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风云[全八册]-第6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清政府让泰国在进贡的时候，运三十万石的米，分别送到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售卖，而且康熙给他们免税，但是如果超过了规定的数目则要征税。
　　雍正年间，泰国大米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让雍正很高兴。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的哥哥、广东巡抚年希尧上奏罗列了泰国进献的贡物。雍正听了龙心大悦，赞扬泰国：“暹罗（泰国古称）不辞艰险给我们送来谷种、果树、洋鹿、猎犬等物品，确实恭顺有加，他们的货物就一概免税吧，作为对他们输诚向化之心的奖励吧！”
　　泰国给中国的贡物，除了大米外，主要是沉香、苏木、犀角、翠竹等物品，从中国购买的物品主要是丝绸和瓷器。雍正后来下令，永远免除泰国物品的税收，对于向自己臣服的人，雍正表现出非常大度的一面。泰国的使者秉承国王的意思，提出要买东京弓（满人用的弓）和中国铜钱，礼部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禁品，无法出卖。但雍正听了后，显得非常豪爽，不仅同意，而且无偿地送给泰国。在雍正看来，这不是贸易，而是宣扬国威。
　　总的来说，雍正朝，中泰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
　　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在雍正时期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呢？
　　应该说，自古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就比较友好。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朝创建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到海外四处觅食。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1571年西班牙舰队占领了菲律宾的马尼拉，1619年荷兰军队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到了雍正年间，这些国家已经有了悠久的被殖民的历史，基本上断绝了跟中国的交往。在这期间，只有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岛国苏禄国跟中国保持着交往，这个岛国在1915年被并入菲律宾。早在明朝万历时，西班牙舰队就攻打苏禄国，但由于苏禄人占据着地利，还有他们誓死保卫领土的决心，西班牙人最终败兴而归。
　　雍正四年，苏禄国王毋母汉未母拉律林派遣使者带着贡物到了福建，福建官员奏报后，雍正十分高兴，说：“苏禄国远在海外，越洋而来，从来没有让他们进贡，他们居然主动输诚向化，应该表扬。他们来京的路上，沿途官员要好生招待，一切待遇从厚。”
　　苏禄使者到京后，雍正热情地招待他们，并确定了苏禄国五年朝贡一次。雍正十一年，苏禄国国王奉表谢恩，并请求雍正帮他一个忙，国王的祖先东王于永乐年间朝贡时病逝于山东德州，东王的两个儿子在中国守墓，国王请求雍正翻修东王的坟墓，并照顾东王两个儿子的后代。
　　雍正一口应承，让人把东王的墓道、享亭、牌坊等翻修，并在东王的两个儿子安都禄（后代改姓安）和温哈喇（后代改姓温）的后代中各挑选一人，授予官职和俸禄。
　　雍正年间，中国和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殖民国家交往断绝，但是民间的交往却非常频繁。雍正年间，印尼雅加达的华人超过一万，待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华人超过两万，而菲律宾的华人近四万。
　　雍正开放海禁后，许多商人来到这些国家，与他们进行贸易，有的人甚至定居在那里。
　　严格限制外商
　　在雍正朝，外商想要来中国贸易，必须停靠在广州港口。
　　雍正三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有十艘，其中英国船只有六艘，法国船只一艘，其余是南洋一些小国的船只。这些洋船带来的商品并不多，主要是一些黑铅、哔叽、胡椒、檀香、苏木等物品。当时的署理广东巡抚常贲说：“没多少货物，大半都是一些外国的银钱。”
　　来到广州的外国船，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一律停靠在黄埔港口。之后是严格的管理，船上的炮位由中国官员卸下来，暂且保存，离开时再发还。水手等人都要在船上等候，不得上岸，然后由海关进行征税和查货。中国与外贸无关的官员，一律不得进入外商船只。到了十一月、十二月，外商船只就必须离开。
　　与外商谈生意的官员又叫洋商或者官商，当时外号是“十三行”。雍正三年，广东巡抚杨文干在行商中设立行头，专门让其中的六家商行处理外贸事务，这是清政府垄断外贸的一个措施，官商勾结，不让民间商人介入。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有渊源的。
　　当政府介入并垄断外贸时，要想没有腐败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些负责外商的官员贪污情况非常严重。当有人说杨文干贪污时，雍正根本不信，他认为杨文干是个一心为公不避嫌怨的好官员。所以当其他人揭发杨文干时，雍正不仅不相信，还保护他。
　　真相出来的时候，雍正感到很意外，杨文干的贪污情况让人发指。广东海关每年额定税收是四万两银子，杨文干却以溢耗之名将多得的十一万两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除此之外，对于外商带来的银两，杨文干每两要抽三分九厘，中饱私囊两万两银子；根据清政府的规定，红颜色和黄颜色的绸缎不准出口，杨文干却私下里允许，每匹绸缎抽银七钱，这一项得银一万两；外商船只回去之前，杨文干不管他们买了多少货，根据他们携带的银两，每两加抽一分，获银四万三千两；此外，杨文干还以孝敬皇上为名（其实是留着自己用），从外商船上挑选精巧的物品，这笔钱由洋行的中国商人支付，计约万两。
　　总的算下来，杨文干贪污二十万两。
　　杨文干这个人是雍正手下一个能干的大臣，在其他方面非常清廉，偏偏涉及外商时就贪污无障碍。雍正洞察出了他的心理：“以为外商之事无关国计民生，贪污多少，都不会有损中国百姓，这样既可以得到实惠，又能自我感觉清廉。”事实上，很多官员跟杨文干的想法很类似，在其他地方当官很清廉，到了洋行就本性大暴露。之所以有这种思想，跟他们的愚昧是有关系的，对外商盘剥，无疑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回国之后肯定要说你坏话，这是损伤国体；其次，你这么做，以后谁还愿意跟你做生意，长此以往，没人愿意跟你交流，中国的经济必然落后。
　　当然，雍正也没有过分为难杨文干，仅仅是让他吐出赃银，调换工作岗位而已。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其实早在雍正时，就对鸦片非常警惕。那时卖到中国的鸦片还很少，但雍正已经下令严禁贩卖鸦片烟。七年，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在陈远家中查获三十三斤的鸦片，陈远被判处充军之罪。陈远觉得自己冤枉，说他的鸦片是药用的，不是鸦片烟。巡抚刘世明交给药店鉴别后，发现确实是药用鸦片，还没有制成烟，便将陈远无罪释放，但是鸦片要没收。
　　刘世明本想参李治国审案不明，又怕世人误会，以为解除烟禁，所以给雍正一道密折。雍正的看法是：“李治国在此案上虽然有欠明察，但也是因为实心办事过于仓促，情有可原，不参他是对的。至于没收陈远鸦片就不对了，如果这个人确实犯法了，就应该绳之以法。如果没有犯法，那干吗还要把他的东西储存在府库里。小民们生活不容易，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血本，本来就错怪了他，就更不应该夺了他们的生计。即使是想留着日后作证据，也没有必要全留着，留一些样本就行了。这虽然是小事情，但是身为封疆大臣，千万别因为事情小就无所谓。”
　　在对广州外商进行严格管理之外，雍正的眼光也没有放过澳门的外商。在康熙末年，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去贸易，结果澳门的外国人揽过这笔生意。他们不断地增加船只，扩大交易，在雍正初年已经有二十五只洋船了，澳门领土上居住着三千五百多西洋男女。
　　元年，通政司右通政梁文科奏请在澳门增设官兵，随时准备弹压。第二年，孔子的六十六世孙孔毓珣提出建议：“澳门现在有洋船二十五只，我们给他们限定，不能超过这个数目，船只坏了可以修，但不能再添，防止他们贸易扩大后，会有更多的西洋人过来居住。葡萄牙派来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更换，但是其他的人随船来随船去，不可以在澳门逗留。”
　　雍正批准了他的建议，限制了洋人的贸易活动，那些在澳门的洋人必须遵守清朝法律，还得缴纳赋税，如同侨民。
　　雍正与天主教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许多西方传教士开始涌入中国，一直到康熙年间，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统治者对天主教的基本态度是：不提倡，不干涉。
　　但是康熙末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罗马教皇屡次派使者来华，命令中国的天主教徒不可以尊孔，不可以祭天，甚至不可以祭祖。康熙对此非常生气，说道：“看了罗马教皇这个告示，发现这些洋鬼子根本不懂中国的道德和伦理，就是和尚和道士中异端者信口雌黄也不过如此。这么嚣张，那好，从今以后西洋人就不要在中国传教了，免得他们多事。”
　　没想到，康熙这一纸禁令下来后，居然持续了一百二十年。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才取消这个禁令。
　　雍正对天主教的反感比康熙更甚，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看到康熙允许天主教传播，雍正当时就很不理解，康熙禁教之后雍正坚定地支持他。
　　康熙虽然下了禁教的决定，但是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禁止传教？那别人已经盖好的教堂是不是应该拆了？已有的信徒是不是应该关起来？对这些，康熙都没有作出指示。雍正继位后，浙闽总督觉罗满保上奏说，西洋人在各省盖教堂，经常暗地里传教，人心渐渐被他们蛊惑了。觉罗满保建议雍正将这些传教士都送到京城里做奴仆，或者驱逐到澳门。
　　雍正虽然批准了这个粗暴的建议，但是让他们执行起来时温柔点，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沿途帮着他们点。雍正这么说不代表他更善于替别人考虑，仅仅是担心教民闹事。至于，那些信仰天主教的人则勒令他们尽快改变信仰，不可继续迷误。
　　德国传教士戴进贤到北京后请求雍正不要将他们驱逐到澳门，雍正让礼部讨论应该怎么做。礼部回答说：“这些西洋人在中国，倒也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对吏治没有什么大害。他们带来的历法和算法这些东西，对于民间毫无用处，他们宣传的东西跟圣人之道完全是两码事。愚民轻信了他们的话，终究不是好事儿。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各省的西洋人全部安排到广州的天主教堂里，不许他们外出传教，也不许老百姓信教。”
　　雍正的回复是：“对西洋的这个天主教，我也没有什么深恶痛绝的地方，只是这个教派对中国的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益处。你们再考虑一下，如果确实没有害处，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也不要过于为难他们。”
　　天主教之所以在中国遭禁跟罗马教皇的禁令有很大关系，如果罗马教皇不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尊孔、祭天和祭祖，康熙可能就任其发展。所以，其根本原因还是天主教文化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导思想，虽然儒家思想并不排斥外来宗教，譬如像佛教和伊斯兰教等等，但前提是这些宗教能够跟儒家思想融合，至少没有冲突。
　　罗马教皇的态度非常强硬，不仅让中国的天主教徒改变风俗习惯，而且宣称那些尊孔、祭天和祭祖的中国天主教徒为异端，这种情况不要说清朝统治者，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忍受不了。
　　雍正初期虽然也禁教，但还不是特别严厉，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态度大变，对天主教越来越严苛。
　　事情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雍正最厌恶的人就是八王允祀，而储英的曾孙苏努恰恰是允祀的支持者，雍正恨屋及乌，连带苏努也恨上了。在雍正刚刚即位的时候，不方便公报私仇，所以他静候时机。苏努的第六个儿子勒什亨是正黄旗和正红旗的副都统，雍正就从他下手，于元年二月将他逮捕，理由是结党营私。勒什亨的弟弟乌尔陈为他说情，结果被打入勒什亨的同党。
　　雍正将勒什亨和乌尔陈一起发配到西宁，没想到发配西宁以后，勒什亨和乌尔陈居然加入了天主教。当时有个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跟着他们来到西宁，两人都是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人，在穆敬远的说服下加入了天主教。这事后来被川陕总督年羹尧知晓，上报给雍正。
　　这样一来，雍正等于是握住了勒什亨和乌尔陈的把柄了，当然也让他更加厌恶天主教。雍正立刻将穆敬远召回，然后将苏努及其十三个儿子全部解职。
　　四年，雍正腾出手来对付允祀。阿齐那、塞思黑案件不断升级，苏努一家也受到牵连，苏努已死，便挫骨扬灰。五年正月初八，有人呈报《关于处死信奉伪教教徒之事宜》，详细说明了苏努儿子加入天主教的情况，说苏努的儿子们扬言宁愿被正法，都不愿弃教。这分明是为了激怒雍正的仇恨，让他对天主教更加憎恶。雍正公开宣称苏努的儿子们愚昧不法、背弃祖宗和朝廷。大臣们建议雍正处死他们，但雍正还是想给他们一次机会，派诚亲王允祉去说服他们放弃天主教。结果他们说：“既愿意为皇上效力，又不愿放弃信仰。”
　　根据刑部的意见，应该把苏努子孙三十九人全部斩首，雍正没有同意，只是赐死苏尔金和乌尔陈等人，其余人改为长期徒刑。当时的传教士添油加醋，宣传说这是一起迫害信奉天主教亲王的事件，洋人是没法理解中国政治的，雍正整苏努一家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以前支持允祀，信仰天主教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
　　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雍正最开始对天主教并没有过分的反感，但是不断发生一些事情引爆了他的愤怒。
　　在康熙六十年，康熙让葡萄牙传教士张安多带着自己的书信去意大利见罗马教皇。张安多还没回来，康熙就已经去世了。迎接张安多的是雍正，张安多不仅带回了罗马教皇的两个使者，还带来了葡萄牙大使麦德乐。引爆雍正愤怒的就是这个麦德乐。
　　张安多和教皇的两个使者先到北京，其时，麦德乐还在广州等候圣旨。教皇在信中向康熙表示感谢，祝贺雍正登基，同时感谢雍正释放传教士德里格，希望雍正慈悲，继续释放毕天祥和计有纲。教皇的要求非常多，还希望雍正多多照顾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甚至要求雍正允许他们传教。
　　雍正回了一封非常古奥的信，教皇及其翻译能不能看得懂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不过信的意思极为简单：“朕对传教士一视同仁，只要他们不犯法，朕绝不会为难他们的。”
　　雍正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突然颁下一道让所有传教士意外的圣旨，他召见为清廷服务的二十名传教士，不是找他们训话，而是宴会招待他们。所有受召见的传教士都觉得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破天荒的荣誉。召见的过程中，雍正跟这些传教士们亲切地交谈，雍正问他们瑞典跟俄罗斯打得怎么样了，天主教跟东正教有什么区别等等，雍正还告诉传教士，很多人说他们不孝敬父母。传教士对这些都作出了解释。
　　宴席上，雍正说不久就会召见麦德乐，所有参加会见的传教士都能得到礼物。这些传教士们感到雍正的态度似乎有所好转，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四月份，麦德乐来到北京后，先见了北京的传教士，传教士们介绍了雍正的政策，并说雍正已基本解决了教皇信中提到的问题。麦德乐深受鼓舞，以为这个皇帝好说话，打算在受召见时提出两个要求：一、要求雍正归还各省的天主教堂；二、要求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很多在中国待了许多年的传教士劝他不要这么做，一方面这跟清廷的政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由他提出也不合适。
　　麦德乐不听劝告，雍正召见他那天，他果然提出了这两个要求。本来大家都很高兴，他这一说，雍正脸色马上转阴，当场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当天雍正就发表讲话：“中国有中国的教，西洋有西洋的教，西洋的教没有必要在中国流传，就好像中国的教没有必要在西洋流传一样……”
　　传教士们听到雍正的讲话后，纷纷指责麦德乐，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对此作了记载：“这就是麦德乐先生不听从我们劝告的结果，他的贸然行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之后，麦德乐先生非常后悔，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跟皇帝打交道了。”
　　不久，麦德乐就坐船回欧洲了。但是他却让在华的传教士们日子更难过了，六月初一，雍正召集了在京的所有传教士，并对他们发表了一通讲话，法国传教士宋君荣记录了这次讲话，内容摘录如下：朕允许你们留在京城和广州，允许你们在京城和广州之间往返，允许你们和欧洲通信，你们还不知足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很多人控告你们吗？朕知道你们人不坏，如果你们碰到一个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恐怕早就赶你们出境了。麦德乐居然让朕给你们发执照，以便让朕知道你们中哪些人是好人（合法的），哪些人是坏人（非法的），朕不想这么做，因为朕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不管怎么说，朕不需要传教士，如果朕派和尚到你们欧洲去，你们的国王也不会允许的。
　　汉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器重西藏喇嘛，这两个人都受到了世人的憎恨。皇考让你们在各省创建教堂，也有损声誉。朕曾竭力反对皇考这么做。朕怎么能允许有损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怎么能帮助你们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的教义？喇嘛教最接近你们的教，而儒家跟你们的教相去最远。你们错了，你们不过二十来人，却企图攻击其他一切教义。要知道你们自认为好的品质，在中国人身上也有，中国各种教派身上荒唐的东西你们也有。你们称天为天主，其实是一码事。和我们一样，你们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你们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还有什么永恒的受难和幸福——还有比这种神话更荒唐的吗？
　　……
　　难道我们满洲人祭祀用的竿子不是跟你们的十字架一样荒唐吗？在儒生、喇嘛、和尚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他们的教义，你们也是这样的。大多数欧洲人夸夸其谈什么天主啊、天堂啊、地狱啊，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谁真的见过他说的那些东西？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不过是欺骗小民的？以后你们要经常来朕这里，朕得好好开导你们。
　　雍正对于宗教的认识，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深刻的，在讲话中，他阐明了对天主教的态度。禁止但不敌视，能够理解但对中国毫无用处，不过一种宗教一旦生根，就很难禁掉了。十年，在广州发现十五所秘密的天主教堂，传教士中中国人比西洋人还多，教徒有一万两千多人。
　　恰克图条约
　　中俄自从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两国渡过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两国没有矛盾和冲突，军事上的冲突没有，但是在边界问题和通商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
　　在彼得大帝时期，沙俄实行扩张政策，屡次对外征战，军费高昂导致国库空虚。所以，沙俄急需和中国通商来赚钱。在康熙三十七年到康熙五十六年间，俄国官方和中国进行了十次贸易，每次俄国商队都超过了规定的二百人，有时甚至达到八百人。然而，沙俄就像一条贪婪的鲨鱼，一方面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还寻思着蚕食中国土地，尤其对喀尔喀蒙古地区蚕食得特别严重。
　　除此之外，沙俄还经常引诱中国边民，教唆他们叛逃。沙俄种种不法的行为激起了康熙的愤怒，五十七年，康熙禁止俄国商队入境。
　　俄国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型国家，康熙一强硬，他们就软化。康熙五十八年，俄国派遣特使伊兹马伊洛夫出使中国，缓和中俄矛盾。伊兹马伊洛夫说好话后，康熙同意了俄国的通商请求。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沙俄说好话不做好事。
　　康熙六十一年，得知俄国和准噶尔互通信使，立即召见俄国的驻京大使郎克，指责俄国政府违约。郎克狡猾地说，自己只是商业代表，这个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郎克的话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当时他在北京的任务就是负责商业方面的事情。康熙很生气，立刻把郎克撵出中国，随后将俄国的商队全部扫地出门。可以说，中俄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俄国单方面的破坏。
　　雍正继位之后，继承了康熙的对俄政策，拒绝让俄国商队进入中国。这下，俄国政府没辙了，只能降低姿态跟雍正和好。雍正三年，沙俄派萨瓦伯爵率领代表团来华与清政府谈判。萨瓦临行前，俄国外交部授予他四十五条训令，商业部交给他二十条训令，另外，沙皇还给了他一些“锦囊”。
　　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他此行必须完成的任务，主要有：一、和中国缔结商业往来的条约，如果不能扩大商贸的话，至少要恢复中断了的商务往来；二、如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