱拱手,就走过去了。
都御史王文一直和王振走得很近,从他看来,薛瑄卡这个案子就是为难自己,为难自己显然就是打王公公的脸啊。再者说,这件案子的首告是锦衣卫的校尉,而锦衣卫的头头马顺也是王振的人。薛瑄说这案子有问题,那就是说锦衣卫校尉不靠谱,锦衣卫校尉不靠谱,那自然是说马顺管理不利,也是扫王公公的面子。
说薛瑄有意针对王振,不至于;但说他不肯和阉党沆瀣一气,倒有可能。
反正他连王振都不甩,更不会怕王文。任凭对方如何拍桌子,薛瑄一支大笔,就是不落下去批准。案子陷入僵局。
大理寺一部独扛刑部和都察院的压力,时间久了,也颇有吃力。薛瑄有一个手下的评事,叫张柷,一看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出了一条妙计。
张柷说在宣德年间曾经有一个死刑案,也是大理寺和刑部打拉锯战,谁也不肯松口,最后干脆请出皇上来裁定,结束两部争端。薛瑄觉得不错,立刻上奏正统帝,说这个案子有疑难决,三司意见不同,请皇上您睿断定夺。
正统皇帝一点都不傻。你们底下都弄不清楚的案子,朕怎么“睿断”啊?你们这是把决策责任的大锅甩给朕啊?于是他一脚把锅又踢下去了:“着都察院老成御史一员,体访得实来说。”
朕可不下结论,你们派人去查吧,查明白再上奏。
于是都察院派了一个叫潘洪的御史,重新去查杨安案。潘洪应该和都御史王文不是一路,居然很认真地做了调查。这位“明朝柯南”仔细比对犯人供词,又左邻右舍打听了一圈,还把经手医师找来细细询问,最后得出结论:杨安半年前得了泻痢,久病不愈,就吩咐岳氏通过邻居郝氏找来术士沈荣,在家里作法驱逐邪魔。半年之后,杨安病死。锦衣卫校尉所说通奸、谋害之事,纯属捏造。
潘洪把报告递交朝廷。正统帝一看,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确凿,没有可疑之处,就下旨说既然是冤枉的,就都放了吧。
为这么一件小事,还得劳动皇上下两道旨意,下面都这么办事,皇上还有时间干别的吗?正统帝不大高兴,说这案子最初是谁审的?刑部是吧?经手官员罚俸三个月。
刑部很委屈,说都察院在覆审时是下属的四川道负责审犯人——这个“四川道”只是机构名,不是只负责四川的案子。我们没查明真相,他们也没有啊,要罚大家一起罚。都察院一听,好,这案子首告是谁来着?锦衣卫的校尉,都是他惹出来的事,锦衣卫也得罚。
三四个部门互相攀咬,咬出长长一串责任人来。正统帝觉得这事打击面有点广,把话吞回去了,全数宽宥。
本来到这里,杨安案就算是完满大结局了,可突然平地里又起了一阵大波澜。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觉得自己真是躺着中枪,明明什么坏事没做,却被牵连进这个案子,还差点被皇上罚了俸禄。
尤其这事还是自己的仇家薛瑄搞的,马顺就更气不过了。
就在前不久,锦衣卫爆出过一件丑闻。有个指挥去世,留下一妻一妾。王振有个干儿子叫王山,在锦衣卫供职。王山想把这个指挥的小妾娶回去,可按礼法,得指挥的正妻贺氏同意才行。贺氏说老公去世不满三年,你孝未服满就想改嫁?不许。这个妾在王山挑唆之下,诬告贺氏用巫术咒死了自己老公——和杨安案如出一辙。
王山是王振的干儿子,这种事打点起来轻而易举,直接把贺氏送进了都察院,很快就审出一个死罪。到了大理寺这儿覆审,薛瑄果然又给拦下来了,认为此案荒唐,予以驳回,还弹劾那些监察御史渎职,搞得都察院和锦衣卫特别被动。
这该死的薛瑄,如今还想再玩一次?
马顺越想越气,派人把那个校尉抓过来,一顿鞭子狠抽。校尉知道,自己若坦白诬告,只怕死无葬身之地,便死死咬住潘洪,说他奏事不实。
马顺一听,意识到这是个打击薛瑄的好机会。他是王振的党羽,稍一运作,就可以把潘洪打成欺君罔上之罪,远远发配到了大同威远卫。然后他又把岳氏等四人拽到午门之外,狠狠拷打。一边打一边审,硬是让他们四人第二次被迫认罪。
得了四人供词,马顺算是拿到了实锤,大理寺这是集体枉法啊。王振一党趁机动手。不到一日,薛瑄、张柷与右少卿顾惟敬、贺祖嗣、寺副费敬、周观等皆被拿下,整个大理寺的高级官员几乎全军覆没。他们被关在都察院台狱之中,由都御史王文负责审问。王文得意扬扬地下令鞭笞这些对头,好好报一下自己受辱之仇。
刑讯之下,饶是大理寺的官员也扛不住。最后被王文审出一个特别荒谬的结果:术士沈荣,是苏州府常熟县人,而顾惟敬、周观、张柷这几个官员也都是苏州人,为了包庇同乡,不惜作弊云云。
皇上一听还有这事,大怒,让锦衣卫把他们分别关押,单独受审。可怜这批大理寺官员才离狼穴,又入虎口。马顺对付他们,比王文更有办法,一边打一边让他们招出更多的人,株连甚广。
最无辜的一个,是大理寺的司丞仰瞻。他当时甚至不在京城,而是去淮上视察当地蝗灾。同僚周观被马顺打得实在挨不过了,把仰瞻也供了出来,说他也是苏州人。可怜仰司丞本来正忙着考察,突然被莫名其妙提回京城,直接下狱,严刑拷打。他熬不过去,只得莫名其妙地招供。
锦衣卫拿到这些供词,交给刑部议罪。刑部战战兢兢,哪里敢不从,很快拿出了判决:岳氏、邱永凌迟处死;郝氏、沈荣绞罪。仰瞻充军去大同,和潘洪一样,顾惟敬等官员连降三级。
至于薛瑄,同样问了死罪,秋后开斩。
薛瑄到底是一代宗师,气定神闲,在监狱里慢慢读着《易经》,被赶去探监的同僚称为“铁汉”。等到了午门会审时,他还有余力把主审官王文骂得无言以对。
整个朝廷,都被薛瑄的遭遇震动了。
马、王二人的作为,实在已过了官场的底线。原本观望的官员们,纷纷设法营救。在临近行刑之时,王振家的老仆人,做着饭忽然哭了。王振问他为啥,老仆人说:“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
王振有点发怵,自家仆人都这样,外头舆论的态度不问可知。他是第一代权宦,经验不足,不敢犯众怒,便约束手下,没有继续追杀。这边态度消极,那边兵部侍郎王伟等人频频上书鸣不平,薛瑄自己也上书自辩。
双方一退一进。最后,薛瑄的死刑,在覆审时被驳回。他本身削官为民,回了老家。
至于其他被连累的倒霉官员,就不知下场如何了。
最可怜的,是那四个无辜百姓。他们平白蒙受冤屈不说,眼看碰到几个靠谱官员,可以脱罪回家,却因为朝廷斗争,重新堕入地狱,在极度痛苦和恐惧中死去。时人记录此案的笔记,多津津乐道于薛瑄与王振的斗争,却对这四个人鲜有关注。他们说过什么,他们想过什么,他们被拷打时有无求饶,临死前是什么表情,连一句控诉或呐喊都没有记载。仿佛这些人只是引发大案的若干棋子,仿佛这起案子,跟这些不幸的人已经无关。
土木堡之后,景泰即位。愤怒的朝臣们要求清算王振的罪孽,在午门将马顺活活打死,让他成为锦衣卫历史上唯一被殴打至死的指挥使。王振的干儿子王山,很快也完蛋了。
薛瑄很快被起用,先任南京大理丞,然后转北京少卿。
但讽刺的是,他却不如当年的仇人王文混得好。王文紧抱景泰大腿,坚决反对把英宗接回来,很快以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创了二品大臣入阁的记录。
薛瑄、王文两个人,在景泰年还交过一次手。景泰四年(1453年),苏州发生饥民抢粮事件。王文受命弹压,一口气抄了五百多户,抓了两百多人,统统以谋反罪名押解京城问斩。薛瑄又一次站出来,为这些人鸣冤。
王文无奈地表示“此老倔强犹昔”,只好惩处了为首的三四人,其他人都放了。
夺门之变发生之后,朝局又一次大地震。英宗复位,着手清洗旧臣。王文被诬谋反,和于谦一并处斩。
于谦之冤,天下为之不平,而王文之冤呢?
“文之死,人皆知其诬。以素刻忮,且迎驾、复储之议不惬舆论,故冤死而民不思。”
“冤死而民不思”意思是老百姓知道你是冤枉的,可是一点都不同情。王文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可实在是太讽刺了。
更讽刺的是,诛杀王文的圣旨,正是薛瑄亲自送过去的。其实薛瑄这时候并未挟私报复,反而极力营救,为此事也恶了皇帝,很快就告老还乡了。
不知道他们两个面对面会说些什么,会不会谈起许多年前,那四个无辜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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