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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风云[全八册]-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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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很生气，忍了他们很久了，直到乾隆五年才发难。乾隆发难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皇帝，大臣仗着资历老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这让他的自尊心往哪搁啊？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召集文武百官开会，措辞严厉地警告大臣：“为人臣者有臣德，不要成天想着巴结权贵，枉自揣摩。”乾隆甚至点了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名，当然也给他们留下面子，乾隆说鄂尔泰和张廷玉不会有党派之心，只是下面的人喜欢乱作非为，满洲的人想依附鄂尔泰，汉人想依附张廷玉。最后，乾隆愤怒地质问群臣：“你们这么瞎搞，把鄂尔泰和张廷玉当成手握大权的人，那么朕在你们眼里又算什么呢？”
群臣立刻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意识到党派跟皇权的矛盾。只不过，乾隆认为满人依附鄂尔泰、汉人依附张廷玉，这个看法有些片面。固然有相当多的满人依附鄂尔泰，但是依附他的汉人更多，譬如封疆大吏张广泗、张允随就是鄂尔泰的门徒，回族人哈元生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像杨名时、方苞、胡中藻等人跟鄂尔泰的关系也相当好。连文坛怪杰郑板桥都对鄂尔泰心悦诚服。
郑板桥也算是鄂尔泰的门生，郑板桥中进士的那年，鄂尔泰正是主考官。鄂尔泰有意把自己打造成清廉正派的儒学名臣，加上他非常爱才，所以聚集在他门下的人才特别多，其中以汉人居多。郑板桥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连乾隆都敢批评，后来还傲然辞官，这样一个人却对鄂尔泰尊敬有加，说明鄂尔泰确实有过人之处。
张廷玉与鄂尔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鄂尔泰思想开明的话，张廷玉则显得相对保守；如果说鄂尔泰汉化非常严重的话，张廷玉则满化得非常厉害，张廷玉满文非常好，能够用满文写文章，在今天肯定是个国宝级的学者；如果说鄂尔泰有尊重人的前沿意识的话，张廷玉身上则表现出奴才气，张廷玉为官相当谨慎圆滑，聚拢在他周围的大体是一些圆滑之人，除了蒋廷锡比较正直之外，很难再找出一些正派的官员。
当然，在张廷玉的门下也不乏大量才智之士，汪由敦就是其中的优秀人物。汪由敦和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是知交，赵翼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学问冠盖当时，胸襟广阔，从不嫉妒别人的长处。
逐个击破朋党
乾隆上次训话之后，结党现象并没有改观。为此，乾隆伤透了脑筋，他决心打破僵局，重新整肃朝纲。
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乾隆六年四月，御史仲永檀奏参步军统领鄂善，奏参的内容是鄂善收取贿赂一万两白银。本来，这个案子跟朋党没有关系，但随着案情的深入，逐渐牵连出了朋党案。
案情是这样的：俞君弼是一个富商，为工部承揽了一个建筑工程，俞君弼没有儿子，中途病故后，女婿许秉义出头主持丧事，邀请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前来吊唁，以便增加自己夺取遗产的筹码。只因俞君弼有一个嗣孙俞长庚，所谓嗣孙并不是指亲生的孙子，而是同宗里过继过来的孙子。俞长庚为了不落下风，找到鄂善这个后台，给他送了一万两银子。鄂善果然给力，作出了有利于俞长庚的判决，还将许秉义治罪，并革了许王猷的职。
许秉义和许王猷不服，于是托人找到仲永檀，仲永檀也非常给力，立即给乾隆上了一道奏章，弹劾鄂善。最绝的是，仲永檀在奏章中居然意味深长地将张廷玉也卷了进来，说这个张廷玉亲自差人送帖到俞家吊丧，张氏门人徐本、赵国麟还亲自去跪奠……寥寥数笔，就把案子往最危险的方向推动，由此可见，御史的笔比刀还厉害。
然而，仲永檀太低估乾隆了，乾隆绝不是一个昏庸的主。他第一反应是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仲永檀考进士那年主考官就是鄂尔泰，乾隆意识到此案可能跟派系斗争有关系。为了显示对此案的重视，乾隆召集怡亲王、和亲王、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等人公审。
在审理的过程中，乾隆甚至亲自询问鄂善，希望他主动坦白。看到乾隆和颜悦色的样子，鄂善以为皇上很仁慈，心想皇帝应该不会重罚自己，竟承认自己收了一千两银子（鄂善以为将收取的银子降为十分之一罪名就轻很多）。事后，鄂善想，受贿超过八十两就是死刑了，第二天又推翻原供。没想到鄂善聪明一世煳涂一时，推翻原供等于欺君，比贪污的罪名更大。
乾隆盛怒之下，将鄂善的案子交给刑部处理，刑部很快就查出鄂善受贿之实。刑部建议将鄂善处以绞刑，乾隆垂泪让鄂善在家自尽。鄂善身兼兵部尚书和护军统领之职，是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的一品大员。
乾隆原本不打算对张廷玉朋党一事深究。但赵国麟却不肯罢休，赵国麟是个道学家，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听说仲永檀奏告自己到俞家跪奠，这是用传闻诬蔑自己的清白。为了表达不满，赵国麟提出辞职。乾隆知道赵国麟这是在发泄对自己偏袒仲永檀的不满，此时仲永檀已经升到左副都御使。乾隆最不喜别人要挟自己，将赵国麟连降两级。赵国麟是一根筋，依旧不依不饶，乾隆很不耐烦，干脆把他革职，但也不准他回家，以闲散身份待在京城。
仲永檀表面上看是升官，其实末日正向他悄悄走近。
在末日来临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这段插曲将仲永檀的死期推后一年多。
谱写这段插曲的是一个叫刘统勋的人。刘统勋，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进士，曾当过乾隆的老师。乾隆即位后，出任内阁学士二品大员。乾隆六年，刘统勋当上左都御史。鄂善案子爆发后，刘统勋认为是时候向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个党魁出手了。
在第一份奏折中，刘统勋直指张廷玉结党营私，说桐城（张廷玉是桐城人）张姚两姓占据当地缙绅的一半还不止，张家在朝廷当大官的有十九人之多，姚氏和张氏世代联姻，当官的也有十个人。刘统勋说张家的门第太显赫了，张廷玉与父亲张英先后担任宰辅，至于翰林就更多了，满门皆翰林，翰林院可以直接开到张廷玉家中。刘统勋并没有从其他角度攻击张廷玉，仅仅是指责张廷玉任人唯亲，搞家族企业，说明刘统勋深谙盛极而衰的道理。他攻击张廷玉，没有分毫涉及张廷玉和鄂尔泰之间的恩怨，这无疑给乾隆一个感觉，刘统勋完全是为皇家考虑，对派系斗争并不感兴趣。
在第二份奏折中，刘统勋说讷亲（额亦都曾孙）职位太高、权力太大，身兼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吏部尚书协办户部事务、军机大臣、议政大臣等职，导致他位高权重，颇有些刚愎自用。刘统勋建议削减讷亲的职务，并让乾隆晓谕他盈亏之道，让他谦虚低调一点。
收到这两份奏折，乾隆非常欣喜，这对困于皇权受抑的乾隆来说犹如及时雨。乾隆立即将这两封奏折交给大臣学习，最后乾隆告诫张廷玉和讷亲，让他们收敛，不要辜负自己的期望。
可惜，权势使人昏聩，张廷玉和讷亲都不懂得收敛。最后，两人的下场都非常惨，讷亲在攻打金川的时候忽然收到乾隆寄过来的一把刀，这把刀是讷亲的祖父遏必隆用过的，乾隆让他用这把刀自裁。
之后，张廷玉行迹有所收敛，但仍然以太平宰相自居，终于让乾隆忍不住对他动手了。张廷玉虽然没有被杀，但是受尽乾隆的挫辱，最后黯然回乡，乾隆甚至削去他伯爵的称号，还剥夺他配享太庙的权利。
不久，就轮到鄂尔泰遭殃了。自从升任左副都御使后，鄂尔泰的得力干将仲永檀开始得意忘形。乾隆七年十二月，轮到仲永檀倒霉了。事情是这样的，仲永檀在参奏乐部大臣张照时，私下里找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商议，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乾隆耳朵里。乾隆龙颜大怒，将仲永檀和鄂容安一起革职，交与刑部议罪。
鄂容安是鄂尔泰的长子，雍正十一年中进士，当时还不过二十岁，年纪轻轻，前途无量。中了进士后，鄂容安就跟着父亲进入了军机处，是军机处最年轻的军机大臣。
本来鄂容安前途无量，乾隆也相当重视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的未来栋梁，仲永檀和鄂容安密商奏折的事发生后，乾隆对鄂容安非常失望。此案经过刑部审讯，仲永檀和鄂容安都对事实供认不讳，刑部最后拟定，以泄露机密罪定刑。没想到一向宽容的乾隆却认为拟罪过轻，他说仲鄂二人在密奏之前就商议，奏完之后又召回，明显属于结党营私，打击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人。乾隆让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一同出击，重新再审。
大家很快就揣摩出圣意，知道乾隆是想揪出幕后指使者，这个幕后人物不用想都知道是鄂尔泰。三个部门很快就查出鄂尔泰是这事件的主谋，最后刑部建议对仲永檀和鄂容安进行刑讯逼供，还将鄂尔泰革职查办。乾隆忽然一反常态说：“不必了，仲鄂两人罪行昭彰，不必再审。至于鄂尔泰，不用革他的职。”
看来，乾隆没有搞垮鄂尔泰的意思，只是想狠狠地给他脸色看。在结案时，乾隆斥责道：“仲永檀这个人恶迹昭著，鄂尔泰却经常在朕面前说他品行端正，显然是包庇党羽，鄂尔泰对儿子鄂容安显然也失于教导。这件事朕不忍深究，一旦深究，恐怕鄂尔泰也承担不起，到时国家就少了一个能办事的大臣。朕希望鄂尔泰能反思，朕以前能用你，今天能宽恕你，难道将来就不能惩治你吗？请好自为之，悔过自新，继续为国家效力。”
还没判刑，仲永檀就瘐毙狱中，有人怀疑他是被张照谋杀的，但没有证据。至于鄂容安，刑部判他充军戍边，乾隆法外开恩，让他继续在上书房行走。
到这里，可以说乾隆成功地化解了朋党之争的毒害，从此以后，大权尽揽于乾隆一人之手。事后，乾隆向大臣解释说，是鄂尔泰和张廷玉逼着自己选择严苛的，决不会因此而改变宽仁的政策。
此后，乾隆的帝王心术日臻成熟，大有超过乃父之势。
第五章 弹压“暴民”不手软
乾隆一向以爱民自居，但他爱民的前提是顺民，无条件地顺。百姓应该明白了，乾隆的爱民不是真爱，把爱改成统治二字更恰当。
米价上涨引发的心灵创伤
乾隆经常以爱民皇帝自居，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词语是“乾纲独断”，似乎乾纲独断和爱民没有冲突。皇帝说乾纲独断在我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但其实在明朝之前，哪个皇帝说这样的话，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而且肯定是不喜欢的。
在中国的汉唐盛世里，乾纲独断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在那时人们的心中，这往往是“暴君”才说出的话。譬如，唐太宗就说过这样的话：“天下如此之大，百姓如此之多，国家事务千头万绪，如何正确处理、正确判断，需要宰相筹划，百官一起商量，然后才能执行。国家大事，岂可天子一人决断！”
唐太宗说的是实话，你天子就算是政治天才、管理高手，也不可能是个全才，对什么事情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才需要大家商量。但这样势必会“分权”，所以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废除丞相，将国家大权操于一人之手。从此以后，乾纲独断成为一种潮流，历经雍正的改革，到乾隆时代，专制制度走向巅峰。
在乾纲独断的社会里，没有人能限制皇帝的权力，这自然可以提高皇帝政策的执行效率，但也让臣下和百姓失去权利和自由。统治者想怎样就怎样，百姓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时间一长，国家走向腐败，就是以暴易暴的循环了。
乾隆十三年四月，江苏发生饥荒导致苏州米价高抬，许多老百姓买不起粮食，生存受到威胁。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当年江苏多地阴雨绵绵，下了几个月，导致很多地方积水，影响了粮食的收成。后来四五月份，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徐州、通州等地居然下了冰雹，这在南方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事情。这冰雹一下还持续了很多天，进一步减少了粮食的收成。这样一来，米价疯长，人心惶惶。百姓急切希望政府能干预米价，让大家都能买得起粮食。
官府对此反应非常冷淡，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有一个叫顾尧年的汉子对官府的行政不作为非常愤慨，他写下了“无钱买米穷民难过”八个大字贴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跑到巡抚衙门大声哭诉，要求官府救济百姓，平抑米价。他这一哭引来了许多饥民，大家跟着他一起哭。巡抚衙门前顿时人山人海，哭声一片。
巡抚的名字叫安宁，从名字似乎可以看出这人是维稳派。安宁认为自己是达官贵人，出面跟乱民交涉是降低身份，便将这事交给知县郑时庆处理。对于这种事情，官府的处理方式很简单，不用动脑筋就知道把带头的抓起来。逮捕顾尧年之后，动乱并没有平息，饥民们纷纷冲进县衙，让县令释放顾尧年等人。郑时庆可不买账，激起了众人的愤怒，场面开始失控，乱民们开始打砸县衙，郑时庆吓得赶紧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就在事态不可控之时，署理苏州知府姜顺蛟赶了过来。姜顺蛟还算是一个冷静沉着的人，他让大家先安静下来，自己去请示巡抚，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的。愤怒的百姓们跟着姜顺蛟来到巡抚衙门，由于人太多了，场面再次失控，人群将巡抚衙门的栏杆给挤倒，在外面大喊大叫，喊声震天。巡抚安宁认为老百姓已经谋反了，派兵进行弹压，捉拿了三十九个带头的人。
在这乱哄哄的节骨眼上，顾尧年的朋友陆高、吴宝等人趁机冲进县衙救出了顾尧年。可惜没过几天，他们又被官府抓获。
安宁将这事上奏乾隆，大肆渲染暴民如何如何可恶。收到奏报之后，乾隆一度很激动，准备在苏州驻防八旗官兵，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不宜将事态闹大。所以，乾隆让巡抚安宁好好教训闹事的元凶，给苏州百姓一个警示。如何警戒呢，乾隆说，把他们当众杖毙，自可以杀一儆百。
顾尧年等人被抓住后，百姓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领头人，大家想起了两江总督尹继善，在苏州百姓心中，他是一个好官。大家指望尹继善能够救出顾尧年等人，所以纷纷转发匿名传单，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吉甫如来天有眼，禄山不去地无皮。”收到这个传单后，安宁气得吹胡子瞪眼，他知道后面一句骂的就是自己，因为唐朝安史之乱的安禄山跟自己一样名字前面都有一个安字，但是吉甫是谁安宁就搞不懂了。他把这个上奏给乾隆，乾隆一肚子墨水，一看就知道吉甫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周宣王时戎狄逼近镐京，尹吉甫带兵勤王，打败了敌人，维护了周朝的安定，受到了百姓的一致称颂。尹继善和尹吉甫同有一个尹字，加上尹继善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官声不错，乾隆判断这个人一定是尹继善。
要不要派尹继善去处理暴乱事件，乾隆着实伤透了脑筋，因为他看尹继善不顺眼。尹继善这个人到哪里都受到称颂，不管是百姓也好，还是当地的豪绅也好，都对他交口称赞，这本来是好事，但乾隆觉得像这种左右逢源的人正是父亲所警惕的巧宦。再说了，尹继善这么一搞，大家都称颂他了，谁还理解皇恩其实比这更浩荡呢？
最后，乾隆还是让尹继善去苏州了，有人说这么做是为了维稳，估计真实原因是故意让苏州百姓改变对尹继善的看法，让他们痛恨尹继善。显然，在尹继善临行前，乾隆已经给他交底了。乾隆警告他：如果你沽名邀誉，损害国家利益博取刁民称颂，那就等着我取你的脑袋吧！
尹继善来的时候，百姓以为救星到了，讽刺的是，在打死顾尧年、陆高等人的那天，尹继善和安宁共同临场监视。相信这事对苏州百姓的精神打击是残酷的，众目睽睽之下，这三十九人被活活打死，谁也无法救他们，在专制的天空下，皇帝的意志甚至大于天。
这一次，受伤的不只是尹继善，苏州的百姓全都受伤。他们发现，仁政也好，清官也好，全是靠不住的。
乾隆一向以爱民自居，但他爱民的前提是顺民，无条件地顺。百姓应该明白了，乾隆的爱民不是真爱，把爱改成统治二字更恰当。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事把乾隆说成是一个暴君，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维护统治出发。譬如乾隆在位期间，五次普免天下钱粮，相当于免掉全国一亿五千万两白银，他还三次免掉漕粮一千万石，这些做法在中国古代都是极为少见的，但这不代表乾隆爱民，只能说他深谙统治之术。与此相反，对于那些胆敢叛逆的刁民他也毫不手软，不是斩立决，就是凌迟处死。
取缔大乘教
领教了乾隆的“两手政策”（一手施恩，一手施威）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乾隆是如何对待民间那些秘密宗教的。对于皇帝来说，宗教只有两种，一种是正教，一种是邪教。所谓正教就是对统治有利，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所谓邪教则是祸害国家、危及社会稳定的宗教。
乾隆前期，天下虽然太平，但远远没有达到圣王统治下四海升平的境界，人民的反抗也一直没有消停过。这些反抗组织大多伪装成宗教形式，我们知道朱元璋就是依靠明教发家的，宗教是一种很有煽动性的组织，对乾纲独断的乾隆来说，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当时，比较流行的地下宗教有大乘教、罗教、宏阳教、收元教、长生道等，这些地下教派跟白莲教和明教有许多相似之处，组织严密，主张偏激，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其中，以大乘教的传播最为广泛，这个大乘教跟佛经原义中的大乘教完全是两码事。
乾隆十一年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密奏乾隆，妖人张保太的党徒流入贵州、四川，请求下令缉拿。张保太是云南大理鸡足山人，大乘教的创始人。康熙年间，张保太就开始在鸡足山上传教，自取法名“道岸”。康熙二十年，张保太创立大乘教，自称“西来教主”。张保太创立大乘教的时候，正值平定三藩之后，当时中原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纷纷渴望“明主”出现，所以说张保太从创教开始就是不怀好意的。
作为一个教主，张保太是成功的，他很快就把大乘教“发扬光大”，全国各地都有信徒。终于，他引起了雍正的注意。雍正八年，张保太被逮捕，本来是准备把张保太等人处以绞刑的。后来乾隆登基，天下大赦，张保太悔罪回乡，继续在暗地里从事传教活动。
乾隆六年，张保太西去，教主的职位由继子张晓接掌。不过，张保太的再传弟子刘奇能力更强，很快就取代张晓成为教主。刘奇当上教主后，以云南、贵州、四川为大本营，开始向全国蔓延渗透，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
张广泗上奏之时正逢大乘教呈燎原之势，这个奏章引起了乾隆高度的重视，他批示张广泗，对这种事一定要严惩不贷，尽快抓住祸首，永除祸患，胁从的人不要追究。
随后，乾隆下了九道谕旨，指示云南、贵州、四川、江苏、直隶、湖广、江南、江西、山西等地通缉大乘教的大小首领。云南总督张允随首先发力，逮捕了张晓和刘奇的徒弟刘钧、杨声等六个重要的人犯，张晓和刘钧被凌迟处死，杨声斩立决。
张广泗是取缔大乘教的发起人，办事更为卖力，他缉拿了张保太的弟弟张二郎。通过审讯从张二郎的口中得知大乘教的聚会时间和地点，结果将大乘教的一些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逮住了贵州大乘教的首领魏明琏。张广泗接着对魏明琏进行审问，得到了大乘教内部信息以及各地掌教人的资料。随后，张广泗上奏，其他的人都好抓，只有一个叫朱牛八的首领很难通缉，因为朱牛八显然不是真实姓名，牛八合起来是个朱，这个名字隐含着怀念朱明的深意，似有反清复明之意。
当时，朱牛八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朝中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大乘教可以算是白莲教的分支，而朱牛八似乎是白莲教的首领，在邪教的宣传中提到：“清朝气数已尽，四方正佛出自王门。胡人灭亡之后，何人登基？牛八原来是土星。”直接指明朱牛八是未来的皇帝。
朱牛八的线索一度中断，直到有一天，一个教徒来到四川巡抚衙门口，案情才有了突破。根据教徒胡恒的口供，朱牛八是贵州罗贡生家里的女婿。张广泗立即展开缉拿，可惜没有抓到此人，更蹊跷的是根据胡恒提供的信息，贵州仁怀县安罗里虽然有一家姓罗的，但这个人不是什么贡生，而且在这一带根本没有传教的痕迹。
四川巡抚纪山由于追查大乘教不力，多次受到乾隆的责骂，乾隆甚至骂自己没有知人之明，让纪山很没面子。其实，纪山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在四川时抓住了大乘教骨干129人，只是一些首领没有被抓住。后来，纪山加大追查力度，抓住了首领李奇和苏君贤。
各省搜捕大乘教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情况。北京虽然贵为帝都，大乘教的活动却非常猖獗，首领是一个叫吕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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