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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军阀(银刀)-第1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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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持换竦昧�42席，仅占9％，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国家社会民主党都占了36席，再就是青年党占了30席，交通系占了10席，剩下的席位为一些小党所占据。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进步党人，本来有心在新国会当中有所斩获，结果却不曾想大败亏输，只剩下条***。
中国政治虽然一向号称黑幕重重，但其实是很透风的，研究系的人也不是傻子，当然明白自己是怎么输的。梁启超等人在国会选举惨败后心灰意冷，并因此和段祺瑞的皖系决裂。
屡遭挫折的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但这一次欧洲之行却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欧战炮火下的断壁残垣与民众的潦倒困顿冲击了梁启超长久以来一直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欧洲学界流行的“西方因物质文明过盛而趋向毁灭”的“反思”，更加剧了这种冲击。这一切让梁启超终于转而成为了欧洲工业文明的批判者。
“当日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还加几倍，但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今天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梁启超叹息道，“我不知道他杨瀚之现在会怎么看这件事。”
“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象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黄兴说道，“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变革。此刻实行变革，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克强此言，倒象是苏维埃党之主张。”蔡锷看着黄兴说道。
“对于苏维埃党，松坡万万不可等闲视之。”梁启超说道，“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之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它夭折，它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它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其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同时，梁启超已经注意到了支撑了两年而未倒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
“现在欧美两洲，象法国、美国既没有皇帝的***，人民很可以说是极平等自由，***可算是极发达。但是只能说到民有、民治，还说不到民享。试看他们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敌国。那般平民和劳动者连面包都找不到手。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已经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黄兴说道，“苏维埃党人力求除此巨弊，但其法过于粗暴，非我国可取也。”
“苏维埃党人所持之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而总之，即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凡认为不合人道者，皆要重新组织一番。”梁启超点了点头，说道，“讲到国计民生上，其所持之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之一。但我的意见，提倡这种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们所固有的。讲到实行，共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还是且慢一步罢。”
第二百一十六章 手把手教民主
“现今之中国，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它可以吸收以前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以前文明糟粕的牺牲品。”黄兴说道，“目前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便用不着。”
“不错，瀚之以前便对我说过，科学的社惠主义有预期之目的可达，有一定的阶段可循，其进化之迹象与动植物之擅蜕相同，其因果之公律与物理化学之分析无异，非仅一种之理想。”蔡锷想起了最近北京城里发生的事，不无忧虑的说道，“自俄国革命之后，现今国人无不以谈社惠主义为时髦，以为有捷径可履，大误也。”
听到“时髦”一词，梁启超感叹了一声，点了点头。
对于中国知识界追求时髦产生的恶果，梁启超可以说是深有体会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在“救国图强”这个大目标下，一直被西方牵着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资本主义打败之后，一窝蜂似地高呼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兴起社惠主义时，又一窝蜂似地高呼着要学习社惠主义，趁机“驾乎欧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实正是中了西方“社会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的表现。自严复“天演论”启蒙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灭的“社会终极进化目标”，这个目标，曾极短暂地是“资本主义”；很快就变成了“社惠主义”；后来终于成了“共有主义”。
在1918年以前，在总数约260中的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只有近30种；而在1918年至1920年间，共计约280种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已达到约220种。这些报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报刊，也包括激进的青年党报刊，自然也包含总量极少的共有主义报刊。总体说来，在1918至1920年间，几乎中国的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在谈社惠主义。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连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们，也不得不开始谈社惠主义，以免落后于时代！
“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惠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惠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黄兴不无苦涩之意的说道。
“社惠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梁启超说着，从衣袋内取出了一张信纸，递给了蔡锷，“这是我和东荪、百里及君劢集思广益，广征博议，汇总出来的一点心得，名为‘公定之趋向”共计十六条，松坡和克强不妨看一看。”
蔡锷接过信纸，和黄兴一起看了起来。
“第一条：人类之福利，当以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个性能得充分自由。”
“第二条：中国之不振，由于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于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
“第三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代议制度，故国民须有组织之自由权。”
“第四条：经济改造，在于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第五条：世界改造，在于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使各国人自觉为人类一分子。”
“第六条：军事上取消极自卫主义，且为适合世界新潮，应取兵民合一制度。”
“第七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中央权限当减至必要范围为止。”
“第八条：地方自治，应由各地方自动制定根本法以守之。”
“第九条：国民的结合，应实行地方和职业同时并举。”
“第十条：社会之生计，应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力求实行分配平均之法。”
“第十一条：生产之事业，应于分配平均之际力求增加之。”
“第十二条：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本，故应于地方根本法中规定强迫教育。”
“第十三条：劳动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国民有劳动之义务。”
“第十四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皆应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采择。”
“第十五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为国民进步之障碍，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应进行忠实深刻之研究。”
“第十六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有整顿发扬之责任。”
“这算得上是一份改良主义的‘社惠主义宣言兴看完后赞许地说道，“将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自由和劳动至上融为一体，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用心可谓良苦。”
“然而，很多人却以为，这样主张的结果，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沿着社会进化自然演进的程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梁启超说道，“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番理解，其实恰恰契合本人的社惠主义观。他们应该好好想想，我为什么只要‘社惠主义改良”而坚决不要‘社惠主义革命’。”
“盖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蔡锷笑了笑，回答道。
蔡锷的回答可以说一针见血，他明白的点出了老师梁启超反对社惠主义革命的原因：因为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而这会严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任公的这个‘公定之趋向’十六条，可否给杨瀚之看过？”黄兴问道。
“没有。”梁启超的脸上现出了落寞之意，“军阀总是军阀，纵然能够开明一时，将来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段芝泉。”
蔡锷和黄兴知道新国会选举的失败带给梁启超的刺激过大，都禁不住叹息起来。
梁启超一直认为，自民国元年以来，因为议员素质太低，国会屡屡与政府为难，导致政府与自己种种良好的施政计划屡受挫折（譬如开明**，袁世凯对德宣战）故此在袁世凯的弘宪帝国覆亡后，梁启超与段祺瑞合作，荡平杨度的帝制复辟后，即明确表示拒绝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和被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梁启超的理由是：“中华民国已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灭，今国家新造，应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
梁启超认为，中华民国已经在袁世凯复辟的那一刻灭亡了。此后，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与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联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不存在法统上的继承关系，所以，应该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法统，选举出新的国会。梁启超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让现政府与此前的中华民国一刀两断，旧国会自然是不要了，《临时约法》同样也不能保留；进而，新国会将由进步党控制，而不再有原来革命党势力的存在；新宪法也将基本反映进步党人的意见，而不再体现革命党人的意志。
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当中，抗倭英雄段祺瑞的为人被时人视作楷模，但梁启超并不知道的是，段祺瑞的心里并无太多民主共和的理念。段祺瑞更希望一个听从自己意志的国会出现，梁启超的“改造国会”的设想一开始很自然地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先借助梁启超的进步党“再造共和”，之后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财力打造出了所谓的“安福系”，将梁启超的进步党彻底排挤出了国会。
对于段祺瑞这样的对待自己，梁启超的失望多于愤怒。
“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的一种罪恶，这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因此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梁启超主张的“贤人政治”旧观念，一是指开明**，即将国家的转变希望寄托依赖于一个“贤明”的威权领袖（如袁世凯和段祺瑞）身上；二是指精英政治，梁启超“改造国会”排挤激进革命势力，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启超看来，革命党人是出身底层的“乱暴势力”，而研究系进步党的中层精英才是能担负起国家民主转型重任的精英。
但让梁启超失望的是，他所寄予厚望的威权领袖段祺瑞，竟然会用贿选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击破他的“贤人政治”的梦想。
现在的梁启超，可以说已经对“贤人政治”心灰意冷。
“杨瀚之和段芝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段芝泉对民主共和其实并不热心，但杨瀚之不同，湖南自治如果没有他一力支持，是很难变成现实的，很可能一开始便毁在那些审查委员会的人手里。”黄兴说道，“任公其实应该把这个给他看看，对他在闽桂湘赣云贵等省推行底层民主建设是很有帮助的。”
“底层民主建设？”听了黄兴的话，梁启超不由得一愣。
“杨瀚之想要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在民间搞的实验。他还弄了一个‘教材’出来，任公想必没有看过吧？”黄兴笑了笑，说道，“一会儿任公随我走一趟吧，我给你搞一份看看。”
此时，在北京的“中国国家社会民主党”总部，一些年青人正在兴致勃勃地读着同一本书。
“今后民国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凡有识者，均认为我国国民素质不高，对共和、民主的认识很有限，更谈不到上升为政治信仰。其实我国国民素质不高，恰恰是长期的**体制所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开启民智，为诸君子贤达之共识。而开启民智之方法，则所见多有不同。主张‘开明**’者，认为可依靠一个开明的**政府，来提升国民的基本素质，当国民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明**’的政府则自然消亡。另有相左之观点则认为，**政府绝不可能主动去承担开启民智的重任。以吾观之，民智之开启，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国家应该与社会分离，当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避免国家对民智的摧残，才是发展民智的关键。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此民主操作之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辛亥所倡‘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如今共和再造，造就纯粹民国之重任，理所当然为全体国民之责，非一人一党之责也。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而实行其权者，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渐而进，由幼稚而强壮，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
“让民众知晓自己在‘中华民国’中享有何种权利，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如何去实践和维护自己的这些权利。唯如此，民权才会发达；民权发达了，**自然就没有了复辟的空间。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
“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学者必曰‘非**不可’。不知国犹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举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民权操典》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当开会之时，会长起立，稍静待，或敲案而后言曰：‘时间已到，请众就秩序而听前会记录之宣读。’乃坐。书记于是起而称‘主座”然后宣读记录，读毕亦坐。主座再起而言日：‘诸君听悉前会之记录矣，有觉何等错误或遗漏者否？’略待，乃曰：‘如其无之，此记录当作认可。今当序开议之事，为如此如此’云云。倘有人察觉记录之错误，当起而改正之，发言如下，曰：‘主座，我记得所决行某案之事乃如此如此。’倘书记以为所改正者合，而又无人反对，书记当照录之，而主座乃曰：‘此记录及修正案，当作认可成案。’倘有异议，或书记执持原案，任人皆可动议，曰‘照所拟议以修正记录”或删去或加入何字。此动议经讨论及表决，而案之修正与否，当从大多数之可决、否决而定之。主座于是曰：‘记录如议修正，作为成案。’”
“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若以流览诵读而治此书，则必味如嚼蜡，终无所得。若以习练演试而治此书，则将如啖蔗，渐入佳境，一旦贯通，则会议之妙用可全然领略矣。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而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家族也、社会也、学堂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
第二百一十七章 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语曰：‘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吾国人既知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而定之以为制度矣，则行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四万万同胞行哉勉之！”
“‘白杨’的这本书立意很好，但就是太啰嗦了。”朱凤看着有些出神的江雪莹，笑着说道。
雪莹放下了手中的书，看着身边的伙伴们，轻轻摇了摇头。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其性质大略有二：其一，反复阐述民主就是民众要积极参与政治，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具体教导民众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会社组织，来举行集会参与政治；其二，不断详细重复各种集会的程序，向民众灌输人人平等与理性自律的自觉意识。”水井说道，“如此不厌其烦到琐碎的程度，今日读来似乎可笑，但在当今的时代，却是极好的民主实践入门操作教程。大概‘白杨’也很希望这本书起到民主实践入门操作教程的作用，能够在全国得到广泛的推广。”
“这就是‘白杨’为人所不能及的地方。”江雪莹说道，“自清末以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高声宣叫民主共和、宣叫‘人民当家作主’者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但具体教给民众如何去实践民主、教授给民众‘当家作主’的具体方法的，迄今为止，有且仅有‘白杨’一人而已。”
朱凤注意到了江雪莹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起了一层红晕，不由得有些惊奇。
在她的印象里，她一直尊崇有加的江姐似乎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帮他多做些什么？”江雪莹自言自语的说道。
“我们应该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实践书里的内容。”水井说道，“而且，我们还应该从我们自身做起。”
“可惜‘少中会’那帮人，只愿意搞学术研究，不愿意加入到现实政治当中来。”江雪莹听了水井的话，象是想起了什么，眼中现出了坚毅的光芒，“我想，该是我们想办法争取他们的时候了。”
当江雪莹来到“少年中国学会”的总部的时候，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之中。
“我们学会因何而发生？乃是有数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又受时代之影响，知非有一班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如今我们反而回来了，要走回头路，这是对本会成立宗旨的背弃！”
“可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安坐在这里研究学术了！大家看看，自民国成立之后，军阀主政而卖国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昔日。若不从从政治改革转向到了思想改造。达成改造国民性的影响，如何可能救国？”
“本会成立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基于这样的理念，又有鉴于往日旧政治的教训，我们才希望学会的会员们远离现实政治，专心从事社会活动，尤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以此为理想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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