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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华夏(银刀驸马)-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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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丽妮的“热情”却让孙纲获得了一个灵感。
在西方基督教社会，基督耶稣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与此相类似，在古老的东方，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的地位也是一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一生历尽坎坷的伟大教育家，到死也没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生前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在今后的几千年里被奉若神明，到了大清朝，已经被多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扭曲异化成了人们思想意识的牢笼，“儒学”变成了“儒教”，可这个“儒教”，和基督教相比，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
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给中华传统文明造成巨大的伤害，也可以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发生有利于自身的转变，这要看中国能否因势利导了。事实上，许多改革志士——包括19世纪六十年代的薛福成，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鸿章，郑观应，严复在内，都在大力敦促国人利用这一时机，让中国发生有利的变化。
可那些旧的势力，无论吃了多少的亏，仍然选择固步自封抱着自己的“教主”孔圣人的牌位去背对着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以“不变应万变”。
对此，李鸿章曾经哀叹，中国“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人耶？天耶？何得而至此耶？”
而今天，孙纲想拿着这些早该烂掉的家伙们和他们的陈芝麻烂谷子来开开玩笑了。
当然，他这次学乖了，绝对不会自己出这个头滴。
只是他后来才知道，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
那天他从丽妮那里回来后，一时兴起，看了一些关于最近的邸报和北洋军情处弄来的关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历史和现况，才知道了为什么那个法国金发美人一心想让他改信基督教了。
其实基督教在中国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唐朝的时候中国就有了，当时好象叫景教（他是从电视里看到一件古老的文物“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才知道的），明朝中期和清初就更多了，甚至于传播到了士大夫的上层，象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甚至崇祯皇帝也信过一阵子）等著名学者，都是有名的中国教徒，可见其影响之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人在中国的传教变得公开化和合法化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购地置房，建堂传教的权利。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便活跃起来，由此也引发了诸多的事端。究其原因，仍旧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已经显现出其优越性而中国已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便显得更加的激烈了。
如果仅仅是信仰上的冲突，问题倒还不大，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些“异端邪说”罢了，大可不闻不问，孙纲也知道，中华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使五十多个民族能够长期和平相处（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年里也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信仰方面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对（孙纲在起点看书这么多年了，在好多异世穿越和仙侠神话题材的书中，甚至可以说N教合一了，照样看得很爽），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时间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传教活动已经有些变味儿了，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当时的欧洲列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欧洲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感兴趣，而这帮传教士的“雄心”更大，他们志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企图用基督教义来取代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
和同样毁在基督教向外传播中的中美洲古代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的儒家文化早就渗透进了人口众多的中国人的生活，西方传教士们根本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入教，西方传教士们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中国教民的“考核标准”，但这样一来，麻烦由此产生。
那些被吸引入会的教民，除了极少数自明末清初便开始信仰天主教的人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出于信仰，而是因为生活艰难，企图获得物质援助而信教受洗，譬如后来一些人说的：“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一些地方官员也证明说：“天主教民衣不蔽体，食无隔宿，储床灶于一掾，贫困如此。”贫困的穷苦百姓进入教会倒也还问题不大（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还缓解了中国的社会危机），麻烦的是一些不法之徒为了寻求保护而加入教会。这类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因为参加反清组织如白莲教等，在官方的追捕下而加入教会求得庇护，有的甚至是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人全部投入教会。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本来就是一些市井无赖，流氓恶棍，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人数虽然不多，但为恶极大。一旦教会中有这样的一两个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名声，比如美国长老会1886年在山东发展了新教民113人，同一年却有128人被开除教籍，就很说明问题了。
由于这帮人起的作用极坏（感觉和后世的“汉奸”差不多），加之双方本来的相互了解就不多，民间和教会之间的误会和冲突因而不断升级，遂演变成一系列的“教案”，由于西方传教士是受外国在华势力保护的，外国领事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使事件更加复杂化了，1870年的“天津教案”则是这一时期民教问题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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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四教合一？！
1870年5月，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案件（拐卖妇女儿童是孙纲在原来那个时代最为痛恨的事情之一，认为凡是宰了人贩子的人国家应该“罪减一等，概此辈人贩无有不可杀者”），而恰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教会育婴堂中收养的多名孤儿患病而死，一时间谣言四起，可更巧的是，有个偷拐儿童的歹徒武兰珍被一名被当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合作伙伴，这下更是弄得民情激愤，士绅哗然，书院停课，给官府和教堂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县刘杰将人犯武兰珍带到望海楼天主教堂对质，却发现教堂根本就没有王三其人，教堂内也没有人认识这个武兰珍。
可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得知后大批赶来，数千人将教堂围了个水泄不通，长时间不肯散去，大有不查个明白誓不罢休之势，以至于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好斗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在要求总督崇厚派兵解救教堂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便亲自带人前往教堂，不料见到知县刘杰根本无力解散群众的时候竟然怒而开枪，结果将知县的随从“一枪爆头”，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围观的群众群情激愤之下，当场将丰大业及其秘书“乱拳打死”，连带天主教堂里的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教徒都死于非命，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教堂，慈善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全部被焚毁。由于这些参与者中尚有不少心怀鬼胎的秘密会社成员，这就使得这个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
“天津教案”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联合提出抗议，大批外国军舰也前来天津海面巡弋示威，局势极为紧张。当时德高望重但年迈多病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这事，不料却发现形势远比他所预期的更为棘手，法国方面要求将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全部处死，而保守的中国官员和士大夫文人则吵嚷着反对作出任何让步或安抚。在这种紧急情况之下，曾国藩表现出了非凡的正直和胆略，他没有迎合公众愤怒的情绪，也没有屈从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决定先弄清楚案件的是非再说，他劝说朝廷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偿，使他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人的案件当中去，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楚了他们并非是拐骗而来，事情真相大白了，他随即请求朝廷发布声明“辟谣”，为外国教堂“恢复名誉”，然后开始对案件做出处理，他建议将十五名元凶处死，天津知府和知县撤职，另外二十一人流放，可这一下却惹恼了守旧顽固派，他们迎合群众的不满情绪，当即指责曾国藩卖国，北京的湖南会馆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手书对联付之一炬，曾文正公就此“晚节不保”，落下骂名，成为他晚年的一件恨事。
由于事态出人意料的恶化，局势有一触即发之势，李鸿章被调来接办此案，幸运的是，此时欧洲发生了普法战争，法国国内局势动荡，腾不出手来对付中国，李鸿章迅速借此机会将此事予以解决，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中国赔偿法国损失四十万两白银，处死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还亲自前往法国道歉。1871年11月23日，刚刚镇压掉“巴黎公社”的法国临时总统梯也尔对崇厚说，“法国对处决几名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期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随后接受了中国方面的道歉信，“天津教案”引起的危机就此结束。
可是事情还没完，“天津教案”表明，受外国势力保护的传教士及外国教会甚至可以凌驾与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和普通民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常常通过传教士介入诉讼，传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来的结果，往往是教民一方获得胜利。因为如果地方官不肯屈服的话，传教士则有可能通过上级主教借北京的外国公使们之手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稍有抗拒，这些公使们便动辄恫吓要自行保护教会的利益。由此，总理衙门不胜其烦，只得责令地方官府尽可能的就地解决这些民教争端，不要捅到上面来，地方官因而不得不“袒教而抑民”，以求快速解决。这样民众在民教冲突中便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无防护的状态下与教会和一些无赖教民进行抗争，而民众的这种冤抑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后果则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情况，连自以为“了解历史”的孙纲以前都根本不知道。
现在的情形是，总理衙门和地方官员一听到和教会有关的案子就“哆嗦”，他们也深知目前处理这种问题的“危险性”，一个不小心就得丢官罢职，还得冒着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的危险，而目前，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孙纲就是要借着这种形势，和那些保守派文人们开一个“灰色”的大玩笑。
在他的“授意”下，北洋军情处“驻京办”立刻开始了秘密活动。
不久，一个叫安维俊的御史上奏朝廷，说“现各地民教相仇，势同水火，而朝廷处置失当，地方官畏于外人之势，抑民过甚，民怨不得申，因而私相报复，舆情鼎沸，每有杀教民毁教堂之举，遂遗他国以口实，”若不设法处理好这个问题，会形成恶性循环，“长此以往，恐成燎原之势”，他建议“仿理藩院旧制”，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处理这类问题，“使彼传教士及教民知我圣人之教诲，我亦明彼耶稣之言行，”这样不但起到一个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表明了朝廷重视西方宗教的态度，让外国人挑不出刺来，他还指出，“我中土向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况西洋教自唐时至今百数十年存于中土，多此一教，免遗他国口实，未尝不可”又说，“闻彼尊崇之耶稣生于阿剌伯之耶路撒冷城，该地属东方亚细亚洲之范畴，耶稣即生于东方，而西人尊之为圣，而我之至圣先师孔子生于曲阜，为万世师表，世之圣人皆出东方，岂非天意乎？”言下之意，是说不如中国干脆来他个“四教合一”，这样就不会产生什么“宗教文化”方面的矛盾了，也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民教相仇”的问题了。
这篇文章也不知是不是这位御史安大人自己写的，反正孙纲看明白了他那个“四教合一”的意思，人就已经在桌子底下了。
笑归笑，仔细想想，这位安御史提出的这个办法还是有很大的可操作性的，这帮言官清流其实也不全都是笨蛋。
可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问题是他这个“四教合一”的提议立刻惹翻了一条街的同读“圣贤书”的同行，事涉“圣人”脸面，岂不摸了老虎屁股，骂他的奏折顿时如同雪片般地飞往都察院，一时间“洛阳纸贵”，连光绪皇帝都有些蒙了。
顽固派们是这么说的，西方教会“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持国命，悖乱纲常，莫此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又说“以耶稣比之孔圣，狂悖之至”，还说“天主教男女杂处，不顾礼教之大防，是导天下以滥交矣”（“滥交”这个词用的可真够有意思的！也许是孙纲“思想复杂”，自己先想歪了。）
孙纲这时候其实是很同情这位御史大人的，这位御史大人只是想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却没想到掉进了“雷区”，孙纲知道这是他对军情处的那句“找几个过不去年的御史，最好硬气一点的上奏”的“指示”起了“副作用”，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此引发了一场遍及朝野的“意识形态大讨论”。
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安大御史一贯以敢于直言闻名，甲午开战之初就曾激烈上奏指责李鸿章处置失当，甚至连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总管李莲英都敢骂，是个有名的倔骨头，这时面对“千夫所指”，他没有象中堂大人那样“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而是拿起了犀利的笔，来了个“我自岿然不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面对众多的指责，他猛烈地进行了反击，说“孔孟曰仁，耶稣讲爱，仁爱本为一体，不分东西，全球皆然”（有些上升到理论高度了，晕），“无爱何所谓仁？无仁何以谈爱？我天朝有三纲五常，泰西诸国独无君臣父子夫妻耶？中学西学，本有相通之处，子曰：学而时习之，我孔圣遂有周游列国之行，又曾问学于老子，今不过为解民教之争，略窥西教之学，便喧议纷纷，引为大耻，岂是孔圣劝学之意？”
孙纲这时候真的有些佩服这位安大御史的风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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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幼狼群”和海空协同
让孙纲想象不到的是，这位安大御史居然还不是一个人（听说清流言官们分“北派”，“南派”，好象还不都是翁师傅一家的），在他上折子争辩的同时，和他“一个阵营”的御史们本着“不能让自己人吃亏”的原则，纷纷上折子帮他，一时间朝廷里弹章交至，引经据典，相互攻讦，打成一片，吵得不亦乐乎，消息传到了外面，一下子还把外国公使们都给惊动了，频频表示“关注”，并时不时地向总理衙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把光绪皇帝弄得头痛欲裂，“辍朝三日”，估计是找慈禧太后商量去了。
“你可够黑的啊。”马玥这天笑着对孙纲说道，“你干的好事，朝廷里打得天翻地覆，你在这没事偷着乐。”
“我是管造船的，清议是那些言官们的事，”孙纲很无辜地眨了眨眼，说道，“我可什么都没说的。”
“那你想过这件事应该怎么收场吗？”爱妻很“严肃”地对他说道，“你不表明立场可不好，正常讲你是李中堂这边的，可皇帝对你也很看重，你的处境其实很微妙的，一言一行都得十分注意才行。”
“就是别站错队的意思？”孙纲笑道，后世这个“站队”的学问老大了。
“咱们那时候的史书写的好象叫什么‘帝党’，‘后党’，”马玥笑道，“我听说这边的叫法是‘小孩班’和‘老母班’。”
“我的天，还有这么个叫法。”孙纲哈哈大笑，说道，“乍一听还以为和幼儿园有关呢。”
“依我看，这大清朝廷真的和幼儿园差不多，整天为了一些幼稚得可笑的事争执不休，国家大事全耽误了。”马玥说道，“这帮人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让他们互相打好了，”孙纲坏坏地一笑，“等他们都打得精疲力尽两败俱伤了，我们就有机会把这些老朽们全扫除干净。”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你这么一来，把外国势力引进来对那些老道学们施压，最后会有什么结果，你想过么？”马玥有些担心地说道，
“只要还没有涉及到军事上，问题就不大，”孙纲说道，“日本人当初为了消除传统文化的阻力，可是做的比我狠多了，可日本的传统文化不但没有消亡，反而保存下来了，泰国也是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不会就这么消亡，我只是想借外国人的手来消除掉我们传统文化里那些腐朽的东西，有生命力的自然而然的就会幸存下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吧？”马玥笑着看着他，“日本已经表现出了比中国更加适应这个‘丛林法则’的世界，可中国得等到什么时候才适应？”
“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孙纲看着她说道，
“可是你我，还会挺过这下一次危机吗？”马玥痴痴地看着他，问道，
“走吧，带你去看看新潜艇。”孙纲拉着她的手说道，的确，他现在也不敢肯定，自己能不能推着中国，安全渡过下一次危机。
中国这个泥足巨人，想要真正站起来，真是太难了。
来到了码头，潜艇分队的管带们都过来见礼，福建那边将孙纲为北洋舰队又订造的两艘新潜艇给送了过来，丁汝昌从天津水师学堂送来了不少学生，林泰曾经过多方选拔后，安排武安国，刘玉霖两人为两艘新潜艇的管带，孙纲给两艘新潜艇分别命名为“海犴”号和“海猊”号，武安国管带“海犴”号，刘玉霖管带“海猊”号。
自从他和管带们讲了“狼群”战术的大体设想后，管带们就开始试着操练，毕竟这种战术在东西方都是第一次，中国的海军官兵们还没有经历过海上破交作战，还感受不到这种战术的巨大威力。
在操练了多次后，来自鱼雷艇队的官兵们提出了建议，孙纲这才知道，原来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部队的战术规定中就有强调编队作战的条令，第一艇不中，第二艇跟上，和“狼群”战术十分类似，只是黄海海战中，因为敌我双方炮火过于猛烈，各艘鱼雷艇要么忙着搭救落水官兵，要么单枪匹马追击落单日舰，或者一窝蜂的上前“围殴”，完全没有战术协同和配合，结果战绩不佳，让广大的鱼雷艇官兵们十分郁闷，后来他们当中的部分官兵被调来潜艇分队服役，借机提出来了这个战术设想，几位艇长深以为然，商量后决定进行战术操练，并特地请这个战术的“首倡者”船政大臣前来观看。
为了能看清楚，有切身的感受，孙纲干脆带着爱妻上了文君风的“海蛟”号潜艇，看他们怎么操练。
他们俩进了“海蛟”号的指挥塔，孙纲顺着封闭式的的舷窗向外望去，甲板上已经看不到一个人了，所有的水手和炮手们全部悄无声息的各就各位，让他的心里不由得暗暗赞叹。
随着一声声的特有的专用中文口令（黄海海战后，外国军官们认为补充的新水兵们不熟悉北洋海军原来使用的英语操典专用语，建议改用对应的专用中文口令，林泰曾已经报请丁汝昌批准在北洋海军中试行了一段时间，结果证明效果不错），整个战舰象有生命一样，开始行动起来。
孙纲用赞赏的目光看着他们的操作，这个应该说是“幼狼群”的半潜舰部队的表现，已经有相当的层次了。
这队“幼狼群”的四艘潜艇两两一组，开始编队前进，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马玥指了指远处的一个东西给他看，孙纲立刻就认了出来。
那是一个“武装热气球”。
“那个气球是怎么回事？”孙纲对文君风问道，
“为我们指引敌舰方向啊。”文君风答道，“水师各营现在都有气球队，作为侦察巡哨，发现敌舰后就用灯语通知，很灵便的。”
孙纲暗暗点头，北洋舰队有了热气球当“眼睛”，就可以在敌人行动之前采取主动，占敌先机，想到这极有可能改变以后的海战方式，孙纲的心里充满了自豪。
“他们发信号来了，说前面有一只商船队正往这边过来，护航的是王大人的‘宁远’。”走了好一会儿，文君风看着远处的热气球不断的发来信号，说道，
孙纲想起了那个二愣子山东“神炮”舰长，和那段在朝鲜的“往事”，不由得面露微笑。
“王大人总说咱们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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