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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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姿态，一份纪念品，好看，百无一用。
　　他第二次和瓦西里见面，出乎意料地，是在楼梯上。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菲利克开会回来，在隔音室里关了四个小时，衣服上全是烟味。瓦西里坐在六楼和七楼之间的楼梯平台上，两人互相把对方吓了一跳。瓦西里试图起来，又重重地坐了回去。菲利克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伸出手去，想帮他站起来。瓦西里摇摇头，抓住楼梯扶手，把自己拉起来，踉跄了一下，靠在墙上。
　　“你回来晚了。”
　　“你也没有很早。”菲利克扶住瓦西里的手肘，以为对方会挣脱，结果并没有，“你喝醉了。”
　　“工作的一部分。”
　　“那我很庆幸我的工作和你的不太一样。”
　　“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瓦西里口齿不清地说，听上去就像诅咒一样，菲利克愣了一下，瓦西里用力把他推到墙上，牢牢压在那里，仿佛菲利克是个现行盗窃犯，“我不需要证据，我能感觉出来。”
　　“你喝太多了。”菲利克尽量温和地说，并不试图挣脱，“回家去吧，瓦西里。”
　　瓦西里把他的手腕攥得很紧，像是要测试腕骨在多少压力下会折断。他盯着菲利克，有那么几秒钟，菲利克想把一切都告诉他，死去的文学教授，马赛的海鸥，尤哈斯，布兰登，可以看见小院子的公寓，热茶和巧克力饼干。不过这一瞬间很快就消失了，瓦西里吻了他，牙齿撞上他的下唇，一阵疼痛。这太危险了，要是有人碰巧出门，或者上楼，就会看见他们，但他们哪一次见面不危险呢？他和瓦西里的关系就是绕着危险来建立的。作为报复，菲利克咬了瓦西里的嘴唇，后者从喉咙里哼了一声，抓住菲利克的脖子，拇指刚好按着他的喉结。
　　楼上某个地方，一扇门砰地关上。
　　他们互相把对方推开了，一个靠着墙壁，一个靠着楼梯扶手，喘着气，一起往上看。脏兮兮的、沾着蛛网的灯泡照亮了楼道，没有脚步声，没有人下来。两人看着对方，像是刚刚从梦中惊醒。菲利克等着瓦西里说点什么，但对方什么都没有说，步履沉重地走上七楼，钥匙叮当作响，门打开时发出干涩的摩擦声，关上，锁舌咔嗒一响。
　　菲利克在梯级上坐下来，就是瓦西里不久前坐过的地方，盯着手表，十一点四十二分，他打算过十分钟再回去。短暂的热情退去了，他现在浑身发冷，翻来覆去地咀嚼瓦西里刚才那句没头没尾的话，他只是喝醉了吗？还是真的知道了什么？克格勃之所以不派人监视他，是不是想给菲利克一种安全的幻觉，等他自己犯错？是瓦西里一个人怀疑他，还是反间处已经盯上了菲利克？他很想和布兰登说话，跟他讲瓦西里，听情报官分析这件事。
　　菲利克一直等到自己能控制这些沸腾的不安情绪，才站起来，向楼上走去。就在他蹑手蹑脚穿过漆黑的客厅到卧室去的时候，挂钟敲了一下，十二点半了。
　　——
　　后来，早上上班的时候菲利克时常在门口碰到瓦西里，对方始终摆出最佳表演姿态，问菲利克要不要搭便车去总部。他第四次这么提议的时候菲利克答应了，两人一路上没说过一句话，只有电台在单调地喋喋不休，快到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时候，瓦西里伸手把电台音量拧大，音乐一下子灌满了整辆车，反窃听的常规动作之一，只要他们小声说话，就不会被克格勃安装在车里的窃听器捕获。菲利克等待着，直直地盯着挡风玻璃。今天下雨夹雪了，冷得厉害，细小的冰粒和雨水一起洒落在玻璃上。
　　“我很想念你。”瓦西里说，声音很低，菲利克几乎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他应该回答“我也是”，但这句话不知怎的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瓦西里用力抓着方向盘，好像要徒手把它拆下来。
　　“瓦西里。”菲利克开口。
　　“我们到了。”瓦西里宣布，车在大楼的阴影里停下，他关掉了车载收音机，“进去吧，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别给自己惹麻烦。”
　　瓦西里从没这么叫过他，现在也不是问的时候。两人的办公室在不同楼层，分道扬镳的时候也没有道别。自此之后瓦西里就再也不发出邀请了，就算再在走廊里碰面，也只是相互点点头，擦肩而过。
　　莫斯科时刻令他紧张不安，对比起巴黎，这个他长大的城市就像个废弃的舞台，到处都是蒙尘的道具和虚假的布景，填充着游魂一样的人们。令事情更糟的是，父亲又催促他结婚，不为别的，而是因为在克格勃，婚姻是履历表上的必填项。一位正直的克格勃必须有个家庭。
　　“你甚至不需要喜欢你的妻子，她也不需要喜欢你。”父亲指出，“就是互相合作，填上档案里的空缺而已。”
　　“好的，爸爸。”
　　为了应付父亲，菲利克不情不愿地去野餐和舞会，心思根本不在约会上，女孩们也不喜欢他。他不知道总部什么时候打算再把自己派出去，也不确定还没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菲利克不敢问科里亚叔叔，也不敢表现出很想到“外面”去的样子，免得被怀疑居心不良。克格勃替他支付学费的英文课程已经接近尾声，菲利克猜测新的外派地点也许是加拿大，这也不错，加拿大是前往美国的跳板，要是他能到美国去，那回来莫斯科的时候，应该能轻松摘得上尉军衔。而且军情六处更容易和他见面，克格勃在魁北克的耳目远远不及在巴黎的三分之一。
　　然而科里亚叔叔，因为他是科里亚叔叔，以难以揣摩闻名。1978年秋天，离开巴黎一年之后，菲利克通过了新的保密等级评估，又被送了回去，这次去担任一个不同的职务。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奥辛现在是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副站长了，分管“打猎”活动和军工情报搜集。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太妃糖纸，半透明，印着蜂蜜罐和巧克力图案，压得很平整。这是来自布兰登的信号，一句悄悄的“你好”。
　　直到这一刻，菲利克才终于松了口气。一切都恢复正常了，都和以前一样。他又回到了“旷野”之中，现在“旷野”是他真正的栖息地，只有在这里，他才可以远远地、安全地去爱莫斯科，和瓦西里。
　　谁都没有预见到的是，就在菲利克锁上信箱的这一刻。在海峡另一边的伦敦，一个寂寂无名的军情六处分析员按响了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寓所的门铃。这位名字不详的分析员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他绝不应该从办公室带出来的文件。这时候伦敦下着雨，有人出来开门的时候，这个瘦高男人的头发已经被淋得一缕一缕粘在额头上了，保姆以为他是乞丐，准备关上门，陌生人伸手挡住了。
　　“我要和你的雇主说话。”不速之客说，一滴雨水挂在他的尖鼻子上，“告诉他我手上拿着莫斯科一定想要的情报，我知道军情六处收买了好几个克格勃外勤，给我五万英镑，我就把内奸的名字全告诉他，我只要钱，他可以当个英雄，去吧，告诉他。”
　　保姆跑上楼去了，一路喊着屋主的名字。


第24章　
　　不请自来的情报，通常要在克格勃漆黑的、鼓胀的肚子里经过重重过滤，仔细审查，确证，分析，删减，改写，然后才分发到真正需要它的部门去。要是运气很好的话，整个过程大概耗时两三个月，要是运气不好，这些文件就会永远丢失在官僚主义灰色齿轮的间隙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伦敦来的这一份情报，碰巧属于运气好的那一批。克格勃时常收到类似的举报，声称某某上尉或者某某口译员是西方间谍，最后查证下来，这些“情报”多半是嫉妒的同僚写的，意图借着反间处的刀，把看不顺眼的人捅下来。要是这些从天而降的“机密”是外国人送来的，那克格勃就更警惕了，这些人要不就是想用沙子换金子，要不就是军情六处特意炮制的毒饵，想把克格勃珍贵的外勤引诱出来，一网打尽。
　　于是，在伦敦这个下着小雨的灰暗早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不速之客和克格勃伦敦常驻特工一起坐在二楼的书房里，淋了雨的文件夹放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像一头被击毙的公鹿，他们得商量怎么宰。隐藏在书架里的录音机悄悄运转，录下他们的每一句话。英国人再次要求五万英镑现金，被苏联人委婉拒绝了，说要先确定他手上有金子，才愿意付钱。
　　录音机把陶瓷轻微的碰撞声也录下来了，他们在喝茶。访客不愿意在摸到货真价实的钞票之前透露任何情报，两人为此来来回回争执了一番，但最后，“为了表示诚意”，访客说出了克格勃在巴黎的一次失败暗杀行动，并且带着一丝嘲弄评论说，“你们以为‘只是倒霉’的事，都是我们安排好的，让它看起来像无心之失而已。”
　　瓦西里按下暂停键，把录音带倒回去，重新把这句话听了一遍，“都是我们安排好的，让它看起来像无心之失而已”，然后再一遍，摘下耳机，取出录音带，看了看上面的日期，是两个星期前录的。这么重要的线人，伦敦那边居然拖延了足足半个月才决定把录音寄回来。他匆匆写好一份电报，下楼，叫醒夜班发报员，让他通过加密渠道发给伦敦情报站，催促站长接受线人的条件。等到天亮，他会亲自去找科里亚叔叔，把那段最可疑的录音放给他听，请老家伙批准伦敦站从备用的“小水池”里调出钱来，五万英镑着实太多了，瓦西里可以先申请十分之一，给线人一点甜头，再慢慢设计下一步。
　　他摁熄烟头，打了个哈欠，起来活动了一下，坐回去，着手填一堆无关紧要的表格，纯粹是为了阻止自己想菲利克，但这就像试图阻拦一朵雨云一样徒劳。楼梯上的吻纯属意外，可以把责任推卸给酒精，但他实在没必要在车里说那句话，又把一池泥水搅浑了。他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两人之中更加聪明的那个，因为他年长，因为他“懂政治”。不过从菲利克最近的晋升来看，小老鼠未必就不懂了。这有点出乎意料，因为瓦西里以为菲利克顶多就当个档案室文员。“旷野”真的会改变一个人，他们每次见面，菲利克都变得比上次陌生了一些，瓦西里不懂得怎么应付这种变化。他成长于一个惧怕变化的世界里，一切都应该是设定好的、理智的、最高的、永恒不变的。而菲利克和他分享着的是界限不明的情感和无所适从的欲/望，一条又一条细细的蛛丝，轻轻一拽就会断，但又黏在手上甩不掉——瓦西里最清楚这一点了，他试了好几次了。
　　莫斯科凌晨三点，伦敦时间凌晨一点，还没动静。他点了一支烟，把录音带塞回去，倒带，从头到尾把这场四十分多钟的对话听了一遍。许多未经证实的线索似乎指向菲利克，但又模棱两可，没有办法彻底确证。菲利克不是克格勃在西欧的唯一一个猎人，巴黎也有过不止一次“打猎”行动，失败的也不少。瓦西里的大脑有一半在喊叫“就是这条路线，追下去”，另一半同时在奋力排斥这个想法，要是菲利克背叛了苏联，就是背叛了他们共同拥有的过去，等于背叛瓦西里本人。他不愿意相信菲利克做得出来。
　　瓦西里睡着了一小会，靠着椅背，头歪向一边，被电话铃声惊醒的时候已经是四点四十六分。伦敦的答复发回来了，译码员一边解码一边读出来：“无法开展逗号目标人物已死亡句号。”
　　瓦西里盯着电报看了很久，皱着眉，“叫他们详细解释。”
　　发报员照做了。
　　伦敦的回复这次来得很快，电报机哒哒作响，“线人醉酒溺水身亡逗号已查证逗号无可疑之处逗号可见10月23日泰晤士报内页句号。”
　　“问他们线人的‘货物’在哪里。”
　　这次伦敦花了十五分钟才回答，好像得先找个什么人商量一下，“此人为赌徒逗号债务缠身且已被MI6开除逗号并非可靠信源逗号本站决定不接收其情报句号”
　　于是就这样了，他还没见到风筝长什么样，线就断了，落在泥水里。唯一的好处是现在没必要去低声下气向科里亚叔叔乞求几千英镑了。他当然可以要求彻查伦敦情报站，看有没有人泄漏风声，但这除了把使馆搞得鸡飞狗跳，又有什么益处呢？更别提伦敦站站长从此之后会成为他的敌人。
　　五点多，天空还没有亮的意思，瓦西里先去了档案室，调出了上次巴黎情报站的报告，回到办公室，把伦敦和巴黎的电报和文件摊开在桌上，逐一琢磨，他也不太清楚自己在找什么，某种相似之处？就算有，那他暂时还没看出来。瓦西里揉了揉鼻梁，重新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又开始听那个已死亡的线人的录音。
　　与此同时，在两个时区开外，布兰登也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腋下夹着一个失而复得的、沾着水渍的文件夹。他仔细地打开牛皮纸套，抽出那一叠瓦西里没有机会看到的纸，上面是MI6的评估报告，列出了近五年招募来的华约国家线人，都是代号，总共三个种类，分别用观赏植物、赛马名称和地理术语来命名。在第三个种类下，有一份6页的报告，属于一位代号“信风”的线人，没有提供真名实姓，这股“信风”是从铁幕深处吹来的，是苏联外交使团成员，而且还是个克格勃，六处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准备一点点地、隐秘地帮他在克格勃内部往上爬，把“信风”培养成军情六处苏联办公室手上最有价值的资产。
　　情报官数了数页数，确认无误，一张张把文件放进碎纸机里。五分钟之后，这份曾经可以换来至少五千英镑的报告，已经不复存在了。
　　——
　　像瓦西里，科里亚叔叔也不信任伦敦情报站，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克格勃的典型做法：找一个心腹去盯着伦敦，这位被选中的“心腹”正是菲利克。以“加强沟通”为名，伦敦站和莫斯科之间的通讯，菲利克都有权要求取得副本。光是1978…1979这一年，克格勃在英国的谍报网就开始大面积萎蔫，就像遭遇病虫害的树林，以惊人的速度枯死。这让莫斯科更确信英国大使馆内部有问题，给了彼得更大的权力去“观察”海峡对面的同僚。瓦西里记得很清楚，就在第一总局眼睁睁地看着英国谍报网全面陷落的绝望时刻，菲利克像个骑士一样策马出现，声称自己已经揪出了元凶，同时给莫斯科发来了全套证据，文件如此之多，装满了一个纸箱，矛头指向伦敦大使馆里的一个寂寂无名的译码员。那批文件是个真正的金矿，里面居然有军情六处和国防部的零散通讯，可以清楚看出这位译码员1969年就开始贩卖使馆的机密了，虽然他并不懂那些暗语和代号，但他明白这些纸片值钱，把手头上有的电报都打包卖给英国，而这里面——菲利克在报告里这样总结——刚好就有一位苏联情报官的信息，军情六处借助这个缺口，击溃了整个网络。
　　译码员被迅速抓回莫斯科，扔进审讯室。小道消息说，这译码员让审讯官很难堪，即使用上了药物和严刑，他好像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声称受到了冤屈。那个可怜人直到被判二十年苦役，都坚持内奸另有他人。
　　没人相信他的话。
　　瓦西里暗自疑惑菲利克怎么能拿到MI6的内部文件，他跟爸爸谈了这件事，安德罗索夫上校让他别公开提出质疑，否则就是“不给特勤处面子”，而且“那边很在意保护自己的信源，问也没用”，还不如认真想想怎样把这件事包装成反间处的胜利，把功劳抢过来。
　　“从来没有外勤能接触到英国国防部的文件。”
　　“菲利克拿到的也是片段，我猜他撞运气在伦敦招募了一个打字员。”爸爸剪掉古巴雪茄的末端，点燃，“不用太敏感，瓦夏，总不能是军情六处大发善心，故意帮他伪造这些文件的吧？”
　　不，瓦西里想，确实不可能，这太荒谬了。要是他坚持怀疑菲利克，那就意味着要承认菲利克故意栽赃陷害了一位苏联使馆人员，这是彻头彻尾的胡思乱想。也许他对小老鼠的怀疑来源于一种隐秘的嫉妒，拒绝承认菲利克能比他做得好。这就能解释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捕风捉影，总想在菲利克身上挖掘出问题来。
　　这件事没过去几天，菲利克像个英雄一样回到莫斯科，象征性地向专门召集的委员会做了报告，带着全新的少尉军衔返回巴黎。瓦西里甚至没来得及见到他。菲利克现在是特勤处熠熠发光的一颗新星，看起来势不可挡，再过两三年，应该就能当上巴黎的常驻特工，有人甚至断定他有朝一日会坐上科里亚叔叔的位置。瓦西里终于说服自己打消疑惑，从经验看来，叛徒只有两种，收钱办事的，和管不住下半身被勒索的。他的小老鼠不是这种人，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是。
　　——
　　所以，为什么？
　　瓦西里只剩下这一个问题想问。就在他翻过斯塔西总部插着碎玻璃的围墙时，这个问题熊熊燃烧，就像怀揣着一个无法浇灭的火把。为什么背叛我？哪里出错了？有什么是他和苏联不能提供的？菲利克竟然好意思在信里提到爱，爱还在吗？爱曾经存在过吗？在别的地方，爱可能是歌谣、阳光和雨露，但在克格勃的世界里，爱是弱点，是疾病，是众多操纵手段中的一种。
　　玻璃划伤了右手掌，血一下子涌出来，没时间处理了。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从围墙另一边传来，是的，他就指望斯塔西会开车来追，这群不学无术的白痴。瓦西里跳进巷子里，向人潮涌动的大街跑去。轮胎摩擦地面的噪音传来，一辆黑色轿车挤进小巷，全速向他冲来，瓦西里一头撞进游行队伍里，粗暴地推开那些吃了一惊的男男女女。车猛地停住了，徒劳无功地按了几下喇叭，两个斯塔西钻了出来，身上的制服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刽子手！”，引起了此起彼伏的响应。那两人吓住了，其中一个朝天开了一枪，人们停了一下，继续向他们包围过去。
　　瓦西里没有再看下去，挤出人群，钻进马路对面的横街，所有店都关着，楼上公寓的窗户也都漆黑一片。他停下来辨认了一下方位，向火车站的方向跑去。转过街角的时候迎面走来了几个东德警察，瓦西里快步躲进一个门洞里，背紧贴着上了锁的大门，不过那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似乎也急着躲起来，根本没有留意到他。瓦西里对着砖墙深吸了一口气，逃跑激发的肾上腺素退去了一点，十一月的寒意刺穿外套渗进来，他拉上拉链，竖起衣领，探出头去，确认街上没有人了，才继续上路。
　　血还在滴滴答答地顺着手指淌下来，他边走边按紧伤口。火车站前的检查哨已经没有人了，形同虚设，一顶边防军制服帽丢在地上，看上去很不现实。奇迹般地，火车还在运行，月台上挤满了要到西方去的人，再也没有人查验护照了，满地都是东德身份证的碎片，三个海关工作人员靠墙坐在地上，轮流抽同一支烟，眼神呆滞。
　　瓦西里快要走到站台的时候，一个戴着黑色渔夫帽的男人扔掉烟头，突然向他扑来，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多年前的训练被触发了，瓦西里用后脑勺撞袭击者的鼻子，挣脱开来，用手肘猛击对方的脸。戴渔夫帽的男人后退了一步，但没有倒下，拳头击中了瓦西里的肋骨。他倒抽了一口气，侧身躲过了下一拳，用力踹袭击者的膝盖，那人痛叫了一声，总算倒在地上。
　　这不是唯一一个穿便衣的斯塔西，至少还有两个人从车站的不同角落里冲出来，想截断通往站台的路，幸运的是瓦西里比他们都靠近月台，径直跑向即将开出的火车，这不是他原本想上的那班，但他的选择不多了。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瓦西里想也不想就一拳招呼过去，甚至没有停下来看是谁。瓦西里在门关上前的最后一刻跳上去，火车发出叹气般的嘶嘶声，颤动了一下，开始缓缓移动。
　　至少五个乘客和列车员在瞪着他，列车员盯着他流血的手看了半天，怜悯地摇摇头，把他当成了趁乱逃出东德的可怜难民，没有问他要票和身份证明，走开了。瓦西里靠在车门上喘气，肋骨随着每一次呼吸隐隐作痛，后脑勺也是。他整理了衣服，到餐车偷了一瓶伏特加和一块餐巾，走进逼仄的洗手间，锁上门，先喝了两口，再用烈酒冲洗伤口，草草包扎起来。继续喝酒，直到双手停止发抖为止。
　　火车在夜色中向南驶去。


第25章　
　　1979年，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的那一年，彼得生平第一次跨过了英吉利海峡，到伦敦去履行新的职务。这位二十七岁的克格勃少尉算是从巴黎平移过来的，头衔仍然是副站长，不过他拥有一项别的副站长不会有的特权：一条直达科里亚叔叔的电话线。不久前那场抓捕内奸的丑闻过去之后，伦敦站站长尼基塔·尼古拉耶维奇·里耶夫名义上仍然指挥着这艘深入敌方水域的小船，但实际掌舵的人已经换成了彼得，所有人都明白，所有人都同时假装不明白。
　　尼基塔·里耶夫亲自在使馆迎接彼得，甚至办了一个小小的酒会，有伏特加和抹在咸饼干上的鱼子酱。不