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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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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过。”
“谁赢了？”
“大多数时间是我。”
“那感觉一定很好。”
“还可以。”
机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像一筐生咖啡豆落在晒热的铁板上，间歇的闪光照亮了墙上的什么东西，半张烧焦的画，海因斯猜想它为某个孩子赢得了小小的荣誉，才得以被图钉固定在这堵墙上。他继而思忖这个孩子是不是还活着，火焰从天而降的时候有没有恰好站在即将垮塌的屋顶下面。无线电装置搁在断墙上，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动静了。罗杰，“波恩小乐团”的荣誉机长和扑克牌专家，为什么还没有来？海因斯会死在这里，毫无疑问。
“我的尼古拉姨夫和表兄，他们养马。”他听见安东说，用的是俄语，好像这些概念必须用母语才能加以解释，“有时候马匹熬不过冬天。它们花很长时间才死去，躺在干草上喘气，眼睛里流脓。‘记在农场的账本里’，他会这么告诉奥尔加姨妈，拿起□□到马厩去。我的表兄们也会跟着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看在上帝份上，他不知道。
“你快要死了。”安东把这句话像砖头一样砸到海因斯脸上，“你的机师很可能已经被炸成跑道上的一堆垃圾。我打算赶在天亮前出发去的黎波里，剩下的汽油能撑多久就是多久。在走之前我必须——用你们的话是怎么说的？剪掉松脱的线头。”
应该是“绑紧松脱的线头”，海因斯并没有作声。先前友好气氛消失了，就像一层柔软的绒布被掀开，露出下面的锈迹斑斑的手术器械。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那里的皮肤发烫，又或者这是因为他的手心冰冷。
“海因斯。”
“是的？”
没有下文，安东·索科洛夫直接把他架起来，半拖半扶地往外面走。有那么可怕的半分钟，海因斯认为他要提前“剪线头”，往他的后脑开一枪，把尸体留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砂岩地里。随后他终于听见了安东几分钟前就察觉到的声音：直升机旋翼，逐渐靠近，压过了远处逐渐稀落的炮火。
他在手术台上停止心跳三十五秒，罗杰后来告诉他，坐在床边，用折叠小刀削一个苹果；走廊上传来药品推车的哐啷声，有人在低声交谈，听上去就像砂纸互相摩擦。还有，“大个子德国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像是有食人鱼在咬他的屁股，甚至不愿意让护士处理一下头上的伤口。”
“他不是德国人。”
“什么？”罗杰心不在焉地问，舌头咬在上下排牙齿之间，盯着刀尖。
“我说我需要吗啡。”
罗杰把削下的果皮捞起来，在海因斯眼前晃动，“看看这个，康纳，告诉我你从没见过这么完整的苹果皮。”
“见鬼，把它拿开。”
前邮航机师大笑起来，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斗牛犬。
——
上头的命令下来时，就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样，信誓旦旦，然而模棱两可。他们先把海因斯挪到伦敦，宣布“过一段时间”会安排飞机把他送回大西洋对岸，自然没交代“一段时间”是多长一段，三天，两年，还是六百公里。当使馆人员谈到“他们”的时候，如果压低声音，说两个字就假装咳嗽，那“他们”指的是聚集在国会山的那一群高尔夫俱乐部资深成员；假如语调轻蔑，配有耸肩动作，那“他们”指的是后勤处。
负责在伦敦“照看”他的是个细声细气的文员，看起来在三十岁上下，头顶的毛发已经有危险的稀疏趋势。“邓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自我介绍道。大半个月过去，海因斯依然不知道这是他名字还是姓氏。当他字斟句酌地问起，返回美国的航班有没有可能安排在本周时，邓肯露出耐心的微笑，就像人们看见猫坚持不懈地攻击镜子时那样。
“没有什么航班，海因斯先生。他们决定把你送回波恩。”他耸了耸肩。
“波恩？”
“杰拉德说这样更‘经济’。”
海因斯并不知道杰拉德是谁，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这人是个蠢货。他从卢顿机场起飞，降落波恩的时候风雨交加。罗杰和一辆布满刮痕的大众等在停机坪边缘，伞一点用处都没有，两人从肩膀以下都湿透了，冷得发抖。山峰彻底被低垂的雨云吞没，雷声从远处传来，很微弱，像隔墙听见的鼓声。
车没有在通往巴特戈德堡的路口转弯，而是继续往前，驶向波恩市区。他们让你住在鸟屋里，罗杰对落满雨水的挡风玻璃说。海因斯已经把暖气旋钮拧到最大，但两人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能看到白气。做几个月案头工作，写报告，去议会旁听，或者打瞌睡，随便你，我就从没见过有多少人清醒地坐在旁听席上的。
“鸟屋”是栋乏善可陈的平房，用于接待那些不值得让大使馆多花时间的低级别雇员，偶尔还有令人生疑的“时政记者”。医生承诺每两天来一次，但事实上一次也没有来过。罗杰周末拜访，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带着太太和儿子，送他们去买袜子、蜡笔套装、儿童球拍和一个五岁男孩需要别的什么玩意。
“一个小小的问题，小，但是稍微有点烫手，姑且这么说，等等。”第一瓶啤酒喝到一半的时候，罗杰说，在公文包里摸索着什么，海因斯原本以为是一封信，等他抚平了纸张，才看出那是张照片，一个黑白的安东·索科洛夫严厉地看着他们两个，“这是那个把你抬上直升机的好朋友，不是吗？那个不乐意给伤口消毒的白痴，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助理，在签证处工作，我听说。”
海因斯没有回答。这是个周六下午，屋后的草地上有群小孩在踢球，发出兴奋的尖叫。
“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海因斯拨弄着啤酒瓶盖，“他是彼得的其中一个孩子，我想，我们在伯尔尼见过。我不知道他会在贝鲁特，纯属意外。”
“仅仅是‘工作关系’，我们能这么说吗，康纳？”
他把瓶盖弹到草丛里，“我们能这么说。”
罗杰审视着他，好一会，然后把照片揉成一团，塞回衣袋里。海因斯拿起啤酒瓶，碰了碰他的。
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早上往往被枯燥无味的外交电文占满，下午则用于归档签证处送来的文件。每周一次，他步行去市政厅参加例会，纯粹是为了咖啡和那些切成拇指大小的柠檬蛋糕。在外交金字塔底端摄食的助理、秘书和通讯员们在这里聚集，听从柏林来的这个或那个官员念大同小异的讲稿，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是自愿出席的。
海因斯总是坐在最靠近出口的位置，一般是最后一排，如果那里已经有人了，他就挪到紧邻走道的座位上去。在他第六次走进这个令人压抑的大厅时，安东·索科洛夫就坐在那里，笔记本摊开在大腿上。他又打了一条灰色的领带，外套搭在椅背上，戴着一顶难看的毡帽，需要遮住脑后的伤口，海因斯想。安东侧过身，目光落在海因斯身上，“早上好。”
海因斯点了点头。一个他见过几次面的法国人叼着还没点燃的烟走进来，坐在前排。安东略微提高了声音，像是故意要让周围的人听见。
“他们准备调整煤炭的出口限额，我猜你已经听说了。”
他没有。“当然。”
发言人敲了敲麦克风，它发出刺耳的电流声，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对话自然而然地终止，没有谈论天气，也没有“很高兴看见你还活着”，毕竟在任何正式记录里，他们都从未踏足过黎巴嫩。人们应该和一个委婉地威胁要像放倒病马一样处决你的苏联人说些什么？煤炭出口限额，显然。
到午餐时间，人们像躲避空袭一样迅速撤离。他们并肩走到走廊上，互相询问对方关于餐厅的意见，直到和其他外交动物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他们才握了握手，敷衍了几句客套话，朝相反方向走去。
☆、Epi。08
安东远远地就看见了那个美国人。
彼得会说“他能当个棒极了的小偷”，在他的词典里，这是一种赞美，意味着他也能当一个棒极了的间谍。“从来不需要一个隐形人，”彼得会接着说，把烟丝卷紧，“我们需要的是每个人都看见了，却没有留意到的人。”
没有人会多看海因斯一眼，廉价的灰色风衣，没有熨平的长裤和穿旧了的皮鞋，没什么值得留意的。他只有在扮演亚历克斯的时候才打领带，半温莎结。他今天戴着眼镜，就安东所知，他的视力并没有问题，也许这两片玻璃是一个提醒：你现在是个百无聊赖的使馆雇员，不是别人。海因斯在楼梯平台上停下来，瞥了一眼手表。安东知道他发现自己了，但还是假装没有留意。一个幼稚的游戏，谁首先打招呼就输了。安东坐在原处没动，等他过来。
“你再没有别的领带了，是吗？”
“没有预算，”安东替他拉开椅子，“你来早了。”
“显然还不够早。”海因斯把脚搭到前面的椅子上，“又一天，嗯？”
安东盯着墙上的一块光斑，“我不太确定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被困在波恩，直到我们变得衰老、迟钝和肥胖。你从没这么想过吗？”
“从没。”
“你太无趣了，安东·安德烈耶维奇。”
空无一人的议会大厅里，一个瘦小的影子在扫地，像某种勤恳的带翅昆虫，在柱子规整的阴影之间缓缓挪动。
“我有一个疯狂的主意。”海因斯说。
安东等着。那个佝偻着的影子消失在走廊里，一扇门砰然关上，回声不绝。
“我的西班牙家庭女教师，我是说，罗杰，今天到捷克去了，又或者是波兰，我没在认真听他说话。这意味着鸟笼的门开了，我能跑到山坡上唱歌，又或者请新朋友喝一杯。我们可以谈谈，你知道，贸易。”海因斯侧过身，看了一眼大门，走廊仍然空荡荡的，“如果我们现在就走，没有人会发现我们来过。”
说不，他想象中的彼得严厉地说，使劲用拐杖敲打桌腿，拒绝他。
自离开莫斯科以来的第一次，安东没有听从这个声音。
——
“鸟屋”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没有窃听器。因为不是安全屋，自然也没有值班特工和街对面看似忙碌，实则负责监视的肉店老板。没有人看见本应出席听证会的贸易助理提前回来了，也没有人看见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客人。
“帮我个忙，别到客厅里去，好吗？”海因斯摸出两只玻璃杯，“如果你不小心看见了什么本应保密的表格，我可能需要把你勒死，埋在后院里。”
“所有美国人都这么友善，还是说只有你是这样？”
“我们，索科洛夫，复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坐下。”
逼仄的厨房里只有一张小方桌和两把不成对的椅子。靠墙放着一张婴儿用的高脚椅，漆成一种欢快的橙色。“来自《邮报》的首席驻外记者和夫人，在这里住了两年，秋千也是他们搭起来的。”
除了栗树层层叠叠的阴影，安东什么也没有看见。他问海因斯是否认识这位记者。
“只认识他迷人的太太，她的丈夫威胁说要是我再踏进这里一步，就用猎枪招呼我。”海因斯把酒杯递给他，“冰块？”
“不，谢谢。”
船正式驶入了危险的陌生水域，安东喝了一口酒，纯粹是为了避免说话，他已经后悔自己问了个蠢问题。酒有种深重的烟熏气味，像咬下一块淋了蜂蜜的焦炭。海因斯倚在桌子旁，观察着他。
“如果你想问我什么，现在就是好时机。”
“你不是邀请我来喝酒的。”
“看，莫斯科来的侦探解开了第一个谜题。”
“这是个糟糕的决定。”
“这是个合理的安排。”海因斯伸手解开他的领带，“这并不代表什么，离开这栋房子之后一切照常。”
仍然是个糟糕的决定。这是安东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是，他的眼睛确实是绿色的。
——
安东在伊斯坦布尔的清晨醒来，过了好一会才意识到是什么吵醒了他。电话，桌子右上角。他睡在一叠摊开的档案上，肩膀和脖子感觉像被火车碾过。他拿起听筒。
“水警刚刚捞起了一辆车，长官，”一个尖细的声音说，安东花了几秒才把它和那个留着可笑胡子的使馆雇员对上号，“但牌照被拆了，而且——”
“而且车架编号也被凿掉了？”
短暂的迟疑，“是的，长官。孩子们还需要留在港口吗？”
安东揉了揉鼻梁，“不，让他们走吧。我去拜访一下魔术师。”
他没等对方回答就挂上了电话。
路灯刚刚熄灭，微弱的天光还不足以照亮街道，伊斯坦布尔深陷在一种难以说清楚是属于清晨还是薄暮的灰蓝光线里。风不太友好，安东试了三次才划亮火柴，点上了烟。塔米娅的烟馆在西南方向，二十分钟，如果走过去的话。
他花了十一分钟。
红色粗布帘后面的木门锁上了，安东踩灭烟头，用拳头捶门，直到铁链当啷一响，一张浮肿的脸出现在门缝里为止。在那张脸来得及开口之前，安东踹开了门，踏进散发着刺鼻烟草气味的黑暗里，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安东挣脱了，抓住那只手，用力一拧，尖叫声一路跟着他走上店堂后面的旋梯。
一个肥壮的大个子挡在走廊里，像堵砖墙，枪挂在他松垮垮的腰带上，“现在不是营业时间。”
“我来见塔米娅。”
胖子的手按在枪柄上，“她不接受没有预约的访客。”
“告诉她这是本杰明·里克特。”
“就算你叫凯末尔，我也不——”
胖子背后的门开了，他惊讶地回头看着他的女主人，塔米娅看上去就像一副裹在丝绸里的鸟类骸骨，“礼貌点，贾拉，”一只装点着戒指和手镯的爪子冲安东挥了挥，“进来，里克特，我的小火药桶，你快要把整个伊斯坦布尔吵醒了。”
“烟？”门关上之后，塔米娅问，指了指整齐码放在一起的水烟枪。
“我在找海因斯。”
“从来不懂说话的艺术，不是吗，我亲爱的？”
“他来找过你了。”
塔米娅耸耸肩，躺在长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手镯互相碰撞，叮当作响，“也许我不出卖朋友。”
“你没有朋友，只要价钱适合，你什么都卖。”
塔米娅盯着他，尖而长的鼻子仿佛鸟喙，“那就开个价，我亲爱的。”
“下次你的人在基辅做小小的麻醉剂生意时，卢比扬卡的孩子们会假装看不见，这听起来怎么样？”
烟馆女主人冲他露出笑容，把烟放到唇边，“他应该还没有离开伊斯坦布尔，没有提到什么交通方式，”她呼出烟雾，“试试老艾哈迈迪糟糕透顶的旅馆，也许会在一群毒虫里翻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祝你好运，我亲爱的。”
——
在滞留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小段仿佛无限延长的时间里，莱昂看着海因斯建立了一个——使用“谍报网”这个词无疑是极其不合适的，比起网，那更像是几条松散地泡在水里的绳子。他用巧克力条和零钱逐一买下了那些游荡在大街上的小孩，让这群脏兮兮的小动物留意有谁在打探“麦卡伦先生”和他年轻的侄子。假如听到了什么有趣的风声，也可以告诉“麦卡伦先生”，有机会得到一包饼干，甚至十个里拉的酬劳，取决于他们听到的是什么。铃铛，海因斯这么称呼他们，一旦有一个响起来就该走了。
莱昂从他的角落里抬起头来，“假如它们一直不响？”
“没人在找你，”海因斯回答，“或者，有人用更高的价钱买走了你的铃铛，让它们保持安静。”
“见鬼，就像你做什么都不对一样。”
海因斯从镜框上方看了他一眼，没有评论。莱昂发现他只有在读报纸和清洗枪械的时候会戴眼镜，这让他的脸变得比平常更难读懂。窗帘始终紧闭，在灯泡虚弱的光线里，海因斯鬓角的灰白头发看起来柔和了一些。莱昂无法想象他曾经年轻过，很可能就是这么带着皱纹和枪出生的。
“你杀过人吗？”他脱口而出。
“官方记录说我没有。”
“但事实上？”
海因斯摘下眼镜，放到一边。两把枪躺在写字台上，他拿起那把从塔米娅的保险柜里来的，握住枪管，枪柄朝前，“过来，克里斯滕。”莱昂走到他面前，“拿着。”
莱昂接过枪。
“你懂得怎么用这玩意，对吗？”
“我明白它的原理。”
“你明白它的原理，好极了。”海因斯把发报员的手腕往下压，让枪口指向地板，“不禁让人思考我们的外交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你该把它拿回去，我很可能会射穿自己的脚。”
“你需要有用的建议吗？”
“是的，先生。”
“别打到自己的脚。”
莱昂想笑，或者大声抗议，但敲门声打断了他。就像海因斯和孩子们约好的那样，用力敲两下，再轻轻敲一下。莱昂收起枪，打开了门，站在外面的男孩套着一件像马铃薯麻袋似的罩衫，“我来告诉麦卡伦先生，”他用破碎的俄语说，“有人在找他，就在楼下。”
☆、Epi。09
9。
领事需要他的手帕，但外套挂在门外，手帕塞在左边口袋里。他能感觉到汗水在脖子周围聚集，渗进衣领里。房间里很冷，“就像个地下冷藏室，”许多天之后，等这一切结束，他会这么向副领事帕克描述，“你看，戴维，我坐在大使和米切尔·普利斯科特对面，锤子和鞭子，再没有更合适了绰号了。你记得米切尔吗？中情局的区域调度员，听听这个头衔，戴维，‘调度员’！像是一份巴士上的工作。米切尔盯着我，一点都没有分神。”
米切尔·普利斯科特冲领事微笑，和绰号相反，他看起来亲切极了，有一张诚恳的、传教士般的脸，从眼神到笑容都在鼓励人们把所有秘密都摆到他脚下，随后他会亲自牵着你的手把你送上天堂。领事在桌子下擦了擦布满冷汗的手心，坐直了些，“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说了。”
“当然是的，萨姆，从没怀疑过一秒，”米切尔安抚道，领事在椅子里挪动了一下，只有他的妻子会叫他萨姆，从“鞭子”嘴里听到这名字有种不现实的感觉，仿佛这冷冰冰的房间里应该有另外一个萨姆。“我来做个剧情总结，好吗？确保我们都在说同一件事？”他两手一拍，“第一幕，外勤特工保罗·尼尔森，代号‘乌鸦’，在贝尔格莱德遭到枪击，当场死亡；贝尔格莱德联络员，一位马尔克斯太太，当晚被拘捕，下落不明。转折，本应接应‘乌鸦’的领馆发报员，带着‘货物’逃出南斯拉夫，最后已知地点是伊斯坦布尔。第二幕，我们的好萨姆引入一个新角色，”他看了领事一眼，后者又在椅子里不安地挪动起来，“确切地说，一个旧角色，一个被除名的演员。”
领事看着大使，后者交抱着手臂，盯着桌子中央的玻璃咖啡壶。
“我当时不知道，”领事清了清喉咙，“而且时间——”
米切尔挥了挥手，赶开他有气无力的辩解，“萨姆，好伙计，我并不质疑你的判断力，不过从目前看来，难道你不想我们帮你把这件事从背上卸下来吗？”
不想。领事没敢这么回答。
“有趣的是，你并不讨厌他，”在他后来的陈述里，领事接着对帕克说，“即使米切尔在会议室里把你撕成碎片，你也会告诉自己，可怜的家伙，他只是在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大使说他需要和所有人谈谈，‘所有人’里不包括我，显然。秘书把我带到一个侧厅，我在那里等着，两个小时，然后是五个小时。”
“九点前后，大使邀请我吃晚饭。”
“我们是坐车去的，那种没有显眼标记的外交车辆，第一个左转路口在翻修，我们绕了点路，开往河边。我原本以为我们要去剧院附近，但车过桥之后就停下来了，那里有两盏路灯被砸坏了，阴影里什么都看不见。司机和保镖下了车，大使和我留在后座，你知道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吗，戴维？我在想见鬼，没有晚饭，我他妈的快要饿死了。”
“‘我实话实说，萨姆，你搞砸了’，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普利斯科特要接手这件事’，让你的人停止行动。”
“那不是我的人，我跟他澄清，我甚至没办法联络上他们。”
“‘你知道为什么海因斯是个坏主意吗，萨姆？’他问，我怀疑他根本没听到我刚才说了什么。我当然说我不知道。”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卢克·麦卡伦，我也说没有。”
“‘卢克·麦卡伦是海因斯在波兰的工作名，你必须知道安东·索科洛夫对他做了什么。’大使说，我甚至看不见他的脸，河岸对面的灯都亮起来了，但那辆该死的车里漆黑一片。”
——
海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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