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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华夏(银刀驸马)-第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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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的战况，阿根廷人只好选择向智利人屈服。
在这场发生在南太平洋的战争结束后，智利海军想把这些来自阿根廷的“战利舰”全都修好自已留用，可因为这场战争导致智利海军的舰艇也损伤严重的关系，加上战争给智利造成的经济困难，智利政府对修理这些“破船”兴趣不大，而江穆齐瞅准了机会，立刻派人和智利政府联系，愿意以“租借”给智利海军的五艘潜艇换回“加里波第”号、“圣马丁”号、“自由号”和“独立”号四艘阿根廷巡洋舰。
智利政府一听之下立刻表示同意，不过要求中国再给智利一部分银子做为“补偿”，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江穆齐以中国再补给智利1200000万银元的价格（把“黑猫船长”偷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号巡洋舰也算在内），同智利人成交了。
智利政府的行动并没有引起智利海军的不满，因为智利海军现在已经有“潜艇无敌论”的倾向了，而且由于智利政府一贯愿意做些“以旧换新”的买卖（就象甲午年那一次），又为智利海军向英国订造了两艘万吨级战列舰（很可能是受了发生在东方的中俄两国之间的海战的影响），所以智利海军也很高兴这个“以潜艇换沉舰”的买卖能够达成。
可让人更想不到的是，当阿根廷人得知中国和智利之间的“交易”之后，不仅没有表示反对，而且也偷偷派人和中国北洋方面联系，要把他们的“普里顿”号（战后英国人还给他们了）和“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也买给中国！
江穆齐得知消息后最初还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阿根廷人得知了智利人在英国订购万吨级战列舰的消息后大惊失色，认为这两艘沉舰即使修好，也不是智利人新买的万吨级战列舰的对手，阿根廷人一咬牙一跺脚，干脆也向意大利订购了两艘万吨级战列舰、两艘大型装甲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听说中国人在向智利人买这些沉舰，他们索性也找上门来，想把这两艘“同级舰”也一并卖给中国。
白花花的中国银元，他们也是很眼馋的说。
江穆齐知道详情后立刻拍板，作主把这两艘“同级舰”也一并买了回来。
孙纲知道了这一切，忍不住有一种想笑的感觉。
自己本来还愁上哪去弄这么多船回来，现在可好，中国海军几乎要把阿根廷海军给“包”了。
虽然买回来的都是些被击沉后重新捞起来的军舰，但毕竟修理军舰要比建造一艘新军舰要省事得多，而且花费的时间也短。
据江穆齐发给他的数据，“圣马丁”号、“加里波第”号、“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和“普里顿”号为同级舰，都是大型装甲巡洋舰，舰长100米，宽18。1米，吃水7。6米，排水量为6840吨，原先的航速为18。5节，武备为两门254毫米主炮，10门152毫米速射炮，6门120毫米速射炮，10门57毫米速射炮和10门37毫米速射炮。还有四具鱼雷发射管。都是意大利建造的装甲巡洋舰。
这些军舰都加入北洋舰队的话，中国海军的舰船类型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和意大利的现在都有了，种类之复杂，可以说得上是“百鬼夜行”了。
对孙纲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因为他手中的时间并不多。
如果在北极熊缓过劲来之间中国没有准备好，下一次战争，中国的形势依然很危险。
只要能弄来船，不管是哪国的，他现在都不在乎了。
而江穆齐报告的在英国又弄来军舰的事，引起了他的注意。
“查倭委厄瓜多尔在英秘订二大巡海带甲快轮，为英船之最新式，吨位远在我定镇二舰之上，船大炮多，甲厚船坚，其行亦快。两船本于去年建成，倭欲收之归国逐俄，英人恐他国得知与其有碍，遂秘不发，然为不意为法俄所知，责英人违约助倭，英倭皆言无此事。后倭俄开仗，此二船遂滞英厂不得归。倭知船不能得，现已向英厂索还船价，英厂拟将此二船卖于本国海军，而英海军以船式不合拒之，孝乌得信后即嘱龚使与英厂议购，又恐法俄得知，横生枝节，乃谋托友邦智利代购，事当可成。
江穆齐的脑子反应的确快，居然也想到了找他国“代购”的办法。
既然日本能够委托厄瓜多尔代购，中国为什么不能够委托智利代购呢？
（四百零六）“剑”和“犁”的问题
如果能把这两艘全新的大型装甲巡洋舰买回来，中国海军想要防守外海岛链，又多了一层保证。
据江穆齐说的，这两艘已经建成的英式大型装甲巡洋舰的排水量高达9700吨，舰长134。72米，宽20。45米，吃水为7。43米。主要武器装备为两座双联装203毫米主炮，14门152毫米速射炮，以及12门76毫米炮和7门47毫米炮，和5具450毫米鱼雷发射管，火力可以说十分强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中国目前在建的“海昌”级装甲巡洋舰。
在拥有强大火力的同时，这级装甲巡洋舰的防护性能也十分突出，其水线装甲带最厚达到了180毫米，甲板装甲厚50毫米，炮塔装甲厚150毫米，司令塔装甲最厚达到了360毫米。尽管“盔坚甲厚”，却并没有影响到其航行的速度，这级装甲巡洋舰的动力系统为2部往复式蒸汽机，输出马力18000匹，最大载煤量为1406吨，最高航速能够达到20。5节，可以说是一级性能十分优秀的装甲巡洋舰。
据说日本人把这两艘大型装甲巡洋舰的舰名都给起好了，一艘被命名为“浅间”号，另一艘被命名为“常磐”号。
这两个名字，对孙纲来说有些耳熟，但是具体情况他并不十分清楚。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给起的这两个舰名，应该是用不上了。
因为，这两艘英国设计建造的大型装甲巡洋舰，将要成为中国海军的了。
江穆齐还说他已经搞到了这级装甲巡洋舰的图纸和技术资料，看后“获益非浅”，在和魏瀚等中国造船技师商议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对在建的“海昌”级装甲巡洋舰作出技术上的修改，增加吨位和火力。以求能达到和英国人造的这两艘装甲巡洋舰的差不多地水平。
为了让孙纲同意，江穆齐还来了这么一句，“彼快船设计之先进非我船能及，当借造我舰之机加以改进，使我之船工得以尽识彼之技艺巧思，不然。彼乘马而我骑驴，彼驶船而我结筏，总为彼后，何日可与之比肩并驱？”
江穆齐的这个“骑驴结筏”的比喻果然“刺痛”了孙纲，孙纲立刻同意了江穆齐的建议，并让他设法尽快把这两条已经建好的英式装甲巡洋舰买回来，做为“海昌”级装甲巡洋舰修改的“参考”。
至于买这么多地船需要的资金的问题，孙纲现在倒不是太担
云南地“钱王”王炽和台湾方面帮助筹集地海军经费还在陆续汇过来。而政务院地老头子们担心俄国人将来地报复。以及目前海外形势地复杂诡谲。着急看到中国快点出现一支更大更强地海陆强军。已经答应将国库一半地钱拨给他建设海陆军用。另外由于新银元地发行还会创造一部分效益。以及还有日本和俄国地赔款。所以经费地问题暂时还不用考虑。
但孙纲现在既然已经进入了国家权力地中心。考虑地问题面就不得不大一些了。有些事情。就不能仅仅着眼在军事上了。
因为。一个国家强盛地基础其实在于经济。但要发展经济必须要建立起适合本国民展地国内和国际环境。就中国而言。必须在“国际均衡体系”中寻求“平衡”。一方面要拉拢西方学习西方。一方面又要避免西方列强地干扰。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地经济建设得以进行下去。
而目前中国还没有能力支配国际政治。只能靠加强军备来保证自己地安全。但目前中国可以支配地经济资源有限。一味大规模地扩张国防工业。就中国目前地内外环境以及西方国家发展地经验。国防过度发展必然会产生国家财政上地排斥效应。从而影响到经济地发展。此外。在中国目前地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地环境下。过度强调国防工业地发展反而会使国防工业与民生经济发展同蒙其害。
从后世穿越来地孙纲深深地知道。凡是以国防为重点地国家其经济发展必然会遭受打击。不但人民地生活状况无法获得改善。国家甚至因此而解体。或导致重大地挫败。多少年翻不过身来。二战时地德国和日本其实就是最好地例子。
而孙纲既然已经“先知先觉”了这一切。他现在能做地。就是尽量避免中国走这些不必要地“弯路”！
中国目前的安全形势仍然很严峻。而国家经济又必须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当中发展。但将有限的财力全都投入到国防军备当中，肯定会使民生经济受到影响。
“铸剑为犁”或是“化犁为剑”。无论对哪一个国家地领导者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大地难题。
“剑”和“犁”的这个“两难”地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关于国防和经济发展的这个矛盾问题，孙纲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他结合自己在后世学到的知识，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还有自己主持北洋船政局和爱妻建立北洋商贸集团获得的经验，已经大致有了办法。
那就是，将国防工业和民生经济融合到一起！
说详细一些，就是让国防工业企业和民生工业企业结合为一体，不做严格的划分，让中国的好多企业既能生产军用产品加强中国的军备，又能生产大量的民用产品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为企业本身赢利。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意”，在后世的好多现代国家，军工企业和民生企业划分得根本就没那么清楚，熟知历史的孙纲知道，当年，IBM就产生过冲锋枪，奔驰和三菱也不仅仅是做汽车，飞机和坦克也是重要的“经营项目”之一。
位于自己“后世”家乡的那座表厂，据说还给部队生产过炮弹延迟引信上的定时器呢。
远的不说，自己原先主持的北洋船政局，在接受海军造舰订货的同时，也负责民用船只的修理和维护，而且收入颇丰。各地设立的机器局，也不光是为政府部门服务，而是兼营一些民间的订货。
如果在中国开立更多的“军民复合型”企业，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剑”和“犁”的问题！
这个构想，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却是一个十分可行的办法。
早在1890年的时候，中国海军的拓路者之一马建忠就提出来过，海军因为是国际与科学兵种，不但有维护国家的海防安全之责，而且发展海军另一深层的意义便是寓提振工业、商业、医疗卫生事业于海军，藉海军来培育工、商、医甚至外交等各方面的人才，他以前还提出来过寓现代法政学科于出使学堂及翻译书院的建议。马建忠的海军政策其实并非是单从为国防而国防的层面考虑，而是要求必须将海军及国防事业置于政治经济发展的整体面来考量，目光可以说是十分深远的。
而马建忠的这个看法，和孙纲现在的想法不谋而合。
孙纲在处理完公务之余，便和已经是全国商业总会副会长的爱妻马说了自己的想法。
“你这个主意不错，现在实行起来应该没什么阻力。”马听了他的想法，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但关于这些中国的企业的管理体制，我恐怕得提醒你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不管是军用的企业，还是民用的企业，全都白搭。”
“管理体制又怎么了？你们商贸集团的企业不都办得好好的吗？又出什么岔子了？”孙纲听了她的话不由得一愣，立刻追问道。
她的北洋商贸集团可是自己的“金库”，要是管理方面出了岔子，麻烦可就大了。
“我们那里倒没有，我只是想说，你一天眼睛都盯在军事方面，应该适当的注意下经济方面的事了。”马忍着笑“谆谆教导”他道，“政务院八大参政里面你最年轻，只要不出岔子，老头子的位置将来一定是你的。”
“先别想那么远，不要跑题，”孙纲有些着急地说道，“快说，管理体制是怎么回事？我这方面所知不多，你可得多提醒我。”他叹了口气，有些“可怜”地看着爱妻说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我现在轻易犯不得错误的。”
马告诉他，中国现在的企业在管理体制上，其实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必须进行改革，不然的话，再多的新企业出现，也会因为管理体制的问题“窒息而亡”。
中国现在的好多至关重要的新兴企业，大部分都是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在运作，而这种形式下产生的管理体制，是根本无法使这些企业得到真正的发展的。
马说的话立刻提醒了孙纲，让他马上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症结所在。
关于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可以说历史久远，十分复杂，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来说，都是一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到了近代，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四百零七）断发易服
在清代晚期的中国，由清朝政府投资的官办制造局和造船厂因为直接关系到国防，所以没有寻求私人资金和交由私人办理（孙纲的北洋船政局也不例外，属于“国营”的），但后来出现了“官督商办”的运行模式，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国库根本没有大量的能够转化为兴办大型企业的闲置资金，所以无法把重要的工业部门组成类似西方的“国家垄断”形式，而且这些新兴企业需要专业管理和技术才能，这些是当时的中国官员所根本不具备的，因此，“官督商办”（后来又有了“官商合办”）的运行模式应运而生。
马告诉孙纲，中国企业目前的这种运行方式和西方的企业完全不同，西方的企业多采用股份制，通过召开股东会议选出董事会和全体高级职员，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滋生腐败现象，而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则不是这样，“官督”不可避免的导致宫员们和企业的经理人员争夺利润，并造成企业权责不清，“商办”的民间经理人员对此感觉到不满，会一点点的丧失经营企业的兴趣，而且“官商争利”的行为减低了民间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让企业失去民间资金的支持。这样一来，企业往往很快的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最后陷入破产倒闭地绝境。
而孙纲的北洋船政局为什么会经营得很好。是因为孙纲一心为国家和海军着想，没有和这座国营企业的经营人员“争利”的缘故，而马的北洋商贸集团则完全采用西方的股份制经营模式，是完全意义上地“商办”，所有的人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生意才一直蒸蒸日上。
马说。在现在地中国，凡是还坚持“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现在的日子都不太好过。而民间完全意义上的“商办”企业却一直经营的很好，尽管这些企业在业务范围和资金方面不能和官方参与地企业相比。因为后者常常得到来自官方的资金支持。
“如果你听我的，以后就干脆让北洋船政局变成纯商办的好了。”马对孙纲说道，“现在小江在主持还好说，一旦将来所托非人。总这么权责不明的话，非得倒闭不可。”
“你说的是。”孙纲听得连连点头，他当然明白她地意思，这个企业“权责不明”的问题，也曾经困扰了后世的领导者们和经济学家好长的时间。
如果把这类“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变成“纯商办”，让企业的经营者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来经营企业。把企业的兴衰和经营者自身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政府只起一个监督“游戏规则”地“守夜人”的角色，就不会让企业出现“制度性”的“经营不善”的情况。
而困扰中国人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腐败”问题，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
孙纲和马就这件事仔细商议了一下，孙纲又征询了一些商界人士和官员甚至是一些外国顾问的意见，决定向政务院的老头子们把这个事提出来，确定后实行。
在春节过后，“华夏共和国”政务院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包括很多新的西方式地行政章程和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在一些聘请地外国法律专家的帮助下完成地，其中《刑法》是以德国法典为基础，《民法》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新的刑法废除了前清时的许多如凌迟、斩首示众、死后枭首和纹面等酷刑；《民法》在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的同时，照顾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和习惯，避免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抵制；另外出台的还有好多商业法规，是以美国商法为基础的，如《商律》、《公司商法》、《公司登记法》、《破产法》、《专利权法》等。
在颁布实施新法律法规的同时，“华夏共和国”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革除陋习”的政令，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断发易服”。
“查男子蓄发辫。现今世界各文明国皆无此例，且发辫易藏污纳垢。头部患疾，极易为病菌感染，多有因此而不治者，可为陋习。而三军将士尤易受其害，前清时我海军即不在蓄发辫之列。古圣人有云：上以风化下。今国家百业待兴，革故鼎新之际，当去此陋习，使我民族以新面貌而立于世。”
中国人的脑袋后面，终于可以“利索”起来了。
其实由于“己亥之乱”满清王公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出卖引来俄国入侵的关系，民众对清王朝已经由不报希望变成了切齿痛恨，很多百姓没有等国家正式颁布法令，就已经把拖在脑袋后面的辫子自发的剪掉了，现在新成立的华夏共和国政府正式下达了“断发易服”的命令，民间对此大多持赞同态度，当然也有一些人执着于保留这种“传统”，但毕竟是少数了。
关于“易服”这件事，国家则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要求“易清服，换汉服及西服均可，听任民间自便。”
其实这个“断发易服”最开始是孙纲在“政务院”提出来的，老头子们一听之下都大摇其头，毕竟他们都是清朝旧臣，“世受皇恩”，对清朝有些“眷恋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李鸿章一开始尤其反对，当年他对日本人的“全盘西化”就十分的不理解，和日本人森有礼进行过辩论，现在孙纲直接提出来要“剪辫子”，更是刺痛了他，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背弃。
但孙纲指出，“辫子”这件事剪不剪，是为了国家的需要，现在，清朝毕竟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必须以一个新的面貌和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当中，而清朝的“国际形象”并不好，如果继续保留这种前清遗留的旧形象，会让西方国家觉得，中国仍然没有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还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不开化”的国家。而且民间现在对满清存有相当大的反感，看到自己的国家领导者仍然一副满清官员的样子，不自觉的就会生出“抵触之意”，国家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阻力，“莫若去之以顺民意，庶几公私两便”。
孙纲还说，“男人留辫子”是满清入关取代明朝时强加给汉人头上的，是满清“弊政”之一，若要保持传统的话，这个传统也不过几百年时间，明朝的好多传统不也都是让清朝给废了吗？那现在清朝已经没有了，为什么还要留着清朝的这个“立国象征”呢？
而且现在满清王朝已经灭亡了，“辫子”已经由“立国”的象征变成了“亡国”的象征，为什么还要保留它呢？
孙纲在政务院的一通“狂侃”之下，也许是让他最后那一句“亡国之征”给吓着了，老头子们最终还是表示“屈服”了，含泪剪掉了留了这么多年的辫子。
辫子虽然剪了，但李鸿章还是舍不得自己身上的老衣服，拒绝换上西式服装，对于这一点，孙纲就没有再勉强他，岁数大的人这个“恋旧”情节，也不能不考虑。
“老百姓把辫子都剪了，堆在大街上，有小山那么高，正点着了烧呢。”马上街回来后告诉孙纲说道，“到处火光冲天，老壮观了。”
孙纲听了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但在心里，却感觉到说不出的激动。
老百姓们把辫子剪掉烧了，其实不光是在发泄心中的怨愤，也是在表明，彻底和那个逝去的守旧封建王朝决裂！
在满清王朝的尸体上重新站起来的，将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中国！
“你们这身新军服真的很好看。”马看着孙纲，眼中闪过一丝爱慕的神色，似乎还带有一丝崇敬，“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今天这种威武的样子。”
“哦？是吗？”孙纲看了看自己，听着她的夸赞，不由得有些“飘飘然”的感觉，“穿这么新的衣服，我都有些不会走路了。”
根据新出台的典章制度，“华夏共和国”的服制废弃了清代的官服，全部改为西式，不过仍旧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在里面，根据“典制”规定，文官的制服用绛红色，武官的制服用黑色（好象是汉代的传统），都是西方军服的样式，以袖口的金线绣章和肩章领章为等级的区分，象国家元首“执政”的袖章为两条金龙的“二龙戏珠”，“参政”则为一条金龙，文官以下依次为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鹇、鸳鸯、；武官则依次为次麒麟、獬豸、狮子、老虎、花豹、熊罴、犀牛。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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