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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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断了一个牌局，四个水手围坐在一个木箱旁边，木箱上堆着酒瓶、油腻腻的扑克牌和一盘只剩下碎渣的烤肉。莱昂清了清喉咙，询问应该去哪里找船长。一个蓄着络腮胡的男人问他有何贵干。
　　“我是麦卡伦先生的朋友，卢克·麦卡伦，我需要一个下层舱位。”
　　“那你叫什么名字？”
　　“泰勒。”
　　“跟我来。”
　　他们离开引擎室，顺着一道焊接在墙上的铁梯爬入货船昏暗的腹部。头上的管道时不时发出嘶嘶声，狭窄的过道散发出机油和脏衣服的气味。络腮胡掏出一串钥匙，就着微弱的灯光找了半天，打开了舱门。“你的船舱。”他冲一张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单人床扬了扬手，“我们明天出发。不是免费航程，你要工作，厨房，甲板，能用得上你的地方，听懂了？”
　　莱昂保证自己听懂了，并礼貌地问对方的名字。
　　“你会叫我‘船长’。”络腮胡说，把钥匙拆下来，塞进他手里，转身走了，靴子踏在钢板上，咣咣作响。
　　莱昂原地站了一会，把灯打开，又关上，爬到床上蜷缩起来。他不记得自己曾经睡着过，但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引擎在船舱深处隆隆运转，阳光被舷窗切割成一块椭圆形的光斑。他坐起来，凑到舷窗旁边，伊斯坦布尔已经消失了，只剩下茫茫无尽的大海，在毫无遮蔽的蓝天下闪闪发亮。
　　

　　☆、Epi。12

　　12。
　　他挣扎着扮演“泰勒”，常常忘记自己的新角色，大副叫他好几声才反应过来。水手们一开始对他视而不见，但扑克牌提供的娱乐终究是有限的，很快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向新来的乘客。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莱昂反刍着自己匆忙编织的故事，用凭空捏造的细节填满坑洞和裂缝，祈祷它们的破绽并不那么明显。他思忖着海因斯是怎么做到的，像马戏团杂耍演员那样轮流抛掷三四个身份，稳稳地接住每一个，也许是练习。
　　他每天早上在厨房里工作，削马铃薯皮，洗刷水槽里的脏碗碟。厨房的前后两扇门总是开着，但即使是海风也吹不走那种渗透一切的古怪气味，闻起来像发酸的牛奶。厨师是个法国人，祖辈都是圣米歇尔湾的养蚝人，直到那些拥有大型加工厂和货车车队的水产公司把他们赶出了这个行当。“不想在工场里给巴黎人清洗蚝壳，”他有一张渔夫的脸，粗糙，凿着布列塔尼半岛多变天气的刻度，当他和莱昂说起像瘤子一样长在海边的加工厂时，脸就会皱起来，好像吞下了一整个柠檬，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危机都是巴黎人造成的，“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里工作，他们本来是可以拥有一个养蚝场的。”他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烟，“等我回去之后。”
　　对话往往在这里终止，他从来没有说过回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会单枪匹马地把加工厂砸碎，也许会和其他人一样在那里找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记者，是吗，泰勒？”他问，“这会是个好故事吗？你会写我的故事吗？”
　　“是的，”莱昂把马铃薯皮倒进垃圾桶里，“很不错，洛朗。”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大概是他十二三岁的时候，莱昂幻想着离开农场，沿着铁路走向西海岸，就像他在漫画里看到过的那样。画面里的天空永远辽阔，午夜的火车车厢里永远有善良的陌生人和温暖的煤油灯。漫画都是弗兰克舅舅带回来的，“流浪汉弗兰克”，父亲这么称呼他，但从来不敢在母亲面前这么说。这位卫理公会牧师和他那辆撞得坑坑洼洼的福特雷鸟总是在路上，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重新出现，又迅速消失。莱昂在谷仓后面的橡树下翻来覆去地看这些漫画，它们给了他一种错误的印象，仿佛旅途本身是一种积分游戏，路标清晰，奖赏明确，只要主角走得足够远，问题全都会神秘地自行解决。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旅途，莱昂想，双手撑着钢制水槽，防备着下一次呕吐。派翠西亚号在斯基罗斯岛东南二十海里的风暴里颠簸，水手们用西班牙语互相呼喊，大浪拍打着舷窗，发出令人不安的轰鸣。墙壁仿佛在他周围晃动，莱昂抓紧了水槽边缘，闭着眼睛，看在上帝份上，我只是个发报员。
　　他时不时就梦见木工商店前的狭长街道，出于某种蛮横的潜意识逻辑，他不能离开乌鸦的无头尸体，雪下得很大，如果仔细去看就会变成半透明的灰烬，天空泛出一种病态的猩红。脚步声清晰可闻，但除了变幻莫测的影子，他什么都没有看见。莱昂冷汗淋漓地在货船的小舱室里醒来，伸手去摸用胶带粘在床板背面的枪，确认它的存在。
　　假如他曾经希望过海因斯会奇迹般地在希腊等他，那这希望也在派翠西亚号到达佩特雷港的时候彻底破灭了。货船会在这里停泊一周，船长告诉他，如果他想到岸上去“看一看”，没有人会阻止他的。莱昂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在陌生城市里游荡，因此留在了船上，参与水手们没完没了的牌局，从洛朗手里赢来了半瓶白兰地，下一盘就把它输给了轮机长，水手们哄然大笑，有人使劲拍莱昂的后背。他们不是你的朋友，是泰勒的，他脑海里的细小声音提醒道，海因斯不会再出现了，你只能靠自己。
　　也许他在热那亚，莱昂和那个声音争辩道，不能太早下结论。
　　蠢小子，那个听起来很像母亲的声音叹息道。
　　——
　　普利斯科特已经十五分钟没有说过话了。
　　这十五分钟是从电报送进来之后算起的，一张普通的纸片，攥在秘书手里，像只逃不掉的幼鸟。“鞭子”看完之后划了根火柴把它点着，继而用燃烧的纸片点燃了香烟，大概是为了增加戏剧性，普利斯科特热爱戏剧性。办公室没有窗户，通风管嗡嗡作响，空气闻起来像陈旧的马尼拉纸文件袋。桌子上摆了四部电话，传言说其中一部直通兰利，领事想知道是哪一部。他在座位里挪动了一下，掏出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额头。
　　“不舒服吗，萨姆？”
　　“不是。”
　　“你一直。”区域调度员做了一个擦拭额头的动作。
　　“只是个习惯动作。”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习惯？”
　　“不知道，活跃的新陈代谢，我猜。”
　　“压力，”普利斯科特用拿着烟的手点了一下桌子，像是要把这个单词钉到上面，“外交官和赌徒的区别只在于赌注，你们要价更高，而且要靠无线电来告诉你轮盘转出了什么颜色和数字。”
　　“这我可不太确定，米切尔。”
　　普利斯科特又不说话了，专心致志地抽着烟。领事思忖着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还不能回斯特拉斯堡。每次他踏出大使馆分配的临时寓所，总会有假殷勤的“助理”用种种理由请他回去，假如领事坚持外出，那么“助理”会很乐意全程陪同。领事不能确定这群小豺狗听的是谁的指令，中情局还是大使馆的，恐怕没什么区别。
　　“鞭子”摁熄了烟头。“土耳其那边有些有趣的消息，萨姆，一家藏污纳垢的小旅馆发生了没有受害者的枪击案，你得注意，在这种旅馆里，枪击不是最令人震惊的，没有尸体这个事实才是。一般而言我们不会留意到这种小争执，但鉴于我们正在‘打猎’，当地联络处还是派人盘问了门房，你能想象他们发现了什么吗？”
　　不，领事温顺地回答，他不能想象。
　　“他们接待过一位麦卡伦先生，还有他年轻的侄子。”
　　领事又想用手帕擦脸，但这次他忍住了。
　　“你已经猜到了，传出枪声的自然是麦卡伦先生的客房，我接着得问合理的问题，不是吗，‘克里斯滕在哪里’，‘见鬼的海因斯在哪里’，还有最重要的，‘他妈的钥匙在哪里’，完全合理的问题，不是吗？‘我不知道，长官’，我的探员们翻来覆去只会说这一句话，‘我不知道，长官’，我还不如养一笼鹦鹉。”他又点了一支烟，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领事的视线紧跟着他，就像人们本能地盯紧一条眼镜蛇那样，“‘我给你们想了一个新办法’，我告诉他们，‘既然你们自己嗅不出猎物，那就跟在克格勃屁股后面跑，从今天开始，盯着索科洛夫，七天二十四小时，电话记录，照片记录，一整套流程，直到他把你们引到海因斯和克里斯滕那里’。”
　　领事舔了舔嘴唇，它们在经过过滤的干燥空气中皲裂，“然后？”
　　“然后我们让索科洛夫消失，把我们的男孩带回来。”
　　“这也许不是个好主意，他毕竟是苏联使馆雇员，这会引起——”
　　“这不是你该担心的部分，萨姆，我们有不下五十种方法把谋杀布置成意外，相信我，这是我们的众多特长之一。”他忽然靠近了领事，后者下意识地后仰，试图拉开距离，“要是你一开始就把这件事交给大人们处理，你今天就能舒舒服服地待在斯特拉斯堡，消磨你平庸的外交生涯。我之所以把这一切告诉你，是因为你在这件事结束之前都不能离开巴黎，我会盯紧你的。”
　　你没有这个权力，领事想这么抗议，但就像以往许多次一样，不敢开口。
　　

　　☆、Epi。13

　　13。
　　伊斯坦布尔的子午线酒店，在十年前要是自称本地最佳，不会收到任何异议。经理赌咒发誓他们接待过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政要，而且他们都对顶楼客房赞不绝口。在三次易手和一次翻修之后，今天的子午线酒店看上去依然令人愉悦，不过这是一种类似旧毯子的愉悦，那些习惯它的人不愿舍弃，另外一些人不愿意多看它一眼。这种酒店——以及它那显出疲态的庞大舞厅，式样陈旧的吊灯和灰暗的天顶画——不管是开在卢旺达、贝鲁特、布拉格还是伊斯坦布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情报机构的附生物聚集在大堂酒吧里，就像冬日的鸟儿聚集在电线上，披着鲜艳的羽毛：外国通讯记者，贸易特使，还有其他拗口的头衔。
　　门童是新来的，第一次见识酒店举行宴会的盛况，但为了不被资历更深的同事嘲笑，他假装毫不在意，甚至有些厌倦，仿佛已经见三十种比这隆重得多的排场。再过四个小时，警察前来盘问的时候，门童会扭着双手，小声说他真的不知道嫌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来往的人太多了，先生，您总不能指望我记住每一张脸吧。他说的是实话，这一整晚，他只是勤恳地做着本职工作，开关车门，搬运宾客的行李，捡起不慎落在地上的钥匙、唇膏、玩偶和襟花。
　　公平而论，子午线酒店里没有一个人留意到嫌疑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即使留意到了，也没有多想。像这样繁忙的夜晚，酒店时常雇佣按小时计薪的临时员工过来顶班，许多不该开的门都开着，以便让菜肴和饮品更迅速地流转。警察很快得出结论，嫌犯是从洗衣房进来的，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被打昏的洗衣工，一套西装不翼而飞，这套西装属于住在八楼的一位奥地利眼科医生，但相比起今晚被盗的其他财物，这套衣服算不上什么。警察自然而然地继续推断，这位把赃物穿到身上的嫌犯大约在九点到九点半之间混入宴会之中，那时候议长冗长的演说刚刚结束，香槟像水一样流淌，社交动物们开始互相嗅闻。十点左右，经理往警察局打了第一个焦虑的电话，不到五分钟之后打了第二个。至少九位沮丧的宾客要求警察“用最快速度”找回他们丢失的钱包和珠宝，否则就要找这个或那个政府要员，让官僚主义的怒火降临在警察头上了。他们都承认和一位陌生的银行家谈过话，没有察觉异常，至少当时没有。
　　这位银行家，焦头烂额的警官询问，他有名字吗？
　　六个受害人说不记得，另外三个说，亚历克斯。
　　几轮令人疲惫的盘问下来，警察勉强凑到了一把碎片，这位亚历克斯，没有姓氏，很可能是瑞士人，深色头发，应该是棕色或者黑色，如果仔细回忆的话，也可能是非常暗的金色。身高分别是“不记得”、“不清楚”和“大概比我高一些”。绿色眼睛，这是宾客们能够达成共识的一点。他说的是一种带有法语口音的德语，又或者是带有德国口音的俄语，不，警官，他不会说土耳其语。
　　这样的一个人，警察们继续盘问门童，你见过吗？
　　安拉在上，门童坐直了些，把汗淋淋的手心搓在一起，他确实见过这个人，这位亚历克斯从旋转门里出来时，门童以为他是个需要新鲜空气的宾客，于是上前问他是不是要找子午线酒店著名的花园，如果是的话，前面左转，从小路过去。但亚历克斯摇摇头，把停车票递给他，请他把车开过来。
　　你相信他了？警察不耐烦地追问，没有想过一秒这张停车票可能是偷来的？
　　当然不，门童提高了声音，一种突如其来的怒火让他耳朵发烫，我们怎么敢质疑一个住客，尤其是当他还穿着昂贵西装的时候？
　　无论如何，损害已经造成了，议长心爱的座驾就这样被可鄙的小偷在所有人眼皮底下开走了。酒店犹如被踢翻的蜂窝，经理一脸凝重，在参加一个想象中的葬礼，死者是他自己的职业生涯。酒店的实际持股人也被从床上吵起来，匆匆赶到，四处扑灭晚宴宾客们间歇喷发的怒火。门童午夜之后才回到他的岗位上，挺直背，肃立在子午线酒店的旋转门旁，守着它最后的尊严。
　　——
　　差不多就在第一批警察到达子午线酒店的时候，亚历克斯，又或者用他更喜欢的名字，海因斯，把偷来的捷豹停到一座乌灯黑火的犹太教堂后面。
　　这是加拉太区一个暮气沉沉的小角落，被打碎的街灯没有及时维修，留下许多深坑般的阴影。土耳其的犹太人口早在四十年前就开始缓慢而稳定地流失，这些涓流在战后变成了洪水，涌入新生的以色列，街上这些大门紧锁的空房子就是潮水退去之后遗留下来的浮木和贝壳。海因斯拉开仪表板旁边的小置物箱，里面有一双手套、一个手电筒和几颗薄荷糖。他下了车，打开行李箱，借着电筒的光线寻找工具袋。
　　他选了一辆停在教堂后门栏杆旁边的红色小车，它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移动过了，一个前轮漏了气，车窗上的灰尘被雨水多次冲刷，又多次重新聚集，呈现出一种层叠的纹路。他拆掉车牌，换到捷豹上，他真的该偷一辆没那么显眼的，不过这种拙劣的障眼法应该足够对付伊斯坦布尔警察。他思忖着如果父亲看到他此刻在做什么，会有什么感想。父亲想要的是政客，得到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外交官和业余偷车贼。海因斯回到车里，解开领结，就这么坐了一会。他现在有权退出游戏了，往西北去，消失在动荡不安的捷克斯诺伐克，换一个名字，再没有□□、中情局和安东·索科洛夫。
　　他允许自己在这画面里沉浸了几秒，然后发动了汽车。他和热那亚之间还隔着超过一千七百公里的山地、平原和狭长海洋。
　　——
　　在负责监视的两个日班探员看来，这个苏联领馆雇员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无趣的目标，甚至超过了他们去年夏天在安卡拉盯梢过的社会学教授。A。　A。　索科洛夫，档案上这么写，受雇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再往下几行，跳过毫无用处的外交通讯录摘抄，还有人用绿色墨水装模作样地标注了一句极度危险。
　　然而索科洛夫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极度危险”的地方，以这两位探员的经验看来，“极度危险”的目标们往往平凡无奇，仿佛这是他们天生的伪装。两位探员都同意，索科洛夫看起来比照片要憔悴得多，这档案想必很久没有更新过了。他的生活如此规律，就像在跟踪一个钟摆：六点半从公寓里出来，不论晴雨都穿着满是折痕的旧风衣，从不打伞。六点四十五到五十之间到达领事馆，和门卫打招呼，消失，直到下午六点半才会重新出现，返回公寓。探员们的小货车停在街角，车门和货厢都漆着土耳其邮政的标记，每隔一小时移动一次，缓缓绕着领馆转出一道不怎么规整的圆形轨迹。晚上会有另一辆车来接班，屏息静气地缩在路边的阴影里，像某种长有复眼的昆虫，盯着那个挂着棕色窗帘的窗户。
　　只有三次例外，第一次是参加大使馆举办的小型交响乐会，探员们紧跟着他，在安卡拉待了两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索科洛夫对音乐会的态度和其他外交人员一样，既不显得厌倦，也不显得过分感兴趣；第二次是烟馆，其中一个探员换下了邮递员肥大的外套，穿上油渍斑斑的工装裤和衬衫，跟了进去，像任何一个好□□那样点了苹果汁。他和索科洛夫之间只隔了两张椅子，假如有接头人出现，探员也能看清楚这个人的长相，然而索科洛夫只是买了一杯伏特加，和酒保说了两句无关紧要的话，把酒喝完，离开了这个烟雾弥漫的史前洞穴。第三次是港口，日班探员们看着他走进海关办公室，十分钟不到就出来了，径直返回领事馆，他们尽职尽责地拍了些照片，与其说发现了什么线索，还不如说是为了向普利斯科特交差。
　　事态急剧恶化的那天和别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日班探员像以往一样把邮政小货车开到索科洛夫的公寓对面，夜班探员的车还在原处，一动不动，这不太对劲，他们理应立即离开。两位日班探员对视了一眼，决定再等两分钟。
　　十分钟过去了，索科洛夫并没有如常从公寓里出现，车也依然僵在原处。日班探员们下了车，小心翼翼地接近那辆小小的阿尔法罗密欧。
　　车里空无一人，方向盘和皮座椅上沾着血迹，挡泥板和人行道上也有。两个探员像西班牙水猎犬一样循着血迹找去，在小巷里发现了他们不幸的同僚，两个都昏迷不醒，双手绑在背后。
　　没有人想回忆接下来的混乱，本地中情局联络站的负责人被叫来了，一封加密电报也送到大使手里，打电话给警察局里的朋友，那个朋友再打给另外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再打给海关里的朋友，又被转接给机场的朋友。询问从昨日凌晨到今早六点之间所有出港航班，询问可能的目击者，询问不耐烦的塔台调度员。
　　“一架注册在波兰的飞机，”调度员的回答混杂着电流噪声，“凌晨两点起飞，只有一个乘客。”
　　“目的地？”探员们追问。
　　“热那亚。”
　　“意大利的热那亚？”一个探员反问，几乎喊叫起来，好像暗自希望土耳其境内偷偷藏着一个热那亚似的。
　　“当然是意大利的热那亚，先生。”
　　探员们挂上电话，开始激烈争辩谁应该去面对普利斯科特的怒火。
　　

　　☆、Epi。14

　　14。
　　派翠西亚号缓缓靠近热那亚的圆形港口。
　　先出现的是山丘，在一月份里，它显现出一种冷漠的棕褐色。假如这是个没有风的晴天，人们能看见烟从隐藏在枯树里的房屋里袅袅升起，装点干燥无云的天空，但今天不是这样的日子。今天潮湿而晦暗，深冬的灰色云层悬垂在海面上，像湿透的舞台幕布。接着出现的是防波堤，从这里开始，水手们已经可以闻到海港的气味，垃圾，人群，湿木头，淤泥和泄漏的柴油。当派翠西亚号放下船锚的时候，残余的日光彻底消失了，热那亚显露出她深浅不一的阴影，被海风吹得发黑的建筑外立面，乞丐和□□，目光呆滞的搬运工。没有人留意从货船上下来的年轻人。
　　“美国人。”关员瞥了他一眼，粗短泛红的手指一页页地翻着护照。
　　莱昂不确定这是问句还是陈述句，于是露出他能力范围内最殷勤的笑容，点了点头。关员用意大利语问了句什么，冲莱昂的黑色帆布包扬了扬下巴，美国人四处张望了一下，才把目光转到上述帆布包上，“抱歉，我不会意大利语。”
　　关员转过头，冲身后的办公室喊叫了一句什么，也许是个名字，里面有人大声回答，每个单词都像一颗飞溅的碎石。胖墩墩的海关官员转了回来，换上了一种黏稠的英语，“这是全部行李？”
　　“是的。”外套应该刚好能遮住枪柄，莱昂祈祷它能。
　　“打开。”关员甩出一个词，双手做了个拉扯的动作。
　　莱昂打开布包，按照关员的指示一一取出里面的物件，钱包，揉皱的票据，铅笔，线圈便笺本，一条卷起来的围巾，一个没有装饰的小木盒。关员伸手拿起木盒，晃了晃，它发出喀嗒喀嗒的声音。
　　“别碰它。”莱昂脱口而出。
　　关员眯起眼睛，额头堆起层层皱褶，“为什么，霍普先生？”
　　“这是，”他结巴起来，于是清了清喉咙，“我不想看见它。这是我祖母的订婚戒指，两年前我把它送给我的未婚妻，一个在克里特岛出生的姑娘，先生，我是个外国通讯记者，经常旅行，过于经常了，在她看来。”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关员的脸色，“一个月前她把戒指还给我了。我不想再看到它，我还没准备好。”
　　“为什么来热那亚？”
　　“我不知道，我只想离开希腊，选了最早开出的一班船。”
　　对方的脸色柔和下来，“她叫什么名字？”
　　莱昂一把抓住跳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