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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司马家[全三册]-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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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否则，不排除石虎在栅栏上挂电网。
石虎经过他哥哥石勒的调教，也经历了战场上数十次实践，早已成长为一员能征惯战的大将，他准确地料到了刘岳出门时没带多少粮草，于是采用围困战术。敌人如今被围困在石梁这么个鸟不下蛋的地方，将士们叫苦不迭，粮食吃完了，士兵们不得不杀马以充饥，刘岳一边嚼马肉一边叹气，通讯兵被杀了一批又一批（不是摔死就是被射成刺猬），这苦日子啥时候算到头啊！石虎之所以没有急于攻城，是因为他还有所顾忌，那就是呼延谟，看不见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石虎四处派人打探，终于摸清了呼延谟军的动向，他把大队人马都交给了石生，自己率轻骑进攻呼延谟。石虎不愧为前赵第一猛将，他一通狂揍，干掉了呼延谟，而后打算回师协助石生。就在回去的路上，石虎遇到了前赵军，石虎刚想乘胜进攻，突然瞥见了敌军中的大旗，金黄色的龙旗！石虎没看错，对面正是刘曜亲自率领的前赵精锐。
既然遇到了正主儿，石虎也不得不认真对待，他不敢有任何轻率的举动，而是仔细想清楚每一个作战细节，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刘曜迟迟不见战报，他已猜出了个大概，于是果断率军出征，不料还没到达金墉城，先在路上遇到了石虎。要是其他的前赵部队，石虎会毫不犹豫地第一个冲上去，可如果是刘曜，就另当别论了，这个人曾灭亡西晋，只此一事，就足以令对手考虑再三。石虎选择暂时撤军，一方面避其锋芒，二则集结军队，探明敌军虚实。石虎喊来了远在国内的侄子石聪，加上本部人马，凑够了足足三万骑兵，检阅完毕，石虎下令迎敌。石聪为先锋，石虎居中军。双方在一个叫八特阪的地方展开激战，这个小地方已无从查考，可能是古匈奴语。双方激战一天，石虎渐渐不敌，先锋官石聪差点被活捉，石虎只好鸣金收鼓，刘曜趁机驻守金谷（石崇故居）。
有时候命运喜欢捉弄人，成功需要个人的努力，但同时运气的成分也很关键，运气在谁那边，谁就有可能获得胜利。就在刘曜驻守金谷的当天夜里，发生了一件很诡异的事：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士兵们突然醒来，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向身边的战友砍去。几万大军，如同集体发疯了一样，看上去很像敌军趁夜劫营，事实上，大营里连敌军的影子都没有，多人在睡梦中稀里糊涂的成了刀下鬼，那些活着四处疯砍着，他们的目标是每一个移动的物体，直到长矛刺穿自己的心脏为止，这种莫名其妙的厮杀在刘曜军中整整持续了一夜。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关于这种现象，军事上有个专用术语：“炸营”。军营重地，自古都是肃杀之处，古代军营里有“十七条五十四斩”，当兵的整天齐心吊胆地过日子，战场上要提防敌军，平时也要小心再小心，而这两者一旦叠加，如大战之前，或连续作战时期，这种恐惧就更加严重，人人生死未卜，今天还能说话，明天这个时候谁知道是否还活着。
刘曜率军征战了大半生，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做好对将士心理的缓解工作，他所率士兵们平时的神经绷得都太紧了，看来部队文工团绝对是有必要的。否则在这种极度压抑的气氛下，每个人的心理防线都处在崩溃的边缘，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引发巨大的海啸，士兵们会突然变得疯狂，他们拿起武器，去攻击身边的每一个人。第二天清晨，营地里往往会出现遍地的尸体——心理学家把这种情形称为“集体催眠症”。军中出现“炸营”，刘曜非常恐惧，此乃不祥之兆，刘曜顾不上饿肚子的刘岳，赶紧把军队撤退到渑池，在当天夜里，前赵军中出现了第二次炸营。两次炸营，刘曜军损失过半，他几乎被吓破了胆，赶紧率军火速跑回了长安。这下刘岳彻底完蛋了，石虎攻破了石梁，端了刘岳的司令部，稍微带点军衔的都被押送到襄国，至于那九千俘虏，石虎效仿白起，全部活埋了，石虎一不抽烟，二不泡妞，生平最大爱好就是杀降。
刘曜经过几次败仗后，元气大伤，前赵的实力也受到影响，面对他的老对手后赵的攻势，有点招架不住的趋势。于是接下去石勒所建立的后赵帝国开始大展神威，司、豫、徐、兖大部分划入后赵版图，后赵和东晋的地盘已经接住，两者只隔着一道淮河，之前祖逖苦心经营的中原南部地区再度沦陷。祖逖死后，其子祖约继承乃父北伐大业，可面对后赵的步步蚕食，却也无能为力，只能退保寿春（今安徽省六安市）。即便如此，石勒仍不满足，他要把东晋的势力彻底打回长江以南，有长江天险，石勒不能把东晋怎样，但压缩其生存空间则绰绰有余。
66 后赵对东晋的威胁
随着后赵咄咄逼人的攻势越来越强，东晋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一显著的危机，公元327年，后赵再次攻打寿春，上次攻打，石勒军还属于流寇性质，时过境迁，石勒这个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了皇帝。后赵军的统帅是石聪，晋军的主帅祖约虽然随父征战多年，却连祖逖游击战的皮毛都没学会，大军压境，祖约所做的只是向建业发求救信，在是否出兵援救的问题上和派谁率兵的问题上，东晋朝廷发生了严重分歧。
东晋自从定都建业以来，习惯了江南的水软风轻，对北方的腥风血雨再无兴趣，而且时间长了，皇帝有偏安一隅的想法，难怪有人会纳闷，寿春是东晋的领土，在出不出兵的问题上还用犹豫吗？我们回顾一下东晋建国以来对北方地区的态度：八王之乱中，司马睿好不容易才捡了条小命逃到南方，北方的杀戮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极不愿意再趟这个浑水，当初祖逖北伐，司马睿就只给了他一千兵，盔甲武器统统没有。司马绍在位时，单是一个王敦就够他折腾了，自然无暇北顾；更有甚者，戴渊把北伐军几乎全部带回了南方，王敦之乱虽然被平定，但这支军队再也没能回到中原，之后，东晋政局获得了极为短暂的稳定，司马绍一直有光复中原之意，无奈时不我与。
难得一个有志向的东晋皇帝，只可惜寿命不长，在他的有生之年，既要面对北方胡人的进犯，又要肃清内部权臣的干政，还要经常光顾后宫培育下一代，实在是极不容易。公元325年，年仅二十七岁的司马绍身罹重病。这位皇帝在位四年，颇有中兴之志，他常以怀、愍二帝被掳的耻辱来激励自己，是一位雄才大略的青年皇帝，与司马炎非常相像。局势稍安，他把下一个施政目标定为收复中原。不幸的是，天不假年，心力交瘁的司马绍已经病入膏肓，此时已到弥留之际，司马绍强支病体，开始吩咐后事，他叫来了最信任的庾亮、温峤等人，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朕自知大限将近，卿等皆为国之栋梁，一定要好生辅佐太子，东宫年幼，尚不能理事，朝政大事还望卿等尽心处理；王敦之乱的根源在于南北士族不和，卿等务必吸取教训，抛弃门户之见，为国家选拔人才。朕受命于危难之际，却没能完成先帝的基业，实在无颜以对，光复中原全仰仗各位了！”
总得来说，司马绍在位时间虽短，但他却是东晋极为出色的皇帝，在他的任内，做了许多让国家稳定富强的工作，临死前司马绍把太子司马衍郑重地交到了庾亮手上，再三嘱托，然后溘然长逝，谥号曰“明”。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中国的“谥号”制度。所谓“谥号”，就是用一个或两个字对皇帝的一生作出的评价，谥号的评定有很大学问。谥号制度形成于西周，一般为“子议父，君议臣”，但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开国君主一般为“太”，凡事无绝对，如汉高祖。这种制度到唐代武则天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皇帝生前为自己叠加谀字定谥；到明朝时，皇帝谥号已经发展到十六个字，清朝更甚，为二十二字，而最主要的那个字则由后人评定。在唐以前，谥号还是比较能评价一个皇帝一生的，至于具体评定办法：刚强直理曰“武”，经天纬地曰“文”，博文多能曰“献”，照临四方曰“明”，等等，褒贬大体分为三类：表扬，中庸，批评。
67 幼帝登基与太后听政
封建王朝最怕的就是小皇帝临政，从东汉开始直到东晋，有太多的娃娃皇帝出现，娃娃皇帝自己无法处理政事，不得不依靠后宫、外戚或者宦官，给社会秩序带来极大的破坏。司马绍死后，年仅五岁的娃娃司马衍登上了帝位，正是和邻家小妹妹玩过家家的年纪，司马衍却接过了整个帝国。这位小皇帝连高高的龙椅都坐不稳，更别提临朝听事了。温峤等人好不容易找到了在后院玩耍的司马衍，把玉玺交到了他手上，小家伙拿在手里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可能是觉得这个玩具不趁手，直接扔了出去。群臣大惊失色，慌忙俯身去捡，当他们直起身时，看到了一个女人：庾太后。
大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太后的出现并非偶然，选幼帝临朝，这是实现太后抱负的最佳机会。众人纷纷向太后请安，说起这个庾太后，颇有些八卦新闻：庾太后名文君，她嫁给明帝时，已经二十三岁“高龄”了，大了司马绍整整三岁。有人会问，才二十三岁而已，搁现在大学还没读完呢！可你要知道，太康年间，司马炎曾颁布了一道命令：女子满十五岁必须嫁人，如果到十七还没找到人家的话，官府强制嫁出去！到时候无论男方是聋是瞎都要上花轿的，庾文君二十三岁还待字闺中，估计实在是没人要了，连官府都没辙。
庾文君从小志向远大，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她可不甘心这辈子做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要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当然她的长相应该没多大问题，能嫁入豪门起码对得起观众，以前庾文君之所以不嫁，是因为她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史书记载：“少以圭璋特异，令仪淑美。”和吕雉差不多，相貌贵不可言。门不当户不对，就算娶了也镇不住，庾文君对此一点也不着急，姜太公能用直钩钓王侯，我庾文君难道就不能钓个乘龙快婿吗？等了十几年，终于有人上钩了，而且还是一头名副其实的“龙”——司马绍。司马绍对女人不太感兴趣，老爸也不操心，因此司马绍二十岁时还是光棍一条，直到司马绍帮助老爸处理朝政时，司马睿才发现了这一严峻的问题，所谓病急乱投医，于是剩女庾文君嫁到了东宫，没过几年，老公死了，庾文君便从皇后升级到了太后。
庾太后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她对待大臣们很有一套办法，尤其在这个关键时候，既要保持住皇帝的权力，又要让大臣们心服口服地为朝廷效力，不容易啊。庾太后叹了口气说：“给大家添麻烦了！”说着便拉过司马衍，二话不说就开始拍屁股。皇帝挨揍，温峤活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可温峤没心情欣赏此等壮观的景象，他立即跪下为小皇帝求情：“陛下年幼，不懂社稷之重，还望太后原谅！如果非要责罚，臣等愿代陛下受过，乞求太后降罪于臣等！”说着便拿头狠命望地上磕。皇帝的面子可以不顾，但老师的话不能不听啊，庾太后放开了哇哇大哭的司马衍，赶紧扶起了温峤，再次长叹一声：“晋室南迁，正是百废待兴之际，先帝却撒手人寰，中原未平，我们孤儿寡母今后要多仰仗你们这些大臣啊！衍儿少不更事，你们不必拿他做皇帝，只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孙就行了！朝政大事，各地上书，你们商量着办吧！”庾文君的一番话一半是试探，一半出自真心。
庾太后其实早就与温峤有了暗中交易，今天这一场戏就是要做给所有的大臣们看看，从此东晋必将走上太后干政的道路。此时温峤继续演戏道：“臣等万万不敢僭越，今陛下年弱，臣等请求太后出来主持大局！”身为辅政第一大臣，温峤都表态了，身后的群臣自然齐声附和，只有庾亮没表态，因为他是庾文君的亲哥哥，为了消除外戚干政的嫌疑，他选择了沉默。“哀家虽为太后，但也是区区女流之辈，况且自古内宫不干政，军国大事，不能由哀家决定。”“太后此言差矣，昔日窦太后力挽狂澜，才有了后来的文景之治，阴皇后竭力辅佐光武帝，开创了“光武中兴”一派盛世。太后为什么不能效仿她们呢？皇帝年幼，难免大权旁落，到时候出现王莽那样的臣子该怎么办？为陛下也为社稷民生，请太后斟酌。”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庾太后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那好吧！待陛下到弱冠之年，哀家必还政于陛下。”
68 适时进退才能长久
王导此时还仍然是东晋的丞相，理论上百官以丞相为首，此次入宫做戏，王导为何没有出现呢？答案是王导正在饱受冷落中呢！司马绍挑选的几个顾命大臣几乎都不怎么买他的账，王氏子孙居然一个没有！因此，在庾太后临朝听政的第一天，王导以称病不去的方式发泄闷气。这正是司马绍的高明之处，他选的几个顾命大臣都很有特点：王导，丞相，没的说；庾亮，当朝权臣，势力仅在王导之下；温峤，帝师，自司马绍懂事起，就是他的老师兼玩伴；卞壶，不畏强权，东晋第一正直之士；郗鉴，平乱功臣，更重要的一点，此人不拉帮结派，标准的和事佬。看出细节了吧，这种安排就是为了削弱王导的势力，司马绍可谓用心良苦啊！卞壶见王导没来，不禁怒火中生，他搬出了为臣礼节，请求撤了王导的职，由于群臣的一致反对，这才作罢。
手握重兵的驻外大将，一言一行一定要格外注意，你手握重兵，本来朝廷就怕了你，如果你再说话不主意，大祸是分分钟要降临的。对这份遗诏不满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王导，还有陶侃和祖约两人，陶侃的不满是很有道理的，他镇守的荆湘九郡极为重要；祖约则纯粹是没事找事，论辈分，摆资历，他和那些辅政大臣明显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他的父亲祖逖能不能进都不好说。对朝廷不满，这种事藏自心里想想也就算了，可说出来就不好了。手握重兵，怨恨朝廷，庾亮等人能不怀疑吗？其直接后果就是当祖约求援时，朝廷断不发兵，留着你也是祸害，还不如借后赵之手清理门户呢！
很多时候，“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形势一直都在变，坚持一下，不利的情况就有可能改变了，因为援军迟迟不到，寿春时刻面临沦陷的危险，祖约只得自己咬紧牙关挺着，苦苦支撑。石聪觉得寿春不太好打，就越过祖约，挥师南下，对长江北岸的广大地区施行了三光政策，一番劫掠下来，百姓被杀五千多人，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战报传到建业，庾亮大为惊惧，事到如今，不出兵也不行了，万一后赵军渡过长江麻烦可就大了。朝廷于是任命王导为大司马，都督前线诸军事。王导一肚子怨气，虽然接受了官职，实际上屁事不管，只是把军队驻扎在江宁了事。屁股刚坐稳，王导得到了一个消息：石聪已经被历阳内史苏峻赶跑了！他这个功劳立的也真是容易。
一个政府只要设在北方，他往往就会被逼着要么强大，要么灭亡；而政府一旦逃到了南方，他总是选择偏安，选择远离战火。东晋政府也不例外。苏峻对明帝时代的东晋政局也心存不满，他十八岁就被举为孝廉，在王敦之乱中的表现亦可圈可点，但一直无法进入中央领导层，而明帝选定的几个辅政大臣，没有一个是苏峻看得上的。无限愤懑之下，苏峻渐渐萌生了割地自立的想法，他在外地广募士兵，大造兵工厂，势力急剧膨胀。但此时谋反还为时尚早，为了消除朝廷的猜忌，他主动揽过了抵御后赵的责任，几个回合下来，石聪被打回了襄国。之后，庾亮联合各顾命大臣，发布了一项命令：在涂水南岸建造堤坝，以绝后患，也就是彻底放弃长江以北的领土，这里的“后患”有两层意思，首先是抵御后赵军南下，第二层，你祖约就在长江以北瞎蹦跶去吧，以后是生是死，再与朝廷无关。
当朝廷的掌权者不得人心，朝廷的政策不能服众时，心怀不满的驻外大将造反的概率就很高了。公元327年，苏峻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王敦之乱过去仅仅三年，王敦这个榜样做得实在不咋滴。后人这样评论东西两晋：西晋亡于皇室，东晋亡于权臣。自东晋建国起，各种以“清君侧”为名的内乱层出不穷，苏峻模仿前辈们的做法，也找了许多同伙，其中最有分量的当属祖约，祖约接到檄文后，立即拍板：入伙。这意味着北伐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从王师变成了叛军，祖逖万万不会想到，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北伐军竟会沦为叛臣的帮凶！早知如此，何必北伐！苏峻距南京有多近？80公里！他的部队早上出发，傍晚就能到达，如果是骑兵的话，一个时辰绰绰有余，如此近的距离，大军是不怎么用准备的，先头部队兵临建业城下时，后续部队再起床不迟。
69 东晋最缺的是忠义武将
朝廷越是对外显得心虚，越是容易引狼入室，别人看到你心虚了，就知道肯定没有实力，就像一个孤独的小孩子，家藏亿万财宝，怎能不引起大家的贪欲？庾亮自知建业兵力有限，根本无法抵抗叛军，就下诏各地勤王，接到朝廷的命令后，陶侃火速从荆州东进；宣城内史桓彝也率领郡兵北上；郗鉴正在徐州防备胡人入侵，便请求赶回建业，正待大军出发时，朝廷下令：郗鉴不必勤王，抵御胡人为重！于是，平叛的重任落到了陶侃等人的身上，庾亮命弟弟庾翼率重兵防守石头城，左将军司马流据守慈湖，左卫将军刘超全盘主持讨伐事宜。这几个人里就最后一个刘超还像那么回事，其余全是凑数的。值得一提的是，当建业城里的王公贵族纷纷外逃时，只有刘超立场最为坚定，他把家人搬到了皇宫附近居住，以此表明与建业共存亡的决心。
东晋在建业立国，始终忙于各种杂事，对培养和笼络人才一直相当忽视，导致一旦有需要，根本没有合适的良将，好不容易有一个，也罩不住，结果成了叛军。第一支与叛军交锋的队伍是桓彝，桓彝与苏峻的先锋韩晃大战于芜湖，无奈敌我力量悬殊，终为韩晃击败，桓彝退守宣城。叛军乘胜追击，而宣城的城防不甚坚固，于是又败退到广德，韩晃大肆抢掠一番后离去。宣城郡管辖着包括今宣城市、马鞍山市、芜湖市等在内的广大地域，是建业西北的一道重要屏障，叛军能在这一地区大肆劫掠，可见建业周围已不再安全。不久后，桓彝惊闻建业陷落，感慨泣涕之际，他第二次挥师勤王，不料被苏峻包围于泾县，苏峻数次劝降，皆被桓彝严词拒绝，叛军恼羞成怒，攻破泾县，并杀了桓彝。第二支交锋队伍由司马流统帅，此人是典型的怂包一个，前哨士兵报告敌军来袭时，司马流正在营帐内吃烤肉，听完汇报，这哥们被吓得面无血色，起身就跑，于是溃不成军。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主帅如此，焉有不败之理？韩晃军一通狂砍后，这支部队上至统帅，下至作战士兵，全部成了刀下鬼。
此时的东晋政府已是病急乱投医，不管是谁都可以抓到前线去带兵打仗，那些从来没有打过仗的文人，现在都被任命为将军或者都督，去应付前线的对叛军作战任务。苏峻的先锋韩晃肃清建业外围据点后，准备向石头城发起总攻。苏峻率祖涣（祖逖的另一个儿子）等两万人渡过横江，屯兵陵口（今属江苏丹阳），刘超屡次讨伐，无一例外，全都以失败收场。能打的全上了，叛军声势却一天比一天浩大，无奈之下，朝廷任命卞壶为大都督，率郭默等人与苏峻在西陵（南京周围的小城堡）展开决战，卞壶为御史出身，半路出家成了将军，他显然不太适应这个角色，在第一天的作战中就败下阵来，自己还中了一箭，好不容易才逃回军营。将卞壶击败后，苏峻看风向有利，就趁乱放了把火，大火从阵地上一直向南烧去，不多时，晋军的营帐全成了灰烬。情急之下，卞壶召集剩下的人，企图向北反击，正在危急关头，卞壶身上的箭伤突然复发，左右虽竭力保护他突围，但还是无能为力，经过一番苦战，卞壶和两个儿子阵亡。
由于这一连串的错误，最终建业是保不住了，叛军长驱直入，东晋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等到最后一位将军卞壶阵亡后，庾翼所部不战自溃，温峤的几千人打打游击还行，正面交战就等于送死；郗鉴尚可一战，但远在徐州；最靠谱的陶侃正在行军路上。这两支部队远水救不了近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建业沦陷，司马绍机关算尽，却没有在建业屯一支强有力的政府军。不久后，苏峻的大军进入建业城，建业经过十数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发展为全国第一大都市，江浙地区的真金白银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送到国库，但也到此为止了。苏峻和其手下士兵疯狂地洗劫了这座繁华富庶的大都市。王敦虽然为人残暴，但多少有点主人翁意识，所以没怎么抢，苏峻与之相比，则为货真价实的强盗，他手下的叛军也就五六万人，这些金钱足以使他们全都成为百万富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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