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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檀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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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从北平来了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毕庆堂先生及太太，写信人的署名是徐治中。信里面简短的说他通过蒋梦麟校长的举荐，南下去黄埔军校接受教育，信末了写着——慨尔赴国难，为四万万同胞而战，勿念。毕庆堂看罢，埋怨徐治中书生意气。谭央拿着信怔忡良久，她这一刻才惊觉，原来东北的日军侵略离自己离上海，并不远。
十月末，有人从西边捎来一箱手工做出来的木头玩具，是老周给干女儿言覃做的，箱子里还有张便条，说他可能要去北边了，收拾小日本去。
赵绫组织学生运动，风声紧的时候还带着孩子在毕公馆躲了两天。谭央不知道接下来她的生活中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她开始注意报纸上的新闻了，为那些遥远而又迫近的
41（39）吗啡
那本来就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他国的侵略不过是对那个乱世的推波助澜罢了。上海是时代的中心，却又脱离于那个时代而单独存在，这里的男男女女习惯于用报纸了解时事的风云变幻；可最终回过头来；最关心的还是生意买卖、摩登潮流；以及自己的小日子，毕庆堂和谭央便是这些男男女女中的一员。
对于学西医的医学生来说，解剖课是一个转折；从此迈过、由此开去便是另一番境界；是破茧成蝶的过程。
这一年十一月，初冬的晚上；毕庆堂把睡着的女儿小心的放到床上；随即来到书房敲了敲门笑着倚在门框上；“大学士，该睡觉了，时候不早了！”伏案用功的谭央抬起头，愁眉苦脸的合上了书，靠在硕大的椅背上，“哎，下周一就开解剖实习课了？”“嗯？”毕庆堂投去问询的目光。“看真的死人的尸体，我，还是心里犯嘀咕的。”谭央有些难为情的说。毕庆堂哈哈一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怕呀？怕就不要去了。”
谭央没理他，泄了气似的低着头将书收好放到书包里。毕庆堂来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笑着轻声说，“没什么，有了第一次就好了，反正我是看惯了、不怕了，这世上根本就没鬼神，你记住就是了。”谭央点了点头，想问什么却欲言又止。毕庆堂狡猾的笑了，对她说，“你猜不到！”两个人相视而笑，相处久了，有些话不用问不用说便了然于心，这便是默契了。
毕庆堂掏出香烟装上烟嘴，慢悠悠的点上烟，轻声说，“那一年腊月里，我十岁，喽啰说有笔大买卖，我父亲和几位叔叔就下山去了，我等了很久，后来趴在聚义厅的椅子上睡着了，再醒来就是大半夜了。四周黑漆漆的，喽啰们全都回屋睡觉了，从他们住的房子走过能听见高高低低的鼾声，唯独，不见我父亲和几位当家的叔叔。隐隐约约的，我能看见后山的林子里有松油火把的亮，我循着羊肠小道往那边走，都快冻僵了才走到跟前。”
“我们的父亲、你表叔、陈叔、老马，还有许二叔，他们六个人在一个大坑前，谭叔叔坐在坑边喘着粗气，许二叔正往坑里泼着煤油，坑里有好些尸体，有人的、有马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死了的样子和睡着是不一样的，死于非命，真的很难看，他们都穿着绸缎的衣服，红的、绿的，被煤油泼湿了，松油火把照着，显得特别的鲜艳。我父亲把手里的火把扔到坑里，腾的一下子，火就烧起来了，一向温文尔雅的谭叔叔当时疯了似的喊，你们都不想活了吗？我被那情形吓哭了，大家才发现我，谭叔叔回过身背起我，头也不回的走了。”
“那个场景、那个味道、那种诡异的气氛，我这辈子都不会忘，我连着一个月做噩梦，总是那晚的情形。经了那次，再后来走南闯北我再也没被什么吓到过。”毕庆堂眯着眼，眼睛没了焦点，想着属于他的故事。谭央在他身边坐下，手放到他的手上，“那是哪一年的事？”“慈禧太后死的那年。”毕庆堂不假思索的回答。“噢？一九零八年？父亲说他就是那一年离开山东来到同里的。”
一周后的一天，下了学，谭央捧着书走出校门，毕庆堂背着手站在校门口。“咦，大哥你怎么来了？”“怎么样，第一次见死人，怕不怕？”两个人相视一笑，毕庆堂伸手去拿她怀里的书，“走吧，”说罢挽起她的手，夕阳的金黄色余晖照到他深灰色的双排扣西服和她黑黄格子的棉布旗袍上，出奇的舒心熨帖。
1932年国民政府为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计划改为由东向西以利长期作战，并将国际社会的视线引向中日冲突而在上海主动发起了一场战役。1月28日，日军海军陆战队沿上海租界占领淞沪铁路防线，中国驻军十九路军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1月31日，日本援军抵达上海。也就在这天清晨，毕庆堂将还在睡梦中的谭央叫起来，他们抱着女儿下了楼，家里的两辆小汽车等在楼下。毕庆堂和陈叔带着几箱金条银元坐在前面的车上，谭央带着女儿坐在后面放生活用品的车里。车灯在厚重的晨雾里打出柱形的光，弥散在上海这个并不安宁的清晨中。
言覃盖着鸭绒被躺在谭央的腿上，匆忙中，她手边只拿了一本《西医药理学》打发路上的时间，她不知道毕庆堂要带着她和女儿去哪里，大家都在议论当局不关心百姓的死活，可有这样一个做惯了强者的强势丈夫，她的担心倒成了杞人忧天似的多余了。
刚从上海出来的路上，就遇见了一排排装着军人的军用卡车，战前的公路是紧绷着的千钧一发，一触即发。巡逻的吉普车的将他们的车拦下来盘问，都是毕庆堂在前面应付着，坐在谭央前排的随从手中握着枪，丝毫不敢懈怠。车又开了一阵，路上逃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还有一些因战乱天灾而无家可归的灾民。毕庆堂下了车，坐进了后面谭央的车里。
谭央看着坐在她身边的丈夫，觉得心也跟着踏实了起来。“东西都在前面呢，你怎么跑到这个车里来了？”毕庆堂笔直的坐着，右手在衣兜里始终没拿出来，警觉的盯着车两边的人群，“这无法无天的年月，灾民发起狂来，抢了钱倒是其次，”说着他踢了踢座位下面的箱子，“抢走了奶粉饼干，囡囡吃什么？兵荒马乱的，金条算个屁！一家人在一起，有口吃的就行了。”
言覃在睡梦中吧唧着嘴，不识人间疾苦的酣睡，一岁半的孩子，粉雕玉琢的惹人怜爱。谭央紧握住毕庆堂的左手，下意识的将头轻倚在他肩上。“你也睡吧，”毕庆堂在她耳边温柔的说，谭央点了点头阖上眼，困倦袭来，兵荒马乱中，她在他的肩头沉沉睡去。
腥风血雨中弃家而去，哪管关山万里，他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醒来时已是中午，毕庆堂推醒她告诉她到了，随后抱着女儿下了车。那是无锡城内的一处院落，干干净净的安闲立在冬日的暖阳下，那是得天独厚的家的模样。
3月3日，日军宣布停战。5月5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这个局部战争用时不足五个月，国内一派欢腾，以为对日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谭央一家再回到上海时已是五月末，由于毕庆堂在上海的势力和斡旋，毕公馆在战争中没受到丝毫侵扰，简单打扫一下就能住了。
那天晚上，谭央坐在床上翻着那本《西医药理学》，毕庆堂一边脱衣服一边对谭央絮絮的说着，“我觉得咱们囡囡真是聪明，像你啊，前两天告诉她外面的横幅上写的是‘胜利凯旋’，今天抱她出门她倒考起吴妈来了，吴妈不知道，她还有模有样的教呢。方雅看见她也说，半年没看到囡囡，这小丫头越长越好看了。”谭央将书合上，轻笑，“你不过是只听得进这样的话罢了，我说孩子越来越娇惯任性，你怎么不听？”
毕庆堂只是笑，也不回答，掀开被子钻了进去，“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复课啊？”“六月中旬。”“你快叫学校多发几本书吧，这一本西医药理你翻了半年，都快翻烂了。”谭央将书放到床头柜上，淡淡的说，“我是独独对这个感兴趣罢了。”“噢？下次咱公馆里的人再有个头疼脑热的，你开药？”
谭央不理毕庆堂的调笑，慢慢躺下，有一搭没一搭的说，“我表叔是鸦片中毒死的？”毕庆堂侧过脸看了谭央一眼，轻飘飘的说，“当初医生是这么说的，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鸦片的主要成分是吗啡，吗啡中毒期的表现是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四肢乏力、病人昏睡、瞳孔缩小。我亲眼见过，也问过吴妈了，表叔临终前，却全不是这样。”
啪的一声，毕庆堂回身关了台灯，屋里漆黑一片。沉默良久，毕庆堂终于开口，“西医进入上海的时间本来就不长，医生水平差次，难免有误判，而你初学不久，只会书本上的东西也未必都保准，你纠缠这些做什么？我想你学医学是为了解除世人的病痛，而不是联想你自身的不愉快经历吧？无论怎样冯四叔是死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过好我们的日子，你过得好了，他自然能含笑九泉。”谭央想了想，叹了口气，很是信服的说，“大哥，许你说得才是对的吧，我实不该胡思乱想。”
这一年夏天复课后，谭央忽然张罗着想学德语，毕庆堂便替她找了个德国老妇人教她德文。谭央学得极为用心，每天都学到半夜。毕庆堂问她原因，谭央说德国海德堡医学院的知名儿科专家赛德勒先生应邀将在这个冬季访问上海的圣约翰医学院。学校很需要既懂德文又懂医学的人做随行翻译，老师主张学生们抓住这次机会多学些东西，接触世界最顶尖的医学知识。
“唔？你想做那个随行翻译？”
“我努力争取吧。”
“那个赛德勒先生，男的？”
“是的。”
“恩，那不许去了。”毕庆堂绷着脸，一本正经的说。
“哎呀，看你啊，那位先生都六十多岁了，你净想些什么啊？”谭央嗔怪着。
“好吧，他年龄大了，我不和他一般见识，你去吧。”毕庆堂翘起二郎腿，摆出了大度的模样。
42（40）翻译
一九三二年的冬季；谭央顺利的成为了著名学者赛德勒先生访问上海期间的随行翻译；赛德勒在上海要待一个半月；赶在圣诞节前回家；日程安排的很满；光是在圣约翰大学的讲座就安排了二十多堂；堂堂爆满，除了圣约翰大学的医学生还有在沪的各大西医院的医生；那简直是西医界的节日。赛德勒先生用二十几堂讲座为大家讲述了当时最先进的关于小儿内科、小儿外科及小儿保健的知识。
这样的情况，对于专业翻译李先生和作为随行翻译的谭央来说工作量都是巨大的，赛德勒先生在讲座前一天只是列出了个大纲，谭央回家就要彻夜查阅相关的医学词汇。第二天讲座，当李先生翻译出不那么道地的伪医学词汇时；大家听不懂，谭央就要拉过扩音器用医学表达的习惯再复述一遍。
十一月，圣约翰大学的大礼堂很冷，坐在赛德勒先生左手边的谭央，齐肩的长发，系着深棕色的发带，靛蓝色的呢子大衣，里面穿着咖啡色缎子掐边的白色旗袍，旗袍上稀稀疏疏绣着几枝缃色的梅花，梅花小心翼翼的从大衣领口探出头来，清雅里带着娇俏。她握着笔，微微偏着头，认真聆听赛德勒先生讲课的内容。她是知识的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自己沉浸其中汲取学识的同时，也成了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了。
刚开始的两次讲座，要谭央对词句进一步解释时，李先生把扩音器送到她的跟前，还没说话，她的脸就红了，刚一开口，声音也是颤的。后来随着讲座的深入，谭央倒是大方从容了起来，她是极容易全身心投入的那一类人，全神贯注的做属于自己的事情便能心无旁骛，连紧张都忘记了。
一次毕庆堂做完自己的事，经过圣约翰大学顺便进去接谭央回家。讲座结束，和谭央坐在车里，毕庆堂叼着烟，侧过脸打量谭央，“小妹，你在讲台上，气派的很啊！”谭央笑着掐了毕庆堂的胳膊一下，“大惊小怪什么，我从前不气派吗？”毕庆堂揽过她的肩笑道，“不不不，今日格外的气派，气派得大哥都不认得了，”说着，他凑近谭央的耳边小声说，“你这样，很美，不一样的美。”谭央小声嗔怪，“油嘴滑舌。”“是真的，你看看那些在礼堂听课的人吧，他们是怎样看你的，害得我都想跳到台子上喊了。”
“喊什么？”“我先喊，你们看这是我太太！我再喊，你们不要再看了，这已经是我太太了！”谭央捂着嘴吃吃的笑，“你今天来不是为了接我的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毕庆堂神色一敛，“我就是为了接你的，顺便进去看看嘛，”顿了顿，他又耐不住的笑了，“我算见识到那个赛德勒先生了，脑瓜儿顶秃了就秃了嘛，还留长了旁边的头发盖住做什么，滑稽死了……”毕庆堂话还没说完，谭央就用手使劲的捶了一下他。“我说，你打我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谭央若无其事的回答。
不是说得到了一份爱，你便能守着这份爱一生无虞。无所作为，爱也会坐吃山空的。想要爱的长久，就要努力不辍。爱永远是一门关于仰视的学问，你要对方的爱，其实就是要对方的欣赏，你只有时时努力、常常精彩，爱才会绵延不绝，经历岁月的婚姻才不会情松爱驰。
讲座结束后，赛德勒先生在上海的后半段时间就是一头扎进医院，为很多有疑难疾病的患儿治病，甚至于进入大上海的贫民窟为无钱治病的孩子们免费诊治。一天谭央在手术室为做手术的赛德勒先生打下手，回家时已是深夜。毕庆堂还在客厅，一面听着留声机里的京剧唱片，一面等她。深夜里，一个人，一盏灯，还有留声机里缠缠绵绵的《牡丹亭》，迟归的谭央心中满溢着幸福。
谭央坐到毕庆堂的身边，轻声问，“囡囡睡了？”“睡了。”“大哥，我今天……”“我知道，你不是下午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个很复杂的手术吗？”“那你还等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不等你啊？不等你我还能做什么？”毕庆堂笑着戏谑道。谭央闻言脸上绯红一片，“你这人，才说几句就没了正经话。”
毕庆堂抬手搂着她，她也紧倚在毕庆堂的怀中，“还真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那洋和尚的把戏就那么好？”谭央笑着点了点头，“是呀，就觉得自己在学校所学太有限了，要同他多学些才好。和赛德勒先生在穷人家里出诊就觉得，能用自己学的东西去帮助别人真是件很好的事，会的东西越多，对别人的帮助就越大，只是我自己还是太差了些。”毕庆堂听她的话，笑了，“你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和别的有钱的太太比，单和你自己比，十年前，我在同里看见你时，你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个黄毛丫头啊，哈哈。”
毕庆堂的话让他们沉浸在旧事中，忽然谭央开口，“大哥，若不是因为你，我恐怕连高小也读不下来，再后来的中学大学也是念不起的，就是我现在能做随行翻译，也是要你找人帮我补习德文的结果。多亏了你，若没有你，若不能遇见你，便没有今日的我。”毕庆堂听了谭央的话，目光从她脸上缓缓移开，幽幽的说，“我们有我们的渊源，是会遇到的，也多亏了你，不然我还在铤而走险的做商会买卖呢，也鼓捣不起这么大的生意。”
十二月中旬，赛德勒先生回国，谭央和毕庆堂的生活又归回到原来的轨迹中，只是一九三三年的元旦，几年来音信全无的徐治中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他黄埔军校毕业后被送到美国西点军校学习了一年，如今在南京供职，改日回上海来府上拜望。
信读完，谭央抬头看着毕庆堂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笑，有什么好笑的？喝了洋墨水罢了，当官的、当兵的，外面威风，可这上海滩还是我毕庆堂的天下。”
寒假结束了，没看见徐治中，倒是从德国来了封信。谭央读了信后，低头不语。陪女儿玩的毕庆堂看谭央半天没动静，就问，“那洋和尚说什么？”“他感谢我在上海时对他的帮助。”“嗯，这人倒是讲究嘛。”谭央低下头将信沿原来的痕迹折好，放回信封，思量良久才小心翼翼的开腔，“他还说，欢迎我去海德堡医学院继续深造，他给我争取到了一个读硕士的机会，带奖学金的，好像他争取这个，很不容易。”
毕庆堂将女儿放到地上，不屑一顾的说，“他以为谁都稀罕去那么老远读书啊？他白费那个劲，你又不会去。”听谭央没有搭腔，毕庆堂又追了一句，“你说是不是？”谭央微微叹了口气，“哎，没办法。”毕庆堂闻言豁的转过身，面色严肃的高声反问，“怎么？难不成你还想去？”谭央掷气似的一语不发，立时，屋里气氛一滞，夫妻俩就有了针锋相对的架势。
早春的正午，户外的阳光透过客厅里落地的玻璃窗照进来，上海滩的春天被尘嚣与绵雨瓜分着，余下的晴朗是酝酿后的产物，既不直莽也不敷衍。言覃拖着一个粉纱裙的洋娃娃在厚厚的地毯上连蹦带跳的走着，春日的光照在言覃白生生的脸上，粉嘟嘟的，小姑娘眯着眼睛笑着，露出小虎牙，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簇新憨顽。谭央看着女儿，面色舒缓了许多，走了两步，蹲□抱起言覃转身上了楼。
这之后，夫妻俩闹了两天别扭，接着，毕庆堂买了一条珍珠项链送给谭央，谭央说自己一直想买一条这样的项链配衣服，道了谢，戴上后毕庆堂连声称赞好看。于是，夫妇二人又和好如初了。
其实，谭央并不真的需要那么一件首饰，毕庆堂也明白那玩意对不上谭央的心思，可这就是他们夫妇的相处之道。他明白，做男人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她明白，做女人什么情况下该怎么回应。居家过日子，哪有夫妻不吵架的，只不过情是真的，他们又在乎彼此，懂得珍惜，所以分歧争吵也不伤感情。但是自此，谁都没再提出国留学的事。
不过，谭央就此有了心事，日子一天天的过，眼看这个学期结束谭央就医学院毕业了，她常常失神，心情也渐渐的烦乱起来。一天，毕庆堂忙生意，回家略晚了些，在女儿的房间，他看见哄孩子睡着后的谭央躺在女儿身边，手里拿着那封赛德勒先生的信，一脸的落寞迷惘。他就此明晰了，她是真的想去那个遥远的国度了。自娶她之后，毕庆堂是尽己所能事事叫她顺心遂意，如今有一桩她不能如愿，他便有了愧疚的感觉。
那个周末，毕庆堂带着谭央去汇中饭店吃西餐。铺着格子台布的方桌，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侍者将牛排端了上来，毕庆堂便把烟在烟灰缸捻了捻，熄灭了。他看似无心的说，“十年前，咱们第一次出来吃饭，就是在这里吧？”谭央笑着点头，拿起叉子在牛排上轻轻划着，有点儿难为情的说，“十年了，我还是切不好牛排”。毕庆堂笑，也没搭话，拿起刀叉切起了牛排。
“小妹，记得当时我和你说过什么吗？”抽冷子，毕庆堂问了一句。谭央眸子一亮，看着若无其事切牛排的毕庆堂，眼神继而又黯淡了下来，有些敷衍的回答，“你说要给我买好看的衣服。”毕庆堂哈哈一笑，将切好的那盘牛排放到了谭央的面前，“看看你什么记性啊？我不是说，要是你书读得好，我就送你出去留洋吗？你还说你才没那么野呢！我看你啊，可是说话不算数喽。”谭央听罢，眨了眨眼，不忿的说，“明明是你说话不算数，你最无赖了！”说完后，两个人都笑了。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在车里，毕庆堂问谭央，“若我不让你出去留学，你还会去吗？”谭央想了半天，面色凝重的摇了摇头。“不去会怎样？”谭央看向车窗外，有些吃力的回答，“遗憾，很大的遗憾吧。”“人生一辈子，遗憾的事很多，再添一桩，可以吗？”毕庆堂很诚恳的问。谭央转回头，看着毕庆堂，顿时委屈得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她微微点头，泪珠因此溢了出来，一粒接一粒的往下掉。毕庆堂伸出手，紧紧地将她搂住，动情道，“小妹，我们的人生那么多的遗憾，我们本就承担不来，我又何忍再为你多添一件呢？”
43（41）留洋
西元一九三三年；谭央开始办理出国赴德留学的事宜；一切办的差不多的时候已经是上海五月的初夏了。毕庆堂在杭州又开了一家百货公司；上海近郊的缫丝厂也在规划中；毕庆堂做生意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他笑着对谭央说；现在他毕某人是诸事顺意，唯独太太要跑到外国去了。
晚上；毕庆堂将上完劲儿的坤表放到谭央的枕下，“打算什么时候走？”“下周吧，想买下周的船票。”毕庆堂皱着眉嘀咕，“这么快啊？”谭央笑着挽着毕庆堂的手道，“早去早回嘛；在海德堡医学院读研究生要两年零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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