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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穿越时代-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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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企业家的日子尚属滋润。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名义上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又没有保护性关税，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到处设卡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o％甚至4o％。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时期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此外还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治安极其混乱，基本上就真的跟港台黑道电影一样，甚至还要更加恐怖。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
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枪支管理泛滥，所以在上海的很多银行，酒店，舞厅和富人别墅区，都有持枪警卫把守，出入还需要搜身，甚至连学生都有带枪上学的，类似于现代阿富汗的喀布尔或伊拉克的巴格达。
当时旧上海的富豪们出行聚会，经常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可不是讲行头摆排场，而是有过无数血淋淋的绑票、刺杀和爆炸惨案作为教训的。
至于街头的那些警察和巡捕，只是在理论上起到一点威慑作用，找借口敲诈勒索什么的非常在行，遇到街头枪响往往跑得比你还快——有责任心的探长永远只是极少数……
对于当时上海的治安状况，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在美国舆论中以“能够把浣熊拷打到承认自己是兔子”而闻名，素来手段横暴的洛杉矶警察局，曾经选拔了一队镇压过罢工游行、平息过黑人暴动的“精兵强将”，漂洋过海到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去实习考察，准备好好显示一番美国牛仔的威风……结果才干了短短两个月，这帮自诩为精英的洛杉矶警察，就吓得痛哭流涕地逃了回去。
——根据他们的描述，那年头的上海滩简直就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大战场，不仅各大黑帮毒贩之间三天两头地激烈火并，还有国共两党和日本特工们之间“准战争”级的对抗厮杀，什么路边炸弹、汽车炸弹、人肉炸弹都是小儿科，连迫击炮都能在混战之中被拖出来……幸好那时中国应该还没有Rpg火箭筒……
总之，在电影院里欣赏各种爆炸连天的犯罪枪战片，固然感觉很刺激，但若是当真让我们生活在那种港台黑道片的世界里，天天在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之中煎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恐怕都是要精神崩溃的。
然而，即便如此，民国时代的旧上海十里洋场，也已经是当时全中国最适合老百姓生存的地方之一了，吸引得全国各地破产农民和逃亡溃兵趋之若鹜……由此可见，旧中国的社会秩序究竟悲哀到了什么程度。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选票这玩意儿说成是金丹妙药，只要有了选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荣，人民可以用选票逼迫政府发福利给大家，从而人人都过上好日子。而在转型期间，最好把军队和国家资源都交给犹如上帝一般无私伟大的美国人代管……
上述这些谬论已经流传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但问题是，他们又进一步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有人格尊严的时代，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中国人民自由的买，自由的卖，自由的游行，自由的批评政府，特立独行，牛气冲天……而到了新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人民在专制****之下变得了无生趣，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针对上述赞歌，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并在1949年初达到历史的高峰。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oo元的金圆券当手纸……
——这些“砖家”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大6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才会群魔乱舞、谣言纷飞。按照党国的标准，很多人早就应该被抓起来关号子了。
最起码，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然后朝鼻子灌辣椒水活活弄死，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甚至于连夹着子弹的恐吓信都没有收到（国民党时期的军统、中统，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这个，从来没人敢说他们违法），你还要怎么自由？
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全都没有想过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也不是没有做过高压管制（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行，没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击，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狱），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管不过来罢了。
先说说北洋政府，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自从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中间还复辟了一次大清国。至于内阁，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没弄清楚大总统是个什么人，台上就已经换人了。
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诸位总统、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中，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夺权的反对派，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时，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子，还没开工呢，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台了，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而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的。
到了统治相对稳固的蒋委员长治下，自由、民主和人权什么的就更是扯谈了。他当年清党杀得人头滚滚，又何尝讲过什么法制？这家伙可是以黑帮理念治国的先驱，公然喊着“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独裁者（虽然因为本事太差，很多时候会被人阳奉阴违，做不到真正的独裁）。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论自由，鲁迅就不会挥泪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闻一多和史量才也不会挨枪子儿了。
——民国之言论自由？民国只有把伟大领袖，人民的父亲蒋委员长敬之爱之的自由！同时坐视无辜之人被抓进监狱，名人被特务暗杀，民众被军警打死之自由！
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民国年代还是有那么多抨击政府的“雄文”诞生见报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许多敢于大放厥词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们，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广阔的神通广大之辈。不仅自己手里有钱，在政府里也是有人有关系，不光结交政府要员，还认识不少颇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这交涉引渡就得费上老鼻子的劲儿（类比我国当今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有多艰难），对蒋委员长来说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触犯到一定底线，纵然是军统和中统这样凶名卓著的机关，也不愿意随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现得比较“客气”。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不知多少不走运的富商士绅、显贵名流，也都先后蹲过党国的监狱，只能等着人拿钱托关系保释出来。
而在没背景的基层平民这里，国民党对那些抗议闹事的穷人们，难道曾经少抓了么？少杀了么？
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之所以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彻底的舆论封锁和压制。一是因为国民党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力度几乎为零，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带和农村）还是清代的宗族体制在“代替”政府进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许多行业内都是黑帮、财阀跟高级官僚的亲属族人在掌握。这样一来，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彻底的舆论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虽然一般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倒向****，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搞文字狱。
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独立状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中央，当地人自然只知“xx大帅”而不知蒋委员长，甚至还在阎锡山、龙云、冯玉祥这些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打个比方，在抗战前，汪精卫、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为什么不能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崩了，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
道理很简单，要是这么两枪下去，只怕是不光没了反对派，连党也没了。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合体，光是压制军阀，对抗****，就已经异常吃力。蒋委员长的位置，可从来都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这么稳固，国民党内的反蒋集团从来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如果蒋委员长对这些竞争者没有丝毫容人之量，非要置于死地的话，整个政府只怕是顷刻间就要散架。
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又岂是“党国”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
事实上，像中共这样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力度，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也没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想要维护言论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杀不过来，手也伸不了那么长。而对上层富人，又受到亲属关系、人情关系、与“洋大人”关系的种种羁绊，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
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哪怕那些“砖家们”吹得再怎么天花乱坠，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最后再提一提人权。基本上，只要是看过《红岩》的人，在了解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恐怖故事之后，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至于****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病死在半路上……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
当今的西方媒体，总是指责我党“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奇怪的是，国内很多人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那么当年的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在这里举两个实例：
——海南黎族世袭峒长，大总管之子王国兴，论阶级成分属于奴隶主，本应是****死敌。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中学上学的时候，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竟然被以“通共”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嫌疑”的罪名下狱，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这一步，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是别无出路，就是不想当****也已经“被****”了，从此，他只得横下一条心，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比较搞笑的是，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的帽子，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做红军来剿灭。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这支“被红军”的黎族起义军，才真正地跟中共琼崖特委建立了联系，算是找到了组织，而之前都是属于“黑户”性质——用如今最时髦的网络词汇，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党”……
——由此可见，每一个****都是被逼出来的。
如果说王国兴的“被****”，还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为。那么南京的中央政府，似乎在民族关系上，也没有想过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权和感情——193o年，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中国落后族群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本身就已经够羞辱人的了），当时有一位在南京上学的年轻瑶王，也奉命参加了这次展览。谁知在这次展览中，他竟然被强迫穿上民族服装，像猴子一样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参观，还有人兜售门票和往笼子里丢瓜子……之后，这位瑶王愤而回乡，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把班禅大师关进北京动物园，跟熊猫和老虎一起展览，那又会是个什么情形？
总之，民国年代是一个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时代，大家千万不要去萌它。
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
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狠！
当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余，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政治运动、整风，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
总之，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还要提防背后那些“红色整人专家”（例如康生）上查八代，穿凿附会，随意构陷。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小纰漏，甚至根本没有错误，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批斗和处决。
例如电视剧《长征》和《刘志丹》里面，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一幕经典场面：“……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证据以后会有的……要什么证据？白纸黑字就是证据！”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在失败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
但事实上，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那么在蒋委员长的屠刀举起之时，恐怕还会死得更快！
——中共党史一般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一五”清党行动，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事实上，在这次国共分裂的悲剧之中，死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屠刀之下的国民党员，最起码也是共产党的好几倍！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o万党员或铁杆支持者），但到了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
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事实上只是被杀了1万多，还有一部分人脱党了），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尤其是在广西，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8万人，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还不足之前的一个零头，可见其杀戮之惨。
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
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除少数中共要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而把这么多有着隐秘共产党嫌疑的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又实在是太麻烦。如果拖延日久，还难保不会生变（譬如南昌起义）。
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就立即将当地县、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这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疑似共产党员”统统杀光！
除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位带头人之外，后来才加入国民党阵营，只换了面旗就成为“革命军”的各地新军阀，在清党过程中更是异常卖力地推波助澜。
例如白崇禧就一边向蒋介石进谏说，清党工作不能再搞下去了，不然整个党组织都要被弄没了，一边又让桂系的人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抓清党工作，杀国民党杀得比谁都厉害——因为这些新军阀都很清楚，趁着这个机会把国民党糟蹋得越厉害，蒋介石接手的摊子就越烂，而日后要反蒋倒蒋也就会越容易。
而且，在此次清党过程中，某些貌似温文尔雅的文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露出了狰狞残忍的真面目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时，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幕后主谋之一，他还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吴稚晖，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党的决定，领衔发出了清党通电，之后又亲自主持江浙地区的清党工作，把浙江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一扫而空，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颇有当年曾剃头（曾国藩）屠杀太平军的风采，可见这些读书人的心肠之凶狠。
而吴稚晖更是公然说过：“……（共产党员）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监狱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
由此可见，幸好如今我国那帮悲天悯人的“公知”手上没枪，否则杀起人来绝对不会比蔡校长手软的。
虽然蔡元培的学生们在日后为校长辩护，说他是一个书气生十足的人，只是被骗上了贼船。虽然他确实对共产党不满，但按照西方欧美政坛的观点，总以为清党只是在法律和政治上进行一个两党分割，从此分道扬镳而已，只可惜忘了蒋委员长是青帮出来的，人家清理门户习惯于用刀……
但实事求是地说，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在蒋介石的上海龙华司令部，积极策划清党方案，连日商讨罗列需要抓捕的人选名单，之后又一次次地公开宣言，要对****和左倾分子斩草除根，坚决不肯停止清党，一直到蒋介石失势下野为止，怎么看都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冷血屠夫，而不是什么上当受骗的老好人。最极端的时候，蔡元培甚至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柳亚子（同样是国民党监委），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缉的黑名单。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一时之间，各地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发现自己全被视为共产嫌疑犯，随时有被抓枪毙的危险。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索性投了共产党拼死一搏……
这也是共产党人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间，发动上百次武装起义，迅速建立起许多根据地的原因——跟前面所说的那位黎族世袭峒长王国兴一样，很多原本不是共产党的家伙，随着清党的扩大化，也纷纷“被****”了，害得他们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总之，如此这般地一通清理下来，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高层领袖们杀戮一空，剩下的也纷纷脱党溜走，或是直接投了****，等于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说实话，像这种比黑帮还要恐怖的党组织，也实在是没法呆了，哪有连个罪名都不找，就随随便便杀光自己一大半基层党员的道理啊！
——有人说，中共之后的整风、肃反之所以如此残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蒋委员长学习的。
而且，中共肃反虽然同样冤案颇多，但也从来没有哪次会一下子杀掉全国过半党员的……
因此，在一场血腥清党之后，共产党固然是损失惨重，但国民党更是被自己人铲除了整个根基。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国民党县乡基层组织，在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直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的清党工作不是一次了结，而是反复闹腾了许多次，对象也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别看蒋介石对胡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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